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朱允?的親四叔、以“清君側”為名起事的燕王朱棣“靖難”成功，正式登基稱帝，第二年改元永樂。從此，官方記載中，少了一位溫文爾雅的惠帝，多了一位雄才大略的成祖。

　　六百年后，在經歷了長達一個世紀被人稱為“東亞病夫”，受盡欺辱的困苦之后，努力復興、力圖強健的中國人，因為迫切地需要找回歷史榮譽感，一改傳統的價值判詞，重新開始對這位曾南定交趾，北出塞外，似乎一掃盛唐之后中國始終被動挨打頹勢，重振中華雄風的篡位者“津津樂道”，并一度對他與他的時代大加贊賞和尊崇。
　　
　　然而，歷史始終只是歷史。任何試圖對其脫離實際環境的詮釋和評判，都將成為蒼白的一廂情愿。
　　
　　一
　　
　　史載，在登基之前，朱棣的心里充滿了期待和忐忑。
　　
　　四年前，即建文元年七月初五日的凌晨，朱棣正式扯起了“靖難”之旗，宣布廢除建文年號，改稱本年為“洪武三十二年”。從這一刻起，他才真正地感覺到自己走上了一條無法回頭、只能勝利的道路—雖然他喊出的口號是“奉天靖難”，但卻矢口否認自己“謀逆”。
　　
　　形勢異常危急。北京城的四周要塞，都已經被朝廷派來的親信重兵把守，軍隊加起來達十萬之多，而朱棣所能支配的卻只有燕王府的八百名親兵，雙方實力懸殊，無法武力對決。對此，朱棣的策略是陰謀加閃電出擊。
　　
　　前一天，即七月初四日下午，朱棣用計將領兵包圍王府的張?、謝貴騙入王府斬殺，府外守兵群龍無首。五日凌晨時分，朱棣果斷起事，命手下大將張玉和、朱能迅速出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夜之間占領九門，城內明軍紛紛投降，第二天，北京大定。
　　
　　戰火終于燒了起來。從表面上看，朱棣雖旗號打得漂亮，很能蠱惑人心，但力量終究有限。對方是名正言順的一國天子，擁有理直氣壯的正義和集天下于一身的各種資源。而朱棣是叛逆之師，以數百人起事，以北京城一隅而對全國，勝負之勢似乎不難判斷。然而，他仍然底氣十足，從一開始就端著一副異于常態的冷靜。
　　
　　八月十二日，洪武朝唯一一位躲過朱元璋屠殺的開國宿將耿炳文，率領三十萬大軍北上平叛。出師一月，即兵敗定城。十月，建文帝換將李景隆，代替耿炳文領兵五十萬，再征再敗。到建文二年五月時，水陸重鎮德州失守，城內百萬石糧食及無數兵器盡為燕軍所得，南軍一敗涂地。在此期間，作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朱棣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對戰爭的判斷、分析和決策水平，毫不遜于其父朱元璋。
　　
　　反觀南京城內的小皇帝朱允?，雖然看似滿腹經綸，韜略過人，一上臺便雷厲風行地大力削藩，實際卻是多謀寡斷，毫無權謀之術。這在他與朱棣對決的過程中展現得尤為突出。從一開始的掩耳盜鈴，放回朱棣的三個兒子，以為能使朱棣降低戒心，“示彼不疑”，實則是給燕王大送定心丸；到關鍵時刻，識人不明，任命朱棣的心腹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讓其監視朱棣，實則是與虎謀皮；再到出征之前告誡將士“毋使朕有殺叔父名”的婦人之仁，綁自己人手腳，授敵人于盾甲……類似情形，不一而足，失敗的跡象已經非常明顯。
　　
　　六百年后，回顧整個靖難之役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這場叔侄二人的生死對決，拋去了價值觀道德情感上的討伐，朱棣的勝利完全是理之必然、勢之所趨，早在朱元璋“龍馭上賓”時，就已經注定了。
　　
