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三大軍政集團，是指由曾國藩開創的湘系集團、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以及后起的袁世凱北洋集團。三者是對當時朝政、社會乃至歷史進程有著重大影響的群體勢力，其間交錯勾連，發展嬗變，承續更。

所謂“晚清三大軍政集團”，是指由曾國藩開創的湘系集團、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以及后起的袁世凱北洋集團(以下以“湘”“淮”“袁”簡稱之)。三者是對當時朝政、社會乃至歷史進程有著重大影響的群體勢力，其間交錯勾連，發展

嬗變，承續更替，可以“三環鏈”喻指。本文就其“環鏈關系”略呈淺見。

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他從湖南雙峰一個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書生入京赴考，中進士留京師后十年七遷，連升十級，37歲任禮部侍郎，官至二品。緊接著創見因母喪返鄉，恰逢太平天國巨瀾橫掃湘湖大地，他因勢在家鄉拉

起了一支特別的民團湘軍，歷盡艱辛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為一等勇毅侯，成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歷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謚“文正”。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轉而為沒落、衰敗，內憂外

患接踵而來的動蕩年代，由于曾國藩等人的力挽狂瀾，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局面，曾國藩正是這一過渡時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面產生了令人注目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僅作用于當時，而且一直延至今日。從而使

之成為近代中國最顯赫和最有爭議的歷史人物。

湘軍將領主要是湘鄉人，大多是封建儒生，士兵則招募湘鄉一帶農民。曾國藩與一些重要將領既是同鄉，又有同學、師生、親友的關系。湘軍的士兵由營官自招，并只服從營官，上下層層隸屬，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曾國藩治軍重在思想紀

律而不在技術性的教練。他為湘軍寫的軍歌唱道：“規矩要肅靜，有禮、有法、有號令。”他制定“辨等明威”的軍禮，以儒家三綱五常的禮教、尊卑上下的等級制度與同鄉共里的鄉土觀念維系官兵，使湘軍成為一支有力地維護封建統治的軍隊。

淮系集團是在淮軍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壯大的，主要由將領、官僚和幕僚組成。1870年，隨著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來，這個集團迅速向中國最富庶的東南沿海滲透，從而成為晚清歷史上最具有勢力和最具影響力的政治集團。

圩子圖：合肥地區的圩子主要是顯宦地主建立的自保圍寨。外筑壕溝，內筑圍墻，四周辟花園菜圃。大的達到數百畝，氣勢宏大。

直隸總督府：治所保定，清代直隸省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兩市以及河北大部等地區，1870年，直隸總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負責直隸、奉天和山東三省通商、交涉事宜，因此又在天津設直隸總督衙門。

安徽會館：1868年李鴻章兄弟倡導，主要由淮系官員將領捐資修建，位于今北京市宣武區后孫公園胡同路北， 1871年建成，標志著晚清淮系集團政治勢力的崛起。

湖北新軍創始于1896年，至本年已練成步、馬、炮、工程、輜重各　兵種1.7萬人1905年5月，北洋六鎮新軍全部練成，共計兵額近7萬人。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后，清政府派長蘆鹽運使胡橘芬在天津小站訓練新軍，聘德國人為教官，有步隊3000

人、炮隊1000人、馬隊250人、工程隊500人。12月8日，榮祿決定改派袁世凱到小站督練新建陸軍。袁世凱接任后，將“定武軍”進行擴編，加募步隊2000人、馬隊250人，湊足7000　人;并陸續加聘德國譯員至10余人�！∵@支新軍完全按照德國營

制、操典進行訓練，用新式武器裝備，擁　有步、騎、炮、工程、輜重等兵種;各級軍官大多由武備學堂畢業生充　任;對新兵的招募，按照西方國家的入伍要求，有年齡、體格及識字程　度等規定。鎮壓義和團時，新軍擴充到1.7萬人。1903年袁世

