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長安佛教，目前這一概念已經非常流行，但到底什么是長安佛教，大家還沒有深究，雖然很多人談及這個問題，但總體上看還是見仁見智，互有差別。我們認為，所謂長安佛教，就是產生、流傳于長安地區的佛教。這個定義還是有些籠統，那我們將其劃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不同的概念：狹義的長安佛教是指長安作為中國佛教中心或中心之一時期產生或存在于長安地區的佛教，也就是從秦代醞釀、西漢末年佛教最早正式進入長安開始，到唐朝滅亡、長安失去國都地位之間，產生或流傳于長安及其附近地區的佛教；廣義的長安佛教則是指從古到今存在于長安以及后來稱之為西安的行政轄區內以及以關中為核心的周邊地區的佛教。有學者認為，由長安所輻射的區域內的佛教也屬于廣義的長安佛教，按照這種看法，東至洛陽，西起敦煌，北至五臺山，南達漢水的廣大區域內的佛教都可算作長安佛教。這種看法也有其道理。另外，在某個特定時空背景下，長安佛教也可能只是指今天西安市長安區的佛教。后兩種長安佛教的概念不是太大就是太小，不屬于本文所說的長安佛教。

長安佛教源遠流長，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演進中，她以其自身的跌宕起伏見證了中國佛教歷史脈搏的跳動�？梢赃@么說，長安佛教史就是大半部中國佛教史。理解長安佛教的歷史是認識中國佛教發展史的基本前提。我們認為，從縱向來看，長安佛教的歷史進程可以劃分為初傳、勃發、鼎盛、沉寂、恢復、復興六個階段。前三個階段屬于狹義長安佛教時期，而后三個階段則為廣義長安佛教所包納。



一、長安佛教的初傳時期



長安佛教的初傳時期為從秦漢到西晉時期。初傳時期的長安佛教經歷了從隱蔽存在和零星傳播到有限發展和中心形成的歷史過程。所謂隱蔽存在就是佛教初來咋到時無人知曉以及后世文獻記載的缺無，主要指漢代以前；所謂零星傳播就是在個別地方開始了佛法的流傳，以西漢末年的伊存授經為代表；所謂的有限發展主要指三國的曹魏時期，以朱士行從長安出發西行求法為代表；所謂中心形成就是西晉時期竺法護在長安組織譯場，掀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佛經翻譯活動。

關于佛教進入中國，歷史上比較有影響的說法多達十幾種。目前大部分說法已經被學術界一致否定。與長安佛教歷史緣起相關的說法也很多，最遠的甚至追溯到西周時代，當然現在可以說，這些都是不可能的。目前一些學者繼續堅持秦代佛教傳入說，其證據既有考古發現的印度實物，也有文獻解釋的呼應，我們認為很有道理。與這種觀點相一致，佛指舍利進入關中也被認為是在這個時期。法門寺阿育王塔最早被稱為圣冢，暗示它屬于古代印度阿育王塔的式樣，而阿育王塔是公元前3世紀中后期產生的一種舍利供奉形式，所以中國佛教信徒認為，法門寺阿育王塔及其所供奉的佛舍利就是在那個時候隱藏在扶風的佛教圣物，盡管在當時未被人所察覺，當今的學術界也無法證實這一歷史，但這卻是佛教界認為的長安佛教的最早醞釀，也是中國佛教的最早源頭。

目前學術界、佛教界乃至社會其他領域比較公認的、有確切資料證實的佛教最早進入中國是公元前2年。這一年，來自中亞的大月氏國的使者伊存在長安向漢朝的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據方廣?等學者考證，這部沒有留存下載的佛經在當時曾產生很重要的影響，盡管其中的內容只是一些佛教的常識，也并非嚴格意義上的佛經，但它在社會上層的流傳卻標志著中國佛教的歷史從此正式邁開了第一步。也正因為如此，經過中央有關部門的批準，中國佛教協會和中國宗教學會才在1998年舉行了各種形式的“中國佛教兩千年紀念活動”。這是對發生在長安的這個歷史事件的一致認可和高度重視。

三國時期，朱士行作為第一個出家的中國人，不但是漢地最早的中國僧人，而且從長安出發，西行取經，從而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西行取經人。據記載，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從長安西行出關，渡過沙漠，輾轉到了大乘經典集中地的于闐。在那里，他獲得《放光般若經》的梵本，共有九十章，六十余萬字。因受到當地小乘佛教信徒的阻撓，未能將經本很快送出。直到西晉太康三年（282）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譯法饒）送回內地。又經過了十年，元康元年（291）才在陳留界內倉垣水南寺由無叉羅和竺叔蘭譯出。而朱士行本人終身留在西域，八十歲病死。朱士行從長安西行求法的舉動既表明了當時長安地區的佛教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也彰顯了長安在溝通內地與西域方面的重要地位。

初傳時期的長安佛教最值得一提的還是3世紀后期竺法護在長安首開民間譯場，第一次在中國大規模翻譯佛經，佛教史學家認為，經法正是由此才廣傳于華夏。那時，漢僧出家者日多，早在西晉初年，就有帛遠法祖等人在長安建立精舍，有僧俗大眾來精舍從學。帛法祖又名帛遠，據梁慧皎的《高僧傳》記載，西晉惠帝（290～306年在位）末期之前，帛法祖“于長安造筑精舍，以講習為業，白黑宗稟，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至閑辰靖夜，輒談講道德”。帛法祖有一個弟弟，名叫帛法祚，年25出家為僧，深洞佛理，關隴知名。此人于晉惠帝太安二年（303）為張光所害，享年57歲，則生年應在魏正始七年（246）。據此，帛法祖則生于正始七年（246）以前。史載其年少出家，估計長安建寺在3世紀60年代。該寺建于何處，現亦不得而知。史載竺法護曾在長安西寺譯經：“元康七年（297）十一月二十一日，沙門法護在長安市西寺中出《漸備經》�！�(未詳作者《漸備經十住梵名并書敘》)同年，他還在這里翻譯了《金剛藏菩薩行經》一卷( 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六；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二)。西寺或相對于白馬寺、敦煌寺（均位于漢長安城東邊）而言為西，或相對于漢長安城而言為西。兩種可能都說明此寺應位于長安城西邊，是否為帛法祖建立的那座精舍，尚不敢斷定。

根據以上資料，有史可考的長安最早的佛寺應是青門內白馬寺，其次是青門外敦煌寺和帛法祖所建的不知具體位置的精舍。敦煌寺是竺法護在長安青門外建立的譯經講學場所。關于這一史實的最早資料是梁代僧?（445～518）的《出三藏記集》，其云：竺法護“后立寺于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于是德化四布，聲蓋遠近，僧徒千數咸來宗奉”（僧?《出三藏記集》卷十三《竺法護傳》）。梁代慧皎（497～554）的《高僧傳》有完全相同的記載(慧皎《高僧傳》卷一《曇摩羅剎傳》)。唐代道宣在《釋迦方志》中說：“晉武世，敦煌沙門竺法護，西游三十六國，大赍胡經，沿路譯出，至長安青門外立寺，結眾千馀。教相廣流東夏者，法護深有殊功�！焙髞硖拼�惠詳的《弘贊法華傳》（卷二）和道世的《法苑珠林》（卷六十三）又對這一記載做了進一步認定。這些資料都記載竺法護在長安青門外立寺。但關于這個寺廟的具體建立年代并未說明。僧?所著《出三藏記集》是早于慧皎《高僧傳》的資料，它所收的《正法華經記》對竺法護翻譯《法華經》的時間有明確記載：“太康七年（286）八月十日，敦煌月支菩薩沙門法護手執胡經，口宣出《正法華經》二十七品。”（未詳作者《正法華經記》）但此處并未說明翻譯《正法華》的具體地點。道宣的另一部著作《妙法蓮花經弘傳序》中卻這樣記載：“妙法蓮華經者，……西晉惠帝永康年中，長安青門敦煌菩薩竺法護者，初翻此經，名正法華�！保ǖ佬�《妙法蓮花經弘傳序》）雖然這里所說的譯經時間與梁僧?的記載有所不同，但它明確指出竺法護譯《法華》就是在長安青門外的寺廟。又據宋代志磐的《佛祖統紀》卷三十六記載，西晉太康“七年（286），月氏沙門竺法護，來長安青門譯《正法華經》及《涅?》《寶藏經》等二百十部”(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六)�？梢姡�到宋代時，關于竺法護譯《法華》的時間、地點已沒有什么異議了。此后，歷代縣志均記該寺為竺法護譯《法華經》的寺廟。

此前，竺法護曾于西晉泰始二年（266）十一月八日～十二月三十日在長安青門內白馬寺翻譯《須真天子經》２卷，傳言者為安文惠、帛元信，筆受者為聶承遠、張玄泊、孫休達。此為梁代僧?的《出三藏記集》所載。如此，則竺法護先是在長安青門內白馬寺翻譯佛經，后又在青門外另立敦煌寺。由于白馬寺、長安西寺早已無存，所以，長安佛教現存最早的佛寺便只有敦煌寺了。

敦煌寺在中國佛教史上據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敦煌菩薩竺法護在此翻譯出《法華》《光贊般若》《漸備一切智經》《彌勒成佛經》等重要經典。他一生共翻譯佛經154部，309卷( 僧?《新集撰出經律論錄》)。有的資料則說是175部，354卷（智升《開元釋教錄》卷二），或210部394卷( 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六)。此前中國的佛經翻譯都是零星的、小規模的�？梢哉f，竺法護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大規模翻譯佛經的人，敦煌寺則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大規模翻譯佛經的場所。梁代佛教史學家僧?這樣評價說：“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僧?《竺法護傳》)竺法護在敦煌寺主持佛經翻譯事業，前來皈依的信徒極多。史載：“四方士庶，聞風響集，宣隆佛化，二十余年” 。西晉時期長安佛教是以竺法護為核心而形成當時全國最著名的佛教傳譯中心。



