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業與張騫相媲美
在人類文明史上，絲綢之路連接了東西方文明。古代文明間的交往互動，主要有賴于亞歐大陸上自古形成的陸上通道。漢代張騫通西域，其重大意義在于為陸路交通開辟了新時代。而在人類文明史上為海路交通開辟新時代的正是鄭和下西洋。中國古代向西方的尋求，可謂源遠流長。亞歐大陸的大河與平原，孕育了偉大的文明，而在諸文明如中國文明、印度文明、西亞文明和歐洲文明之間，自古就具有一種互動的關系，只不過互動的中心一直在亞歐大陸的交通上。自古以來，大陸為文明間的交往提供著便利，沿著陸上的道路，東西方文明如生生不息的河流，持續不斷地接觸、互動和融合，歷時數千年之久�！拔饔颉币辉~最早出現在《史記》中。根據《史記》的記載，這一詞匯出現在張騫生活的時代。所謂張騫“鑿空”西域，是以國家行為使自古早已存在的中西交往道路暢達，由此“西域”得到極大的彰顯。此后廣義的西域，所指就是亞歐大陸上幾大文明的接合處，也就是東西方文明的匯合之地，當時文明互動的中心。就狹義而言，西域是一條通道，一種途徑，是通往西方的必經之路。西漢張騫“鑿空”西域，東漢甘英身至波斯灣頭望洋興嘆，東西方文明匯聚之地定于西域，也即亞歐大陸，歷時上千年不曾發生改變。盡管漢代已開始了向南海的探尋，但是相對陸路交往，海上交往受限于海洋屏障，自漢代開始一直是中外交往次要的途徑。唐代以后，雖然海路有了很大發展，但也沒有發生海路交通上升為不可逆轉的東西方交往主要途徑的改變。最有力的例證，來自成吉思汗以軍威建立的橫跨亞歐的蒙古帝國，當時海陸交通并舉，尤其陸路交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暢達程度。馬可·波羅自陸路來華，自海路返回。明初吸取元朝窮兵黷武的歷史教訓，派出大規模使團時也是海陸并舉。洪武年間陸路出使有傅安等人，海路出使有劉時勉等人；永樂初年陸路有陳誠等人，海路有鄭和等人。然而相對海路而言，陸路卻顯然遜色多了。對于海路功績的認識，有詩為證。明宣宗詩曰：“似聞溟海息鯨波，近歲諸番入覲多。雜還象胥呈土貢，微茫島嶼類星羅。朝廷懷遠須均及，使者敷恩合褊過。莫憚驅馳向遼遠，張騫猶說到天河�！保ā洞竺餍诨实塾萍肪矶肚彩怪I西洋古里蘇門答剌諸國》）以詩證史，我們可以了解到明朝皇帝將下西洋與張騫通西域作了超越的比喻。事實也確乎如此，正如通西域一樣，下西洋是以國家行為使海上道路暢達，由此，“西洋”在中國社會得到極大的彰顯。
正如張騫的名字永遠與西域聯系在一起一樣，鄭和的名字也永遠與西洋聯系在一起。“西洋”一詞，在中國史籍中最早出現在元代，以東西洋并稱。明初修《元史》，沒有出現此詞。詞匯涵義的演變和凸顯，是在鄭和下西洋時代。其后“西洋”新名詞出現，不僅廣泛流行于社會，而且有了狹義和廣義的區別。狹義的“西洋”，包括鄭和下西洋所到的今天印度洋至波斯灣、紅海和東非一帶；廣義的“西洋”，則形成一個象征整合的意義，有了引申出的海外各國、外國之義。此后，明朝人甚至將亞歐大陸上的撒馬兒罕也稱作“旱西洋”。下西洋賦予的“西洋”一詞的新義，即使在后來西方人東來后也不過是引申義更擴大了范圍而已，經歷了幾百年，至今仍然流行于我們生活的現代社會�！拔覀兊恼Z言就是我們的歷史”，下西洋的深刻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經過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也是持續時間最長的國人走出國門、走向海洋的大航�；顒樱拔餮蟆蓖癸@，對“西域”形成了壓倒優勢,遂使海路交通的地位不斷上升，出現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轉的變化。此后，中國人走向海洋形成了強勁的態勢，決不是朝廷一紙禁海令所能阻隔的。這里還涉及一個極為重要的事實，那就是陸上絲綢之路自漢代興起以后，即使在它極為興盛之時，也沒有多少國人沿此路走向外部世界，絲綢之路上的中外交往，自古以來就是以外人來華為主。陸上絲路的象征符號是駱駝和胡人，這是最好的證明（參見齊東方《絲綢之路的象征符號——駱駝》，《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6期）。海路自古代起因不是中外交往主要途徑，情況就更是如此。迄明代以前，有名有姓的出洋人屈指可數，至唐代大都是佛教人士，宋代出洋人幾乎不見有名姓者流傳下來，到元代出洋有名姓的人和事跡才見流傳下來。明初跟隨鄭和三次下西洋的馬歡，在他的出使記錄《瀛涯勝覽》中記載了沿海人民在海外生活的場景，七下西洋人數最多時達到二萬七八千人，頻繁的出使無疑使更多國人了解了海外。下西洋后，“春花無數，畢竟何如秋實”，民間私人海外貿易很快興起，沿海人民開始較大規模走向南洋，留居海外的中國沿海居民日趨增多，他們參與了開發南洋，并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而這一切，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海上活動——鄭和下西洋肇其端的。
