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國（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
陳寅恪的治史方法向為當時與后來學界名家所傾倒，胡適的評價也許最能表明這種仰慕之情：「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博學、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陳寅恪自視甚高，聲稱「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后」，這種立意不僅反映在他的歷史觀上，還表現在治史方法上。直到晚年，他還毅然宣?「捐?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著成80萬字的《柳如是別傳》，?聲明這一方法既不同於乾嘉考據的舊規，亦更非馬列主義的新說。但他只是把史學方法作為研究工具，從未撰有自述史學方法的專論，直到去世前一年，才意識到自己的方法有可能失傳於身后，對助手黃萱說：「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識的。我死之后，你可為我寫篇談談我是如何做科學研究的文章�！沟S萱敬謝不敏，其史學方法遂令人有廣陵散絕的浩嘆。［1］
近年以來，探索陳寅恪史學方法的論著時有所見，有些還出自其受業弟子之手。但即便王永興這樣的親炙弟子，重讀自己闡述乃師治史方法的文章，也會生出不滿之感。［2］這正表明：對陳寅恪史學方法的認識，與對陳寅恪這一歷史人物的認識一樣，?不是短時期甚至一代人所能完成的。既然陳寅恪沒有關於治史方法論的系統而明確的夫子自道流傳后世，后人的探討便只能是一種闡釋，這種闡釋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但借助於眾多的闡釋，人們或許能比較、鑒別和選擇哪些闡釋最接近這位史學大師方法論文本。筆者之所以嘗試對陳寅恪史學方法論作出自己的理解，理由即在於此�！�
一、歷史觀對史學方法的?定性影響 1929年，陳寅恪借〈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揭出了自己讀書治學的最基本的價值觀：「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因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僅是他安身立命的原則，也是其史學方法的根本礎石。正基於此，陳寅恪在其史學生涯中最注意防范外部影響與內在因素對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侵蝕或玷污。就外部影響言，他竭力使歷史學獨立於現實政治，即便在抗日戰爭的激蕩年代里，他的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的研究，也與現實保持著相當的距離。1936年，教育部規定：中學歷史教育要證明民族同源，不能講民族戰爭。他對此明確反對：「為證明民族同源，必須將上古史向上推，如拓跋魏謂為黃帝之后，欲證明其同源，必須上推至黃帝方可。這就將近年來歷史學上之一點進步完全拋?，至為可惜。持毫無證據之玄想假設，遂於古代民族間的戰爭，諱而不言，殊為不當。古代史上之民族戰爭，無避諱之必要」。對學術和政治的關?，陳寅恪最鄙視的就是曲學阿世，他認為：「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學問能完全脫離政治之事？但兩者之間，自然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如果作學問是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學問。因為作學問與政治不同，畢竟有它自己的獨立性的」。就內在因素言，他?量使歷史研究不摻雜進個人的感情成分。他諳熟晚清歷史，但因先世與這段歷史有割不斷的恩怨，故而向學生表示：「我自己不能做這方面的研究。認真做，就要動感情。那樣，看問題就不客觀了，所以我不能做」。1945年，梁啟超弟子吳其昌撰成《梁啟超傳》，材料多取自乃師的《戊戌政變記》，陳寅恪批評梁記「作於情感憤激之時，所言不盡實錄」，吳著「亦為一時之情感所動蕩。故此傳中關於戊戌政變之記述，猶有待於他日之考訂增改者也」，正是出自同一原因。［3］
據學生回憶，陳寅恪常在第一次上課時專講他的歷史觀和治學方法：「他首先強調歷史是一門科學，是可以通過科學方法和歷史事實加以印證的。他不同意黑格爾把歷史說成是人類理性或精神的自由發展；也不贊成把人類歷史發展過程刻板分為五種社會形態。他認為人類歷史從整體看，是統一的，存在因果關?，有其軌跡可尋；從部分看，它又是多樣性的，世界上?無完全相同的歷史現象重演。因其有軌跡可尋，故研究歷史可以垂教於后世；又因其是多樣性的，故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必然規律。他強調研究歷史，首先要全面掌握歷史資料，證明歷史事實，然后可以作出正確的判斷；在研究方法上，切忌拘泥於一派一家之見，而主張博取眾長，融匯百家。他稱自己的史學方法既非一元論，也非二元論，不屬於唯心論也非唯物論，可說是多元的史學方法。他不同意阿克頓關於寫歷史要使各國人都滿意的說法。他認為：人們都有私心雜念，都希望別人寫出來的歷史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要求寫出來的歷史使人人都滿意是辦不到的。不過應該要求寫出來的歷史，使人人都感到無瑕可擊。這就要史學工作者超然物外，不存偏私，用全部精力去掌握歷史材料，再現歷史真實，然后才能正確作出是非和道德的判斷�！惯@段議論雖是弟子追憶，但以其史學生涯與成果參證，還是比較準確地傳達了他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的要旨，因而值得重視。［4］ ?管道德判斷在其史學體系中亦占一定的地位，但陳寅恪認為：史家首先應該客觀全面地掌握歷史材料，再現歷史真實，「若專就道德觀點立言，而不涉及史事，似猶不免未達一間」，因而他批評歐陽修在《新五代史》里特立〈義兒傳〉，「然所論者僅限於天性、人倫、情義、禮法之范圍，而未知五代義兒之制，如后唐義兒軍之類，實出於胡人部落之俗，蓋與唐代之蕃將同一淵源」。他明確反對歷史?定論，在講課中「絕不輕易講因果關?，而更著重條�。算暫�?K非事事處處呈現必然性，有時也有偶然性，「天下事前后因果，往往有出於意料之外者」，《柳如是別傳》即舉出這一方面的不少例證。［5］ 陳寅恪自稱治史旨在「考興亡之陳跡，求學術之新知」；也常說「在史中求史識」，還有志撰寫類似《中國歷史的教訓》這樣的著作�！冈跉v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顯然是其治史目的之一。他向學生說過對歷史學的見解，「謂整理史料，隨人觀玩，史之能事已畢」。這里所謂觀玩，不是將史學作為案頭清供，也應理解為領悟新知，尋求教訓。［6］ 陳寅恪雖未寫過通論性的著作，但他平生曾立愿寫一部《中國通史》，只不過把這一工作推遲到個案性的研究基本完成以后。指出這點是重要的，否則便不能深刻理解他所強調的通識。他曾批評「國人治學，罕具通識」，稱?馮友蘭「取用材料，亦具通識」；在論及唐玄宗一朝為唐史分界線時，又感慨指出：「至其所以然之故，則非好學深思通識古今之君子，不能詳切言之」。通識顯然是陳寅恪史學活生生的靈魂。［7］ 這種通識的主要表現有三。其一，研究中國史也必須具備世界史的眼光。例如，隋煬帝、唐太宗以有為之主，傾中國之力，屢攻高麗而終歸退��；唐高宗時期卻克成其功，但最終也暫得而旋失。陳寅恪認為，歷來史家對前者「既鮮卓識之議論」，對后者「復無一貫可通之解釋」，只有把視野放寬到唐朝以外的整個東亞世界，才能得出正確的識斷：「高宗獲勝之重要原因在乘高麗之內亂及據新羅、百濟之形勢。然既得其國，而終不能有，則以吐蕃熾盛，西北危急，更無余力經營東北」。其二，準確把握住自己所研究領域的切入點。實際上，大體以1949年為界，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是陳寅恪此前的研究重點，這一研究雖然涉及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元史、佛教史、敦煌學、唐代文學和比較文學等眾多的領域，但他以為：「必於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不言而喻，他是把民族和文化作為影響研究全局的統貫性問題來對待的。其三，對具體研究對象的假說?不就事論事，而是使其具有較廣的推證性。例如，在論李唐氏族時，陳寅恪提出一假說：「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數年以后，他自述其用意：「設此假說，意不在解?李唐氏族問題，凡北朝隋唐史事與此有關者，俱欲依之以為推證，以其所?至廣且巨，故時歷數載，文成萬言，有誤必改，無證不從，庶幾因此得以漸近事理之真相」。至於陳寅恪所謂「今世治學以世界為范圍，重在知彼，絕非閉戶造車之比」，亦即研究歷史應該借鑒國外的方法問題，下文另有論述。［8］ 在研究方法上，陳寅恪指出清代考據學的致命弱點：「其謹愿者，既止於解釋文句，而不能討論問題；其夸誕者，又流於奇詭悠謬，而不可究詰」。同時，他對陳垣史學「材料豐富，條理明辨，分析與綜合二者俱極其功力」，譽其「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於今日史學之真諦」�？梢娝哪恐行率穼W的真諦，就是治史應該既能解釋文句，又能討論問題，即注重實證與議論的統一、分析與綜合的結合。正如有人指出，陳寅恪將唐代政治史研究成果著為《述論》，「顯然有?於述而不論或述多論少之傳統史學，此乃寅恪史學之『先進』處，『突破』處；亦可見寅恪已掌握近代史學『釋史』一道之要旨」。［9］
陳寅恪專攻的民族文化之史，實際上是廣義的文化史研究。他認為：「哲學史、文化史絕非與社會無關者，此一觀念必先具備」。因此他在開設「晉至唐文化史」課程概述講授要旨時強調：「本課程講晉至唐這一歷史時期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之關?。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學、宗教、藝術、文學等；物質環境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組織」。對以往的文化史研究方法，他指出有二失：「舊派失之滯。舊派所作中國文化史，其材料?自廿二史中儒林文苑等傳及諸?，以及《文獻通考》、《玉�！返阮悤ｎ悤斯┛婆e對策之用，作史沒有必要全行?入。這類文化史不過抄抄而已。其缺點是只有死材料而沒有解釋，讀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與社會制度的關?。新派失之誣。新派是留學生，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者。新派有解釋，然甚危險。他們以外國的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此種理論，不過是假設的理論。其所以成立之原因，是由研究西洋歷史、政治、社會的材料，歸納而得的結論。結論如果正確，對於我們的材料也有適用之處。不過也有時不適用，因為中國的材料有時在其范圍之外。所以講大概似乎對，講到精細處則不夠準確。而講歷史重在準確，不嫌瑣細」。［10］ 陳寅恪指點學生學習方法說：「就是要看原書，要從原書中的具體史實，經過認真細?、實事求是地研究，得出自己的結論」。他自道研究原則時也一再強調：「真的資料，正確的解釋，才有自然的結論。不是先有結論，才做研究；而是先研究，才得出結論」。他所謂「不是先有結論，才做研究」，自然也包括這一推論：「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在陳寅恪的史學方法論里，強烈貫穿著他所特有的價值觀和歷史觀。［11］