二、長安佛教的勃發時期



從十六國到北周為長安佛教的勃發時期。這個時期的長安佛教以前秦時代道安在此主持譯經、修道、弘法為肇基，以后秦時代鳩摩羅什在此率領龐大僧團大規模譯經和創立關河學說為高峰。盡管北魏和北周兩次滅法均興起于此，但總體上看，長安佛教在此階段持續勃興，般若學、成實學、毗曇學、涅?學、華嚴學、地論學、攝論學、俱舍學等學派均產生或壯大于這里，長安不但成為當時中國佛教的中心，也為后世乃至今天的中國佛教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經典依據與思想源泉。

東晉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建立了十六個國家，史稱十六國時期。在十六國的前秦時期，因為皇帝苻堅的大力支持以及道安等高僧的到來，長安繼西晉之后繼續保持了全國佛教中心的地位。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堅遣苻丕攻占襄陽，筵請道安入住長安五重寺，弘揚佛法，并主持翻譯事業，前來學習和幫助翻譯的幾千人，這在當時的中國，可謂最大的僧團了。當時譯人僧伽提婆等翻譯經論時，道安常與法和詮定音字，詳核文旨。他們在長安共譯出《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三法度論》等，并在這里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理論，為后來的譯經工作指出了正確的道路。道安還在這里提倡出家人以釋迦為姓，一改魏晉沙門依師為姓、姓各不同的狀況，從此開啟了中國僧人姓釋的歷史。在長安,道安還制定了僧尼赴請、禮懺等行儀軌范,又創編經錄，疏注眾經，形成前所未有的弘法高潮。道安一生譯經二十五部，二十九卷之多，為般若學中六家七宗中的本無宗的祖師。其高足弟子有慧遠、慧永、慧持、法遇、曇翼、道立、曇戒、道愿、僧富等，就中慧遠尤著名。和道安同時的名僧，有他的同門京兆竺僧朗。他初在關中專事講說，后移泰山西北的昆侖山中，學徒百余，講習不倦。長安佛教在這個時期因為道安大師的主持和感召，不但迎來了自身的輝煌，也成為當時中國佛教歷史上的燦爛的一頁，在整個中國佛教歷史上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與道安同時，法顯在長安求學和修行，并對長安地區的律藏有仔細的考察。隨后從長安出發，去印度求取戒律典籍，成為中國第一位到達印度并取回經典的僧人。法顯雖然回國后沒有重返長安，但根據法顯傳的資料可以得知，他在長安有比較長時間的修行，并對這里有很深的感情。

后秦時期，因為鳩摩羅什的到來，西安繼前秦之后繼續著保持全國佛教傳譯中心的地位。姚興弘始三年（401），在經歷十六年滯留羈絆之后，鳩摩羅什這位生于西域龜茲的大師，經過內地兩個朝代的發兵邀請，終于在后秦皇帝姚興的盛情邀請和武力護衛下，進入長安。姚興對羅什以國師之禮相待。宗室顯貴如姚?、姚嵩、姚顯、姚泓等，都信奉佛法，盡力維護。羅什住進皇帝親自安排的逍遙園和大寺等地譯經講學。關中及全國前來從學者三千多人，長安一時名僧云集，法化極盛。曾經參加前期譯事的名德如法和、僧睿、曇影、僧導等，此時都參加羅什主持的新譯場。同時還有原在長安的慧精、法領、道標、道恒、僧肇，以及來自廬山的道生、慧睿、慧觀，來自北方的道融、慧嚴、僧業、慧詢、曇無成，來自江左的僧弼、曇干，和來自其他各處的慧恭、寶度、道恢、道?、僧遷、道流、道憑、曇晷等名僧，都會聚長安，參加了鳩摩羅什的譯場。其中僧肇、僧睿、道生、道融、曇影、道恒、慧觀、慧嚴諸人尤其著名。此外，從西域前來長安和羅什合作的僧人有?賓三藏佛陀耶舍、律師弗若多羅和卑摩羅叉。當時，這么多的高僧云集長安，共宣佛法，號稱八百獅子吼秦川。

弘始四年(402)，羅什在逍遙園西明閣首先譯出《阿彌陀》等經，接著譯出《大智度論》和《百論》。次年，重譯《大品般若》，并選義學沙門慧恭、僧遷、僧睿等五百余人參加譯場。同時在中寺協助?賓律師弗若多羅譯出《十誦律》的大半。以后，他又相繼譯出《菩薩藏》等經。弘始八年(406)后，他遷住大寺，相繼譯出《法華》《維摩》《華手》及《小品般若》等經，以及《中論》《十二門論》等論，最后又應請譯出《成實論》。他在譯經之暇，還常在逍遙園澄玄堂及草堂寺講說眾經。羅什具有文學天才，曾為《維摩經》譯文作注，出言成章，不待刪改。所作贈法和、慧遠的偈文，都辭理婉約，韻味深長。弘始十五年(413)四月病逝于長安大寺。據《出三藏記集》卷二所載，他一生共譯佛教經典35部，294卷。后來的《開元錄》則記載他一生共譯74部、384卷。羅什在長安所弘揚的主要是根據般若經而建立的大乘中觀學說。另外，在戒律方面譯出《十誦律》及《比丘戒本》，于禪學方面譯出《首楞嚴三昧經》及《禪經》等，于小乘則譯出比較接近般若的《成實論》，于比喻文學方面則譯出馬鳴《大莊嚴論經》；最后，他還譯出馬鳴、龍樹、提婆諸傳，提供了有關印度佛教史的重要資料。羅什在長安的翻譯事業不但在當時是空前的，而且在整個歷史上都是非常輝煌的。他所譯經論在中國歷來最為流行。

南北朝時期的長安佛教雖然不能象西晉和前后秦時代那樣成為全國其他地區難以比擬的佛教中心，但宏觀上來看，繼續保持著發展上升的勢頭，依然是全國佛教中心之一。在這期間，長安佛教第一次遭受“滅法”的沉重打擊，隨后在曲折中，繼續發展。

北魏道武帝（386～409）和晉室通聘后，開始信奉佛教。太武帝（423～452）銳志武功,因道士寇謙之、司徒崔浩的進言，而于太延四年（438），令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概還俗，以充兵役。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又禁止官民私養沙門，長安佛教遭到沉重打擊。到了七年（446）,因在長安一寺院發現收藏有兵器、釀具及官民寄存的很多財物,懷疑僧徒與內亂有關,又聽信崔浩的建議,命盡殺長安及各地沙門,并焚毀經像，這就是中國佛教史上“三武一宗滅法”之始。不久寇謙之病死,崔浩也因事被殺,禁律稍弛。至文成帝(452～465）嗣位，即明令重興佛教,準許諸州城郡縣于眾居處各建寺一所,并允許平民出家,寺塔經像漸漸修復，長安佛教也逐漸復興。常在嵩山修頭陀行的沙門僧周，在太武帝滅佛時與數十人同入長安西南的寒山，后令弟子僧亮到長安，修復故寺,延請沙門，對關中佛法的復興產生很大影響。孝文帝（471～499）時，鼓勵佛教發展，迎像、度僧、立寺、設齋、起塔等佛事紛紛興起，《成實》《涅?》《毗曇》等佛教義學也開始盛行，長安佛教迅速復興起來。

西魏都城在長安,長安佛教借助政治中心的地位迅速崛起。西魏文帝(535～551）及丞相宇文泰都崇佛，文帝曾建立大中興寺，并以道臻為魏國大統,道臻即大立科條，以興佛法。宇文泰也提倡佛教,他曾在長安建立六座寺院，并命沙門曇顯等依經撰《菩薩藏眾經要》及《百二十法門》，作為傳播佛教的資料。取代西魏而興的北周王朝，也以長安為首都，起初北周皇帝亦頗崇佛。明帝（557～560）在長安建立大陟岵、陟屺二寺,并每年大度僧尼。當時名僧曇延、道安稱為玄門二杰,南方的學僧來游長安的也有亡名、僧實、智炫等高僧。但不久長安佛教又遭受周武帝滅法的沉重打擊。武帝（560～578）重儒術，信讖緯,由于還俗僧衛元嵩和道士張賓的建議，意欲取消佛教。但因為佛道二教爭執不下，于是命令把佛、道二教一并廢斥，沙門、道士還俗,財物散給臣下,寺觀塔廟分給王公,當時僧、道還俗的有二百余萬人。宣帝（578～579）嗣位后恢復佛教，大成元年（579），于長安和洛陽二京立陟岵寺，選擇舊日有名望的沙門二百二十人，須發冠服，在寺行道，并命智藏等為菩薩僧，任長安陟岵寺寺主。次年（580）五月，靜帝（579～581）在長安繼位，左丞相楊堅輔政，命全國恢復佛、道二教，長安佛教從此迅速再次振興起來。



三、長安佛教的鼎盛時期



隋唐為長安佛教的鼎盛時期。581年隋朝建立，589年隋朝統一中國。自從隋建立以后，就開始以長安為中心，在全國全面復興佛法。隋朝時間雖然不長，但為中國佛教鼎盛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基礎。618年唐朝建立，由于國家的統一，經濟的復蘇，國力的強盛，政治的清明，尤其是開放國策和宗教寬容政策的實行，所以，盡管皇室制定了以道為先的原則，但佛教得益于此前的長期積累以及中外佛教信徒的不懈努力，而在這個時期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峰，不僅長安佛教，整個中國的佛教從此也進入一個鼎盛的歷史時代。

