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編輯部，河南洛陽 471003)
載《高敏先生八十華誕紀念文集》
《洛陽伽藍記?序》云：“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舍資財若遺跡。于是昭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摹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講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楊炫之在這里描述了北魏河洛地區佛教興盛時期社會生活一個方面。如果以全新的視角觀察北魏社會的佞佛現象，我們可以發現從孝文帝遷都洛陽以來，佛教已經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價值取向。
一、社會各階層廣建寺院
北魏時期所出現的佞佛現象，加速了佛教的傳播速度。特別是社會上層擁有雄厚的資金，為了特殊的需要，紛紛出資建設寺院，且往往規模宏大，成為摻雜在居民區中最好的建筑。關于北魏時期洛陽寺院的興建情況，《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中有神龜元年任城王元澄的一個奏章，頗能說明問題，茲抄錄如下。
仰惟高祖，定鼎嵩?，卜世悠遠。慮括終始，制洽天人；造物開符，垂之萬葉。故都城制云，城內唯擬一永寧寺地，郭內唯擬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無敢逾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發明旨，城內不造立浮圖、僧尼寺舍，亦欲絕其希覬。文武二帝，豈不愛尚佛法，蓋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但俗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有違景明之禁，便云：“營就之寺，不忍移毀，求自今已后，更不聽立。”先旨含寬，抑典從請。前班之詔，仍卷不行，后來私謁，彌以奔競。永平二年，深等復立條制，啟云：“自今已后，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聞徹聽造。若有輒營置者，依俗違敕之罪，其寺僧眾，擯出外州�！睜杹硎�，私營轉盛，罪擯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明，恃福共毀，僧制徒立，顧利莫從者也。不俗不道，務為損法，人而無厭，其可極乎!
元澄的奏章將北魏遷都洛陽以后寺院建設的規定和無序化建設的情況作了說明。為了進一步印證這一現象，我們將《洛陽伽藍記》中相關內容分門別類勾勒如下。
1．皇帝建寺。北魏遷都洛陽以后，河洛地區的佛教寺院的興盛與皇帝帶頭興建寺院有著密切的關系。從孝文帝開始，北魏的皇帝就開始在洛陽建寺院。孝文帝在其祖母馮太后死后，“為馮太后追福”，在開陽門外三里處修建報德寺。[1]宣武帝即位后，在恒農郡荊山用珉玉造一丈六尺高的佛像一座。永平三年冬，“迎置于洛濱之報德寺，世宗躬觀致敬”。[2]這表明后人建造寺院的真實意圖是為了感念先人。宣武帝在位時先后建了瑤光寺、景明寺和永明寺三座寺院�，幑馑率且蛔崴�，孝明帝即位后，宣武帝的高皇后“尋為尼，居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入宮中”。神龜元年九月，高氏被胡太后害死在瑤光寺，“嬪葬皆以尼禮”。[3]景明寺是因“景明年中立，因以為名”。[4]宣武皇帝時佛教昌盛，洛陽因為作為國都的特殊位置，“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樂土”，宣武帝又建永明寺以安置外國僧人。[5]
2．靈太后建寺�；屎蠼ㄋ伦罹叽硇缘娜宋锸庆`太后胡氏。她所建的永寧寺影響深遠，對北魏時期佛教在河洛地區的興盛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云：“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胡太后建永寧寺的情況，史書中有頗多記載�！段簳肪硎胖小度纬峭踉苽鞲阶映蝹鳌吩疲骸办`太后銳于繕興，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功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李志在建永寧寺時為“永寧寺典作副將”。[6]永寧寺建成后，她還多次對永寧寺予以擴建。特別是永寧寺塔的興建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靈太后在他父親死后，“尋幸永寧寺，親建剎于九級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數萬人。”[7]為了建造永寧寺塔，動用了京師數萬人，張熠、郭安興都先后參與過這件事�！坝缹幩滤笈d，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張)熠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盵8]“洛中制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為匠也�！盵9]對靈太后大規模營建永寧寺的奢侈現象，李崇曾經上書勸說“頗省永寧土木之功”，他認為：“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钡⑽幢缓蟛杉{。[10]
靈太后為了給自己的父母追福，還先后興建太上公寺和太上君寺。太上公寺在景明寺南一里，為東西并立的雙寺，“西寺，太后所立；東寺，皇姨所建”，其目的“并為父追福，因以名之”，當時人稱作“雙女寺”。靈太后為了顯示孝心，還動用手中的權力，在六齋中“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施供具，諸寺莫及焉”。[11]靈太后在洛陽城東為母親修建秦太上君寺，“為母追福，因以名焉”。因為靈太后的重視，“常有大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盵12]
不僅如此，靈太后的家人也在洛陽建寺。靈太后從姑建胡統寺后，“入道為尼，遂居此寺”。在這一寺院的諸尼，多是“帝城名德，善于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靈太后對胡統寺的供養也很重視，“其資養緇流，從無比也”。[13]