人類文明史的里程碑
人類歷史發展到15世紀初，隨著科技的發展，海上運輸日益顯示出比陸上運輸更大的優越性，貿易的需求使海上絲綢之路成為各國的共同愿望所在。明王朝建立后，以強盛國力為后盾，鄭和七下西洋，持續近30年的航海經歷，為人類交往打破相對分散和隔絕狀態，邁出了從陸上向海上轉折的重要一步；作為人類交往史上從陸向海轉折的標志性事件，更推動人類文明互動中心從亞歐大陸轉移到海上，由此整合形成的亞洲國際貿易網，繁盛了一個世紀，為15世紀末東西方文明在海上匯合、一個整體的世界形成于海上奠定了基礎，從而揭開了全球化的序幕。
這首先要從鄭和船隊不僅是一個龐大的外交使團，也是一支前所未有規模巨大的官方國際貿易商團說起。人類文明交往的根本愿望是物質需求，從遠古時候起，“寶”就是人們向往的東西，鄭和船隊出航的大船稱為寶船，顧名思義，是出洋取“寶”的。曾經在明宮上演的《奉天命三寶下西洋》雜�。髭w琦美輯《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古本戲曲叢刊四集》76冊）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點。其中將出航目的簡明扼要地表述為“和番”和“取寶”。對于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務，后人雖為之揣測紛紜，爭論不休，但明朝人是如是看的：“和番”與“取寶”。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和番”就是和平地與海外各國交往；“取寶”，則說明物質欲求構成下西洋的根本原因。這在明鈔本《國朝典故·瀛涯勝覽》馬敬《序》中，有更明確的表達：“洪惟我朝太宗文皇帝、宣宗章皇帝，咸命太監鄭和率領豪俊，跨越海外，與諸番貨易。其人物之豐偉，舟楫之雄壯，才藝之巧妙，蓋古所未有然也”。鄭和七次率領的龐大船隊，是和平之師、文明之旅，船上滿載著深受海外各國喜愛與歡迎的絲綢、瓷器、藥材、鐵器等物品，船隊所至，大都是當時各國的沿海貿易港口城市。每到一地，他首先向當地國王或酋長宣讀明朝皇帝的詔諭，表明中國與各國“共享太平之福”的愿望，隨后當地國王或酋長遍諭國人來與中國船隊貿易，鄭和等即用寶船所載各種貨物在當地進行互市交易。這種通過互市方式進行的貿易，是建立在雙方互信互惠互利基礎上的平等貿易，由此，下西洋成為永樂年間幾大工程中惟一有進項的工程。關于鄭和一行的大量海外貿易活動，《瀛涯勝覽》的作者馬歡親身所到20個國家，除了那孤兒和黎代兩個小國記“土無出產”外，其他18個國家都程度不同地有產品、流通貨幣、度量衡、市場價格以及交易情況的記述，對古里（今印度喀拉拉邦卡利卡特）的貿易場景更是描繪得栩栩如生。同時，鄭和船隊的貿易活動在埃及馬木魯克王朝史料中也有記載（詳見日本學者家島彥一《鄭和分（舟宗）訪問也門》，《中外關系史譯叢》第二輯，第55—56頁）。鄭和遠航與滿剌加有著特殊關系，自第一次下西洋開始，中國——滿剌加——古里是下西洋的主導航線。七下西洋，鄭和每次必到滿剌加。滿剌加國王曾多次親自前來中國，永樂九年（1411年）的一次規模最大，由拜里迷蘇剌國王親率王妃、王子和陪臣540多人來訪。而永樂皇帝也曾贈與國王船只“歸國守土”。兩國建立的政治上互信、貿易上互利的友好關系，成為歷史上國際關系和平發展取得雙贏的成功范例。鄭和到滿剌加，給滿剌加帶來了無限商機，滿剌加國王同意鄭和在其國土上建立貨場，用來存放貨物，鄭和船隊的船只分頭出發到各國進行貿易，最后都匯合在滿剌加，等待季風到來一起回國。滿剌加從“舊不稱國”、“人多以漁為業”的漁村迅速發展起來，形成了“中國和遠東的產品與西亞和歐洲的產品進行交換的一個大集市”，這一重要的東西方貿易中心連接了亞洲、非洲和歐洲，繁榮地存在了一個世紀，直到西方航海東來，才結束了它的黃金時代。1511年葡萄牙果阿總督阿豐索·阿爾布克爾克說：“我確實相信,如果還有另一個世界,或者在我們所知道的以外還有另一條航線的話,那末他們必然將尋找到馬六甲來,因為在這里,他們可以找到凡是世界所能說得出的任何一種藥材和香料�！保ǜ窭住げ婢帯栋⒇S索·阿爾布克爾克述評》卷3，英文版第118頁）。通過貿易活動，不同文明間的對話和交流同時進行著。從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東方記》記述的長長的來自亞洲、非洲和歐洲各地的商人名單，可以知道滿剌加作為東西方文明互動中心是名副其實的。