二、治學方法的繼承和借鑒 家學淵源給予陳寅恪的首先是傳統國學的良好訓練，有關回憶和傳記對此多有介紹。其父祖的維新思想也體現在教育方針上，四書五經以外，還為子弟開設了數學、英文等課程。直到后來留德期間，他對數學仍保持著濃厚的興趣。這種現代科學與人文的教育對其治學方法的現代化，無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陳寅恪所繼承的中國傳統學術方法上，學術界有兩種不同的見解。汪榮祖認為陳寅恪繼承的主要是清代乾嘉學派的方法，因而他那部《陳寅恪評傳》有一章標題即為「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王永興則以為乃師史學不可能出自清代經學或清代考據之學，他那部《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有一節標題即為「陳寅恪先生史學主要淵源於司馬光歐陽修為代表的宋賢史學」。這一問題因關?到陳寅恪史學方法的來源，有必要略加辨析。 總體而言，陳寅恪確實對清代學術評價不高，對宋代學術則推崇備至。如果全面準確地把握他對清學的總批判，其要旨有四：其一，「清代之經學與史學，俱為考據之學，故治其學者，亦?號為樸學之徒」；但清代史學地位卑下，「此清代經學發展過甚，所以轉致史學之不振也」。其二，清代經學因其材料殘缺寡少而解釋難以確定，「以謹愿之人而治經學，則但能依據文句各別解釋，而不能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之論述。以夸誕之人而治經學，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征之結論」。其三，但清代樸學的考據辨偽方法用之史學仍可以多有發明，這是因為「史學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備具，其解釋亦有所限制，非可人執一說，無從判其當否也」。因而「閻百詩在清初以辨偽觀念，陳蘭甫在清季以考據觀念，而治朱子之學，皆有所創獲」，陳寅恪極其推重錢大昕，原因也在於此。其四，清代樸學方法僅能用作治史工具，而不能視為著述規模，還應融合其他外來方法，則成效庶幾「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由此看來，完全割斷陳寅恪史學方法與清代考據學的淵源關?，似乎言之過分。［12］ 陳寅恪對宋代史學評價極高：「中國史學，莫盛於宋」，「宋賢史學，今古罕匹」，「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學識更不逮宋」。他還指出：「材料豐富，條理明辨，分析與綜合二者俱極其功力，庶幾宋賢著述之規模」。他對宋代史學高度肯定，出於兩點考慮。首先是史識。對此，正如其入室弟子所指出的，他肯定?繼承的是「宋賢史學的求真實、供鑒戒的史學思想」。他曾指出：「《資治通鑒》是為宋朝的治亂興衰而作的，一定要用真的材料，存真理以為政治服務」；正基於此，他推許「《資治通鑒》一書，尤為空前?作」。其次是史法。他曾稱?楊樹達治經之法，「殆與宋賢治史之法冥會」。他所謂的宋賢治史之法，即司馬光、李燾創立和運用的長編考?之法，其要點是匯集群籍中與研究對象有關的史料，「間下己意，考訂是非，解釋疑滯」。他在另一處認為：《續資治通鑒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年要錄》等趙宋史家著述「喜聚?同，取材詳備」，「最能得昔人合本子?之遺意，誠乙部之?作」。他不僅在自己研究中（例如李唐世系問題）借鑒了長編考?法的廣搜群籍、參證研究、考訂解釋、折衷一是等具體方法；?在取材上推廣到小說詩文、佛經道藏、醫籍歷算、考古資料和域外資料等，使長編考?法推陳出新，具備了二十世紀新史學方法的時代光彩。總之，陳寅恪所服膺的「宋賢著述之規�！�，也就是獨具史識、通解史料。［13］
當然，陳寅恪所處的已是中國開始走向世界的時代，因而其史學方法?不僅僅是宋學與清學的簡單復合，還有待於西方人文科學方法的滋潤和融匯。在二十世紀史學大師中留學海外時間之長，他是首屈一指的，借用余英時的說法，這是陳寅恪學習世界史的自覺階段，他后來研究隋唐史所運用的民族集團、宗教勢力、社會階段、地域背景、經濟制度、皇位繼承、語言變遷、武力消長、通婚狀況等基本概念，都折射出西方史學的深刻影響。陳寅恪稱?馮友蘭「取西方哲學觀念，以闡明紫陽之學，宜其成系統而多新解」，也正是他自己在史學方法上「實匯中西治學方法而一之」的自道門徑。［14］
留學經歷使陳寅恪不僅精通了二十余種外國或?族的語言文字作為治史工具，而且深切體悟了西方歷史文化的內在精髓。學術界一般認為，陳寅恪留學期間，主要接受的是以蘭克為代表的德國歷史語文考證學派的熏陶和洗禮。蘭克學派在二十世紀初葉以前執西方史學之牛耳，它對陳寅恪的重大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他自己也承認「既吸收中國乾嘉學派的考據方法，又結合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等西方的語言文字考據方法」。但這?不是說他對西方史學的借鑒僅僅局限於蘭克史學的史料考據方法，西方史學中強調綜合和會通的那一側面，對他史學方法的影響更值得重視。在借鑒西方治學方法上，他是深信?服膺「轉益多師是汝師」的。他對弟子說，自己研究過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歷史哲學、馬克思的經濟史觀，也研究過孔德的實證主義、詹姆士及杜威的實用主義和羅素的數理邏輯。他在瑞士聽過列寧講演，也許還是最早通過研讀德文本《資本論》而了解馬克思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少數中國學者之一。唯其如此，他在后來的研究中雖然從不認為社會經濟是唯一?定性的因素，卻也相當重視其作用。例如，在論及明清之際盛澤「聲伎風流之盛」幾可比擬金陵時，指出「其故蓋非政治，而實由經濟之關?有以致之」。［15］ 在西方治學方法如何融入中國學術研究的問題上，陳寅恪明確反對那種因食洋不化而牽強附會、生搬硬套的做法。他曾表示：在科研方面「不能硬抄蘇聯，要知道蘇聯科學來自西歐及美國，一切不能盲從」。無論在思想文化，還是在學術方法的中西借鑒融會上，他奉行的都是「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所昭示」的「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即「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落實在史學方法上，就是他對學生所說的：「做學問的工具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掌握一個原則，這工具和主要研究工作要有聯?的，不能聯?的不要做」。［16］在具體研究中，他不拘一格，擇善而從，借鑒了西方人文科學中的民族學、人種學和語言學的方法；在語言學方法中，他又根據研究，區別對象，靈活嫻熟地運用比較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等不同方法。他的后期著作《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雖然形似傳統樸學的箋證方式，但根本方法卻是憑借構成作品的更大的單位作為理解的?導，更神似晚近西方的闡釋學�？傊�，陳寅恪將西方學術方法如鹽入水不著痕跡地與中國傳統史學方法融為一體，在方法的自覺上，名副其實達到了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化境�！ �
對陳寅恪史學產生重大影響的同時代學者一為沈曾植一為王國維。沈曾植被陳寅恪推為近世通儒，但他對陳寅恪的熏染似乎主要還是在治學方向上，陳寅恪后來對包括蒙元史在內的西北史地寄予特別關注，似即與其有關；當然，沈曾植博學會通的治學精神對陳寅恪的史學方法也有明顯的影響。陳寅恪與王國維有著「風義平生師友間」的關?，兩人在為人與治學上都稱得上靈犀相通、志趣契合，以至有學者以為「在二十年代中國東方學的領域內，王國維的旨趣與陳寅恪最多重疊之處」，因而王國維對陳寅恪史學方法的影響最為直接。［17］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對觀堂的學術內容和治學方法作了經典性的概括：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他接著斷言：「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范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在其后來的研究里，既不難發現他對王國維以上方法的繼承，也能夠指認他以詩文證史法對王國維的雙重證據法作出的重大推進。 總之，在繼承中國傳統治學方法和借鑒西方現代學術方法的基礎上，陳寅恪融匯貫通形成了他所獨有的史學方法論體系�！�
三、史料處理的全新方法
有人把陳寅恪與傅斯年同視為中國現代史料學派的代表人物，也有論著把陳寅恪與陳垣同歸入新考據學或實證主義史學。這種未必盡當的歸類和定性僅能說明，陳寅恪史學是相當重視史料處理的；而令人更感興味的則是他處理史料的具體方法�！ ￡愐χ袊妨系臄啻�?有一總體看法，這一看法不僅左右了他的研究的范圍和方向，而且透露出他對史料之關?於歷史研究的基本見解。他指出：「上古去今太遠，無文字記載，有之亦僅三言兩語，語焉不詳，無從印證。加之地下考古發掘不多，遽難據以定案。畫人畫鬼，見仁見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證據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則反是，文獻足征，地面地下實物見證時有發現，足資考訂，易於著筆，不難有所發明前進。至於近現代史，文獻檔冊，汗牛充棟，雖皓首窮經，迄無終了之一日，加以地面地下歷史遺物，日有新發見，史料過於繁多，幾無所措手足」�；哆@一判斷，他認為：「研上古史，證據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實甚容易。因正面證據少，反證亦少。近代史不難在搜輯材料，事之確定者多，但難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難，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確證，但有時足以反證，往往不能確斷」。顯然，他之所以一再聲明：「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上古史之范圍，非寅恪所敢置詞」，非唯謙虛之論，而有深意在焉。在他看來，近代史料太多，上古史料太少，都會影響研究：前者令研究難以全面；后者使研究難以定案；而中古以降近代以前，史料既非多到無從下手，也非少到無從印證，治史者最有用武之地，成果也足以征信。正是出於同一思路，他自謂「不敢治經」，?尖銳批評清代學者「群舍史學而趨於經學」的學術原因是避難就易：經學研究「因其材料殘闕寡少及解釋無定之故，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征之結論。其論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當於人心，而人亦不易舉反證以相詰難。譬諸圖畫鬼物，茍形態略具，則能事已畢，其真狀之果肖似與否，畫者與觀者兩皆不知也」。關於歷史研究對史料在量和質上的需求，陳寅恪的基本見解似也可以由此體味：史料未得其全，不能進行研究；史料雖得其全，但語焉不詳且無從印證，也不能進行可信的研究。也許正因如此，他曾對學生說：「有些問題確是值得講，但一時材料缺乏，也不能講」。［18］ 陳寅恪強調史料在歷史研究中的關鍵作用，他在序陳垣《敦煌劫余錄》時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預流。此古今學術之通義」。自上一世紀之交以來，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文獻和內閣大庫檔案等新材料的相繼發現，為二十世紀歷史學提供了令人驚羨的新材料。對此，他認為：「近年中國古代及近代史料發見雖多，而具有統系與不涉傅會之整理，猶待今后之努力」。陳寅恪治史恥為牛后，自然重視新材料的運用。他曾告誡學生：除了舊材料，研究還要利用新材料�！笟v史的新材料：在上古史部分，如甲骨、銅器等；中古史部分，如石刻、敦煌文書、日本藏器之類。所謂新材料，?非從天空中掉下來，乃指新發現，或原藏於他處，或本為舊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釋」。他親自草擬的兩晉南北朝隋唐史課程說明，有云：「旁?外國古籍及近年新發見之材料，與中國所已知者互相比證，以期補充舊史之未備及訂正其訛誤」。［19］ 對檔案在歷史研究中難以替代的作用，陳寅恪指出：「清乾隆以前《實錄》，皆不可信，而內閣檔案之存者，亦無人過問。清人未入關前史料，今清史館中人幾無一人知之，其於清初開國史，必多附會」。因此，他不僅無論寒暑經常從清華園赴大高殿查閱軍機處滿文檔案，邊摘錄，邊漢譯，凡有疑難詞句，就隨手記錄以備查考問疑；而且與陳垣、傅斯年等發起成立明清史料編刊會，從內閣檔案整理編輯出《明清史料》三編三十巨冊。陳寅恪五十年代撰著《論再生緣》，利用《清高宗實錄》論述了順天鄉試案，憶起整理清檔時，「見乾隆朝三法司檔案甚多，當時未能詳檢，不知其中是否有與此案有關之文件。今此項檔案盧溝橋事變后已不在原處，暫不能查閱。又故宮博物院清軍機處奏鈔上諭檔中復有關於此案之文件，據司其事者云：此項材料南運未返。則其與《清高宗實錄》詳略?同如何，亦無從比較也」。從其遺憾之語，不難體會他對檔案證史的高度重視。［20］