3．宦官建寺�；鹿僮鳛橐粋�特殊的政治群體，在佛教昌盛的社會氛圍下也紛紛建寺院�；鹿偎ǖ乃略捍蠖酁槟崴隆ｉL秋寺是因宦官劉騰“初為長秋卿，因以為名”。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的昭儀尼寺，也是“閹官等所立也”。魏昌尼寺是“閹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閹官等所共立也”。[14]只有宦官王桃湯所建的王典御寺是僧寺，“時閹官伽藍皆為尼寺，唯桃湯所建僧寺，世人稱之英雄”。[15]
4．諸王建寺。北魏時期諸王也多建寺院，這些寺院既有尼寺，也有僧寺。清河王元懌修建的景樂寺，“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為至天堂”。元懌死后，“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元懌弟元悅又對景樂寺“復修之”。[16]元懌還在洛陽城西建融覺寺，規模也較大，“有五層浮圖一所，與沖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盵17]彭城王元勰修建的明懸尼寺在洛陽城東。[18]外戚馮熙雖然“為政不能仁厚”，但因崇信佛教，“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當僧人勸阻他在建佛塔“傷殺人�！睍r，他居然說：“成就后，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他在北芒山建北芒寺，“其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詞，孝文頻登北芒寺，親讀碑文，稱為佳作”。[19]這里的北芒寺即是《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所說的馮王寺。此外廣陵王所建的龍華寺、北海王所建的追圣寺與靈太后所建的秦太上公寺是京師洛陽的三大名寺。[20]
5．官員建寺。官員興建寺院在當時也蔚然成風。洛陽城東的龍華寺、正始寺和景寧寺都是官員所建。“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盵21]正始寺因是“正始中立，因以為名”。[22]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孝文帝遷都洛陽后，楊椿創建景寧里，“遂分宅為寺，因以名之”。[23]洛陽城南的招福寺和正覺寺也是官員所立。三公令史高顯洛在利民里地下挖出黃金百斤，根據黃金上的銘文，“遂造招福寺”。[24]正覺寺是“尚書令王肅所立也”。王肅是南齊歸附北魏的大臣，“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其后謝氏入道為尼，亦來奔肅。見肅尚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面對原夫人的舊情，“肅甚有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憩之”。[25]
6．僧人建寺。僧人所建的寺院有普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26]法云寺，“西域烏場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在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的大市南的黃女臺，“景明中，比丘道恒立靈仙寺于其上”。[27]
7．舍宅為寺。為了表示對佛的虔誠，北魏時期出現了上自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紛紛將自己的住宅舍出來作為寺院，并且形成了一股風氣。
洛陽城內的愿會寺、建中寺、昭儀寺和光明寺都是官員舍宅為寺。普泰元年，爾朱世隆所立的建中寺本是宦官劉騰的宅院。劉騰因為與元?共同幽禁了胡太后，所以，孝昌二年胡太后重新掌權后，將已死的劉騰宅院賞賜給高陽王元雍，“雍薨，太原王爾朱榮停憩其上，榮被誅。建明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為榮追福，題以為寺，朱門黃閣，所謂仙居也�！盵28]愿會寺是“中書侍郎王翊舍宅所立也”。[29]宜壽里苞信縣令段暉住宅的地下常有鐘聲傳出，并常常見五色光照亮堂宇。段暉“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并有二菩薩，趺上銘云：‘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勖造�！倍螘熡谑巧嵴瑸楣饷魉隆30]
在洛陽城東達官貴人舍宅為寺的有平等寺和建寧寺。平等寺為廣平王元懷舍宅所立。楊椿分宅院為景寧寺后，楊椿之子楊昱因在永安末年率眾抵抗爾朱仲遠。普泰元年，楊氏家族被爾朱世隆滅族，“后舍宅為建中寺”。[31]
在洛陽城西的沖覺寺，“太傅清河王懌舍宅所立也”。[32]宣忠寺是“侍中司州牧城陽王所立也”。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攻入洛陽，元徽與莊帝逃到長子城，在這種情況下，“徽愿入洛陽舍宅為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舍宅焉”。[33]追先寺本是“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略之宅也”。建義元年，元略薨于河陰，其子景式“舍宅為此寺”。[34]在融覺寺西一里左右的大覺寺，“廣平王懷舍宅也”。[35]洛陽城南的歸正寺，地處四夷里的歸正里�！罢馑哪曛校捬茏游髫S侯蕭正德來降，處金陵館，為筑宅歸正里，正德舍宅為歸正寺”。高陽王寺本是高陽王元雍的住宅，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元雍“為爾朱榮所害也，舍宅以為寺”。[36]洛陽城北的凝圓寺本是“閹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遷京之初，創居此里，值母亡，舍以為寺”。[37]對于官員紛紛舍宅為寺的現象，《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云：“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為寺。壽丘里閭，列剎相望，祗洹郁起，寶塔高凌�！薄段簳肪硪话僖皇摹夺尷现尽芬嘣疲骸昂雨幹�，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為寺矣�！�
民眾因為相信因果報應，舍宅為寺的現象也頗多。洛陽城東崇義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據說是晉朝太康寺，“子休遂舍宅為靈應寺”。城東的孝義里東市北殖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為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兄弟相毆斗而來觀之，乃豬也。胡即舍宅為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38]洛陽城西準財里內的開善寺本是京兆人韋英的住宅。韋英早亡，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但仍居住在韋英原來的住宅。韋英的鬼魂白日驚現，“梁氏惶懼，舍宅為寺”。[39]崇虛寺是“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憩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40]這種舍宅為寺的現象對后世亦有影響，北齊時，李世謙在母親和姐姐死后，“士謙服闋，舍宅為伽藍”。[41]
從北魏時期洛陽寺院建設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出，因為佛教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多個層面，引起了全社會的佞佛盛行。為了滿足人們這一病態的心理需求，社會上層千方百計地廣建寺院。從皇帝、皇后到王公大臣都參與到寺院的建設足以證明佛教對社會影響之大，至于說為父母追福，為紀念先輩的原因雖然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從整個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北魏時期社會上層廣建寺院無疑對佛教影響人們生活產生了廣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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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洛陽伽藍記》卷三《城南》。
[2]《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
[3]《北史》卷十三《后妃上?魏宣武皇后高氏傳》。
[4]《洛陽伽藍記》卷三《城南》。
[5]《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
[6]《魏書》卷六十二《李彪列傳附子志傳》。
[7]《魏書》卷十三《宣武靈皇后胡氏傳》。
[8]《魏書》卷七十九《張熠傳》。
[9]《北史》卷九十《藝術傳下?蔣少游傳附郭安興傳》。
[10]《魏書》卷六十六《李崇列傳》。
[11]《洛陽伽藍記》卷三《城南》。
[12]《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13]《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
[14]《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15]《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
[16]《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
[17]《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
[18]《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19]《北史》卷八十《外戚?馮熙傳》。
[20]《洛陽伽藍記》卷三《城南》。
[21]《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22]《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23]《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24]《洛陽伽藍記》卷三《城南》。
[25]《洛陽伽藍記》卷三《城南》。
[26]《洛陽伽藍記》卷三《城南》。
[27]《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
[28]《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
[29]《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
[30]《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
[31]《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32]《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
[33]《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
[34]《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
[35]《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
[36]《洛陽伽藍記》卷三《城南》。
[37]《洛陽伽藍記》卷五《城北》。
[38]《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39]《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
[40]《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
[41]《北史》卷三十三《李孝伯傳附謐子世謙傳》。