無論學術界還是佛教界，大家都說隋唐佛教是中國佛教的鼎盛時期。長安佛教最輝煌的時代也就在這個時期。那么，所謂鼎盛到底體現在哪些方面呢？我們認為，隋唐時代長安佛教的鼎盛主要體現在：1、以大慈恩寺、大興善寺、大薦福寺等三大譯場為支柱的眾多譯場的譯經事業興旺發達，長安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翻譯國外經典數量最多、流傳最盛的地方，從而成為人類文明交往的搖籃；2、經典譯傳的高度密集與義理辨析的空前高漲，迎來了三論、唯識、華嚴、凈土以及律、密等中國化佛教宗派的紛紛涌現，長安成為當時中國最具理論創新精神的城市，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六大宗派的祖庭至今依然聳立于此；3、來自南亞、中亞、東亞、東南亞各國的弘法僧和求法僧以及中國各地的高僧云集這里，相互交流，彼此激發，使長安成為一個空前絕后的國際化佛教交流中心；4、佛牙舍利、佛頂舍利、佛指舍利等具有重大影響的佛教圣物聚集長安，阿彌陀佛、觀音菩薩、泗州大圣、密教儀軌等信仰形態由此彰顯并走向全國，使長安成為當時中國最具神圣意義的佛教中心；5、佛教與道教、儒教在這里發生沖突，也是在這里互補，并在這里走向交匯圓融，三教和諧共處的關系在此形成；6、佛教文學尤其是佛教詩歌、佛教的繪畫和雕塑、佛教的俗講、佛教的音樂、佛教建筑在隋唐時代的長安達到極度繁榮的程度，佛教與文化藝術在長安的接軌精妙絕倫，無與倫比；7、上自王公貴族下至黎民百姓對佛教普遍熱衷，佛教思想深入社會各個領域，佛教與中國社會生活的關系模式在這里得以定型；8、長安城里寺院林立，城郊各地塔剎相望，終南山里樓臺點綴，皇室和大臣競相獻宅立寺或新建塔廟，商人和一般民眾也爭相供養，長安一帶擁有了全國最多的皇家寺院，也聚集了全國規模最大的寺院，同時長安的佛教寺院經濟也迅速膨脹，成為富甲天下的經濟實體，這既為佛教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堅強的后盾，但同時也帶來個別僧人生活腐化、影響國家財政等一些列負面后果；9、佛教與政治的關系經過多次磨合而走向彼此適應與包容，政教分離、融洽共處的政教關系在此最終確立�？傊�，從理論到實踐，佛教中國化的歷史使命在隋唐時代的長安基本完成。以下予以簡單說明。

隋代建都在長安，隋王朝復興佛教首先從首都開始。隨著隋代在政治上的南北統一，在文化領域開始出現融合的新趨勢。尤其是隨著南方高僧大量北上長安，駐錫日嚴等寺，佛教也融合南北特征，在融合過程中開始興起新的體系，于是，長安再次成為全國的佛教中心。隋文帝（581～604）剛上臺，就改變了周武帝毀滅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為鞏固其統治的重要手段。這和他出生在馮翊（今陜西大荔縣）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撫養和即位時曇延力請興復佛教不無關系。他首先下令修復毀廢的寺院，允許人們出家，又令每戶出錢營造經像，京師長安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由官家繕寫一切經，分別收藏在寺院及秘閣之內，從而天下風從，民間的佛經比儒家的六經多很多倍（見《隋書.經籍志》）。在建寺方面，他于即位初年，即改周宣帝所建立的陟岵寺為大興善寺。此外，文帝在建國初年，仿北齊的制度，設置昭玄大統、昭玄統、昭玄都及外國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務。他于開皇元年授名僧僧猛為隋國大統（即昭玄大統）三藏法師，七年（587）又命曇遷為昭玄大沙門統，至十一年（591）又詔靈裕為國統。文帝對于佛教義學的提倡，即以長安為中心建立了傳教系統，選聘當時各學派著名的學者，集中在都邑，分為五眾：一、涅?眾；二、地論眾；三、大論眾；四、講律眾；五、禪門眾。每眾立一“眾主”，領導教學。其間可考的有長安涅?眾主法總、童真、善胄；地論眾主慧遷、靈璨；大論眾主法彥、寶襲、智隱；講律眾主洪遵；禪門眾主法應。此外長安還曾建立了二十五眾（《續高僧傳. 義解篇后論》），大興善寺沙門僧璨即曾為二十五眾第一摩訶衍匠，大興善寺沙門僧琨也做過二十五眾教讀經法主，從事學眾的教導（見《歷代三寶記》卷十二，《續高僧傳》卷七、九）。

隋煬帝（605 ～616 ）也篤好佛教。他在大業元年（605 ）為文帝造西禪定寺，在長安造清禪、日嚴、香臺等寺，又舍九宮為九寺，并在泰陵、莊陵二處造寺。傳稱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萬六千二百人，又鑄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軀，修治舊像十萬零一千軀，裝補的故經及繕寫的新經，共六百十二藏。

隋代譯經也是以長安為中心展開的。首開譯經的是北天竺烏長國的那連提耶舍（490～589 ）。他應文帝之請，住長安大興善寺，從開皇二年到五年（582 ～585），譯出《大莊嚴法門經》等八部二十三卷。同時，毗尼多流支也在長安譯出《大乘方廣總持經》《象頭精舍經》。此后在長安譯經的大師有?那崛多（527～604 ），此人也住在大興善寺，從開皇五年（585）到仁壽末年（604 ），譯出《佛本行集經》《大方等大集護經》《大威德陀羅尼經》，并補譯《法華經》《金光明經》的缺品等共三十九部、一百九十二卷。達摩笈多（？～619）于開皇十年游方到瓜州（今甘肅敦煌縣），受請至長安，在大興善寺和洛陽上林園的譯經館，從開皇中葉到大業末年共譯出《藥師如來本愿經》《起世因本經》《金剛般若經》《菩提資糧論》《攝大乘論釋論》等九部四十六卷。隋朝的譯師共譯出經論等五十九部，二百六十二卷。

長安僧人在佛教傳播方面的貢獻明顯超出前代。參預達摩笈多等人譯場的彥琮（557～610）就曾記錄笈多游歷西域各國的見聞，著成《大隋西國傳》（已佚）。彥琮諳習梵文，開皇十二年（592）奉召入長安，住大興善寺，重掌翻譯。仁壽二年（603），文帝令其撰《眾經目錄》，又將《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翻譯為梵文。大業二年（606），住翻經館，披閱由林邑（今越南中部）獲得的昆侖書（當時對林邑以南通用文字的總稱）佛經，并編撰目錄，以備選譯。又和裴矩共同修纂《天竺記》，著《達摩笈多傳》及《辯正論》《通報論》《福田論》《沙門不應拜俗總論》，還為所譯諸經作序。文帝在開皇十四年（594 ）命大興善寺翻經沙門法經等二十人，整理所有譯出的經典，撰《眾經目錄》七卷（通稱《法經錄》），成為一部分類比較精細的經錄。另外，費長房在開皇十七年（597）撰《歷代三寶紀》十五卷，通稱《長房錄》。同時，彥琮等人在仁壽二年（602）奉令撰《眾經目錄》五卷，刊定了當時書寫佛經總集的標準，一直影響到后世。

隋代長安還興起一些在家佛教信眾的組織。有一種稱為“義邑”（又作“會”，由共同出資或出力營造佛像等關系而成立）的信仰團體，還有一種和它類似的“法社”。義邑的成員有時多到一、二千人。和它相類的法社，則是貴族或在家人士和若干僧尼的團體。故義邑需要有佛教素質較高的“邑師”主持指導，而在法社除“俗講”等外，則無此需要。另外，當時還有一種供設齋食的集會，即所謂“齋會”，在紀念、慶祝、祈愿等時節舉行，如文帝于開皇八年（588 ）曇延圓寂時設千僧齋；既而又于終南山焚化地設三千僧齋。仁壽元年（601 ）遣名僧送舍利到諸州建塔時，也命諸州僧尼普為舍利設齋等。

在佛教文學藝術方面，隋代的長安也是全國的中心。當時，長安一帶用佛教理趣入詩的有文帝、煬帝、薛道衡、柳顧言、許敬宗、費長房、盧思道等的作品。沙門彥琮、行矩、靈佑、吉藏、慧影等的文學撰作也很出名。隋代的佛畫家，有楊契丹、尉遲跋質那（于田人）、曇摩拙叉（印度沙門）等，而以尉遲跋質那和他的兒子尉遲乙僧尤為著名。隋代長安的佛教建筑，以文帝所造大興善寺、東禪定寺，煬帝所造西禪定寺最為宏偉。特別是東禪定寺，“駕塔七層，駭臨云際，殿堂高聳，房宇重深，周閭等宮闕，林圃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續高僧傳》卷十八《曇遷傳》）。

隋代長安佛教不但在全國擁有中心的地位，而且對四鄰諸國也產生深刻影響，特別是當時的高麗、百濟、新羅及日本。煬帝初年，四鄰諸國來學佛法的僧徒云集長安。于時日本攝政者圣德太子于大業三年（607）遣使者小野妹子來朝，并且帶了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見《隋書. 東夷傳》）。第二年又特選僧?、請安、惠隱、廣齊四人（一作八人）跟隨小野妹子前來。煬帝把這些外來留學的僧徒安置在鴻臚寺的四方館，并且先后召終南山悟真寺凈業、玉泉寺靜藏、長安大莊嚴寺神迥、弘福寺靈潤入鴻臚館擔任教授。這些措施對于后來各國佛教的流行產生很大影響。

