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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的本質

編輯: 路逍遙 關鍵詞: 周朝歷史 來源: 記憶方法網
歷史分封的本質成康之世，實是西周建國的成型期。東方的叛亂底定了，姬姜的諸侯在東方鞏固了立足點。顯然周人認為成康之世是安定的開始。

1976年新出的史墻盤（圖版15），對于成康兩世的評價是“憲圣成王，?右剛，用肇徹周邦�？低�，兮尹?”。其中文字未易全解。如果放開一些小異，則諸家意見大致都以為此段說成王開始以法度治理周邦，而康王則厘定了各處的疆土（唐蘭，1978；裘錫圭，1978；李學勤，1978；陳世輝，1980）。這一段話基本上頗符合《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后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西元前516年王室內亂之后，晉人納王于成周，王子朝列數周代各王的大事，可以代表周人對本朝歷史的了解。由這一節文辭看，成康之時是周人封建親戚的時代�！蹲髠鳌焚夜哪�，周王計劃以狄伐同姓的鄭，富辰反對以狄人伐親屬，也回溯周代的封建：“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薄盾髯印贰叭逍保骸埃ㄖ芄┘嬷铺煜�，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眱啥钨Y料均以封建姬姓諸國的史事歸之周公。但是富辰所說周公封建動機為了三監之亂中管蔡的背叛；如以此為封建親戚寧非自招禍患？大約富辰之說及《荀子》的記載均以周公為周初創業的代表人物，不應膠柱鼓瑟以為周初封建完成于周公的時代。史墻盤和《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的記載，均可解釋為周人封建大致在成康之世完成。成康之世，據說四十年刑措不用，號為太平。究其實際，北方并未完全肅清。康王時代的小盂鼎銘文殘缺，不見全貌，但由其殘文看來，周人與鬼方之間，曾有十分激烈的戰事，獻捷禮上呈獻的戰果有四千八百余（斫下的首級），俘虜有一萬三千八十一人，鹵獲馬若干，車三十輛，牛三百五十五頭，羊三十八只。第二次又呈獻了若干首級俘虜車輛及馬一百四十匹（白川靜，1965C：682?692）。另一方面，南方的淮夷及荊楚，遲至昭王之世仍未完全納入周王國的勢力圈。上述史墻盤對于昭王的記載是“廣楚荊，隹南行”，恰證實了昭王有南征之行的傳說。成康時代有不少器銘具有南征的記載，如、伯、、小子生尊、以及安州六器的中氏諸器，均有“伐南國”“省南國”的事（白川靜，1966A：771?793）。

成康之世，周人的封建，大約只用于在中原，亦即殷商舊地，加上在東方與北方開拓的疆土，如齊燕諸國，往南則不過及于淮漢一帶，所謂漢上諸姬。周室封建事業大成于成康，則說明了所謂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屬于周初建國工作的一部分，并不是在后世仍繼續推廣進行的常制。周人與姜族的封君中，大部分在成康之世已經建國了。即使后世仍有少量新封國出現，如鄭國，其數量不能與周初所封的等量齊觀。這一現象特有的時間性，對于封建的性質當有所啟示。封建究竟是什么？由于人類歷史上曾數度有過類似的情況（如中古的西歐及近古的日本），封建制度成為史學上的一個課題。一方面，西方史學傳統對歐洲封建制度的研究，引發了史家對東方類似現象的興趣，進一步以封建制度當作比較研究的對象（Coul-born，1956）。另一方面，在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史學系統中，封建社會是一個介于奴隸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間的階段，唯物史觀的學者必須要在中國歷史上確定一個封建時代，甚至削足適履也在所必行。中國的分封制在秦統一以后基本上即已結束，而中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又遲遲不出現。于是中國的馬克思史學家不能不在這一矛盾中找出路，不能不以如何劃分資本主義未出現以前的中國歷史，甚至分封制度本身，是劃歸奴隸社會？抑劃歸封建社會？都是近三十年來聚訟的焦點（Cho?yunHsu，1979：453?475；逯耀東，1979：141?166；歷史研究編輯部，1957；王思治，1980：27?29：傅筑夫，1980：1?23）。