作者: 華一呆 發布日期: 2005-12-02
陳寅恪十分注意利用新出文物以為考史之用，曾對學生說：「墓?銘很重要，即使是婦女或非名人的，亦可作為史料參考」。1930年，他已提醒史學界應該充分重視和及時董理新出文物：「近日營州舊壤，遼陵玉冊，已出人間。葬地陶瓶，猶摹革橐。不有釋教信徒迦葉阿難之總持結集，何以免契丹一族之往事及其與華夏關?之痛史，不隨劫波之火以灰燼」。他研讀〈舊唐書?李德裕傳〉，針對「唐自武宗后史料缺略，故此傳末所言多誤」，利用洛陽新出土的與李德裕有關的數通墓?，論證自己的獨特之見，?自述方法道：「舊傳史料之疑為偽造，及新出石刻之可資旁證者，皆討論及之」，「千年承?之事，一旦發明，誠可快也」。他研究李唐氏族世系的辦法也是「據此問題有關之史籍及石刻，約略推論其偽造世系先后演變之歷程」。［21］ 關於敦煌文獻對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研究的價值，陳寅恪更是大聲呼吁。他閱讀了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八千余卷中的百分之一，即發現內有舉世未見的奇書佚籍十五種，皆為研究唐史、佛教史和文學史的重要新材料，便批評國人以為伯希和等劫掠之余「未必實有?於學術之輕重者在」的偏見：「倘綜合?世所存敦煌寫本，取質量二者相與互較，而平均通計之，則吾國有之八千余卷，比之?國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讓焉」，希望中國學者「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問題，勉作敦煌學之預流」。在隋唐史研究中，陳寅恪對敦煌文獻的運用作出了令人嘆為觀止的示范。他利用法國所藏的敦煌寫本李義府撰〈常何墓?銘〉，考證出戍守玄武門的勇將常何原為太子李建成的部屬，卻為李世民所利誘羅致，才使原處劣勢的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穩操勝券，指出：「唐代則守衛宮城北門之禁軍，一其屯駐地關?之故，在政變之際，其向背最足為重輕」。然而，對此事關李唐一代中央政治革命成敗的關鍵問題，「舊史記載殊多隱諱」。難怪他在發覆以后欣然指出：「此亦新史料之發見，足資補釋舊史所不能解之一端也」。［22］ 對海外史料的重視和利用，陳寅恪在同時代史家中最為自覺與成功。在他早期留學筆記本中即有意識地記有大量外文書目，僅中亞書目就有170種，西藏書目200種，當時堪稱完備。他認為：「邊疆史料，不詳於中國載籍，而外人著述卻多精到之記載，非征譯海外著述不可」；?結合自己研究指出：「李唐一代為吾國與外族接觸繁多」，而近數十年來「?國文籍之發見?譯能補證唐代有關諸外族之史事者頗多」。他引據斯坦因《西域考古記》載其在中亞發現武則天光宅元年（684）婺州租布實物，再燭幽探微地參證唐代與南朝的其他若明若暗的史料記載，揭示了「唐代制度之江南化，易言之即南朝化」的那一側面。［23］ 就史料的擴張而言，不僅指博?域外史料和本國新出史料，還包括把眼光轉向素為史家忽略的佛典道藏。在這一方面，陳寅恪與陳垣在當時是首開風氣的。陳寅恪所從事的?不是佛道的純教義研究，而是將佛典道藏作為研究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的前人未及開發的史料庫。他謙稱：「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學，然於道教僅取以供史事之補證，於佛教亦止比較原文與諸譯本字句之?同」，正是此意。與此同時，他也批評「今日中外學人考證佛典雖極精密，然其搜尋資料之范圍，尚多不能軼出釋教法藏以外」，認為研究佛典，所持證據應該「不限於貝多真實語及其流派文籍之中」。［24］ 陳寅恪對史料處理也有一個基本見解：「我們看材料，需了解材料存在多少問題，已解?的有多少，未解?的有多少，新發現的有多少，由此一步一步地往前研究，便可以不走或少走彎路」。他曾說明自己處理新舊材料的方法：「綜合舊籍所載及新出遺文之有關隋唐兩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論其源流」。對新舊材料在研究中的相互關?，他以為：「舊材料而予以新解釋，很危險。如作史論的專門翻案，往往牽強附會，要戒惕。必須對舊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為新材料是零星發現的，是片斷的。舊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於適宜的地位。正象一幅已殘破的古畫，必須知道這幅畫的大概輪廓。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對經（經史子集的經，也即上古史的舊材料）書很熟，中古以下必須史熟」。在他看來，只有這樣新舊材料結合運用，才能以故釋新，以新證故，用補闕疑，而正謬誤。對於舊史料，他也善於從新視角去開發其人所未用的潛在價值。他曾指出：「史論者，治史者皆認為無關史學，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論之作者，或有意，或無意，其法為言論之時，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時代之環境背景，實無?於今日新聞之社論時評。若善用之，解有助於考史。故蘇子瞻之史論，北宋之政論也。胡致堂之史論，南宋之政論也。王船山之史論，明末之政論也。今日取諸人論史之文，與舊史互證，當日政治社會情勢，益可藉此了解，此所謂廢物利用」。［25］ 陳寅恪對搜集史料的基本要求「在求其全」，在這點上，他直接繼承了宋代史家司馬光創立的長編考?法中的修叢目之法，即廣?群籍，將與某一史事有關的直接或間接史料搜集齊全。此即他在〈楊樹達論語疏證序〉里稱?楊氏「?集古籍中事實語言之與《論語》有關者?間下己意」的治經之法，「殆與宋賢治史之法冥會」。陳寅恪研治《舊唐書》即「時用圈點以識脈絡所在；書眉行間，?錄個方面材料以資參證，?於所錄材料后，申述己見」。例如他讀《韓?傳》，即圍繞唐代欲復河黃而不能的問題?集了與此有關的文獻史料達十四種，在移錄元白二家《西涼伎》后間下己意：「邊鎮諸將終無經略舊疆之志意」。［26］ 在史料搜求和利用上，陳寅恪不僅繼承了目錄版本校勘學的傳統方法，?將其推廣到域外文獻上。他校讀竹簡齋本《舊唐書》時有眉識云：「石印書之?誤有如此者！可嘆可嘆！此版本之學所以不可不講也」。他慨嘆當時學術現狀：「況中西目錄版本之學問，既不易講求，購置搜羅之經費精神復多所制限」。在中譯佛經的具體研究中，他所用基本方法之一，即以不同的版本或文本比勘參校，求見真相。他說：「此區區檢閱之機械工作，雖絕難與昔賢翻譯誦讀之勤苦精誠相比?，然此中甘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亦有未易為外人道者也」。不過在史料問題上，他首先重視常見的基本史料，?不一味以多取勝，以僻見長。不論他為選修隋唐史的學生開列的參考書，還是他在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征引的文獻，都是常見書。他研究李唐氏族的系列論文，也自稱「其所征引，不出習見之書」。他的令人不可企及處在於對習見史料所作出的非凡的辨析、透視和理解上。［27］ 在史料處理上，陳寅恪既反對摻雜一己的私意，又反對缺乏同情的了解。他在談到哲學史料的搜集整理時曾指出當時的偏向：「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熏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即認為在史料處理上不應以今人之見改鑄古人和往事。關於同情的了解，他認為：「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與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卻又特別提醒：「但此種同情之態度，最易流於穿鑿傅會之惡習」，把握好兩者之間的張力無疑是關鍵所在。［28］ 在基本史料齊集以后，下一步工作就是對同一史事的眾說紛紜的史料「考訂是非，解釋疑滯」，此即陳寅恪在〈楊樹達論語疏證序〉里指出的：「既廣搜群籍，以參證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滯者，若不考訂解釋，折衷一是，則圣人之言行，終不可明」，「故儒家經典，必用史學考據，即實事求是之法治之」（因楊樹達以《論語》和孔子為研究對象，故陳寅恪所說的圣言、圣人、儒家經典，都可理解為歷史研究的具體對象）。他是非常重視史料考證的，總說：「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著要論微言大義，所得的結論還是不可靠的」；「作文章所用的材料，必須先甄別是真是假。有時候假中有真，真中有假，要注意篩選」。他在論述民族史研究時指出：「吾國史乘，不止胡姓須考，胡名亦急待研討是也」，因少數民族「名字之考證，殊與推求事實有關，治史者不得置而不究」；他在言及中國哲學史研究時認為：「今日所得見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僅存，或晦澀而難解，非經過解釋及排比之程序，絕無哲學史可言」，都是強調史料考證的必要性。［29］ 陳寅恪對史料考證有一基本看法：「讀史者不可盡信舊記之文」；主張把官私史料放在一起考較：「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有在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茍能於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例如，唐代永貞內禪與憲宗被弒乃宦官擅政的結果，卻為穆宗以后閹黨所諱言，故官方記載凡涉及二事者，悉與芟夷改易以滅絕跡象，而陳寅恪取李復言的《續玄怪錄》與韓愈的《順宗實錄》等量齊觀，發現前書〈辛平公上仙〉條卻因小說筆法成為憲宗被弒的「幸存之史料」，因而感慨：「豈得以其為小說家言，而忽視之耶？」［30］
作者: 華一呆 發布日期: 2005-12-02