唐朝在建立初期雖然奉行尊道政策，對佛教有一定的抑制，但很重視對佛教的整頓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就在京師長安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全國僧尼。太宗即位之后，重興譯經事業，度僧三千人，并在舊戰場各地建造寺院，促進了佛教的發展。貞觀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從長安入藏，帶去佛像、佛經等，使漢地佛教深入藏地。貞觀十九年（645），玄奘從印度求法回來，朝廷為他在長安組織了大規模的譯場。到了武則天（684～704）時期，為了利用佛教為其政治利益服務，一代女皇大興佛教。盡管當時的政治中心在洛陽，但長安的佛教依然獲得迅速發展。玄宗時（712～756），雖曾一度沙汰僧尼，但因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人在長安大力弘揚密教，有助于鞏固政權，佛教再次得到帝王的信任，不但促使密宗的形成，而且推動了當時佛教的發展達于極盛，僅佛教寺院就比唐初增加了一半。安史之亂使長安佛教遭受嚴重摧殘，到了武宗時期，從會昌二年到五年（842～845），朝廷命令拆毀寺宇，敕令僧尼還俗�？傆嫯敃r拆毀的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則達四萬所，僧尼還俗二十六萬余人，解放寺院奴婢十五萬人，收回寺院所屬的田地數千萬頃。長安佛教經此打擊，一蹶不振。

唐代的譯經主要集中在長安。從太宗貞觀三年（629）開始組織譯場，歷朝相沿，直到憲宗元和六年（811）終止。波羅頗迦羅蜜多羅、玄奘、阿地瞿多、那提、地婆訶羅、佛陀波利、杜行?、義凈、智嚴、善無畏、金剛智、不空、般若等譯師在長安主持佛經翻譯事業，譯籍的數量和質量均超過前人。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玄奘、義凈、不空。玄奘所譯有75部1 335卷，義凈譯出61部260卷（因當時政變而散失的，不計入），不空譯出104部134卷。義凈著重律典，不空專于密教，玄奘則瑜伽、般若、大小毗曇，面面俱到，當時印度大乘佛教的精華基本上都傳譯到了中國。有唐一代譯出的佛典，總數達到372部、2 159卷，大約有一半以上是在長安翻譯的。

經典譯傳的高度發達帶動了義理辨析的空前高漲，當時長安城里云集了中國最多的學問僧，這些人鉆研義理，體驗修行，解行并重，一邊著書立說，一邊宣傳推廣，門下都有大批追隨者，教學相長，共同研討，長安城里充滿了佛教理論的創新精神，從而迎來了三論、唯識、華嚴、凈土以及律、密等中國化佛教宗派的紛紛涌現。

起源于后秦時代的三論宗，經過后代的不斷發展，隋代時期已具雛形，其實際創始人吉藏（549～623）晚年居住長安，完成了三論宗主要理論體系的創建。他在長安很受唐高祖的優禮，被聘為十大德之一。他曾住于長安的日嚴、實際、定水諸寺，得以盛弘其三論學說。吉藏諸門人中最杰出的為慧遠，住在蘭田悟真寺，經常來長安講說，盛傳三論學說。貞觀年間，元康住長安的安國寺，著《三論疏》，繼續弘揚該宗學說。

慈恩宗是由玄奘（600～664）和其門徒在長安建立起來的。該宗遵奉印度無著、世親相承而下直到護法、戒賢的瑜伽一系學說，主張眾生種姓各別，又用“唯識所現”來解釋世界。玄奘門下弟子很多，最杰出的是窺基（632～682），他對玄奘新譯的經論作了將近百部的注疏，極大地發揚了玄奘譯傳的新說。接著有慧沼（650～714）、智周（668～723）等人相繼闡揚，遂使此宗達到極盛。玄奘門下還有一些新羅的學人，如圓測（613～696）、道證、太賢、慧景、遁倫等，也都很有成就。

律宗也興起于長安。道宣（596～667）繼承北朝慧光（468～537）到智首（567～635）的律學系統，在長安專事《四分律》的弘揚。因為他后來居住在終南山凈業寺和豐德寺，所以一般稱呼他這一系傳承的律學宗派為南山宗。與此同時，還有法礪（569～635）的相部宗、懷素（625～689）的東塔宗，對于《四分律》的運用和解釋，各有不同的見解，也各成一派。他們的聲勢雖不及南山宗之盛，但也流行了較長時期。

華嚴宗最初由法順（即杜順，557～640）創立于長安，接著有智儼（602～668）在終南山一帶著述《搜玄記》《孔目章》等，對《華嚴經》文作了綱要性的解釋，奠定了該宗的基本體系，歷史上稱智儼為華嚴宗二祖。被稱為三祖的法藏（643～712）因為參加了《華嚴》的新譯，理解經文更為透徹，進一步充實了該宗的學說。澄觀（738～838）來長安，受到皇室的敬重，對華嚴宗的正統學說加以發揚，因此被稱為華嚴宗四祖。其后五祖宗密（780～841）長期居住在長安草堂寺和圭峰寺，融會禪教兩方面，貫徹了華嚴宗的圓融精神。當時在長安學習華嚴宗的還有新羅學人義湘（625～702 ），他歸國后開創了海東的華嚴宗，而長安的至相寺則被視為朝鮮華嚴宗的祖庭。

密宗作為中國漢傳佛教八大宗派中的一個特殊宗派，是由善無畏（637～735）、金剛智（671～741）來長安之后創立的。他們在印度時修學的地點不同，分別傳承了胎藏界和金剛界的法門，到達長安之后，則互相授受，從而融合成更豐富完整的體系。接著，經過一行（683～727）、不空（705～774）在長安一帶的進一步闡述，內容更加充實。當時幾代帝王都對不空十分優禮，并以官爵相籠絡，從而形成了王公貴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風氣。當時，日本也一再派遣學僧來華傳習，入唐八家中的六家都在長安學習，尤其是空海，在青龍寺接法于惠果，歸國后創立日本真言宗，傳承至今不絕。

凈土宗立宗的端緒可上溯到北魏時代的曇鸞（477～543）。唐初道綽（562～645）繼承其說，繼續倡導。他的弟子善導（613～681）來長安傳教，凈土信仰由此才在長安站穩腳跟。善導著有《觀經疏》，在長安光明寺、實際寺、悟真寺等地傳教，建立了該宗的基本體系，被后世視為該宗的真正創立。其后懷感、少康等人相承不絕。唐代在長安宣傳凈土教還有慧日（680～740）。他從印度游歷回來，大力弘揚凈土法門，由此別成一系，但實際和善導所提倡的相差無幾。此外如迦才、承遠（712～802）、法照（生年不詳～821）等，也都致力于凈土的宏傳，遂使這一宗的信仰以長安為中心迅速傳向全國。

此外，隋代信行禪師（540～594）在長安創立的三階教，在一度被禁后，因其門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蕭?、高炯等的外護，得以保全實力，延續到唐代，又在長安恢復了相當的盛況。著名的寺院有化度、慧日、光明、慈門、弘善五大寺，而以化度為其中樞，無盡藏院就設立于此。到了武后證圣元年（695），才明令判為異端，此后朝廷又相繼多次限制打擊。盡管如此，三階教的潛勢力依然在長安地區存在，直至唐末。

除了上述各宗派的教義繼續傳播并發揮影響外，長安佛教的神圣化信仰也非常盛行。當時長安民間一般佛教徒的崇拜對象有彌勒、彌陀、觀音、文殊等佛、菩薩。佛舍利崇拜也在唐代盛極一時，在印度極富盛名的佛頂舍利、佛牙舍利均在長安供奉，尤其是關中西部的法門寺，在唐代成為皇家寺院，朝廷多次迎奉佛指舍利，影響盛極一時。當時全國佛教有四大朝拜圣地，其中長安就占兩處，一是扶風的法門寺，二是長安城南的終南山。

唐代三教關系的展開也主要以長安為基地。自唐初以來，佛教快速發展，和道教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時有高下之爭，在思想上也產生劇烈的沖突。唐初道教徒傅奕向高祖進言七次，抨擊佛教。沙門法琳和其弟子李師政在長安分別作《破邪論》和《內德論》，反駁傅奕。接著有道教徒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響應傅奕，貶斥佛教。法琳再度作了《辯正論》，予以反擊。兩教的激烈沖突直接波及到皇帝那里，結果是法琳受到發配益州的處分。其后，在朝廷的內殿里還時常舉行佛道的對論，其論題涉及道教最高概念“道”和佛教所說“菩提”的同異，又考核到《老子化胡經》的真偽。后來唐武宗的滅佛就是以道教徒趙歸真的進言為契機。另外，在儒佛關系方面，兩家的爭論較少。從隋代吉藏以來，佛教徒一貫以人天教看待儒家。唐代宗密著《原人論》，也采取同樣的見解，但儒者對于這些議論未見有何種反感。到了中唐，韓愈奮起攻擊佛教。他寫了《原道》一文，說佛教是教人無為而徒食，無益于國家。又說佛教是外來的，系夷狄之法，和儒教相違。他主張驅使僧尼還俗，焚毀佛經，改寺院為民舍。他又上表論佛骨，認為佛舍利是枯骨穢余，應付之水火，永絕迷信的根本。這樣直率的辟佛議論，曾給后世以很大影響，但卻受到當朝皇帝的排斥。

直接和群眾生活相聯系的種種民俗性佛教活動在長安也很流行，如節日在寺院里舉行的俗講，用通俗的言詞、生動的故事進行宣傳，并形成各種講經文或變文，所講的內容主要來自《華嚴》《法華》《維摩》《涅?》等經典。由于長安俗講流行，創作了變文等作品，各種佛教應驗故事、傳奇小說等也在民間流行起來。而唐詩中的佛教題材也急劇增加，佛教成為唐代文學的重要精神源泉。在藝術方面，各種佛教繪畫、雕塑、音樂、建筑、書法、各種紋飾等相當繁盛，促使佛教藝術達到興盛的景象。如彬縣大佛寺的大佛，建立于唐初，至今光耀天下。長安城內的大小雁塔以及許多著名的佛教碑刻都凝聚著藝術的深厚底蘊。