二、佛教對河洛地區社會生活的影響
北魏河洛地區佛教的昌盛對社會生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因為社會各個階層普遍信奉佛教，所以佛教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
北魏河洛地區佛教寺院的修建，浪費了大量的財物，對當時尚不太富足的社會形成了很大的壓力，從規模宏大的佛教建筑即可反映出這一點來。我們以《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所記述的奢華無比的佛教建筑來說明這一問題。永寧寺塔“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以至于“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鎖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鎖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其十二門二十四扇，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鋪首，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于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余里”。到孝昌二年，因為大風，“剎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余。復命工匠，更鑄新瓶”。從九層高的佛塔上落入地下一丈多深，可見其重量之大，而再鑄新瓶必然要有新的耗費。永寧寺北的佛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金織成像五軀、玉像二軀，作功奇巧，冠于當世。僧房樓觀一千余間，雕梁粉壁，青?綺疏，難得而言。栝柏松椿，扶疏檐溜；?竹香草，布護階墀”。其規模之宏大堪為京師洛陽寺院之首。其他寺院的建筑也頗有氣勢。長秋寺的三層佛塔，“金盤靈剎，曜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異，難可具陳”。瑤光寺的五層佛塔，高五十丈，“仙掌凌虛，鐸垂云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寧講殿”。還有“尼房五百余間，綺疏連亙，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腳之草，亦悉備焉”。景樂寺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戶，花蕊被庭”。昭儀尼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胡統寺“寶塔五重，金剎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疏，朱柱素壁，甚為佳麗”。修梵寺和嵩明寺“并雕墻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也”。景林寺“講殿迭起，房廡連屬，丹檻炫日，繡桷迎風，實為勝地”。建設如此豪華的佛教建筑，必然要浪費大量錢財。這從后人描述楊炫之撰寫《洛陽伽藍記》的動因得到證明�！稄V弘明集》卷六《辯惑篇第二之二》云：楊炫之“見寺宇壯麗，捐費金碧，王公競相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眾也”。河洛地區的佛教昌盛，導致糜費了大量財物。為了修建佛教建筑，花費的錢財在史書中也有頗多記載。永寧寺“其諸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佛圖，亦其亞也”。[1]洛陽城東的正始寺“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后人刊之”。[2]可見百官為了修建正始寺紛紛出資，多者四十萬，少者五千。佛教建筑的修建還動用了大量的人力。如平等寺塔的修建，從永熙元年開始至三年二月五日，共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土木畢工”。
河洛地區佛教的昌盛，助長了虛無和宏闊的社會風氣。從城市建設上來看，規模宏大的宗教建筑與居民建筑雜糅在一起，更增添了佛教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我們仔細考察《洛陽伽藍記》中的佛教建筑，可以發現許多是與居民區混雜在一起。
佛教建筑多融入居民建筑中，成為里坊中最為豪華的建筑。在洛陽城內，建中寺“在西陽門內御道北所謂延年里”，長秋寺“亦在延年里”，景樂寺“北連義井里”，昭儀尼寺“東南治粟里”，愿會寺“寺南有宜壽里”，修梵寺“寺北有永和里”。在洛陽城東，建陽門外御道北的建陽里有瓔珞、慈善、暉和、通覺、暉玄、宗圣、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莊嚴寺在東安里，“里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悅、濟州刺史刀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驤等四宅”。秦太上君寺在暉文里，“里內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韶、秘書監鄭道昭等四宅”，里內還有五層高的佛塔，“修剎入云，高門向街。佛事莊飾，等于永寧”。正始寺在敬義里，平等寺在孝敬里，景寧寺在景寧里。在洛陽城南，大統寺在利民里，勸學里“有文覺、三寶、寧遠三寺”，延賢里“內有正覺寺”，慕義里內有菩提寺。在洛陽城西也有寺院雜在居民區中，“準財里內有開善寺”，永明寺“西有宜年里”。洛陽城北的凝圓寺在永平里中。對寺院與民居混雜的現象，任城王元澄云：“然比日私造，動盈百數。或乘請公地，輒樹私福。或啟得造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計�！赃w都已來，年逾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緇素殊途，抑亦防微深慮。世宗述之，亦不錮禁營福，當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為一寺。”[3]普通建筑與宗教建筑混雜在一起，更烘托出佛教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