在史料考證的基本態度上，陳寅恪流露出清代考據學風的深刻影響。他自道崇奉的原則：「考證之業，譬諸積薪，后來者居上，自無膠守所見，一成不變之理。但必發見確實之證據，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張，不敢固執，亦不敢輕改，惟偏蔽之務去，真理之是從」，與清儒一脈相承。他在考證一敦煌本佛典時指出：「考據之學，本為材料所制限。敦煌本是否為鳩摩羅什所譯，尚待他日新材料之證明。今日固不能為絕對否定之論，亦不敢為絕對肯定之論，似為學說上應持之審慎態度也」。［31］ 關於史料考證方法，陳寅恪指出：「自來所謂正史者，皆不能無所闕誤，若欲補其闕遺，正其?誤，必先精研本書，然后始有增訂工事之可言」。在考據問題上，他推崇清代以來的考據方法，認為「以中國今日之考據學，已足辨別古書之真偽」。他經常稱引清代樸學的治學綱領「讀書須先識字」，?把這一方法推廣到域外和?族的文獻史料上，「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大有發明」。在敦煌學和西夏學研究中，他也一再指明這點：「若能搜集敦煌寫本中六朝唐代之?文俗字，編為一書，於吾國古籍之校訂，必有裨益」；「西夏語為支那語同系語言之一，吾國人治其學者絕少，即有之，亦不過以往日讀金石刻辭之例，推測其文字而已，尚未有用今日比較語言學之方法，於同系語言中，考辨其音韻同?，探討其源流變遷，與吾國語言互相印證發明者」。［32］ 然而，在史料考證上，更值得重視的是陳寅恪在傳統考據學里注入了全新的通識觀念。其一，將社會文化狀況作為考據史實真偽的背景因素。對解釋古書，考據史料，他以為「?須旁?史實人情，以為參證；不可僅於文句之間，反復研求，遂謂已盡其涵義也」。例如，他為考定〈南岳大師立誓愿文〉真偽，對文中所立的與普通佛教宗旨相矛盾的求長生治丹藥的誓愿，用一般的考據方法是無濟於事的，便「略考當日社會文化狀況及天臺宗學說之根據」，「以為此類思想確為當時產物，而非后來所可偽?」。其二，以發展變化的眼光來審視史料。他指出：「一時代之名詞，有一時代之界說。其涵義之廣狹，隨政治社會之變遷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糾紛?謬，即因茲細故而起，此尤為治史者所宜審慎也」。例如研究歷時二百年的府兵制，陳寅恪深知「其間變易增損頗亦多矣」，他批評后世史家：「於時代之先后往往忽略，遂依據此制度后期即唐代之材料，以推說其前期即隋以前之事實，是執一貫不變之觀念，以說此前后大?之制度，故於此中古史最要關鍵不獨迄無發明，復更多所誤會�！蛊淙�，以辨證的觀點處理史料的真偽問題。例如智愷所序的《大乘起信論》，其序和論的真偽問題歷來聚訟紛紜，對此，陳寅恪辨證地認為：「真序之中可以有后加偽序，而真序亦可附於偽論，二者為不同之問題，不可合?論之也。復次，真序之中可以有偽造之部分，而偽造之序中亦可以有真實之資料」。在這種辨證的史料觀的指導下，他通過研究確認：「序為偽撰，而偽撰之序中實含有一部分真史料」。其四，把握史料的通性真實與個性真實的辨證關?。例如，對晉代王、阮有關周孔名教和老莊自然的?同之問，王究竟是王衍還是王戎，阮到底是阮修還是阮瞻，各書記載頗有歧?，陳寅恪不拘泥於具體答問者的考證，而是從通性的真實入手，指出：「其實此問若乃代表當時通性之真實，其個性之真實雖難確定，然不足致疑也」。他評價唐代筆記《劇談錄》也說：「所記多所疏誤，自不待論。但據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見當時社會重進士輕明經之情狀，故以通性之真實言之，仍不失為珍貴之社會史料也」。另一方面，陳寅恪也絕不因為重視通性真實而忽視對個性真實的考證。為考證《再生緣》作者陳端生之夫范某究竟是誰，他搜索研討，自謂「以是耗去目力不少，甚可嘆，亦可笑也」。他有一番議論雖對文法研究而發，卻也反映了他對個性真實的見解：「所謂某種語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合世界語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種語言之特殊現相，歸納為若干通則，成立一有獨立個性之統系學說，定為此特種語言之規律」。［33］總之，陳寅恪的考據方法確實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待續） ?： �。�1）胡適：《胡適的日記》下冊，539頁，中華書局，1985年。陳寅恪：〈致劉銘恕〉，引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213頁，三聯書店，1995年。此信原文說：「固不同於乾嘉考據之舊規，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太史公指司馬遷，沖虛真人乃列子，各取一字，射覆馬列。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17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王永興：〈略談陳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見《解析陳寅恪》，46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他所著的《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第一章探討陳寅恪的史學淵源、史學思想和史學方法，尤有價值；唯作者以其專業所長，立論主要根據陳寅恪的隋唐史論著�！ 。�3）據汪榮祖《陳寅恪評傳》64頁（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陳也曾要求學生：「一定要養成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評態度」。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98－9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王鐘翰：〈陳寅恪先生雜憶〉，石泉、李涵：〈追憶先師寅恪先生〉，見《陳寅恪印象》139、145頁，學林出版社，1997年。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后〉，見《寒柳堂集》14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4）李堅：〈陳寅恪二三事〉，見《追憶陳寅恪》，247－24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5）陳寅�。骸凑撎拼瑢⑴c府兵〉，見《金明館叢稿初編》27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柳如是別傳》下冊，101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80頁�！ 。�6）陳寅�。骸凑撎聘咦娣Q臣於突厥事〉，見《寒柳堂集》97頁。俞大維：〈懷念陳寅恪先生〉，見《陳寅恪印象》9頁。陳守實：〈記梁啟超陳寅恪諸師事〉，見《追憶陳寅恪》42頁。 �。�7）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36頁、248頁；《唐代政治史述論稿》4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他推許陳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識斷之精」，也是此意�！ 。�8）陳寅�。骸短拼问肥稣摳濉�140、150頁；〈批�！恫柘壬访甲R〉，轉引自《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101頁；〈李唐氏族之推測后記〉、〈立唐武周先世事跡雜考〉、〈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見《金明館叢稿二編》303、275、318頁�！ 。�9）汪榮祖：《陳寅恪評傳》108頁�！ 。�10）石泉、李涵：〈聽寅恪師唐史課筆記一則〉，見《追憶陳寅恪》269－270頁。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80頁；《陳寅恪先生傳》，見《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11輯，84－85頁，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 �。�11）蔣天樞：〈陳寅恪先生傳〉，見《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11輯，85頁。黃萱：〈懷念陳寅恪教授〉，見《陳寅恪印象》177頁。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復〉，見《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12頁。 �。�12）陳寅�。骸搓愒饔蛉巳A化考序〉、〈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與妹書〉，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38、250、311頁�！ 。�13）陳寅�。骸搓愒骷镜崆鸾炭夹颉怠ⅰ搓愒饔蛉巳A化考〉、〈楊樹達論語疏證序〉、〈陳述遼史補?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40、238－239、232、234頁；《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13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唐代政治史述略稿?自序〉。王永興：《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21、115－116、121－12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黃萱：〈懷念陳寅恪教授〉，見《陳寅恪印象》177頁�！ 。�14）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86頁；另據其統計，寅恪留學共三次，約十四、五年。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見《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新版）333頁，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陳寅�。骸瘩T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50頁�！ 。�15）李堅：〈陳寅恪二三事〉，見《追憶陳寅恪》，247－248頁。陳寅�。骸读缡莿e傳》上冊6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6）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20頁。陳寅�。骸瘩T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52頁。姜亮夫：〈憶清華國學研究院〉，見《追憶陳寅恪》，70頁�！ 。�17）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見《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新版）345頁。 （18）王鐘翰：〈陳寅恪先生雜憶〉，見《陳寅恪印象》140頁。楊聯升：〈陳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講筆記〉，見《追憶陳寅恪》187頁。陳寅�。骸礂顦溥_論語疏證序〉、〈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其「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的一再聲明，參見〈武?