西周分封制度的本質，頗可借柳宗元的話說明，《封建論》：“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棒棒，鹿豕??，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會于一�！庇终f：“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保ā度莆摹罚�582/2?5）柳宗元以為封建制基本上是政治權力層級分化，其淵源甚早，幾于生民之初即已開始，隨著社群組織的擴大而逐步向更高的政治權力匯聚。商周的封建，事實上是基層地方社群政治權力的延續。許宗彥在《讀周禮記》的一段話，正可為補充柳宗元《封建論》：“武王觀兵孟津，諸侯會者八百，此皆二代之所建。至于紂時，其地之廣狹，固未必悉仍其初封，文武撫而有之，要與之相安而已，豈得而易其疆界哉，武王克商封國七十有一，所可限以封土之制者惟此，而其封，取之所滅國與隙地�！保ㄔS宗彥，1829：1/36?37）柳許二氏的意見，均立足于周在克殷之后，沒有改易疆界的能力。本書第四章，也討論了周人必須在各地區與殷人舊族及當地土著建立“三結合”的政治權力。周初的情勢頗符合柳許二氏描述的局面。這種“三結合”的分封，其中主動的結合力量自然是周人與友族的宗親子弟，他們也是最居優勢地位的成分。這是一批外來而居上層的分子。Eberhard認為西周分封，事實上是建立在征服形勢上的社群重疊，周人姬姜及其族類是高踞在當地土著之上的新成分，也是封建結構的上層（Eberhard，1965：24?30）。Eberhard早期的立場，以為西周的征服是土耳其種或蒙古種的東來（同上：28，注1；參看Eberhard，1942）。姜姓與西藏族的羌人有關系，已如本書第三章所述，姬姓與西北游牧土耳其族的關系則至今不能證實。分封制下的社群疊合，基本上是不穩定的形態，疊合的成分彼此之間的文化差距越大，其不穩定性當然也越大。西周分封諸國，誠有內部文化二元性的現象，例如魯國有周社與毫社的并存。然而西周各封國在歷史上未見有因不穩定而覆滅的個例。相對的，各國在春秋時代表現的地方性特征，正說明了封國內部都曾有過相當程度的同化過程，以整合新的地方性文化。是以周初在東方各封國內部的文化成分之間，其文化差異是存在的，卻未必是極大。事實上，中國北方由陜西到山東的平原上，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各地方文化之間已有交流與互相影響的現象，尤以相鄰文化之間的差距，表現為逐漸的轉變。這個以華北黃土平原為領域的大文化圈，也就是夏商二代的活動范圍（Kwang-chihChang，1980：361?364；張光直，1978）。周初分封各國，大致也在這個范圍內。成康時代，克殷已數十年；對這個范圍的控制已大體完成了，也因此封建七十一國的工作即在成康時代，此后則不再有很多可以封國的空間了。

昭王以后對南方的經營，一則說明了黃河流域黃土平原文化對外的擴展，再則，也說明了淮漢地區是中原文化與江淮地區土著文化的交界。由大溪文化一脈相承的屈家嶺文化，是江漢流域的新石器傳統，與中原文化間的差距頗大。殷商文化雖然也遠達江漢地區，到底只是點狀的擴散（Kwang-chihChang，1980：305?306，320?321）。因此，周人在北方黃土地帶的優勢，雖是征服，卻不應當作異民族間的征服與被征服，而是大文化圈內族群間關系的重組合，以周人的族群代替殷商族群居于主要的地位。分封制度，在這一層意義下，是統治族群與各地土著族群的重疊關系。

回到分封制度的本身來看，直接有關的史料在文獻上有《左傳》定公四年的那一段記載及《詩經》“大雅?崧高”和“韓奕”，在金文銘文中則為西周早期的宜侯及中期的大盂鼎�！蹲髠鳌范ü哪甑奈淖�，已在上章引過，不再重復。魯衛唐三國個別的分配到若干禮器，如車、旅、弓劍、革鼓、玉器，若干成族的殷民，若干官職的屬吏（如祝宗卜史、職官五正）以及指定大致疆界的土地（例如少?之虛、殷虛、夏虛）與該地的人民（例如商奄之民）。分配給諸侯的殷民，如以其族名推測，當是有專門技術的工人，如陶氏作陶，繁氏作繁纓，而且保持其原有宗族的組織，所謂“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丑類”。在有關魯侯的一段中，還提到“分之土田陪敦”，楊寬以為土田陪敦，即是《詩經》“魯頌??宮”：“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的“土田附庸”，而且也即是金文銘文中出現的“庸”，當是指附著于土地上作為“庸”的耕作者，庸也即是仆庸。在魯的奄民，就是這種附著奄地的原居民（楊寬，1965：81?82；伊藤道治，1975：232?236）。是以由定公四年的記載言，一個分封的侯國，擁有三批屬民，一是擔任官司的人，一是分配的殷民舊族，一是附著在封地上的原居民。