佛教的興盛，特別是有關佛教事件的發生，吸引了普通民眾的眼球，觀看佛事活動也成為居民生活的重要內容。永熙三年二月，永寧寺塔著火，“火初從第八級中，平旦大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4]永寧寺作為京師洛陽最大的佛教寺院，永寧寺塔則是民眾崇高的宗教崇拜，被火焚毀引起了民眾的悲哀。每年的四月，洛陽城中的佛像都要匯聚到景明寺，觀者如堵，甚至引發了踩死人的慘劇發生。長秋寺中有一座六牙白象在空中背負釋迦像，“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彩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于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5]昭儀尼寺有一佛二菩薩的塑像，“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6]景明寺“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曹錄像凡有一千余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于時金花映日，寶蓋浮云，幡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眾，負錫為群；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宗圣寺有像一軀，舉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騰輝，赫赫獨絕世表。妙伎雜樂，亞于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盵7]為了觀看精美的佛像出現了萬人空巷的場面。景樂寺“至于大齋，常設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為至天堂”。及至北魏末年，“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汝南王元悅在寺內召集藝人，變換魔術，“士女觀者，目亂睛迷”。[8]愿會寺的佛堂前有桑樹一株，每隔五尺形成一個羽蓋，“凡為五重，每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施者甚眾”。[9]與佛教有關的奇異桑樹也引起人們的興趣。景興尼寺“有金像輦，去地三尺，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云表。作工甚精，難可揚?。像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絲竹雜伎，皆由旨給”。[10]民眾觀看的場面極為宏大。
佛教對社會現象的警示作用也出現在《洛陽伽藍記》的記述當中。永寧寺的九層佛塔在永熙三年被燒毀，因為“永寧佛圖，靈像所在”，人們甚至認為“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盵11]平等寺門外的金佛像，“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兇，先炳祥異”。在國家有吉兇時經常流淚，引起京師人士的觀看。如孝昌三年十二月，“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引起“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持續了三天。結果次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涂地”。到了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發生了北海王元顥入洛陽稱帝的現象。因為在當時人的心目中，此佛像流淚和出汗都是一種惡兆，所以，當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野惶懼”，朝廷“禁人不聽觀之”。[12]阜財里的南陽人侯慶有一丈高的銅佛像一軀，侯慶曾許愿將一頭牛賣掉，為佛像涂金，后來因為他事，“遂以牛他用之”。兩年后，侯慶妻馬氏夢佛像說：“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丑多以償金色焉。”天亮后，“丑多得病而亡”�！俺蠖嗤鋈�，像自然金色，光照四鄰。一里之內，咸聞香氣，僧俗長幼，皆來觀睹”。[13]因為沒有答應對佛的許愿，就導致兒子死亡。這大概是當時人們將偶然巧合的事件撮合在一起的緣故。
佛教的興盛還引發人們觀念的變化。胡太后興建永寧寺塔時，在挖掘地基時，挖出三十座金像，“太后以為信法之征，是以營建過度也”。金像似乎在冥冥之中提醒了胡太后，使她更為崇信佛教，因而大規模營建以表達自己的心意。胡太后當政時，洛陽崇真寺僧人慧嶷死后七天復活，向人們講述了在陰間閻羅王對待坐禪、誦經、造像、造寺等僧人的態度，因為坐禪、誦經都得以升入天堂，其他的“造作經像”以求財物，或劫奪民財以建造寺院者都受到了懲罰。胡太后聞聽此事后，“詔不聽持經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像者任意�！薄白源艘院�，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盵14]正是慧嶷向人們講述了閻羅王對待不同修行方式的態度，坐禪和誦經得到了人們的首肯，成為人們修行的主要方式。這其實是慧嶷借閻羅王之口警告人們不要過多度造像、建寺以浪費社會財富。當時還傳說佛有靈感的故事，光明寺有金塑一佛二菩薩，“其后，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即殞倒。眾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15]佛像具備了捉賊的功能，其實是神話佛的作用。
佛教的興盛使居民生活也沾染上了佛教的色彩。寶光寺有一咸池，景色優美，“葭?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這里成為京城的一個休閑之所，“京邑士子，至于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征友命朋，來游此寺。雷車接軫，羽蓋成陰�；蛑镁屏秩�，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為興適”。[16]