與佛教〉、〈劉叔雅莊子補正序〉、〈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各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32、238－239、150、229、230頁；?參見《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金明館叢稿初編》73頁。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94頁�！ 。�19）陳寅�。骸次釃鴮W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見《金明館叢稿二編》317頁。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96頁。王永興：〈懷念陳寅恪先生〉，見《追憶陳寅恪》203－204頁�！ 。�20）陳守實：〈記梁啟超陳寅恪諸師事〉，見《追憶陳寅恪》42頁。陳寅�。骸墩撛偕墶�，見《寒柳堂集》39頁�！ 。�21）石泉、李涵：〈聽寅恪師唐史課筆記一則〉，見《追憶陳寅恪》頁269－270。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113頁。陳寅�。骸蠢畹略ＹH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辨證〉、〈李唐氏族推測后記〉，見《金明館叢稿二編》8、25、303頁�！ 。�22）陳寅�。骸搓愒鼗徒儆噤浶颉�，《金明館叢稿二編》236－237頁；《唐代政治史述論稿》，55頁；《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63頁�！ 。�23）陳守實：〈記梁啟超陳寅恪諸師事〉，《追憶陳寅恪》42頁。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155－157頁�！ 。�24）陳寅�。骸凑撛S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學〉、〈梁譯大乘起信論偽智愷序中之真史料〉，見《金明館叢稿二編》316、132頁�！ 。�25）黃萱：〈懷念陳寅恪教授〉，見《追憶陳寅恪》177頁。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96－97頁。陳寅�。骸端逄浦贫葴Y源略論稿》1頁；〈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見《金明館叢稿而編》248頁。 �。�26）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91頁。王永興：《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383－386頁， �。�27）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93頁。陳寅�。骸次釃鴮W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斯坦因Khara-Khoto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考〉、〈李唐氏族之推測〉，見《金明館叢稿二編》318、189、281頁。 （28）陳寅�。骸瘩T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47頁�！ 。�29）趙元任：〈憶寅恪〉；黃萱：〈懷念陳寅恪教授〉，見《陳寅恪印象》19、177頁。陳寅恪：〈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42、247頁。 �。�30）陳寅�。骸凑摾顟压庵选�、〈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80、74－81頁�！ 。�31）陳寅�。骸慈摾钐剖献鍐栴}〉、〈敦煌本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跋〉，見《金明館叢稿二編》304、260頁。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里歸納清學考據學風曰：「反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者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之」�！ 。�32）陳寅�。骸脆噺V銘宋史職官?考證序〉、〈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與妹書〉、〈敦煌本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跋〉、〈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三論李唐氏族問題〉，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45、248、311、260、198、304頁。（33）陳寅�。骸此E丘之植植於汶篁之最簡易解釋〉、〈南岳大師立誓愿文跋〉、〈元代漢人譯名考〉、〈梁譯大乘起信論偽智愷序中之真史料〉、〈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62、214、95、132、221頁；《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124、39頁；《唐代政治史略論稿》84頁；《論再生緣》，見《寒柳堂集》45頁。
作者: 華一呆 發布日期: 2005-12-02
陳寅恪史學方法論（續）虞云國（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四、治史特點與方法舉隅 每一個人文科學研究者，因專業領域和研究對象不同，所要求的研究方法和治學手段，便會有明顯差?。即便面對同一專業領域和研究對象，由於各自擁有的知識結構和思想資源?不相同，也會各具個性，諸態紛呈。陳寅恪研究歷史講究方法，他所呈現的治學風格和他所習用的治史路徑，往往是他所獨有的，是他留給后人最具特色的學術遺產�！ ￡愐≈问诽攸c之一，就是敏銳的觀察力和縝密的思考力。他早年求學時期高等數學的嚴格訓練有助於他的思維更加敏銳與縝密；而留學期間那種追求邏輯和思維上嚴謹和明晰的西方人文科學的熏染，也是不可忽略的。對這一特點，其弟子評述道：「他把敏銳的觀察力和縝密的思考力相結合，利用習見的史料，發現別人從未注意到的聯?與問題，從現象深入本質，作出出乎意料之外而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釋」。對此，后人往往較多地歸諸其天分，而忽視了他在別人不留意處留意的艱苦求索的過程。他曾自述研治《元史》用力之勤道：「讀過好幾遍，每有一點心得，就批於書眉，蠅頭細楷，丹鉛殆遍」。這里，陳寅恪道出其超出儕輩的觀察力來自深思苦索的另一側面。據其入室弟子追憶，這正是陳寅恪治史的基本方法之一：凡讀書有見，即眉批書上，積累到足夠的數量，才移到紙上，撰為文章。例如，陳寅恪考證出李唐氏族乃李初拔古后裔，就是根據李唐自述世系的舊文，?集史料，「賴其與他種傳記符合及矛盾，留一罅隙，千載而后遂得以發其覆也」。［34］ 陳寅恪治史特點之二，就是以問題為中心，抓住關鍵，揭示本質。關於問題意識，他早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批評清代考據學最大缺陷即「止於解釋文句，而不能討論問題」。他曾以問題意識批評今人每好看《通鑒紀事本末》而不看《通鑒》：「《紀事本末》是袁樞讀《通鑒》時，心中產生的問題，用以標題，分輯而成。不是人人閱讀《通鑒》時所可能發現的問題盡在於此。所以只讀《紀事本末》，就要受到它的限制，以為除袁樞所標題之外，再無問題了」。他研究中古以降的歷史，就宏觀而言，慧眼獨具地以民族和文化作為自己研究的中心問題，確實抓住了解讀這段歷史的根本路徑。例如，他認為：「北朝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文化，而不在種族」；「南朝民族問題，猶斯旨也」。這一立論還可以推廣至隋唐民族文化問題上，一下子打通了諸多疑竇，令人有豁然開朗之感。在具體研究中，他注意尋找史事的關鑰，《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開卷即說：「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他在這部名著里所探討的李唐統治階級的氏族、政治革命、黨派集團、外族盛衰及其與內政的關?，無一不是唐代政治史關鍵所在。即便在微觀考據上，他也如老吏斷獄，最善於擊中要害。例如，他指出：唐代政治革命成敗，「關鍵實?於守衛宮城北門禁軍之手」；因而著力考證玄武門之變中宮門守將常何在李世民與李建成之間的從違向背，遂使微觀考據也為討論問題作證。至於什么問題才能視為關鍵問題，他曾論及武則天以山東寒族而攫取政權；久居洛陽，將全國重心轉移至山東；加強進士詞科選舉人材的力度，破壞南北朝以來的貴族階級；運輸東南財賦以充實國防力量。他認為以上諸端「皆吾國社會經濟史上重大之措施，而開啟后數百年以至千年之世局者」，即開啟百年乃至千年世局的事件或措施，才是歷史關鍵所在。因此，他尤其重視中古以降若干重要交替期的歷史遞變，對漢魏晉之際、南北朝隋唐之際、開元天寶之際、明清之際的民族文化之史給予了特別的關注。［35］ 陳寅恪治史特點之三，就是以小見大。他在考索柳如是別名時，表達過這一旨趣：「故治史者，即於名字別號一端，亦可窺見社會風習與時代地域人事之關?，不可以其瑣屑而忽之也」。也就是說，研究的?管是小問題，卻總是以民族文化之史的大問題為其發軔和歸結的。例如，其〈狐臭與胡臭〉一文考證腋氣這樣的小問題，結論卻落在中華民族的融合上：「疑此腋氣本由西胡種人得名，迨西胡人種與華夏民族血統混淆既久之后，即在華人之中亦間有此臭者，倘仍以胡為名，自宜有人疑為不合。因其復似野狐之氣，遂改『胡』為『狐』矣」。又如，他在箋?白居易〈琵琶行〉時，對歷來無人注意的「移船相近邀相見」一句，引證南宋洪邁非議白居易夜入商婦之船的說法，在解釋洪氏誤解后進而指出：「考吾國社會風習，如關於男女禮法等問題，唐宋兩代實有不同」，由論證男女相見禮節，歸結到唐宋社會變革。正如他的學生所說：「其對文史上的小題目，往往以獅子搏兔之力，旁征博引，深入腠理，遂使新意立見，令人拍案叫絕」。但有學者認為：此種方法「要有天分與極深的功力，不是一般人都能運用」的。即如考證腋氣，據陳寅恪自述：十歲以后，「見有舊刻醫藥諸書，皆略加披閱，但一知半解，不以此等書中所言者為人處方治病，唯藉作考證古史之資料，如論胡臭與狐臭一文，即是其例」。由此可見，看似不經意的小問題的捕捉，自有絕深厚的功力為其后援的。［36］ 在史學研究中，陳寅恪除了形成獨具風格的治學特色外，還有其最擅長使用的治史方法。其中，對陳寅恪來說，得心應手和爐火純青的方法就有比較研究法、集團研究法、時間空間坐標法、聯?的方法等�！ ∑湟�、比較研究法。 陳寅恪對比較研究法有一總體看法。他曾向學生指出這一方法的作用：「在治史中能開闊思路的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就是作比較研究，尤其是對歷史人物的判斷」。（他對唐代詩人白居易和元稹的比較研究，堪稱是歷史人物比較研究的?出范例。）他還認為：「今世之治文學史者，必就同一性質題目之作品，考定其作成之年代，於同中求?，?中見同，為一比較分析之研究，而后文學演化之跡象，與夫文人才學之高下，始得明了。否則模糊影響，任意批評，恐終不能有真知灼見也」。說的雖是文學史研究，卻可推廣到整個歷史研究。然而，他還強調比較研究應有一定的規范，不能隨心所欲：「比較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同之觀念。否則，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荷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哥德，穿鑿附會，怪誕百出，莫可追詰，更無所謂研究之可言矣」。