　　朱元璋獨特的集權方式，造成了他死后朱允?面對的窘迫局面。他大開殺戒，殺光一切可能會危及他或他子孫手中權力的文臣武將。無論是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勛，還是計定乾坤、輔國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善戰、勇冠三軍的宿將，一一被他除盡，絲毫不考慮第二梯隊人才的培養和接替。與此同時，他還收回一切盡可能的權力，集中在帝王手中。因此，當他死后，等到建文帝繼承大統時，除了一柄權力空前巨大的帝國權杖外，身邊竟沒有一個經得起考驗的文武英才。以至于靖難之役發生后，當燕王朱棣聽說李景隆被任命為平叛大將軍，領兵五十萬來征時，忍不住替朱允?“擔心”道：“（此人）智疏而謀寡，色厲而中餒，驕矜而少威，忌刻而自用。未嘗習兵，不見大戰。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之也。”這應該不是一個玩笑。
　　
　　而且對朱元璋來說，這應該還不是最大的打擊，最大的應該是他日夜精思、機關算盡，預防了一切外人，卻唯獨沒有防到蕭墻之禍。他精心打造的拱衛帝室的防火墻，末了卻將武器對準了自己欽定的接班人。
　　
　　帝權的本質就是家族統治，是唯一的一個家族統治天下所有的家族。但是往往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為了照顧某種平衡和附帶的利益分紅，家族的范圍可能會相當寬泛�？蛇@些到了朱元璋這里就行不通了。朱元璋偏執地認為，只有血管里流著的是他朱家的血，而且是直系的，方可以分享權力。所以，明朝建國后，異姓的徐達們必須死，同姓的李文忠（朱元璋的外甥，曾經也姓朱）們也必須死—不管他們為自己流過多少血，同自己患過多少難。而他自己的子孫后代們無論是否出過力，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被封王。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對子孫的封王還不是虛封，而是實封，即親王不僅擁有自己的領地，還有屬于自己的軍隊，是實實在在的小國王。朱元璋不惜一切分封權力，目的是打算靠這些有槍又有炮的藩王來幫助自己“皇圖永固”。打一個通俗的比方就是，朱元璋用盡一切方法打造了一個黃金莊園。為了防止別人偷錢或分錢，他干脆不用管家和下人，只允許自己一人打理，并且規定，他死后，莊園的唯一繼承人也只能這樣做。與此同時，為了防止盜賊，他允許其他兒子們都拿著武器來護莊。這樣一來，既保證了自己的財產不外流，也保證了莊園固若金湯，無人可撼。
　　
　　設計固然巧妙，但他完全忽視了一點，即諸藩王有無個人野心、那些拿著大刀長矛的其他兒子們是不是永不眼紅莊園的持有者。
　　
　　現實永遠是殘酷的。洪武三十一年之前，有朱元璋這根定海神針在，燕王們只能老老實實地看門，世界風平浪靜。可是江山易主之后，新皇帝年僅22歲，并且在朱元璋純正的儒家教育下，他還是一個文雅、浪漫、充滿理想主義的書生。這就不能不使那些在各自王國里積累了豐富政治、軍事經驗，雄心萬丈的叔父藩王們心潮上涌了。
　　
　　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第四次出師南下。這一次出師，他一如既往地發揮著自己高超的戰爭智慧，并取得了最終勝利。
　　
　　在此之前，朱棣的“靖難”策略是穩扎穩打，步步為營，即由北至南，一步步征服天下。但是在山東屢屢被南軍大將鐵鉉和盛庸頑固糾纏后，他發現，爭城爭池的拉鋸戰遠不如輕騎奇襲的效果好。于是，他決定繞道山東，逼近徐、淮，一路絕不打攻堅之戰，直撲南京而去。
　　
　　建文四年五月二十日，揚州城不戰而降。南京危矣。二十多天后，六月十三日，守金川門的谷王朱?和李景隆，開門投降，南京淪陷，朱棣勝得一塌糊涂。
　　
　　取得勝利后，朱棣的日子相當難熬�！睹魇贰份d：“是日，王分命諸將守城及皇城，還駐龍江，下令撫安軍民。”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熾御制的“長陵功德碑”也記道：“皇考慮驚乘輿，駐金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不得已來朝之故。奸臣蒼黃，知罪不宥，閉皇城門不內，而脅建文君自焚。皇考聞之大驚，發眾馳救，至已不及�；士佳鎏鞈Q哭曰：‘臣之來也，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何不寤耶?’遂備天子禮殮葬。”