由《詩經》的“崧高”及“韓奕”兩詩來看，“崧高”：“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跚采瓴�，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其中也提到王室頒賜的禮物，如車馬及介圭，王室分撥的“私人”以及“于邑于謝”的“謝人”，“以作爾庸”。屬民中有王室的人同去，借召伯的力量立國，而以當地的原居民作為仆庸�！绊n奕”：“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不庭方，以佐戎辟�！n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綏章，簟?錯衡，玄?赤舄，鉤膺鏤錫，??淺?，?革金厄�！弑隧n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表n侯不是初封，只是因朝覲而再受王命，確定合法的諸侯地位。因此，韓侯受王命戒飭，敬奉祖考的典型，正與金文中錫命禮的語氣一樣。韓侯受賜的禮物也不外旅章車馬裝飾及衣服，也與《左傳》所述頗為一致。韓國初立時，燕師完筑城邑，而“因時百蠻”，語同“崧高”的“因是謝人”及《左傳》的“因商奄之民”，也指藉百蠻（包括追貊之屬）的服役，以服事韓侯。韓已立國頗久，卻仍述及立國之初由“燕師所完”，其情形頗似“崧高”中屢次提到申國是“召伯是營”。二例合觀，可能曾有召伯的人留在申國，有燕師的一部分留在韓國�！蹲髠鳌焚夜哪辏瑫x侯重耳借秦國的力量入晉�！皶x侯逆夫人贏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仆”。又《左傳》閔公二年，衛亡于狄，齊國幫助衛文公復國，其時衛國的遺民，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另有別邑共滕之民五千人。齊國派遣三百乘的兵力及甲士三千人留戍在衛文公的左右。這兩件事都屬春秋時，但借此二例或可說明詩中“召伯是營”及“燕師所完”二語的意義，至于召伯之眾及燕人是否在申韓長期留駐，則不易考知。

成康時代的宜侯，全銘已見上章，茲不具引，其中錫命虎侯移封于宜，賞賜的禮物也是若干彝物及弓矢，以及“易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邑卅又五，厥□百又卅”，比較前引《左傳》及《詩經》的記載為精確，然而仍不易明白其確實四止。唐蘭以為虎侯當是虞侯，本銘亦即泰伯仲雍受封吳國的記載（唐蘭，1956：79），可備一說�！耙撞乓送跞恕跤制呱�，易奠七白，厥用[千]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明列了三種屬民，王人與奠，都以姓為單位，當是一個一個宗族，與《左傳》殷民六族七族的情形相似。王人可能為周人，莫人則可能是殷代舊族鄭人，隨虎侯南戍�！柏省比舾扇耍赡苁歉綄儆谏鲜龆惛呒墝倜竦姆廴丝�，在宜庶人則是宜地的原居民，相當于《左傳》的陪敦與金文的附庸（白川靜，1965A：529?552）。

也屬于成康時代的大盂鼎（圖23），其銘文記載盂受錫命繼承乃祖南公的職務，受民受疆土，先列舉賜予衣服車馬旅飾及“易女邦四白，人鬲自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夷王臣十又三白，人鬲千又五十夫，□□自厥土”（白川靜，1965C：651?672；高鴻縉，1962）。人員的分配與宜侯矢的比例也很相似。邦以下當是在盂地的服役人口，相當于宜侯矢的在宜庶人。夷王臣以下則相當于在宜王人那一項的服役人口。王臣的“臣”，人數少，而又有“伯”的尊稱，顯然不是低級奴仆，汪寧生以為此處之“臣”，并不是奴隸，而是職司服役人口的管理人員（汪寧生，1979）。人鬲的定義，有人以為是俘虜，也有人以為是俘虜轉化為奴隸，也有人以為是可以按簿冊校點人數的服役人口。不論語源如何，人鬲是服役的人口則無可置疑（楊寬，1965：100?110；徐中舒，1955；貝?茂樹，1962）。

（又名周公、周公彝、邢侯）也是成康時代有關賜民姓的銘文：“隹三月，王令眾內史曰：井侯服易臣三品，州人人人。拜首。魯天子厥順福，克奔走上下帝，無冬令又周，追考對不敢，邵朕福盟，朕臣天子，用冊王令乍周公彝�！保ò状o，1965C：592?603）這是賞賜邢侯三群臣屬的冊命。州人等三群人，據白川靜的意見，都是殷王畿附近的居民（白川靜，1965C：588?599）。陳?以為三者都是東方國名，邢侯初封邢丘，賜以東方舊族，便是居三國的故地，是以《左傳》閔公二年邢遷于夷儀，仍在邢國的舊地（陳?，1969：266?267）。以此例延伸，則姬姓諸侯遷封于已臣服的故國，也認作為賜民姓，而不以封地為其內容。

綜合文獻與金文資料所見，西周分封并不只是周人殖民隊伍分別占有一片東方的故地，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編組，每一個封君受封的不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領了不同的人群。楊希枚以為古代賜姓制度，實是分封民姓、族屬，與“胙土”、“命氏”合為封建三要素，其說至確（楊希枚，1952，1954，1955）。賜姓是賜服屬的人民，胙土是分配居住的地區，而歸結為命氏，其中又包括給予國號（如魯，如宜）、告誡的文辭（如“康誥”）及受封的象征（如各種服飾禮器）。命氏實系代表了由原有族屬分裂為獨立的次級族群。西周的分封制在族群衍裂以組成新族群的意義，大于裂土分茅別分疆土的意義（楊希枚，1955：195?197）。這制度的出現及發展，正是前承殷商以“族”為社會構成分子的階級（Kwang?chihChang，1980：162165）；新封的封國，因其與原居民的揉合，而成為地緣性的政治單位，遂逐漸演變為春秋的列國制度（RichardWalker，1953；Cho?yunHsu，1965：78?100）。因此，分封制下的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勢須發展地緣單位的政治性格。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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