［37］在具體研究中，他善於根據不同對象得心應手地切換相應的比較方法�！ ∮伸蛾愐≌莆帐喾N外國和?族語言，又受過西方比較語言學的訓練，因而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是其最諳熟的方法之一。早在1923年留學西方時期，他就意識到：「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1932年，他更明確指出：「治吾國語言之學，必研究與吾國語言同系之他種語言，以資比較解釋，此不易之道也」。次年再次強調：「迄於近世，比較語言之學興，舊日謬誤之觀點得以革除。故欲詳知確證一種語言之特殊現相及其性質如何，非綜合分析，互相比較，以研究之，不能為功」。研究《蒙古源流》時，他將王國維校本、Schmidt校譯本、那珂通世日譯本、蒙文原本、滿文譯本進行比較研究，發現《蒙古源流》中靈州等三城「因其距離不遠，事實相關，復經數種民族之語言輾轉?譯，以致名稱淆混，雖治史之專家，亦不能不為其所誤」，他因「獲讀昔人所未見之本，故得藉以釋其疑而正其誤」，卻謙言：「此蓋機會使然，非寅恪之慵鄙不學，轉能勝於前賢」。實際上，他的機會正是來自於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他還比較過各種文字的《金剛經》，論定「玄奘所譯之本，源出自於闐文」；故而在課上能用十幾種語言以比較法來講漢譯《金剛經》的正誤。［38］ 陳寅恪也經常運用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他把《西?記》里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的人物故事與通過佛經傳入中土的印度神話故事原型相比較，不僅分析了兩者的淵源關?，還推出文學故事演變的公例，即沙和尚型的簡單縱貫式、豬八戒型的?雜縱貫式和孫悟空型的混合橫通式。然而，陳寅恪的比較文學研究所最終關注的往往不局限於文學作品本身，而是歸結到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的大問題。因而，他的這一方法不僅給中國文學史研究注入了全新理念和方法，而且是對中國史學，尤其對中國文化史研究方法的重大貢獻。例如，《三國?》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雜糅附益其間，因「跡象隱晦，不易發覺其為外國輸入者」，陳寅恪便將《三國?》有關傳記與佛教經籍所載故事相比較，發現「外來之故事名詞，比附於本國人物事實，有似通天老狐，醉則見尾」，但其結論則突破文學的藩籬，著眼於中外文化交融的大問題：「《三國?》之成書，上距佛教入中土之時，猶不甚久，而印度神話傳播已若是之廣，社會所受之影響已若是之深，遂致以承祚之精識，猶不能別擇真偽，而?筆之於書，則又治史者所當注意之事」。［39］ 由於別具?眼，陳寅恪往往能捕捉住不同文化統系的癥結進行比較研究，得出令人嘆服的結論。例如，他通過蓮花色尼出家因緣的敦煌寫本與巴利文本的?同比較，發現敦煌本失載巴利文本中所載的出家因緣第七惡報，即蓮花色尼因屢屢改嫁而與親生子女不復相識，以致最后母女共嫁其親生之子。但他沒有停留在簡單的文本比較上，而是從中印文化的?質入手，認為敦煌寫本失載第七惡報，是中國文化吸納佛教過程中，對不合民族傳統的倫理觀念進行排?性刪削。這一比較結論就所見甚大。正如有研究者指出，陳寅恪不僅是具備精深專門知識的專家，更是貫通不同文化體系的通儒，因而他的「立體的」比較觀和比較方法不僅可以取得某些專家在其專業領域進行「平面的」比較所產生的特殊的、局部的成就，而且能使這些成就具有更廣泛的文化意義。［40］
作者: 華一呆 發布日期: 2005-12-02
其二、集團研究法�！ ￡愐∈褂玫募瘓F概念，?不僅僅指狹義的政治集團，頗有點近似社會學上的社會群體的概念，包括更廣的文化意義上的涵義。他在論及宇文泰融合成「一不可分離之集團」時，對集團作過明確表述：「匪獨物質上應處同一利害之環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淵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習」。因而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集團、社會集體、階級、氏族、家世等等，都是他經常變換使用的具體概念。他十分重視中古歷史上不同集團產生的各不相同的重大作用，認為：歷來史家「頗忽視社會集體之關?，則與當時史實不能通解」。他在研究李武韋楊婚姻集團時指出：唐代「文治武功極盛之世，即此集團居最高統治地位之時，故研究唐之盛世者不可不研究此集團」。在集團研究中，他非常關注不同集團之間的相互影響和?雜關?。他在研究南朝史時指出：「謂江左世族無功臣，與言南朝帝室止出於善戰之社會階級無?。此善戰之階級，在江左數百年間之變遷，與南朝境內他種民族之關?，治史之人，固應致意研求者也」。而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即通過對安史之亂前關隴集團、山東豪?集團、李武韋楊婚姻集團和安史之亂后長安天子集團、河北鎮將集團之間的消長嬗代的分析，完成了對政治演變史的典范性的個案研究。［41］ 從陳寅恪對集團內涵的界定，反映出他的集團研究法注重集團的物質利害、信仰淵源和文化熏習諸方面的研究。因此，在研究關隴集團時，他把該集團維?其物質利害的根本政策概括為關中本位政策，作為重點研究的課題之一。與此同時，他在研究中古時期的集團問題時，尤其重視對有關集團成員的氏族、家世的研究。他認為：這一時期，「家世信仰至深且固，不易湔除；明乎此義，始可與言吾國中古文化史」；又說：「蓋研究當時士大夫之言行出處者，必以詳知其家世之姻族連?及宗教信仰二事為先?條件，此為治史者之常識」。他還特別提醒：「女系母統對后代的影響，無論在遺傳因素上或政治上均極重要。即使無直接之關?，間接之影響亦不小，應加注意」。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他以為：「治魏晉南北朝思想史，而不究家世信仰問題，則其所言恐不免皮相」。對唐史研究，他也指出：「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問題實為最要之關鍵，吾國昔時學者固未嘗留意於此」。他不僅把集團研究法運用於政治史，還滲透到思想史、宗教史和人物研究等領域，使有關研究別開生面。例如，唐高宗欲立武則天為后，因代表關隴集團的長孫無忌以元舅和佐命大臣的身份竭力反對而不敢遽行，另一佐命大臣李世?卻贊成其事，以往論史者往往以此作為世?個人道德的污點。陳寅恪借助集團研究法指出：李世?為山東豪杰集團的領袖，唐太宗生前之所以選他與長孫無忌同輔高宗，正是為了平衡兩大集團的力量以固皇祚，因而世?以武氏乃山東人而贊其為後，正是其社會集團之關?有以致之也。這種分析，與簡單的道德評判相比，其深刻程度就不可以道里計了。［42］
其三、時間空間坐標法。 陳寅恪曾向學生提出「以時間、空間、人事之法治史，或曰時間、空間之法」。他自述所用的考證方法：「先確定『時』與『地』之交叉點，猶如解析幾何之直角坐標」。學生說他：「凡要建立自己的論點，必先從時間、地域、人物和有關社會歷史的各個方面，?量搜集有關資料，以為依據」。他箋證《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即運用了這一方法，指出：「此節有二問題，一時間，二空間」。他首先以時間治史之法，從唐玄宗臨幸溫泉必在冬季春初寒冷時節，否證其不可能在七月七日；其次以空間治史之法，從華清宮長生殿乃祀神的齋宮，斷不可能闌入兒女猥瑣。既然時間空間皆不容明皇與貴妃有夏日同在華清宮長生殿的事實，則七夕長生殿夜半私語之人事?管被后人稱引，卻「不可據為典要」。［43］ 在研究重大歷史事變與重要歷史現象時，陳寅恪注意把審視的時段拉長，把考察的空間放大，從而使研究的結論更具穿透力和涵蓋性。在探究唐代有大量中亞胡人遷居河朔的原因時，他以為，「就舊史所載者考之，似有三因：遠因為隋季喪亂，中因為東突厥之敗亡，近因或主因為東突厥之復興」。其遠因與近因之間相隔至少達80年。而在論及唐代山東氏族之所以興起時，他又指出：「帝王之大權不及社會之潛力，此類之事即其一例，然非求之數百年往日背景，不易解釋也」。在研究天師道與社會政治關?時，他拓展時間空間，把漢末黃巾起義直到兩晉南北朝士人奉道，「悉用濱海地域一貫之觀念以為解釋」，得出結論：「凡信仰天師道者，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與濱海地域有關」，從而「補前人之所未逮，而為讀國史者別進一新解」。［44］ 其四、聯?的方法�！ ∫话阒问氛唠m然也都注意史實的聯?，但陳寅恪所用的聯?方法因其通識，在視野的廣闊和識見的敏銳上，都超出儕輩，每每能牽一發而動全身，達到了縱貫橫通、此呼彼應的化境。正如其學生所說：「他能在錯綜?雜的史料中，抓住似乎毫無聯?但實際上互相聯?的現象，辨證地分析，?得出正確的結論」。他曾以聯?的觀點指出《通鑒紀事本末》的不足：「《紀事本末》於一事與兩個問題都有關?的，就在第二個問題下?明。不過也有忘了?的，如只看《紀事本末》，就不易發現其關?了」。他在就外族盛衰的連環性及其與唐代外患內政的關?問題，對聯?的方法有過精彩的論述：「觀察唐代中國與某甲外族之關?，其范圍不可限於某甲外族，必通覽諸外族相互之關?，然后三百年間中國與四夷更疊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時當唐室對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蓋中國與其所接觸外族之盛衰興廢，常為多數外族間之連環性，而非中國與某甲外族之單獨性也」。由這種縱貫橫通的聯?方法推出的結論就是令人嘆服的通解，而不再是就事論事的皮相之論。例如，針對唐代武功堪稱民族空前盛業，他指出：「詳究其所以與某甲外族競爭卒致勝利之原因，實不僅由於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國武力攻取之道，而為之先導也。國人治史者於發揚?美先民之功業時，往往忽視此點，是既有違學術探求真實之旨，且非史家陳述覆轍以供鑒戒之意」。［45］ 陳寅恪常用的聯?方法之一，是縱貫地追溯淵源分析系統。例如，關於隋唐制度，后世史家據其統系由來誤認為僅僅繼承了西魏北周的遺制，他卻從史實聯?中別具?眼地指出：「隋唐之制雖極廣博紛復，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而且「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遠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治李唐一代文物制度者，於上所列舉之三源，究其所出，窮其所變，而后其嬗蛻演化之跡象，始有系統可尋」。其中，他從蛛絲馬跡的史實聯?中勾隱索微，考證出永嘉之亂以后中原文化轉移保存於河西，隨著北魏攻取涼州，河西文化便被?入北魏的典章制度，因而隋唐制度的北魏北齊一源中還包涵有河西文化支派。這一發覆確是「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詳論者也」。［46］ 陳寅恪常用的聯?方法之二，是橫向地審察史實確證關?。他曾指出：「研究歷史，要特別注意古人的言論和行事。言，如詩文等，研究其為什么發此言，與當時社會生活、社會制度有什么關?。事，即行，行動，研究其行動與當時制度的關?�！锻ǖ洹贰ⅰ洞筇屏洹�、《唐律疏義》皆講制度組織方面，現在要研究其制度的施行，研究制度對當時行動的影響，和當時人對於制度的影響」。他在箋證元白詩時強調「須知當時文人之關?」，這種關?不僅指元白的關?，還包括同時代文人在文學上相互往還、議論、觀摩、仿效、改進、超越等關?。他說：「茍今世之編著文學史者，能盡取當時諸文人之作品，考定時間先后，空間離合，而總匯於一書，如史家之長編之所為，則其間必有啟發，而得以知當時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競造勝境」。所論雖是文學史，顯然也適用於整個歷史研究。［47］ 陳寅恪常用的聯?方法之三，曲折地勾考隱晦推繹關連。陳寅恪研究天師道時，首先從道家畫符書經必須擅長書法，把天師道與書法藝術聯?起來；其次從道家服食丹藥而鵝有消解五臟丹毒的功效，把道家與鵝聯?起來；然后把王羲之寫經換鵝的故事，與其因信仰道教常服丹藥而亟需烹鵝解毒聯?起來。以這種聯?的方法考史論事真有曲徑通幽峰回路轉而勝義紛披應接不暇之感。