唐代長安佛教對國外也產生深刻影響，尤其是朝鮮半島和日本。當時很多新羅和日本的學僧來到長安留學，得到各宗大師的傳承，歸國以后開宗立說。新羅在唐初來長安的有義湘，他在終南山學法于智儼，而太賢、道倫則受學于玄奘之門，后來還有惠日在長安從惠果傳胎藏密法。日本學僧入唐求學之風尤盛。唐初就有道昭、智達、智通來長安從玄奘受學，其后又有智鳳、玄?來長安從智周受學，歸國后分為南寺、北寺兩傳法相之學，而成立專宗，代代相傳。日僧道光先入唐在長安學南山律，后來，在長安受戒學律的鑒真律師赴日傳戒，成立了日本律宗�？蘸Ｈ胩圃陂L安青龍寺從惠果受兩部秘法，歸國后創立日本真言宗。唐代長安的佛教對日本產生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四、長安佛教的沉寂時期



從五代到清朝為長安佛教的沉寂時期。唐朝滅亡之后，長安失去國都的政治地位，文化方面也迅速走向衰落，與此同時，長安佛教步入沉寂時期。這種沉寂主要表現在：義學不振，寺院殘破，僧才奇缺，法事不隆，宗派衰落。但佛教的活動與影響民眾的力量依然存在，佛教寺院的維護、佛教造像的維修與再建，佛教信眾的延續等都代代相續。

五代后梁時期的朱溫在離開長安時，拆掉長安宮殿寺觀的木料，自渭河運往河南開封使用，長安佛教因此而遭受沉重的打擊，章敬、西明等大寺院從此蕩然無存，幸存的其他寺院也殘缺不全。宋政權建立之后，一反北周抑佛的政策，給佛教以適當保護，以鞏固其統治地位。到了天禧末年（1021），天下僧尼近四十六萬人，比宋初增加了七倍，寺院也相應增加到近四萬所。長安的寺院在這個時期獲得有限的恢復，許多寺院都擁有相當數量的田園、山林，并得到豁免賦稅和徭役的權利�；兆跁r（1101～1125），由于篤信道教，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為道觀，并使佛號、僧尼名稱都道教化。這給予佛教很大的打擊，長安佛教也深受影響。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重建香積寺。太平興國六年（981），重修悟真寺，并改名崇法寺。政和五年（1115），分豐德寺圓測遺骨，葬在興教寺玄奘法師塔左，與窺基塔相對，貢士宋復為作《塔銘》。法門寺雖失去了唐時地處京畿的地理優勢及佛教中心的位置，但氣勢依然，宋代住僧人數比唐鼎盛時期增加了一倍，并形成了以農業為主，以手工業和商業為輔的較具規模的莊園經濟。宋朝時期的大慈恩寺，廢毀殆盡，唯一塔儼然。

這一時期，長安佛教高僧寥若晨星。可洪居住長安石羊寺，博覽經籍。后唐長興二年（931）著手《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著作，歷時十年而完成，凡三十卷�？偧�《玄應音義》《慧苑音義》《慧琳音義》《希麟音義》等諸書，對古字、俗字等字形、點畫，述說尤為詳盡。守初（910～990）為鳳翔一姓付人家的兒子。十六歲出家，以渭州（現在甘肅）崆峒山的志念為師。后來南下云游，參理云門文偃禪師，默悟其旨。后來巡游湖北一帶，被請住洞山，學人會集，聲譽頓起。太平興國六年，詔賜衣號。淳化元年（990）圓寂，壽81，有語錄行世。

宋室南渡之后，陜西為金朝統治。長安佛教則繼續保持低落中的延續狀態。南宋淳熙元年（1174），崇辨禪師住于大興善寺，頗有聲望。由于朝代更迭，戰亂頻仍，草堂寺也屢經戰火，屢經重修，宋、金、元時期都有重修的記載。金代法門寺沒有大的發展，但還是保持了以前的規模。金承安五年（1200）所刻《法門寺藏經碑》記述了法門寺藏經5000余卷，可見規模之宏大。金大安二年（1210），金燭和尚在法門寺二十四院之凈土院忽有“甘露法水”涌出，有感于靈異，決定焚身以“真身供養”。

元代長安佛教也無任何起色。明代政權建立之初，有鑒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轉而支持漢地傳統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嘛教在內地漸衰，而禪、凈、律、天臺、賢首諸宗逐漸恢復發展，長安佛教各宗也有了微弱復興的跡象。其中禪宗和凈土宗在最為流行。與此同時，很多寺院獲得重修和擴充。如明正統二年（1437），凈業寺住持僧云秀募資修葺本寺。明天順四年（1460），德滿禪師重修大興善寺。同年，凈業寺住持僧本泉和灃德寺住持惠海又重修寺院，以恢復祖業。明成化二年（1466），整修大慈恩寺，基本奠定了大慈恩寺后來的規模。明正德二年（1507），法門寺再次重修，從唐初法門寺建二十四院，至此時近900年，二十四院規模尚存。明嘉靖年間（1522～1566），秦藩王朱懷卷再次修葺悟真寺，并將悟真寺下寺的水陸殿改作其家祀佛堂。這期間，香積寺也進行了大規模的修復，佛事轉盛。明代以后，西村逐漸人滿擁擠，于是向東擴展，平塔除墳，香積寺的塔院逐漸湮沒。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關中地震，道宣舍利塔傾倒，兩年后即明隆慶元年，獲得重建。明隆慶二年（1568）八月扶風大地震，第二年（1569）法門寺唐塔倒毀。十年后，在皇太后的督促下，萬歷皇帝于1579年下詔重建法門寺塔。工程浩大，歷時30年，于萬歷三十七年建成，并造銅塔剎標明峻工。明萬歷四十三年（1604），大雁塔又重加修葺，安裝了階梯，可登臨各層。清代長安佛教與明代的態勢基本相同。

這一時期的高僧同樣很難尋覓。寶金（1308～1372）本為關中永壽人，六歲他出家，受戒后遍詣各處講肆，窮究性相之旨，后來到晉云參謁如海。再往峨嵋，精勤苦修三年。元至正八年（1348），皇帝遣使詔其至京城，甚為禮敬，命住海印寺，他蜿蜒謝絕，皇帝賜其“寂照圓明”之號。明太祖即位之后，詔他入南京，于內殿中問佛法大意，并設普濟會于鐘山，選高僧十人蒞其事，他便列于其中�；实塾钟H御翰墨，賜詩十二韻，蒙寵甚渥。如學（1585～1633），臨潼人，俗姓任，號五峰。幼年喪父，師從五臺山的天齊出家，并于澄律師處受具足戒。此人遇事精勤，遍歷諸方，后至金粟寺參訪密云圓悟，得其心印并嗣其法。曾入住弘濟寺，后又遷至長沙大溈山同慶寺。著有五宗派敘、五峰禪師語錄一卷。



五、長安佛教的恢復時期



民國時期長安佛教迎來了短暫的恢復。1912年以后，隨著新的政治體制的建立，宗教信仰自由理念的輸入，長安佛教開始了短暫的恢復，表現在：佛教團體的紛紛建立，佛教講學的頻繁舉行，寺院維修的不斷開展，佛教報刊與經書的出版發行，傳戒、祈福等法事活動的勃興等。

這一時期的長安佛教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1、北洋軍閥統治時期（1912～1927）

民國元年（1912）4月，浙江天童寺方丈寄禪等人在上海發起組織中華佛教總會，力圖保護佛教權益。9月，西安佛教界在臥龍寺聚會，宣告中華佛教總會秦省支部成立，以臥龍寺為會址，選舉了全為支部長，定慧、空定為副支部長。逐漸在陜西各縣成立了中華佛教總會分部及各種相關的佛教團體，截至民國十五年（1926）底，陜西各市縣已成立分部20多個，并建立其他相應組織10多個。西安市不僅成立了中華佛教總會西安分部，而且還設立了佛門請經處、巡行講演團、普通僧校、佛學研究會和佛學圖書館等近10個佛教機構。這些佛教組織的成立對維護佛教權益起到積極作用。中國佛教總會秦省支部還大力恢復慈恩、凈土和密宗等佛教各宗，并督促各宗進行了一些傳統的佛事活動。

民國初年，陜西僧界的弘法人才奇缺。針對這一狀況，陜西佛教界多次派人或去函延請外省高僧赴陜弘法。馮玉祥督陜后，在西安城內南院門建造洗心所，約請各教高人輪流講演。陜西佛教會致函太虛大師等高僧，懇請他們西上弘法，振興陜西佛教。太虛因正在創辦武昌佛教學院難以脫身，遂推舉妙闊法師代勞。妙闊法師赴陜弘法首開近代外省高僧赴陜弘法先例。翌年6月，山西五臺山月泉法師亦應邀赴陜弘法。與此同時，陜西的一些僧侶居士，也紛紛開展各種講經活動。早在民國初年，西安終南山各寺廟就開始恢復了各種參禪講經活動。民國十年（1921）4月后，陜西佛教會在西安創立陜西勝業學社，邀請省內僧伽、居士宣講佛經。翌年春，西安佛界著名居士馮迢如、高戒忍、李桐軒、楊叔吉等人，開始輪流在南院門洗心所講演佛法。民國十二年（1923）后，陜西高僧宏純、定慧、聰慧和著名居土康寄遙、高戒忍等人，先后在大薦福寺、寂園和各難民收容所宣講佛法。這些弘法活動都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影響。