　　
　　結合兩處記載，除去其中的假仁假義，當時的情形極有可能是：
　　
　　一、南京城破后，皇城已禁閉。此時，朱棣并沒有決定立即攻城，而是將燕軍退駐金川門，并且遞書給建文帝。這樣處理，原因有二：
　　
　　1.他始終堅稱自己是“靖難”、“清君側”，攻克南京城，目的已經達到，此時若再繼續武力攻取皇城，就無法自圓其說了。
　　
　　2.相對于武力奪權，朱棣還是更加希望朱允?自己能主動做點什么，或者遜位或者自裁，這樣他就可以避免背上殺侄的罪名。
　　
　　二、朱棣愿望如此，但朱允?的答復卻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消失。當朱棣看見皇城內的火光時，他已明白讓朱允?自動遜位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還心存幻想，急忙派兵救火，以確定朱允?的生死。然而，從碑文中異常地沒有交代朱允?的尸首來看，朱棣并沒有找到朱允?。
　　
　　但無論如何，此時，大明王朝的國都南京為朱棣所控制已確定無疑。第二天，投降的朝中文武及諸王紛紛以個人名義上表勸進，請求朱棣即位。朱棣稱自己只有周公之意，并無稱帝之心。隨后，燕軍諸將上表勸進，仍被嚴詞拒絕。六月十六日，前兩天上表勸進的兩撥人聯手勸進，懇請朱棣順應民心。朱棣考慮再三，終于“勉為其難”，答應愿為天下蒼生造福。
　　
　　三次反反復復程式化的推讓之后，六月十七日，朱棣的登基大典如期舉行。此時，在等待和煎熬中過了四年的他，雖然數夜未眠，卻毫無倦容，亢奮不已。在各種彩旗儀仗的引導下，在莊嚴的鐘鼎鼓樂聲中，朱棣率眾將士在文武百官的夾道拜迎下，浩浩蕩蕩地直向皇城而去。
　　
　　但意外發生了。根據《明史》的記載，燕王朱棣進城途中，路旁擁擠的人群中突然跑出一個叫楊榮的人，攔住朱棣的馬道：“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按照帝王即位的程序，登基之前，新君必須先祭告天地祖先，這樣，他的皇位才是注過冊的。朱棣興奮過度，竟然將如此重要的事情忘之腦后。
　　
　　是日，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正式即位，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永樂大帝。
　　
　　二
　　
　　稱帝的興奮過后，當朱棣冷靜下來平靜地觀察周圍時，才發現自己興奮得太早了。即使沒有了朱允?，他稱帝的阻礙仍在。這個阻礙不是其他，而是他沒有合法性—即使在楊榮的提醒下，他已經及時向天地祖宗注冊了。
　　
　　或許，他的這種感覺可能還早一些。
　　
　　六月十三日，李景隆將金川門打開，戰爭結束了。從這一刻起，朱棣就尷尬地發現，雖然自己贏得了戰爭，卻并沒有獲得歡迎、擁戴和臣服。從周圍人虛假夸張的表情里，他發現他們眼神里一閃而過的三個字—“不承認”。
　　
　　雖然朱棣稱帝后極力封殺言論，以致后人難窺當時的真實情景，但個別明人的雜文筆記以及民間的傳說，仍然留下了不少蛛絲馬跡。從這些點滴中，我們或許可以捕捉到以上信息。
　　
　　明人顧起元記述道，直到明末崇禎年間，他的家鄉仍有一個傳聞：“及燕師至日，哭聲震天，而諸臣或死或遁，幾空朝署。”《建文帝遺跡》中也記載：“當時城破后，迎降的文武官員不過百十號人，然遁去者，達四百六十三人。”數字未必精確，但可以肯定的是，與朱棣不合作的人應該不是少數。
　　
　　因此，與其說朱棣登基后成功了，倒不如說他的戰斗才剛剛開始。
　　
　　其實，說白了，靖難之變不過又是一次皇族內部統治者之間爭權火拼的事故罷了，不論誰做皇帝都與老百姓不相關，那么，大家為何要百般抵制朱棣呢？
　　