作者: 華一呆 發布日期: 2005-12-02
五、從詩文證史到人格心態史學 前人雖也提過以詩證史的說法，但真正付諸大量獨創性實踐?形成系統方法的，卻推陳寅恪。誠如當代史家嚴耕望所說：「近代研究唐史，以詩史互證，自推陳寅恪先生為最著。陳先生才思高敏，學養深厚，能就詩史曲折互證，成其新解」。詩文證史法，或曰詩史互證法，即一方面以詩文或小說來證史，或補正史乘的闕誤，或別備史事的?說；另一方面，以史來證詩文或小說，或考證作品的今典，或尋繹詩文的通解。這種方法使歷史研究擁有更豐富、形象的文學史料作為印證，其著重點和著眼點雖不在詩文而歷史，卻使文學研究也因此具有更廣闊深刻的歷史社會背景，將文史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在研究視野、材料和方法上，都開拓出新途徑。［48］ 陳寅恪曾說明這一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國詩與外國詩不同之處，是它多具備時、地、人等特點，有很大的史料價值，可以用來研究歷史?補歷史書籍之缺」。他說：「我之所以要搞唐詩證唐史，是因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歷史記錄存在很多錯誤。但唐代的詩歌則保留了大量的歷史實錄，唐史的?雜性與接觸面廣這些特點，都在唐詩中有反映，成為最原始的實錄。文章合為時而作，所以唐詩中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現實」。他在釋證柳如是尺牘時也指出：「綜觀此尺牘全部，其中所言，足以間接證知當日社會情狀者，亦復不少」；「倘有好事者，取其全文，精校而詳釋之，則非獨可以賞奇文，資談助，更或於一代史事之研治，不無稗益」。［49］ 根據陳寅恪自己的論述，詩文證史法可從以下幾方面予以把握： 其一，詩文必須與「現存之史籍參證?讀，始能得其真解」。例如，白居易〈陰山道〉涉及唐室與回鶻的馬匹交易，「史籍所載，只言回鶻之貪，不及唐家之詐，樂天此篇則?言之。是此篇在新樂府五十首中，雖非文學上乘，然可補舊史之闕，實為極佳之史料」。故而陳寅恪一方面以為白詩「誠足當詩史」，另一方面認為「今之讀白詩，而不讀唐史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無疑」。他對《新樂府》的箋?，實為唐代社會歷史風俗長卷的系統考證。［50］ 其二，因是文學作品，故「要在分別寓意與紀實二者，使之不相混淆。然后勾索舊籍，取當日時事及年月地理之記載，逐一證實之」。據其助手回憶，「他在進行以詩證史之前，必先研究詩的資料的真實性、時間性、地方性，再根據當時發生的情況、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每個人的社會背景及思想感情，來斷定該資料是否可用」。例如，他箋?韋莊〈秦婦吟〉，針對「明朝曉至三峰路，百萬人家無一戶」指出：「其實三峰之下，豈有百萬戶乎，詞人之數字，僅代表數量眾多而已，不必過於拘泥」；而認為「歲種良田二百廛，年輸戶稅三千萬」一聯，「正指唐代地戶兩稅」。［51］ 其三，「解釋詞句，征引故實，必有時代限斷。然時代劃分，於古典甚易，於『今典』則難。蓋所謂『今典』者，即作者當日之時事也。故須考知此事發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以為解釋。否則，雖似相合，而實不可能。此一難也。此事發生雖在作此文以前，又須推得作者有聞見之可能。否則其時即已有此事，而作者無從取之以入其文。此二難也」。例如，他為了解釋〈哀江南賦〉的今典，便先考定其寫作年月，再考證當時南北通好往來之際，南朝文章和北使言語，作者庾信確有聞見的可能。［52］ 其四，「須知當時文人之關?」。他在箋證元稹的艷詩和悼亡詩時指出：這種時代限制和人際關?有三點「必先明其梗概，然后始可了解」，即「當日社會風習道德觀念」、作者「本身及其家族在當日社會中所處之地位」、「當日風習道德二事」對作者行為的影響。據其助手回憶，他在以詩證史時，總是「搜集大量當時文人的來往應酬之作，不但詩，其他各體的記載如文、史、詞、賦以及尺牘、雜?等等都在搜集之列，從中找出線索」。［53］ 其五，「須知當時文體之關?」�！阜苍忈屧娋�，要在確能舉出作者所依據以構思之古書，?須說明其所以依據此書，而不依據他書之故。若僅泛泛標舉，則縱能指出最初之出處，或同時之史事，其實無當於第一義諦也」。［54］ 詩文證史法?不是將詩文材料與史籍記載在同一層面上作簡單排比，而是在兩者之間作出通解，詩文難解處以史籍解之，史籍難解處以詩文解之，不僅僅是歸納式的比勘，還包括演繹式的推論。運用者除了通識，還須具備廣博精深的知識結構。例如，陳寅恪箋證白氏〈城鹽州〉運用了藏文，箋證〈陰山道〉利用了突厥方言的對音，箋證〈長恨歌〉「驚破霓裳羽衣曲」應用了音樂知識，箋證元稹〈連昌宮詞〉寫作年月則借用了物候學知識。 詩文證史是有相當難度的研究方法。陳寅恪自稱：「習誦〈圓圓曲〉，已歷六十余載之久，猶未敢自信能通解其旨趣」。他少讀錢謙益〈有美詩〉，對「黟水欲難平」今典所指未曉其意，蓄疑頗久，晚年得讀柳如是尺牘等書，才恍然大悟黟水即指新安汪汝謙（然明）。類似這樣一個疑問居然跨越大半生才獲解?的例證，在博學通識如陳寅恪那里也?不少見，以至有「慚老學之無成，憶宿疑之猶在」的感慨，則其難度可以想見。［55］ 以1950年《元白詩箋證稿》問世為界限，陳寅恪的詩文證史法開始向人格心態史轉變，二者之間有著明顯的演進發展的軌跡。首先，二者都屬於民族文化之史的范疇，但此前是以社會制度史為重點，其后以人格心態史為中心。其次，詩文證史的基本方法構成了人格心態史研究方法的礎石。他在研究柳如是時指出：「至於作者思想詞句之構成，與材料先后次序之關?，可參拙著《元白詩箋證稿》新樂府章〈七德舞〉篇所論」。再次，人格心態史主要研究社會風習、時代感情和特定歷史人物的心路歷程，亦即陳寅恪所謂的心史，較之前者更注重運用心理分析和歷史想象的方法。［56］ 人格心態史學的最初發軔在1939年。因經歷國難而流寓西南的陳寅恪，在重讀〈哀江南賦〉時，對庾信的命運遭際生出一種歷史的通感，對這一名篇驀然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感悟，於是寫了〈讀哀江南賦〉，是為人格心態研究的首次嘗試。該文前言可視為人格心態史研究方法的初步提綱： 「古今讀《哀江南賦》者眾矣，莫不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則有淺深之?焉。其所感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較多。蘭成作賦，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雖不同物，若於?中求同，同中見?，融會?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章之絕詣，而作者之能事也。自來解釋〈哀江南賦〉者，雖於古典極多詮說，時事亦有所征引。然關於子山作賦之直接動機及篇中結語特所致意之點，止限於詮說古典，舉其詞語之所從出，而於當日之實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猶有未能引證者」。［57］ 這段論述表達了三層意思。其一，歷史人物以古典述今事，在這一古事今情之間，別造一同?俱冥今古合流的幻覺。其二，研究者只有對歷史人物及其作品感悟較深，才能通解較多。其三，所感較深的關鍵在於解讀歷史人物使用的今典。除此之外，〈讀哀江南賦〉還展示了人格心態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手段，即在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之間形成一種歷史的通感，這是因為歷史有時會在某一點上確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唯其如此，在一般的研究者那里是以庾信來詮解杜甫，而在陳寅恪的研究里卻可以「予今反之，以杜解庾」，進行一種逆向的觀照。因此，后人對陳寅恪〈讀哀江南賦〉的文本，既可以以庾解陳，也應該以陳解庾，找出二者通感的那一點，才能讀懂陳寅恪的今典。［58］ 除了這一初步提綱，陳寅恪一貫主張的「了解之同情」，對於人格心態史研究方法也是至關重要的。他說：「凡著中國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所說雖然是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但對人格心態史研究，乃至整個歷史研究都是完全適用的。［59］ 毫無疑問，在人格心態史的研究中，史家首先必須以中立旁觀者的理性態度來處理史料。陳寅恪認為，這一環節的主要工作是詁釋作品、考索史料，大體「可別為二：一為考證本事，一為解釋辭句。質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當時之事實；后者乃釋古典，即舊籍之出處」。在他看來，考釋古典尚較簡單：「解釋古典故實自當引用最初出處。然最初出處實不足以盡之，更須引其他非最初而有關者，以補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詞用意之妙」。而釋證今典最具難度：「?須旁?史實人情，以為參證。不可僅於文句之間，反復研求，遂謂已盡其涵義也」。例如箋證錢柳因緣詩，「不僅有遠近出處之古典故實，更有兩人前后詩章之出處。若不能探河窮源，剝蕉至心，層次不紊，脈絡貫注，則兩人酬和諸作，其辭鋒針對，思旨印證之妙，絕難通解也」。詮釋今典求索通解是一項艱巨的史料考證工作，后人能在其著作中體味到他的自信和困惑。他在詮釋陳子龍與柳如是關?后欣然自稱：「雖不敢謂有同於漢廷老吏之斷獄，然亦可謂發三百年未發之覆」。為釋證錢謙益的〈有美詩〉，他對錢柳二人當日行蹤所至和用意所在，「搜取材料，反復推尋，勾沈索隱，發見真相。然究竟能否達到釋證此詩目的十分之一二，則殊不敢自信」。其自道甘苦，正反映出今典考索的艱苦卓絕。［60］
作者: 華一呆 發布日期: 2005-12-02
在詁釋作品、考索史料的過程中，史家應始終具有「了解之同情」，移情於研究對象所處的內心世界和生活場景中去，體會其所思所感所言所為之所以然。這種了解的同情，與史家對其研究對象的愛憎無關。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不但是這樣去了解柳如是、陳子龍和錢謙益的，也是這樣去了解他所嘲諷的徐三公子、所憐憫的程嘉燧和所鄙薄的謝三賓的。但他深知：史家考釋今典時，「此種同情之態度，最易流於穿鑿傅會之惡習」，即「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之環境，所熏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陳寅恪曾批評梁啟超研究陶淵明是「取己身之思想經歷以釋古人之志尚行動」，因而對史家主觀的個人因素懷著一種高度自覺的警惕。［61］ 這種了解的同情，還須運用心理分析法和歷史想象力。他在箋釋〈有美詩〉時指出：「所最難通者，即此詩作者本人及為此詩而作之人（指柳如是），兩方?雜針對之心理」；而「推尋冥想於三百年史籍殘毀之后，謂可悉得其真相，不少差誤」。在人格心態史研究中引入心理分析方法，雖說順理成章，但因是歷史人物，只有借助可資信賴的史料和正確無誤的考證才能作出，否則便可能變成自由心證。例如，他在箋證錢柳因緣詩時發現：錢柳結?前后兩人多有唱和，唯獨柳如是對錢謙益在結?之時所作的〈合歡詩〉和〈催妝詞〉眇無回應。他批評「柳氏藏拙」說「未能完全窺見河東君當時之心境」，根據柳如是舍去陳子龍轉與錢謙益結?之前反映其思想情感痛苦嬗蛻的篇什，指出她不賦和作的原因：「若作歡娛之語，則有負於故友。若作悲苦之音，又無禮於新知。以前后一人之身，而和此啼笑兩難之什，吮毫濡墨，實有不知從何說起之感」，這一心理分析顯然更合情合理。