北洋政府成立后，規定全國寺廟除僧伽募修或用私產修建者外，均屬公產而一律沒收。于是，各省逐僧占寺事件不斷發生，廟產糾紛案件頻頻發生。在此情況下，全國佛教界紛紛抵抗。民國元年（1912）9月，中華佛教總會秦省支部成立后，西安佛教界便立即展開維護廟產運動。到了民國三年（1914）6月后，西安城內外的許多寺廟均被陸建章下令改作兵營、學校、機關，西安佛教界不得不屢興訴訟，并屢次上書呈請，呼吁信教自由，保護廟產。民國十年（1921）9月，西安佛教會會長顯安，聯合省道教會會長陳園靜致函陜西督軍馮玉祥和省長劉鎮華，請求信教自由，保護廟產。民國十二年（1923）8月，陜西佛教會又致函陜西督軍兼省長劉鎮華，要求劉軍立即撤離大薦福寺，并將該寺交還省佛教會創辦普通僧校。但是，由于軍閥統治及僧界不振等因，陜西佛教界的這一努力并未收到預期效果。

2、國民黨統治時期（1927～1945）

1927年，國民黨在南京建立政權，1928年重新統一中國，最終結束了北洋軍閥的統治。早在民國十五年（1926）11月，馮玉祥占領陜甘后，為了鞏固后方，就主張信教自由，保護廟產。民國十六年（1927）3月，陜西釋道代表康寄遙等人聯合發表《敬告各界文》，一面揭出“僧界腐敗，不守清規”的弊端，主張“整頓僧伽制度，嚴整寺規，力倡教育”；一面呼吁“各方諒解”佛界苦衷，萬勿“橫加摧殘”。5月，康寄遙又聯合儒道代表多人，發表《西安三教代表請愿書》，要求省黨部、省農協會、省工會和省商協會等機關立即停止估量廟產、查計寺田的行動。此后，陜西省政府多次發出訓令布告，嚴令各地保護各教，并采取了一些強硬措施，及時解決了一些佛教案件。

民國十六年（1927）3月，康寄遙當選為陜西省佛教會會長后，遵照太虛教制革新理論，對陜西佛教界從組織上進行整頓。當時，西安佛教界各宗門戶之見頗深，組織渙散，同時，在僧伽之中，有些人專門從事經懺以混生活；有人把持寺產企圖世襲；更有甚者，個別人勾結敗類。早在民國十六年（1927）3月，康寄遙等人就在《敬告各界文》中向陜西佛教界發出了“速理內部，免貽人以口實”的忠告，并明確指出：“各寺急宜屬遵百丈農禪遺規，一方力農，一方參究，庶可免坐食寄生之誚�！泵駠�十七年（1928）初，康寄遙等人主持制定的《陜西佛教會整理僧伽草案》，幾經曲折終于在《佛化隨刊》上全文刊出。草案認為，整理僧伽的辦法有二：一為治本，措施主要是組設度僧委員會及僧產委員會；一為治標，措施主要為組設監察委員會和考試委員會�？导倪b等對陜西佛教組織的初步整頓，收到了一定效果，主要表現在方丈的選賢任能、僧眾的獎優罰劣和組織的健全純潔等方面。

與此同時，講經活動也開始興起。從民國十七年（1928）6月開始，應陜西佛教界的邀請，心寬、懷樸、華清、寶生、太虛、月溪、?虛、祥瑞、心道和超一等法師及韓清凈居土、何坦拔喇嘛等高僧大德先后赴陜西弘法，其中尤以民國二十年（1931）10月太虛的陜西之行影響較大。太虛在陜西期間，相繼在新城大樓、大慈恩寺、臥龍寺、高級中學和第一中學等處，向西安黨政軍民及佛教界宣講佛典，反響熱烈。通過這些努力，佛教在陜西的影響日益擴大，僧伽和信教群眾日益增多。據有關報刊記載，20年代末，陜西的僧伽、居土僅有200多人，30年代初亦不過400多人。至于信教群眾，其時也不過1000人左右。然而，民國二十三年（1934）1月陜西省佛教青年會成立后，會員很快由200多人增加到1000多人；同年5月，西京婦女觀音會成立時，會員亦多達近百人。民國二十六年（1937）夏，當心道法師再次赴陜弘法時，聽講者已達10000多人了。

培養佛教人才的活動也在同時展開。從民國十九年（1930）開始，陜西佛教界革新派努力開辦各類僧校，培養佛教革新人才。2月，陜西佛化社在社內開辦佛學講習所，由華清法師主講，康寄遙、王子端、雷仲南等居士助教。在該所的帶動影響下，陜西佛教界逐步興起了一股辦學熱。大慈恩寺、興教寺和崇仁寺等寺廟先后開辦佛學養成所，凈業寺、靈感寺等寺廟也積極準備興辦僧校�？箲鸨�發后，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陜西佛教界仍不忘興辦僧校，繼續造就弘法人才。民國三十二年（1943）10月，經多年籌備，康寄遙等人在西安大興善寺創辦世界佛學苑巴利三藏院，推舉太虛大師和妙闊法師為正副院長。在短短的幾年之內，這所僧伽高等學院，就為全省培養了100多名弘法人才。

陜西佛教界還致力于創辦各種佛教報刊，如：《佛化隨刊》(民國十六年12月～民國二十九年12月，即1927.12～1940.12)、《佛光周刊》(民國二十三年3月～民國二十六年7月，即1934.03～1937.07)和《西北佛教周報》(民國二十九年12月～民國三十二年春，即1940.12～1943.03)等。在這些佛教報刊中，公認《佛化隨刊》是近代陜西出版最早、發行時間最長、學術價值最高、影響最大的佛教刊物。它在宣傳佛教革新思想，研討教理、教制、教產革命，復興近代陜西佛教等方面，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貢獻。

在這個時期，西安佛教界還努力刻印和流通佛教經典。民國九年（1920），王蓮君等人在西安南院門樹德堂開創佛門請經處，民國十八年（1929），《佛化隨刊》社在西安中山大街90號創設佛經流通處。不久，佛門請經處與之合并。該處遂成為全省唯一刻印流通佛教經典的文化機構。在太虛、印光、戴季陶、朱子橋及楊虎城等人的幫助下，該處從外省購進《頻伽精舍大藏經》《磧砂經》和《藏要》等佛教經典，在陜西各縣佛界廣為流通。該處又獨自刻印過《凈除業障懺悔文》《凈土五經》《西方三圣像》等佛教經像，在省內外各寺院公開發行。另外，該處還刻印流通過陜西佛教組織和個人編撰的佛教著作，主要有陜西佛化社編寫的《陜西佛化復興之新紀元》、康寄遙撰寫的《長安古剎紀要》《太虛大師在陜弘法紀略》等書。民國二十一年（1932）12月，康寄遙等人委托朱子橋在上海發起組織“影印宋版藏經會”，決定在西安制版后送上海印制。為此，民國二十二年（1933）6月，康寄遙等人在佛經流通處設立“影印宋版藏經會西安辦事處”，邀請太虛大師高足范成法師主持其事。民國二十三年（1934）12月，影印宋版《藏經》陸續出齊，該書合計6351卷591冊(缺11卷)，共印500部，印制此書耗資32萬多元，歷時兩年，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刻印流通佛教經典的一件盛事。

與此同時，西安佛教界也努力興辦公益事業，參加各種抗戰活動。早在西安圍城期間，陜西佛教界的著名法師定慧、聰慧、貞如及居士康寄遙、高戒忍等人，紛紛在西安城內外設立難民收容所和施粥廠，借以救濟城內外的難民和民眾。民國十八年（1929）陜西連年大旱，西安及其周圍各縣赤地千里，民不聊生，陜西佛教界又舉辦各種公益活動。其時，康寄遙出任陜西省賑務會主席，慈云法師、路禾父、俞嗣如居士等人，則分別為陜西佛教和慈善團體的負責人。在他們的呼吁下，全國慈善機關陸續撥賑災款700多萬元及大量物資，為陜西一些災民熬過這場災難做出了重要貢獻。與此同時，高戒忍、楊叔吉等居士則開辦收容所、災童所和佛教醫院等公益事業，極力救護各地災民災童。在此期間，朱子橋居士在陜西的救濟事業影響更加深遠。朱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歷任廣東、廣西省長及中東鐵路護路軍總司令等職。1926年皈依佛門，從此致力慈善事業。民國十八年（1929），朱赴陜救濟旱災，曾在西安創辦中醫救濟醫院為災民治療疾病，在西安、扶風和黃龍山創辦災童教養院，收養災童，創辦眉扶銀洞灘及寬難三墾區安置災民。旱災過后，他繼續在西安等地舉辦各項賑務，功績斐然，被人們稱為“佛教大護法”�？箲鸨�發后，陜西佛教界以民族大義為重，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積極參加了各種抗戰活動。民國二十六年（1937）8月12日，康寄遙撰寫了《佛教徒怎樣抗敵》一文，主張佛教徒應依佛教教義，積極參加救護、慰勞、募捐和宣傳等各項抗戰工作。此文刊出后，在全國各界引起了較大反響。民國二十八年（1939）9月，云中法師率領陜西佛教救護隊奔赴晉南戰場，日夜精心救護傷員，曾受到中國佛教會和國民黨第二戰區的表彰和嘉獎。民國三十年（1941）春，西安大興善寺僧伽創辦西安佛光紡織廠，除自給自足外，還為軍民提供了大量布匹，有力地支持了抗戰。

（3）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9）

抗戰剛剛勝利，內戰隨之又起。特別是太虛、印光大師相繼圓寂，陜西佛界失去導師，因此，陜西佛教界每況愈下。

抗戰勝利后，陜西省佛教會改選，朗照出任會長，慈云、關符清出任副會長。主張革新的代表人物妙闊法師閉關終南，不再參與陜西佛教界工作，而康寄遙、路禾父、迢一等革新派人物，則以陜西佛化社為陣地，獨立開展各種活動。當時，無論就陜西省佛教會還是陜西佛化社而言，組織都十分渙散。所以在四年之內，這兩個佛教組織均無任何重大決策和行動。