　　道理很簡單，倫理綱常而已。經過儒家思想數千年的滲透，倫理綱常已成為君臣之義、宗法關系、王朝繼嗣制度等人們觀念中根深蒂固的一種秩序理念。它們是整個國家的根本和大體，具有超乎道德之上的地位，是不可破壞的。然而，當朱棣憑仗武力推翻合法的建文帝，拿起帝國權杖時，整個大明王朝的讀書人及官員被推入了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因為按照儒家社會弘揚的理念，朱棣不是勝利的英雄，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謀權篡位者！人們怎么可能情愿放下萬古長存的道義而服務于一個篡位者呢？這無疑是一種精神自殺！
　　
　　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建文帝朱允?的“賢德”所致。
　　
　　雖然在位時間很短，但朱允?卻在任內推行了一系列大受百姓歡迎的新政，如將全國的田租減免一半、取消江南重稅、裁汰政府冗員等等，極大地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同時，他還寬刑律，一改朱元璋時期“重典治國”的策略，強調今后國家的政策是“務崇禮教，赦疑獄，嘉與萬方，共享和平之福”。時人記曰：“（新政后）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之二。”這也是后人稱贊朱允?的四年之治，紛紛將其比作“陽春”的重要原因。反觀朱棣上臺前后的殘暴，他的不被人接受可以想見。
　　
　　因此，朱棣上臺后，大多數忠于建文帝的官員紛紛選擇了棄官、隱退、逃亡，甚至殉道等方式來表達對新皇帝的不認可，這種局面一度讓朱棣措手不及。
　　
　　方孝孺是朱元璋開國功臣文官第一位的宋濂的得意門生，建文帝時期又是朱允?的老師和首席顧問。因此，他在士林中的聲望極高，被天下讀書人視為楷模。基于此，最后一次出征前，朱棣的軍師姚廣孝曾深謀遠慮地叮囑朱棣：“進入南京后，方孝孺是一定不會投降的。但無論如何都不能殺他，殺了他，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朱棣頷之。
　　
　　南京城破后，方孝孺被捕。朱棣記著姚廣孝的話，同時想借助方孝孺的名望，讓他為自己草擬即位詔書，從而讓整個士林對他皇帝身份的合法性予以承認。但朱棣萬萬沒想到，要實現這一簡單的想法，竟難如登天。
　　
　　面對朱棣的要求，方孝孺投筆于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結果朱棣大怒，命人將其磔于市。
　　
　　方孝孺的拒絕猶如一記重拳，將朱棣打回原形。從這一刻起，他徹底明白了，想讓進行過正統儒家教育的士人們輕易地接受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通過屠殺，才能使那些士人膽寒；只有通過屠殺，才能使那些觀望的人、不滿的人，迅速撲倒在他的腳下。于是，他放棄了講理，拋出一句“此朕家事”，再一次舉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于是，整個永樂元年都在血雨腥風、毫無節制的大屠殺中度過。方孝孺的“磔”刑，滅十族、殺873人，只是一個簡單的開始，朱棣要用自己的行為告訴別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正是這段煉獄般的經歷，中華民族的骨氣開始傾頹，正氣開始削弱。為滿足這位自命為永樂皇帝的自私欲望，中國的歷史、社會和人性付出了異常慘重的代價。
　　
　　三
　　
　　其實，靖難之役完全不是朱允?一人的悲劇。當封建皇權終于發展到朱元璋時代，徹頭徹尾地蛻變為一種“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一人一姓”的極端主義君權，視全天下人為仇讎，而置自己為獨夫時，靖難之役的發生已經注定了—無論遲早。而朱允?的悲劇，則是恰好承擔了這一切。
　　
　　事實上，歷史也證明，盡管就帝王的個人品質而言，朱允?并不該被推下臺，但不幸的是，朱元璋交給他的權力既非他這樣性情的人所能掌控，又太過誘人。
　　