至於人格心態史研究所需的歷史想象力，當然不是史家的自由聯想，它必須受到兩方面的制約：一方面是以史家對研究對象的思想、情感、性格、習慣等人性內在層面的深刻把握為先?條件的，另一方面是以史料所規定的每一特定歷史時代的禮俗、制度、道德觀念和意識形態為必要基礎的。只有這樣，史家才能做到他所說的「神?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深入?代人物的內心世界之中，來到歷史遞變的社會場景之中，與研究對象發生一種共鳴，產生某種通感。至此，史家已經客觀而理性地完成了對研究對象的生動逼真的敘述。而在以上史料處理和史實復原的過程中，史家始終處於中立旁觀者的地位。因此，到此為止的研究便完全杜絕了歷史成果的主觀化和現代化。但陳寅恪的人格心態史研究?未到此為止。［62］ 有位西方歷史哲學家指出：「只有現在生活中的興趣方能使人去研究過去的事實。因此，這種過去的事實只要和現在生活的一種興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針對一種過去的興趣，而是針對一種現在的興趣的」。陳寅恪一向主張「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他的人格心態史研究的興趣和關懷當然是指向現在的，即其詩所說「欲將心事寄閑言」。他在《論再生緣》里所要抒發的，是與陳端生一樣的感同身受的人生感慨；而在《柳如是別傳》里所要寄寓的，更是一種歷盡人生滄桑與時代變遷后深刻感受到的興亡遺恨之感。由於此前的研究完全是客觀中立的，沒有曲解史料以遷就私意，也沒有改鑄歷史以影射現實，通過研究，史家與其研究對象之際在某些方面自然會產生一種歷史的通感。於是，在陳寅恪所指出的歷史人物詩文中常見的「古典今事融會為一」之外，又生成出一種史家與研究對象之間的古典今事融會為一的現象：歷史成為古典，史家的感慨寄寓成為今事。這種感慨寄寓來自歷史的通感，因而既是符合歷史客觀真實的，又是傳達史家主觀心聲的。陳寅恪論《再生緣》作者陳端生道：「故孟麗君之性格，即端生平日理想所寄?，遂於不知不覺中極力描繪，遂成為己身之對鏡寫真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在當日及其后百余年間，俱足驚世駭俗」；「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時代，其遭逢困厄，聲名湮沒，又何足?哉？又何足?哉？」所論既契合歷史上陳端生的理想與命運，但又何嘗不是現實中陳寅恪的遭際和感慨呢！在人格心態史研究范本《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里，歷史的真實復原和史家的現實關懷這一困惑史學的悖論被處理得前所未有完美圓滿，而在方法上陳寅恪把心態史嚴格維持在其所屬的范疇之內，避免了西方一度以心態解釋一切歷史的偏頗。所有這一切，不能不視為是陳寅恪對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巨大貢獻。［63］ 結語：把人文學術從傳統帶進了現代 陳寅恪是為中國史學贏得世界聲譽的極少數史學大師之一。他是一位天才式的學者，他的史學方法是一個系統而完美的整體，堪稱是一座美輪美奐的七寶樓臺；在具體研究中，對陳寅恪來說，相關的史學方法又完全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然而，對其史學方法的任何敘述，卻只能分為若干層面進行，由於整體大於局部之和，遺憾總是不可避免的。這里的評述雖有筆者的體認，但筆者有意識地不說或少說自己的話語，而主要引據陳寅恪論著里的夫子自道及其親炙弟子的師說回憶，目的即在於?可能地接近陳寅恪的本意�！ ￡愐∽苑Q「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實際上他的學術精神是非常現代的。關於陳寅恪學術的總評價，近二十年來中外學界說了不少，還推余英時最解三昧。這里且引其語來評價陳寅恪史學及其方法在中國人文學術由傳統向現代轉化歷程中的地位： 在他自己的研究領域內，陳先生也曾相當有效地把中國的人文學術從傳統帶進了現代。一般地說，他的文史論著是中國的傳統學人和現代專家所都能相悅以解的。傳統學人能接受他，因為他的概念結構（conceptvalization）是從中國文獻的內在脈絡中自然呈露出來的。這是他「舊學邃密」的一面。現代專家能欣賞他，則因為他所處理的問題完全是現代的。這又是他「新知深沉」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在他所處的早期階段，這種「舊學」和「新知」的結合無論在精神上或形式上都順理成章，不見勉強牽湊的痕跡。陳先生確是企圖自覺地在人文學術方面創?一條化傳統為現代的道路。陳先生循著中國文獻的內在結構而開拓的新考證和新詮釋正為我們指出了一個明確的方向，使我們有可能更進一步把中國人文學術從傳統轉化為現代。［64］ 注釋： ［34］周一良：〈紀念陳寅恪先生〉；王鐘翰：〈陳寅恪先生雜憶〉；季羨林：〈從學習筆記本看陳寅恪先生的治學范圍和途徑〉；見《陳寅恪印象》127－128、141、35頁。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5－6頁�！ 。�35］陳寅�。骸搓愒鼗徒儆噤浶颉�、〈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36－239頁；〈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見《金明館叢稿初編》106、249頁。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95頁�！ 。�36］陳寅�。骸读缡莿e傳》上冊100頁；〈狐臭與胡臭〉、〈寒柳堂記夢未定稿〉，見《寒柳堂集》142、170頁；《元白詩箋證稿》5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楊聯升：〈陳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講筆記〉，見《追憶陳寅恪》186頁。嚴耕望：《治史三書》63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37］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86頁。陳寅�。骸对自姽{證稿》45頁；〈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23－224頁�！ 。�38］陳寅恪：〈與妹書〉、〈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武?與佛教〉，見《金明館叢稿二編》311、198、223、108、154頁。姜亮夫：〈憶清華國學研究院〉，見《追憶陳寅恪》頁70。 �。�39］陳寅�。骸次饔斡浶实茏庸适轮葑儭�，見《金明館叢稿二編》196頁；〈三國?曹沖華陀傳與佛教故事〉，見《寒柳堂集》157、161頁�！ 。�40］陳寅恪：〈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見《寒柳堂集》151－155頁。錢文忠：《瓦釜集》143－144頁，文匯出版社，1999年�！ 。�41］陳寅�。骸短拼问肥稣摳濉�15頁；〈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見《金明館叢稿初編》228、263、95頁。 �。�42］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見《金明館叢稿初編》33、200－205、226－227頁；〈李唐氏族之推測后記〉，見《金明館叢稿二編》303頁。石泉、李涵：〈聽寅恪師唐史課筆記一則〉，見《追憶陳寅恪》頁269－270�！ 。�43］王永興：《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189－193頁。蔣天樞：《陳寅恪先生傳》，周連寬：〈回憶陳寅恪先生二三事〉，見《追憶陳寅恪》461、345頁。 �。�44］陳寅�。骸短拼问肥稣摳濉�44－45、79頁；〈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見《金明館叢稿初編》1、12頁�！ 。�45］王永興：〈懷念陳寅恪先生〉，見《追憶陳寅恪》203－204頁。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95頁。陳寅�。骸短拼问肥稣摳濉�128、129頁。 �。�46］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97頁。陳寅�。骸端逄浦贫葴Y源略論稿》1－2、61頁�！ 。�47］陳寅�。骸对自姽{證稿》2、9頁。 �。�48］嚴耕望：《治史三書》141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49］黃萱：〈懷念陳寅恪教授〉，見《陳寅恪印象》178頁。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86頁引高守貞筆記。陳寅�。骸读缡莿e傳》中冊，372頁�！ 。�50］陳寅�。骸对自姽{證稿》141、259、229、250頁�！ 。�51］陳寅�。骸刺一ㄔ从浥宰C〉，見《金明館叢稿初編》177頁；〈韋莊秦婦吟校箋〉，見《寒柳堂集》138頁。黃萱：〈懷念陳寅恪教授〉，見《陳寅恪印象》178頁�！ 。�52］陳寅恪：〈讀哀江南賦〉，見《金明館叢稿初編》209頁�！ 。�53］陳寅�。骸对自姽{證稿》2、81頁。黃萱：〈懷念陳寅恪教授〉，見《陳寅恪印象》178頁�！ 。�54］陳寅�。骸对自姽{證稿》2、131頁。 �。�55］陳寅�。骸读缡莿e傳》中冊384、751頁；〈讀東城父老傳〉，見《金明館叢稿初編》303頁�！ 。�56］陳寅�。骸读缡莿e傳》中冊604頁�！ 。�57］陳寅�。骸醋x哀江南賦〉，見《金明館叢稿初編》209頁�！ 。�58］陳寅�。骸粹仔虐Ы腺x與杜甫詠懷古跡詩〉，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64頁。 �。�59］陳寅�。骸瘩T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47頁�！ 。�60］陳寅�。骸读缡莿e傳》上冊7、11、12、283頁，中冊582頁；〈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之最簡易解釋〉，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62頁。 �。�61］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247頁；〈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見《金明館叢稿初編》204頁。 ［62］陳寅�。骸读缡莿e傳》中冊581、649－650頁。 �。�63］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2頁，傅任敢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陳寅�。骸读缡莿e傳》上冊6、64頁；《論再生緣》，見《寒柳堂集》58－60頁。姜伯勤：〈陳寅恪先生與心史研究〉，見《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100－101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64］余英時：〈明明直照吾家路〉，見《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新版）5－9頁。
作者: 華一呆 發布日期: 2005-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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