民國三十六年（1947）春，陜西佛化社曾在社內附設西安市佛化圖書館。然而，由于該館的讀物主要是各種佛教報刊，除少數僧伽不時光顧外，其他讀者則寥寥無幾。民國三十八年（1949）3月，陜西佛化社又創辦《大雄》半月刊，該刊由康寄遙主編，與當年的《佛化隨刊》相比，無論從內容、篇幅和影響等方面來看，都不能同年而語了。

抗戰勝利后，陜西佛教界雖創辦了一些僧校，但由于師資、經費缺乏等原因，這些僧校均收效甚微。民國三十四年（1945）春，新派代表人物康寄遙等人創辦的世界佛學苑巴利三藏院正式開學。因太虛大師遲遲未能蒞任，故暫由迢一法師代理院長一職，并聘請歸善法師等人為教席。加之該院財力有限，舉步維艱。因此，該院僅開辦四期，畢業學僧16人。民國三十五年（1946）夏，西安佛教界在慈恩寺、興教寺和臥龍寺等寺廟，先后創辦了國民小學、小學補習班等初級僧校，接收寺廟附近的貧困兒童入學。然而，由于師資缺乏，管理不善，財力不繼等原因，在西安解放前夕，這些僧校均先后停辦。

這個時期，西安佛教界的佛事活動日稀，信徒人數銳減。檔案記載，民國二十二年（1933）10月，其時，陜西省佛教會有會員300多人；陜西佛化社有居土84人；臨潼縣佛教會有會員134人；戶縣佛教會有會員35人；以上合計共500多人。至于信教群眾，據有關檔案材料記載，1932）8月，中國濟生會長安分會有會員154人；理教聯合會有會員50人；陜西理善勸戒煙酒會有會員100多人；另外，講善局等佛教團體亦有數十人。民國二十四年（1935）成立的陜西佛教青年會和西京婦女觀音會，則分別擁有會員1000多人和近百人。民國二十六年（1937）8月，當心道法師在陜西佛化社宣講佛法時，聽講的信徒多達一萬多人。據以上統計可知，抗戰前夕和抗戰期間，西安的僧伽曾多達500多人，信徒多達一萬多人。然而，抗戰勝利后，陜西佛教界的佛事活動日稀，致使信教群眾迅速減少。據《大雄》等有關佛教報刊披露，四年之內，陜西佛教界的佛事活動主要有以下幾次：民國三十五年（1946）春，朗照法師在臥龍寺傳戒；民國三十六年（1947）3月，陜西佛化社舉行太虛大師紀念會；民國三十七年（1948）3月到10月，朗照法師在臥龍寺宣講《地藏菩薩本愿經》等佛典；12月南五臺大茅庵達一和尚在該庵結士念佛等。這一時期的佛事活動，多為祈禱護國息災、追薦陣亡將士及遇難同胞一類懺罪薦亡法事活動。1950年春，據陜西省政府宗教事務處調查統計，截止1949年底，西安的僧伽尚不足百人，佛教徒僅1000多人。

表現比較明顯的還是寺廟的荒蕪不堪。全面內戰爆發后，陜西省政府對陜西僧伽千方百計進行限制，出現了沒產逐僧、拆廟毀像的現象。為此，民國三十七年（1948）8月，在陜西省參議會一屆五次大會上，參議員陳右階等18人聯名提出《保障佛教寺廟財產議案》。但這一議案并未付諸實施。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隊還在陜西的崇仁寺、慈恩寺、大薦福寺及南五臺等名剎古寺駐扎，挖掘戰壕，屯集戰略物資，致使一些寺院面目全非。陜西佛教進入全面的衰落時期。



六、長安佛教的復興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屬于長安佛教從低谷走向全面復興的時期，其中以改革開放為界線，此前由于極左思想的影響，佛教逐漸被限制，直至文革時期遭受沉重打擊。此后，由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貫徹，寺院恢復，僧團組建，佛協成立，弘法漸盛，信眾日增，法事興隆，以大慈恩寺、法門寺為旗幟，長安佛教走向全面復興。

1、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

1949年以后，陜西佛教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全省有比丘1 811人，比丘尼401人，喇嘛９人，共2 221人，寺院佛堂948處。1954年，根據總理周恩來的指示，國家和省、市政府撥�？钚掭萘伺P龍寺、興教寺，更換了大雁塔盤梯，加固了大雁塔塔基，維修并油漆彩繪大興善寺各主要殿堂。當年12月至第二年4月，興教寺方丈妙闊法師在西安幾個寺院領眾同誦全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妙法蓮華經》《大般涅?經》，在佛教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黨和政府堅決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大量事實和寺廟宗教生活及佛事活動的正常進行，激發了佛教界的愛國熱情，他們參加了“斯德哥爾摩和平宣言”簽名運動，積極參加援抗美援朝、認購建設公債、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的各項活動。朗照法師還作為西安佛教界的代表，參加西安人民赴朝鮮慰問團，到朝鮮前線慰問中國人民志愿軍。

1953年，西安市僧人第一次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參加了人民代表的選舉。朗照、關符清、圣蓮等六人被選為省、市、區人民代表。1955年，朗照、路禾父、俞嗣如、康寄遙等四位，還被推舉為西安市政協第一屆委員會委員。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僧人的生活問題，政府有關部門，從1954年開始，著力幫助各寺廟組織僧人從事生產勞動，對有土地和勞動力的寺廟，政府給予低息貸款，幫助購買大牲畜、農具，發展農業生產；對罔極寺和西五臺尼僧，幫助她們購買縫紉機，搞手工業生產。對喪失勞動能力的僧人，給予救濟，以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至1955年西安市共計撥救濟款5 000多萬元(舊幣)，1956年，幾個有土地的寺廟成立了西安佛教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社)，慧雨任社主任，耕種土地40多畝，同年年底，合作社共收獲糧食61 400多斤，實現了口糧自給。參加農業社的僧人平均分到現金100多元，有的達到800多元。1957年，佛教農業生產合作社并入雁塔區張家村生產合作社(大社)，1958年改為永寧公社。隨著生產的發展，僧眾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各寺廟的宗教生活步入正常， 1957年12月，臥龍寺舉行了西安解放后首次傳戒大法會，受戒的信眾達500多人。

但是，自1957年夏季之后，陜西佛教又經歷了一番曲折的過程。由于黨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陜西佛教界也受到沖擊，1958年末和1959年，陜西省開始宗教制度改革運動，先后進行“交心”運動和教制改革，批判斗爭了一些不該批斗的佛教界人士，合并了一批寺廟，迫使一些僧尼喇嘛還俗。針對極左思潮所造成的后果，黨和政府及時采取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西安市也調整了對佛教的具體政策，采取召開“神仙會”，放手讓宗教界人士“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分析問題，自己解決問題”，又恢復了一些寺廟，吸收被迫還俗的僧人回到寺廟，恢復了宗教生活和宗教活動。對寺廟農業生產的指標做了調整，并允許年老體弱僧人不參加勞動，專心修持。1962年至1963年，西安市佛教寺廟恢復到4l座，常住僧尼174人。據1965年1月陜西省人民委員會宗教事務處統計，陜西省共有九個專區（銅川市屬渭南專區管轄），有佛教徒3 434 人，其中比丘643人，比丘尼133人，寺院193座。

1958年開始籌備陜西佛教界統一的團體——西安佛教協會，1962年10月27日至11月6日召開了第一屆代表會議，參加會議的代表共45人，選舉產生了西安佛教協會第一屆理事會，朗照法師當選會長，慈云、關符清當選為副會長，大昶(許力工)當選為秘書長。新成立的西安佛教協會積極開展工作，陜西省佛教事業的建設和發展有了新的進步。1964年7月，在政府的領導和支持下，西安佛教界積極籌備并組織了國際性的“紀念玄奘法師圓寂1 300周年法會”，來自日本，印度、緬甸、泰國等國的佛教界朋友參加了這次盛會。西安佛教協會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全省第一個佛教組織，在團結佛教信徒，搭建政府與信徒之間橋梁以及知道佛教發展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陜西省宗教事務處被撤銷，宗教事務管理基本癱瘓。佛教界一些人士被打成“牛鬼蛇神”，其中多數被迫參加體力勞動，寺廟被關閉或改作它用。據不完全統計，西安臥龍寺、大興善寺、大慈恩寺、廣仁寺，長安縣興教寺、香積寺等寺院，被拆毀的殿堂320間，被毀佛像350尊，被燒經書10萬多卷(冊)，丟失的法器650多件。佛教協會自行解散，宗教活動被迫停止。

2、改革開放以來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省委、省政府認真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級宗教工作部門根據國務院1980年188號、中央1982年19號，以及1982年陜西省委70號文件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撥亂反正，在平反冤假錯案、恢復寺廟、落實佛教房產和土地使用權、安排僧眾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至1990年全省共落實佛教寺廟房產1 843.5間；清退房屋租金 20多萬元；物品 777 件；折價退賠3 300 元，約占應清退宗教房產的90%。根據1991年省宗教局統計，在全省佛教宗教教職人員中，被安排為全國政協委員1人，省政協委員3人，選為省人大代表1人，省參事館館員1人，4人擔任了中國佛協常務理事或理事。1985年前，大興善寺、大慈恩寺、臥龍寺、興教寺、香積寺、草堂寺、廣仁寺、凈業寺等八座國務院確定的全國重點佛寺全部開放，并歸還僧人管理使用，國務院和陜西省還撥�？�300多萬元維修寺院。根據陜西省宗教局1990年的統計，全省共有比丘391人，比丘尼123人，佛教信徒大約11萬人。批準開放的佛教活動場所65處，尚未批準開放但有佛事活動的場所有53處。