　　于是，悲劇發生了，合適的舵手朱棣殺了出來。
　　
　　觀察明初數十年的歷史，我們會驚奇地發現，這段歷史太詭異了。朱元璋自己雖未選對集權體制下帝國的掌舵者，但這套集權體制卻準確無誤地找回了最合適自己的掌舵者。
　　
　　登基以后，盡管實施了大規模的屠殺、酷刑以及極其歹毒的身心摧殘，但朱棣知道，單靠這些仍然遠不足以平弭朝野上下乃至后世的非議。他要做的，是一步步從根本上徹底毀滅一切證據，讓一切對自己“非法性”的異議結束。
　　
　　首先是焚毀歷史，然后再偽造歷史。這是一種釜底抽薪的手段，然而卻也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卑劣的一種手段�！睹魇�•王艮傳》載：“（朱棣稱帝后）出建文時群臣封事（即奏折）千余通，令縉等編閱，事涉兵農、錢谷者留之，諸言語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毀。”在這里，朱棣狡詐地表現了一番寬容大度，將建文帝時期朝廷官員的奏折統統燒掉，以消除那些投降者的不安，但真正的目的則是要徹底消滅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言論和材料。后來的事實也證明，絕不僅僅只是銷毀奏折這么簡單，在他的授意下，一大批文人走狗專職“焚史”一事，千方百計、不惜一切地銷毀了建文朝的文字記錄，致使到最后，建文朝史事“千鉤百索，只字不留”。與此同時，為防“懷疑怨謗”，他還下旨，嚴禁民間自由談論或書寫建文時期的歷史，“事發族滅”。
　　
　　這是一道表面上以高壓強使百姓安居樂業的命令，但實質卻是告訴百姓，不準“疑懼”，更不準“妄言惑眾（即背后議論）”，否則就是死罪。甚至，為了徹底防止人們對他非議，他很卑鄙地利用人的求生本能，許諾首先起來檢舉揭發別人者的罪行即可免除，而且會得到其他所有被處死者的家產作為獎勵，相反，“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梢韵胍�，此令一出，社會上的風氣會變成什么樣子。
　　
　　除了鼓勵民間百姓相互揭發以外，朱棣的另一重要的恐怖手段則是重新起用錦衣衛，恢復其刑偵職能，并“尋增北鎮撫司，專治詔獄”。從此以后，只要是錦衣衛認為某人不法，即可直接投入詔獄定刑定罪，甚至還可以“取詔行，得毋徑法曹”，即只要皇帝同意，便可越過法律程序將人犯直接處死。
　　
　　永樂時期，錦衣衛人數究竟有多少，現在已不可考。但根據史料的記載，明世宗朱厚?即位之初，為表示新君新氣象，一次性就裁汰了錦衣衛近三萬二千人。明代后期，有人痛陳其弊曰：“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羅織于告密之門，鍛煉于詔獄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與知，為圣政累非淺。”國家的法律如同虛設，政府司法部門和工作人員被撇在一邊，皇帝一人想怎么辦就怎么辦，鼓勵告密、縱容刑逼，這樣的國家怎能不亂？
　　
　　然而，對于瘋狂地想要將所有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帝王來說，這些手段無疑是成功的。只有百姓懼怕你，你手中的權力才能足夠大，也只有控制了一切，才能知道你手中的權力到底有多大。
　　
　　幾百年后，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會發現歷史的進程竟是如此詭異。朱棣對于帝國的統治是非法的，然而正是因為他是非法的，他才會想方設法、用盡一切手段來強化這得到的權力—正是因為如此，朱元璋創設的集權體制才真正發展到了爐火純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12982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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