佛教興盛以后，越來越多的人出家入佛門�，幑馑陆ǔ珊�，“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發辭親，來儀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歸誠一乘。”[17]建陽里因為與居民區雜居，“里內士庶二千余戶，信崇三寶，眾僧剎養，百姓所供也”。楊炫之對佛教盛行帶給民眾的痛苦和佛教徒借機斂財、侵擾百姓的行為揭露得淋淋盡致。他認為“釋教虛誕，有為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饑寒于色養，逃役之流，仆隸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者。又佛言有為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啟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厭”。[18]而且隨著佛教勢力的逐步擴大，佛教徒已經開始不滿足于青燈孤影的清苦生活，“今此僧徒，戀著城邑”，“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然”。這些僧徒還利用朝廷對他們的放縱，“侵奪細民，廣占田宅”，時人怒斥他們為“釋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19]到了北魏末年，隨著兵役、徭役的負擔越來越重，更多人紛紛離開家庭依歸寺院，造成財政的重大損失，楊炫之認為：“乞立嚴敕，知其真偽。然后佛法可遵，師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兵多，天下幸甚�！盵20]魏收稱這種現象：“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盵21]
北魏時期河洛地區的佛教之所以對社會生活產生如此廣泛的影響，是與統治階級上層對佛教提倡有很大的關系。除了我們前文所提及的統治階級廣建寺院外，統治者對佛教的崇信已是無以復加�！堵尻栙に{記?原序》云：“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寺沙門論議�！倍缧欧鸾虅t是他多年養成的習慣�！段簳肪砥摺陡咦婕o》云：“雅好讀書，手不釋卷�！段褰洝分x，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孝文帝如此，其子宣武帝也喜好佛教。在為太子時，“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庇榔蕉晔幸辉录撼螅暗塾谑礁傻顬橹T僧、朝臣講《維摩詰經》�！薄笆雷诤V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明義旨。沙門條錄，為《內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彌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侶逾眾�！盵22]其皇后胡氏，“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經大義”。[23]所以，在她掌權后，在河洛地區大興佛教，并最終釀成了嚴重的社會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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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
[2]《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3]《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
[4]《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
[5]《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
[6]《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
[7]《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8]《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
[9]《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
[10]《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11]《魏書》卷一百一十二《靈征志上》。
[12]《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13]《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
[14]《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15]《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
[16]《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
[17]《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
[18]《廣弘明集》卷六《辯惑篇第二之二》。
[19]《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
[20]《廣弘明集》卷六《辯惑篇第二之二》。
[21]《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
[22]《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
[23]《魏書》卷十三《皇后?靈皇后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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