朱?是明朝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1328一l398)的第五個兒子,明成祖朱棣(1360?1424)的胞弟。他的母親高皇后是歷史上一位賢慧的女性,對子女要求嚴格,尤其注重對小兒子朱?的管教。這與朱?后來的成長可能有某種關系。洪武三年(1370),他被封為吳王。駐守鳳陽。洪武十一年(1378)改封為周王,十四年(1381)到開封任職。少年時的朱?好學多材,有遠大的抱負,常想著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以傳名后世。他政治上比較開明,到開封以后,執行恢復農業生產的經濟政策,興修水利,減租減稅,發放種子,做了一些有益于生產發展的事。
青年時期朱?就對醫藥很有興趣,認為醫藥可以救死扶傷。延年益壽。他組織一些學者編撰過《保生余錄》方書兩卷,隨后著手方劑學巨著普劑方的編著工作。洪武二十三年(1389),他被流放到云南。在這期間,朱?對民間的疾苦了解增多,看到當地居民生活環境不好,得病的人很多,缺醫少藥的情況非常嚴重。于是他組織本府的良醫李佰等編寫了方便實用、“家傳應效”的《袖珍方》一書。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底,朱?回到開封。他深知編著方書和救荒著作對于民眾的重要意義和迫切性,并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在開封組織了一批學有專長的學者,如劉醇、滕碩、李恒、瞿佑等,作為研究工作的骨干;召集了一些技法高明的畫工和其他方面的輔助人員,組成一個集體。大量收集各種圖書資料,打下了“開封周邸圖書甲他藩”的堅實基礎。又設立了專門的植物園,種植從民間調查得知的各種野生可食植物,進行觀察實驗。不難看出他是一個出色的科研工作的領導者和參加者。盡管他在建文初(1399)再被流放到云南一次,但他從未間斷有關方劑學和救荒植物的研究工作。15世紀初,由他親自訂定,滕碩和劉醇協助編寫的《普劑方》編成。永樂四年(1406),朱?在本草學上別開生面的《救荒本草》一書刊行。后來,朱?還作了《元宮詞》百章。
朱?組織和參與編寫的科技著作共4種,分別是《保生余錄》、《袖珍方》、《普濟方》和《救荒本草》!侗I噤洝,全書兩卷。《袖珍方》全書四卷,3000多方,其中有些還是周府自制的。這部著作編著嚴謹,“因疾授方,對方以授藥”?偨Y歷代醫家用方經驗,“條方類別,詳切明備,便于應用。《袖珍方》僅在明代就被翻刻了十余次,可見受醫家重視的程度。它的發行,對我國西南邊睡醫藥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镀諠健肥潜徽J為“采摭繁富,編次詳析,自古經方更無賅備于是者”(《四庫全書提要》)的巨著。全書共168卷。其中有方脈總論、運氣、臟腑、身形、諸疾、婦入、嬰兒、針灸、本草共100余門,計1960論,2175類,61739個藥方,239圖。對于所述病癥均有論有方,保存了大量明以前失散的文獻,為后代學者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引用其中的方劑就特別多。當然,該書也存有不少重復抵牾的地方。
在所有著作中,《救荒本草》可能是成就最突出的。如果說《普濟方》重在整理綜合前人的成就,則《救荒本草》是以開拓新領域見長。在我國封建社會各朝各代,大體上都是賦稅繁重,災害頻繁,勞動人民生活很苦,常用草根樹皮果腹。元代又加上民族壓迫極其嚴重,到明初戰亂剛停時,人民尚未得到休養生息,生活更苦,吃糠咽菜成為常事。勞動人民在長期食用野生植物的過程中,積累了不少經驗性的知識,急待加以總結和提高。另一方面,我國自古藥食同源,本草學的發展也為對野生植物的認識和利用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資料和方法。朱?和他周圍的學者們,正是以這些知識為基礎進行《救荒本草》的編著的。但《救荒本草》具有資源調查性質,其編綴僅以食用植物為限,這一點又與傳統本草有所區別?梢哉f,《救荒本草》作為一種記載食用野生植物的專書。是從傳統本草學中分化出來的產物,同時也是我國本草學從藥物學向應用植物學發展的一個標志。
《救荒本草》全書兩卷,共記述植物414種,其中近三分之二是以前的本草書中所沒有記載過的。與傳統本草著作不同,朱?的描述來自直接的觀察,不作繁瑣的考證,只用簡潔通俗的語言將植物形態等表述出來。描述一種植物,即附一插圖,圖文配合相當緊湊。就形式而言,很有區域被子植物志的意味。特別值得重視的是這部書的圖比以往本草著作中的都準確、真實。所以無論是從普及植物學知識,還是便利民眾尋找食物,都具有重要意義。由于作者有實驗植物園,可以隨時對植物進行細致的觀察。所以,《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較高水平,能抓住植物的一些主要特征。如花基數、葉脈、花序等。此外還使用了一些易為學者和民眾接受,能夠簡潔、確切地描述出植物特征的植物學術語。對植物學的發展有重要作用。
在這本書中,朱?記載了一些新穎的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诮浀浔静輹卸箍梢越舛镜恼f法,他想出用豆葉與有毒植物商陸(phylotacca acinoca)同蒸以消其毒性的制備法。在講述白屈菜的食用時,他別出心裁地設計了用細土與煮熟的植物體同浸,然后再淘洗以除去其中有毒物質。有人認為近代植物化學領域中吸附分離法的應用,可能始于《救荒本草》。
