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厲王時[左?右上?右下貝]?的銘文是一篇我國最早的判決書，是我國法律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銘文敘述了一場訴訟案件的始末，銘文大意為：某年三月，跟隨周王的伯揚父在那里定下了判決詞。伯揚父譴責牧牛說：“牧牛！你該受重懲。你竟敢與你的上司爭奪財產，對他進行誣告。你違背了先前的誓言，誓約在先，這次必須執行。你應去嗇與[左?右上?右下貝]修和，交還那五個奴隸。你既已遵從了判詞，實行了誓約�，F在我赦免你，該鞭打你一千下，給你施墨刑�，F在我大赦你，對你施以鞭刑500下，并罰你銅300?�！辈畵P父又命牧牛立誓說：“從今以后，我豈敢以大事小事來擾亂你？”伯揚父最后告誡說：“你的上司如再來控告你，就要對你處以鞭刑及墨刑。”牧牛立了誓。于是把這次判審告知官吏和?，結了案，牧牛的案子和誓約都定下來，罰了銅。[左?右上?右下貝]用它來作?用。案件處理是依據奴隸制的刑典判決的，牽涉了原告師[左?右上?右下貝]、被告牧牛、司法長官伯揚父，參加聽斷的司盟機構官[生兄]和?，人員齊備；涉及的刑罰有鞭刑、墨刑以及罰金，適合對牧牛這種人的身份和地位的有關規定，判詞從定性、量刑、赦宥到定刑有一定格式：訴論從判決、立誓，到報告有關官吏到結案等，過程完整清楚，銘文還清楚說明了西周訴訟中的盟誓制度。從被告與原告的關系上我們可以知道當時法律的性質，即維護上司或主人的利益，對下屬或婦仆則反復警告并加以懲戒。
《[左?右上?右下貝]?》這篇完整的訴訟判決書，作為關于西周法制完整的第一手資料，比史籍追記的事件更為可靠，是研究西周法制史的一件極重要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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