與此同時，各級佛協組織陸續成立。1983年9月省佛教第二屆代表會上，將西安佛教協會更名為陜西省佛教協會，許力工當選為會長，常明、古訓、澄觀、慧雨當選為副會長，秘書長由常明兼任。副秘書長由慧雨兼任，會址設在西安大興善寺內。1992年10月，省佛協召開第三屆代表會，許力工居士繼續當選為會長、常明、澄觀、慧雨、凈天當選為副會長，秘書長由常明兼任。副秘書長為德元、宗元。截至1991年，全省共成立設區的市級佛協有５個，縣級佛協13個。各地佛事活動全面開展起來，如長安縣興教寺1984年11月7日舉行方丈升座法會(常明法師)，1987年又傳授三壇大戒，受戒比丘、比丘尼300名，受菩薩戒200名。1985年10月，大興善寺開壇傳戒，受戒比丘、比丘尼300多人，受菩薩戒1200多人。1989年9月14日，慧雨升座為大興善寺方丈。1990年5月，續洞升座為長安香積寺方丈。同年9月香積寺開壇傳戒，受戒的出家二眾354人。與此同時，各寺廟都按佛教儀軌恢復了正常的宗教活動，如每天早晚上殿念誦，一日三餐一律過堂，重大宗教節日舉行紀念活動，焰口、打七等佛事活動正常進行。

隨著寺院恢復和建設力度的日漸加強，以及佛事活動的不斷開展，西安佛教寺院逐漸恢復了傳統的管理方式，表現在：第一，制定寺院管理辦法。經省佛協常務理事會多次研究討論，《陜西省佛教協會關于佛教寺廟管理試行辦法》于1987年4月正式頒布試行，對全省寺院的管理起到了規范指導的作用。第二，恢復僧團組織，加強叢林管理。1984年以來，省佛協常務理事會就恢復傳統僧團組織和現代民主選舉問題進行多次研究，并首先在興教寺、大興善寺、香積寺、草堂寺按照佛教儀規升座了四名方丈，還協助法門寺選舉了住持、監院，同時在幾個全國重點寺院內恢復了知客、維那、僧值等僧團執事，為寺院叢林化管理奠定了基礎。第三，健全各項規章制度�；謴烷_放的寺院建立健全了學習、工作、會議、生產、財務、收徒、佛事、消防安全、文物保護等各項制度，使寺院日�；顒佑姓驴裳�。第四，成立佛教經像流通處，經辦全省佛教經像的批發零售業務，既滿足了寺院和四眾的需要，又協助政府查處了非法銷售經像的問題。

隨著寺院經濟能力的不斷增強，陜西佛教界在社會公益方面也開始了自覺的行動。據省宗教局統計，1979年至1992年，陜西佛教界先后為南方水災受災群眾、藍田災區、殘疾人事業、黑河引水工程和希望工程捐錢捐物，體現了愛國僧人以國家安危為己任的崇高精神。植樹404 000棵，資助修橋17 000元，修路8 000米，贊助殘疾人10 145人，支援災區45 825元，衣物7 037件，糧票960斤，辦醫資助14 800元，辦敬老院資助5 500元，辦學資助40 000元。1993年至1997年，彌陀寺植樹40畝，陜西佛教界修路5 000米，贊助殘疾人15 000元，支援災區135 000元，衣物107 301件，圖書300元，糧食100 000斤，支援貧困地區修建希望工程學校捐資1496 280元。

為了解決陜西佛教人才嚴重短缺局面，1984年至1990年陜西省先后選送6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年輕僧人，報考中國佛學院進行培養，選送5名青年僧人到中國佛學院棲霞山分院學習，選送3名比丘尼去四川尼眾佛學院進行深造，為陜西培育了一批有一定造詣的佛學人才。1988年，陜西省和西安市佛協聯合在西安大興善寺舉辦了一期二年制僧伽培訓班，有20多名年輕僧人報名參加，為各寺院培育了一批急需的管理人才。另外，一些年輕僧人還參加了社會上舉辦的外語培訓班，為陜西省佛教界培養了一批涉外接待人才。

為了盡快彌補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陜西佛教文化史料的遺失，在省宗教局的領導下，省佛協配合省社科院開展長安佛教研究工作，尤其是隋唐時期長安佛教歷史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進行了重點寺院為主的長安佛寺叢書的編寫和出版工作，先后出版了大興善寺，大慈恩寺、香積寺、草堂寺、青龍寺、法門寺等八個寺院的志書，與此同時還開展了陜西佛教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西北大學的高揚教授從1978年開始展開印度佛教哲學的研究，其中涉及唐代陜西佛教的很多領域，在他的呼吁和努力下，陜西佛教研究隊伍不斷加強，對外交往日益頻繁。他還親自培養了王亞榮、魏道儒、李利安等從事佛教研究的學者，這是陜西最早的佛教研究領域的研究生培養事業，西安也由此成為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最早的佛教領域研究生培養基地之一。1980年，在他的奔走和運作下，在陜西佛教界和政府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和西北大學、陜西省社會科學院聯合在西安召開了改革開放以后全國首次佛教學術會議，幾乎所有的權威佛教學者都前來參會，日本學者中村元等一流專家的與會標志著中日佛教學術交流的正式開始。1986年，在陜西省宗教事務局和陜西省佛教協會的大力支持的直接參與下,全國隋唐佛教學術研討會在西安召開，西北大學、陜西省社會科學院作為發起和承辦單位，為陜西佛教的學術研究事業再立新功。1987年法門寺佛指舍利和大批宗教文物出土后，以法門寺為主題的佛教歷史與文化的研究迅速興起，以韓金科為領軍人物的法門寺研究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進一步擴展和深化了陜西省的佛教文化研究。1992年，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成立，這是中國高校系統第一個佛教研究所。1994年，第一屆玄奘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西安召開。1997年，中日“長安佛教與日本”學術研討會召開。1998年，中韓儒釋道三教學術研討會在陜西咸陽召開。由西北大學、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大慈恩寺、法門寺、陜西和西安市佛教協會等單位發起和主辦的國教佛教學術研討會接連在西安舉行，標志著西安已經成為新時期中國佛教研究和佛教國際學術交流的又一中心。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陜西省的佛教國際友好交往活動日益增多，邀請陜西佛教界組團出訪的國家也越來越多。1985年，應日本國真言宗空海大師同志會、仕唐官員阿部仲麻呂紀念館、佛教辨天宗、岡山縣和氣町等四個佛教團體邀請，陜西佛教界派出了以許力工為團長的7人代表團，訪問了日本，進行了佛教文化交流。1986年11月，省佛協常務理事續洞、永明法師應邀赴日本參加真言宗辨天宗水陸法會。1991年6月，應印度華僑悟謙法師邀請，省佛協常務理事凈天法師隨中國佛教代表團出訪印度，參加玄奘紀念堂開光法會。通過這些訪問，使陜西僧人開闊了視野，了解了國外佛教的歷史和現狀，增進了友誼。與此同時，國外佛教界來陜西省的參訪團也不斷增多。1984年9月，日本國真言宗高野山金剛峰寺阿部野隆正一行224人，在西安青龍寺舉行了惠果空海紀念堂落成法會。日本國空海大師同志會會長中尾寬澄、副會長佐藤弘念，先后于1985年10月、1987年6月、1991年10月三次率團292人來西安大興善寺舉行地藏菩薩立像周年揭幕法會。日本國奈良市法隆寺圣德太子派宗務總長高田良信一行103人，于1986年4月前來西安大興善寺舉行紀念第一位遣隋使小野妹子入隋1 380年法會。1986年9月和1990年11月，日本日蓮宗先后兩次組團共38人，前來戶縣草堂寺舉行紀念羅什三藏和鳩摩羅什紀念堂奠基法會。這些法會，陜西佛教界大力配合，在交往中增進了友誼。1988年9月23日斯里蘭卡總理普里馬達薩到西安訪問，24日拜訪西安大慈恩寺，并贈送玻璃鋼金裝釋迦如來佛一尊，西安41名僧尼與斯里蘭卡總理共同舉行了迎佛像儀式。同年12月22日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特意來西安訪問玄奘大師譯經道場大慈恩寺，許力工會長代表省佛協出面接待并贈送玄奘法師翻譯的印度佛經《無垢經》《本生經》各一部。

陜西佛教界與港、臺佛教界的友好往來也十分頻繁。1989年10月臺胞圣明法師來大陸祭掃黃帝陵與陜西佛協交談舉辦水陸法會。1989年和1990年，香港大嶼山圣一法師和初慧法師，先后來陜拜會了省佛協并朝拜了耀縣大香山寺。

截至1990年底，陜西佛教界共接待國外佛教界人士240多批，4 300多人次，接待港澳臺同胞500多人，其中除日本佛教界外，還有新加坡、泰國、印度、美國、法國、加拿大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學者教授及佛教徒以及港、澳、臺的一些僧團、居士。這些友好往來，既增進了與世界各地、海峽兩岸佛教界的友誼，也宣傳了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長安佛教以其卓越的建樹和鮮明的特性而在中國乃至整個世界佛教歷史上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她所具有的歷史悠久性、譯傳中心性、理論創新性、信仰的神圣性、交往國際性、文化融合性、政教融洽性、流傳普及性、影響的深刻性，均為兩千年中國佛教之典范。這既是長安佛教的精神財富，也是歷史饋贈給中華民族的豐厚遺產，值得永久紀念和系統研究，并在全面清理和認真借鑒的同時，實現積極的揚棄與現實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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