鄭和七下西洋，促成了滿剌加的興起，也有力地推動了世界文明互動中心從大陸轉移海上。滿剌加的崛起，就是東南亞的崛起，也就是海洋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它標志著人類文明史上從陸地向海上的不可逆轉的重大轉折，導致了自古以來位于亞歐大陸的文明互動中心遷徙到海上，完成了世界文明互動中心的空間轉換。人類歷史不是開始于一個整體的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是人類文明史極大發展的結果。正是在15世紀出現的東西方向海洋不斷探索的進程，最終使人類匯合在一個整體世界之中。在15世紀初，史無前例的鄭和七下西洋，大批中國人走出國門，走向海洋，從“西域”到“西洋”，標志中國對外交往發生從陸向海的重大轉折，也標志人類交往發生從陸上向海上的重大轉折，促成世界文明互動中心脫離了亞歐大陸，轉移到海上；一個海洋的時代宣告到來，也最終決定了世界的走向。到15世紀末，葡萄牙人航海東來，無獨有偶，登陸地正是鄭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印度古里，也即卡利卡特。隨后，葡萄牙人沿著鄭和的海上航線，追尋到馬六甲，東西方在海上匯合，一個整體的世界在海上形成。就此意義而言，鄭和遠航是古代傳統的一次歷史性總結，同時也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鄭和下西洋的世界意義
第一，與當時中國強盛的國力和極其輝煌的走在世界前列的航海科技水平相聯系，鄭和下西洋是中國人首次以史無前例的規模走出國門、走向海洋的壯舉，從此，文明互動中心大轉移的現象發生了，古老的文明中心轉向了大陸外的新的地區，偏離了大陸上人們構筑的交通網絡，也偏離了幾大帝國的中心，在海上形成了一個新的文明互動中心，東南亞在海上奇跡般地凸顯了作用，東西方交往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第二，進一步說，人類文明史的重大轉折，還宣告了人類以人力與馬匹為主交往階段的衰落和以科技含量占重要地位的交往新階段的開始，從此人類交往不再只是依靠人力和馬匹、駱駝就可以達到。人類文明交往中提高了科技的含量，這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個名副其實的進步。而奠定這一切的，正是鄭和遠航。就此意義而言，鄭和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第三，紀念鄭和具有世界意義，還體現在人類文明史上存在不同的航海模式，有著不同的實現機制，也有著不同的結果。鄭和下西洋所代表的和平交往航海模式與西方的暴力掠奪航海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歷史可以作證，鄭和高揚中華民族“協和萬邦”的人文精神，使海道清寧，人民安業，在長達28年的航海活動中僅有3次戰事發生，沒有占據海外國家一寸土地，明代中國的世界形象，在七下西洋中樹立起來，得到了世界公認。鄭和所到的東南亞一些國家至今仍紀念鄭和。鄭和下西洋已經成為一個象征符號，它所體現的中國睦鄰友好、和平交往的理念與實踐，為人類和諧相處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與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適相吻合。
總之，迄今為止人們對鄭和下西洋意義的認識，由于缺乏置于人類文明史進程長時段的考察，因此多少遠離了歷史真實，將一個整體世界形成的功績，主要記在了歐洲人的賬上。這是令人遺憾的。試想如果沒有中國人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走向海洋開通海道和商路，沒有人類交往從陸向海的重大轉折，沒有文明互動中心的空間轉換，也沒有繁盛了一個世紀的當時世界上最穩定、也是最繁榮的貿易網絡之一——亞洲國際貿易網絡的形成，準確地說，歐洲人的航海東來也將黯然失色。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386732.html
相關閱讀：明朝人的性觀念
李之藻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內閣首輔-韓
閩、浙地區古代明教失蹤之謎
明朝為何承認越南獨立：只因七萬明朝大軍全軍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