朱?的《救荒本草》不僅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由于開創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部書在明代翻刻了幾次,還有不少文人學者紛起仿效,形成了一個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流派。明代本草學家李時珍認為《救荒本草》“頗詳明可據”。在其著作《本草綱目》中,不僅引用了其中的材料,而且還吸收了它描述植物的先進方法。明代徐光啟編撰的!掇r政全書》將《救荒本草》全文收載。清代重要類書《古今圖書集成》中“草木典”的許多圖文也引自《救荒本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吳其?在撰寫《植物名實圖考》這部重要的植物學著作時,不但效法朱?通過實際調查和收集實物的方法來取得第一手資料,而且直接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大量圖文。從這些事實看,朱?的著作對我國明清時代的學術界,確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l7世紀末,《救荒本草》傳到了日本。它以其內容實用,記事適切,繪圖精致的鮮明優點,博得日本學者的青睬和強烈關注。享保元年(1716),江戶中期的重要本草學家松岡恕(玄達成章,1668?1746),從《農政全書》中析出《救荒本草》,專門對之進行訓點和日名考訂,而后在京都、滕野九郎兵衛等地刊行,書名是《周憲王救荒本草》。全書14卷,目錄一卷,收植物4l3種,寬政十一年(1799),著名本草學家小野蘭山(職博,l729?18l0)得到了嘉靖四年版的《救荒本草》后,據之為藍本對松岡本進行正誤補遺,出了名為《校正救荒本草、救我野譜并同補遺》的第二版,收載植物種數為4l4種。天保十三年(1842)小野的孫子蕙畝(職孝,卒了l853年)寫成平易簡明的《救荒本草啟蒙》14卷,共四冊刊行。
《救荒本草》的廣為傳播,引起了當時日本學者的巨大興趣,不僅研究文獻非常多、而且還出現一些類似的著作。如佐佐木樸庵天保年間的《救荒植物數十種》、《救荒略》、館饑的《荒年食糧志》等。除此之外,朱?種植物于植物園以便觀察記錄的方法也給日本的本草學界及后來的植物學發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如巖崎常正見《救荒本草》在日本翻刻后,許多本草學家對其中植物存在不少疑問。他決心弄清楚這些問題,親自到山野考察采集,幾年工夫盆栽園培植物2000余種,根據實物把每種植物的形狀臨摹下來,編輯成書。 他不但弄清楚了以往本草學家一直未明的一些問題,寫成研究《救荒本草》很有成就的著作??《救荒本草通解》,而且還在此基礎上持續努力,最終寫成了當時植物學上最有價值,彩色圖說2000余種植物的《本草圖譜》。巖崎還于l828年創立了本草學會,把應用博物學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正如上野益三所說:“《救荒本草》對植物產地、特征、記載簡潔,繪圖準確,有《本草綱目》等書所無的內容,這無疑對本草學的博物學化有很大的影響!
日本科學史界認為宇田川榕?所著的《植學啟原》是植物學從有用植物學脫離出來而成為“純正植物學”的教科書,這本書較詳盡地指導了后來的植物學,功業很大。日本近代植物學奠基人牧野富太郎研究認為,宇田在翻譯這本西方植物學著作時也曾受益于《救荒本草》。其中一些果實分類術語是來自《救荒本草》的。事實表明,《救荒本草》對當時日本的救荒和植物學的發展都起過重要作用。
《救荒本草》這部著作以自己出色的植物學成就,贏得了當代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和高度評價。1881年,俄國植物學家E.貝勒(Bretschneider,l833?1901) 在《中國植物志》 (Batanicum Sinicum)一書中,曾對其中的176種植物進行學名鑒定,并認為其中的木刻圖早于西方近70年。20世紀30年代,美國學者W.T.施溫高(Swingle)認為《救荒本草》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并仍然是當時最好的研究救荒食用植物的專著。他還認為中國人對救荒植物的關注,促成了中國今天擁有大量的栽培植物,它的數量很可能是歐洲的l0倍和美國的20倍。到了40年代,英國藥物學家伊博恩(B.E.Read,l887?1949)對書中的植物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寫了一部題為《<救荒本草>中所列的饑荒食物》(Famine food listed in the Chiu Huang Pen Ts’ao)的專著。 列出了書中358種植物的漢名、已知學名、英文名稱、化學成分和在其他國家食用的情況。美國植物學家H.S.里德(Reed)在《植物學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plant sciences)中指出,朱?的書是中國早期植物學一部杰出的著作,是東方植物認識和馴化史上一個重要的知識來源。美國科學史家G.薩頓(Sarton,1884一l956)在《科學史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一書中,對朱?的工作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認為朱?是一位有成就的學者,他的植物園是中世紀的杰出成就,他的《救荒本草》可能是中世紀最卓越的本草書。 英國的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等認為,朱?等人的工作是中國人在人道主義方面的一個很大貢獻。朱?既是一個偉大的開拓者,也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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