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封邦建國時，希臘半島上也興起城邦殖民運動。地中海翻騰了，在多利亞人沖擊下，城邦遷徙如洪水泛濫。
　　
　　理想的新居，應靠近海岸，受攻擊時，能乘船而去。最好有一山在后，屏護沿海平原，眼前有一海峽掩護的港灣，與商務孔道或內河河口相連，可以接受內陸或內河運輸的貨物。然而，要建立理想的新居，須與土著商議。
　　
　　遷徙者為覓新居，在整個地中海區域開始了漫長的殖民活動。從內陸游牧轉向海上殖民，為剩余人口解決出路，為本國產品開辟國際市場，使食物和礦物輸入有了保障，建立起一個環地中海的商務聯邦。
　　
　　更為重要的是，希臘人的海上殖民活動，加速了地中海區域各文明的融合，在融合的基礎上產生了一種新精神，正是在這種新精神的引導下，古希臘人建立了自己的“史詩性”的歷史傳統，并由此而拉開了西方文明進入古典時期的帷幕。
　　
　　西方文明進入古典時期，當然不是從多利亞人入侵開始的，但多利亞人對邁錫尼王國的致命一擊，卻終結了西方古代文明，帝國的太陽尚未升起，王國的火炬便已熄滅，邁錫尼文明的創傷已然入骨，正是在文明骨折的愈合處，古典時期的新元素誕生了——城邦的心靈，通過史詩和神話，在對英雄的懷念中漸漸醒來。
　　
　　游牧之電，擊中了王國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絕望之余，精神開始蘇醒，苦難歲月里，他們棲居于詩與史，將一個民族的亡國悲情凝聚成為自由的神話和史詩。
　　
　　如同摩西引導人民走出埃及，荷馬也成了希臘民族的精神導師。遷徙中的阿卡亞人吟誦著荷馬史詩，讓史詩的光芒，照亮了他們的前程，在荷馬的教化下，多利亞人自命為赫拉克利特的子孫，以認祖歸宗的方式，成為逝去的城邦英雄時代的合法繼承人。
　　
　　希臘方式——城邦制誕生在“史詩”的搖籃里，而中國方式——封建制則在“祭祖歌”的贊禮——“詩史”中分娩，因此，“史詩”與“詩史”，差一字而迥異其趣。
　　
　　“史詩”，是民族的集體記憶，民族精神在“英雄的故事”里奠基，而荷馬就是古希臘民族集體記憶的代表。“詩史”是王朝記憶，以家族為根據，以“祭祖歌”的形式，難以包容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史詩”是民族性的，“詩史”是家族性的。“詩史”是勝利者的頌歌，“商頌”，“周頌”，頌歌均非英雄故事而是帝王業績，其目標不是為人民建立精神王國，而是為一姓王朝建立“帝王世系”。英雄故事在廣場傳播，在英雄主義的集體歡騰中，“史詩”誕生了！公民的精神王國——神廟就矗立在廣場，所謂神諭就是公民的意志。而“帝王世系”則進入了一姓的宗廟，正如“史詩”是廣場的紀念碑一樣，“詩史”則是廟堂的廣告辭。
　　
　　多利亞人摧毀了阿卡人的宗廟和宮廷，流離失所的阿卡人，聚集在廣場，從家族成員和王國臣民轉變為自由的公民。廣場是公民之家，他們在廣場集會，使政治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和人的本質。公民大會成為最高的權力主體，這些無家可歸者從公民的價值和意義里發現了文明的真諦，這些自由的遷徙者在王冠落地后選擇了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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