凱任練兵　處會辦大臣，新軍大加擴充。日俄戰爭爆發后，袁世凱建議在全國成立　新軍36鎮。他先將北洋“左”、“右”兩鎮募足兵員，正式成立北洋軍　第一鎮、第二鎮，派王英楷、吳長純分任統制，隨后又將巡警營擴編為　第三鎮，派段祺

瑞統制。又將原來的武衛右軍、南洋自強軍編成北洋第　四鎮、第五鎮，派王士珍、吳長純分任統制。5月14日，“京旗常備　軍”也擴編成鎮，以鳳山為統制。至此，北洋新軍六鎮練成。

就三者的形成而言，“湘”“淮”時間上比較靠近，且源流上關聯直接而又密切。當年曾做過“湘”“淮”大員(如胡林翼、李鴻章)幕僚的安徽桐城人士徐宗亮，在其《歸廬譚往錄》中曾說：“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

誼”(后來浙江慈溪人氏柴萼的《梵天廬叢錄》中，也轉錄了有此話的筆記內容)。這種說法旨在揭示其間的連帶關系，無疑也提示出其 形成時間的先后。具體看，曾國藩自咸豐二年末開始借辦團練練兵，咸豐四年(1854年)春湘軍正式練成出征，至此

可以說湘系集團雛形初備(當然，還說不上具有“完備”形態)。而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在特定情況下形成比較快捷。因“東援”需要，本為曾國藩幕僚的李鴻章奉幕主之命組建淮軍，同治元年(1862年)開赴上海，并且他很快有了疆吏(出任江

蘇巡撫)權柄，這樣“軍政結合”，淮系集團就有了比較完備的形態，完成了“淮由湘出”的衍生分化。從湘、淮集團各自初成的時間上看，前后有大約七年的時間差，而兩者形成后共存“交叉”的時間則更長。

袁世凱北洋集團的孕育產生則比較靠后，自甲午戰后的“小站練兵”初萌，嗣后逐步成型，時間上與其籠統地說承湘、淮兩者之后，不如說承淮衍生更為直接。袁世凱的叔、祖輩與李鴻章即多有聯系，袁本人的為官初階則可謂從淮系要員吳長

慶門下踏出，而后更得助于李鴻章的護持、薦引。其集團勢力的奠基，也離不開對淮系人員的直接延攬、收用。而及至其集團勢力初成之際，湘系群體形態上已告漫漶，淮系則因其“開元”領袖李鴻章的在世而實體尚存，與袁氏集團有著交叉共存 世凱集團那里才告正式形成，而袁氏清末編練和發展新軍，則為“北洋軍閥的孕育階段”，應該說比較合理。

前后聯系看來，在整個“孕育”過程的“段位”上，“湘”居初基，“淮”近一程，到“袁”則最終完成。而這，與其“西化”趨向扭曲絞合。

當然還需歸結到促使朝政權力格局變化方面申說。由湘軍崛起導致形成“督撫專政”“內輕外重”(羅爾綱語)之局，是前輩學者由來已久的看法，雖說也有(特別是近些年來)或直接或間接的異議出現，但若非陷于絕對化而是從相對意義上(即與

“湘”前比較)來考量，若非惑于制度性的某些表象(如臣奏與上諭之類)而是把握實質，若非捕捉個別時候的“反彈”現象以偏概全而是綜觀整體趨勢，那么，說其時“內輕外重”則基本屬實，并且是呈愈演愈烈之勢。袁世凱最終能夠左右清廷、挾

清帝遜位(前不久問世的《袁世凱全集》中有錄件，可證他竟能按己意改定清帝遜位詔書)，固然是投機性地利用了革命形勢，但同時也可謂“內輕外重”發展到極致的結果。而這一發展過程，自可溯源于“湘”“淮”的奠基�？傊�，從相關諸多要

端來看，都能顯現三大軍政集團接續發力的“環鏈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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