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以前，我已拜讀過簡雄同樣談江南文化的《大戶人家》，而與《大戶人家》的抒情風格不同，這部《士風乍起》中的文章，很多都帶有學院研究的氣息，但又不是純論文式的。為該書作序的蘇大社會學院余同元教授將之評判為：“……深入淺出、生動活潑的歷史散文表達，于辭章、義理、考據的有機結合中，揭示出江南別樣士風興起的原因、過程和意義�！�

　　歷史研究并非我所長。然而作為一個蘇州人，我欣喜于借助該書填補若干對家鄉人文認識中的空白。這部《士風乍起》的核心部分，我以為是第一卷《案上書》中的前三篇即《士風乍起》、《晚明風氣》以及《士悅傾城》。它們聯合起來，構成了作者眼中對“明清江南士林精神的一種解讀”�！笆俊笔且粋�有著悠久歷史的名詞。上古時它指掌刑獄之官;商、西周、春秋時為卿大夫的家臣;至春秋末年百“姓”涌起后，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精英分子的統稱�！笆俊北究杉嬷肝娜伺c武人。但中國歷史的流變，使得“武”士逐漸喪失其文化系統，淪為國家暴力符號或游離于主流秩序之外的“俠”、“盜”群體。而“文”士對政治的壟斷，則使得中國在獲得在數千年相對穩定局面的同時，喪失了進取和擴張之心。

　　該書所談論的“士風”，并非文人于國家工作系統中所表現出的儀態，而是特指明清江南士人群體中所呈現的舉止乖張、行為狂狷抑或隱逸絕世、沉醉山林等行狀。即如書中所說，“活躍在江南的一大批狂狷之士，如王守仁、李夢陽、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徐禎卿、徐渭等，從意識形態到日常生活，就已經明顯形成了與道統相悖的品相”。放浪形骸、醉生夢死乃至“天子呼來不下船”的儀態早在阮籍、嵇康等魏晉文士身上已展露無遺，千余年后的江南才子們復辟古風的緣由何在呢?該書的觀點是“找不到出路的‘苦悶’”，即“并不是底層概念上的‘活不下去’，而是試圖要掙脫精神枷鎖”。以此為認識基點，書中陸續引薦的數十位文人墨客便恍若齊齊穿越至忠義堂一般了。

　　明清江南“士風”釀成的特殊性又與經濟密切相關。當時蘇州堪稱東南第一勝會，經濟總量占到全國十分之一。以蘇州為中心的整個江南(更包括揚州、徽州以及浙東寧紹地區)繁盛的經濟活動激活了商人和妓女群體。商人對娼妓文化的消費推動妓女素養的提升，由此后者中的佼佼者(上廳行首)得以有能力慰藉失意或狂狷文人的心靈。在女色黏合劑的作用下，輾轉形成了“士商相雜”的局面。而這一接駁的結果，即是大量文人在思想傾向上出現對主流道統的背叛，相約大跳“江南Style”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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