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隋唐時期佛教造像題記研究
李曉敏
在佛教空前興盛的南北朝隋唐時期，造像風氣盛極一時，成為中古大眾佛教生活的重要內容之一。開窟造像時，往往在像的旁邊或像身鐫刻銘文，將造像人的心愿附記于下，即造像記。造像記用來記載造像的時間、造像主的身份、造像題材、造像動機、造像對象、造像人的愿望等。這些造像記雖然簡單，但卻直接而真實的記錄了當事人的思想認識和主觀心愿，可以讓人們從一個側面貼近那一時代的民眾的思想脈搏，感受他們的心靈世界。
本文將就所收集的隋唐時期河南省的685條佛教造像題記為基本材料，輔以其他文獻資料，如墓志、筆記小說等，通過對造像題記的統計分析，探究這一時期這一地區民眾的佛教信仰特點，揭示其深層的原因。
一、造像者身份與女性造像者
從造像題記所記載的造像者身份可以看出，參與到這一活動中的人物涉及到社會的各個階層，有皇室貴族，如中山郡王李隆業、彭城縣主武氏，有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文官武將，有士人舉子，有僧人尼姑，更多的則是平民百姓。依照侯旭東所分類別，將造像者身份分為官吏、僧尼、平民三種，構成了所說的“民眾”。從整體來看，隋唐造像者以平民最多，占到總數的69.05％，官吏次之，為11.82％，僧尼最少，9.20％，還有2.34％是幾種人群共同造像。
平民是造像活動的主力軍，是推動造像數量上升與衰減的核心力量和決定因素。平民的造像數量的趨勢與總體造像的趨勢基本吻合，581－600年間造像較集中，即造像的第一個高峰；此后隋末唐初（601－640年）經歷了一段低迷時期，在641年開始進入第二個高峰，直到661－670年達到了最高峰，即唐高宗與武后時期；這一造像的高潮一直持續到開天盛世結束，從761年造像數量開始急劇下滑，再也不能達到曾經的興盛。
最為突出的是造像者中的女性。所統計的女性單獨或參與造像的有198條，約占28.91％，這個比例實在是引人注目的。其中有女性單獨和以女性為主的造像，有以夫妻身份、家庭成員、社邑成員等身份參與造像的。干封年間鞏縣（238龕下）韓萬迪與妻子張氏“為夫妻過去父母并見存眷屬愿同履善因敬造彌陀像一龕合家供養”。在題記中，女性無論對自己還是對他人，莫不充滿著對來世的期盼與企求。她們更多的是關注與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生活問題。干封二年（667年）鞏縣（291龕下）張士妻因為身體患病而敬造像一龕，希望“仰憑諸佛”，能使自己病愈。在古代醫療衛生條件落后的情況下，女性懷孕生育是人生的一大痛苦，有“鬼門關”之稱，許多女性對此十分害怕，因此有因懷孕恐懼而造像的，儀鳳三年（678年）范氏“為妊在身敬造藥師像一軀為師僧父母敬造免離苦難”，在女性信仰者中，以寡居女性為主，這在墓志中也可以得到映證。
二、造像組織形式與地域分布
造像的組織形式比較復雜，由于造像記殘缺而表述不明的有很多。出現最多的是個人單獨造像（486例），其次是以家庭為單位的造像（74例），有的是多個家庭共同造像，大多數是單個家庭合家成員造像，或夫妻二人造像。整個家庭或者以家庭為單位參加佛事活動在那個時代蔚然成風。
多人結成造像團體的（56例）略少于家庭造像比例。有平民共同造像、僧尼共同造像和官員共同造像，不同身份的人共同參與造像活動的也很多。河南《修武縣志》即記載了修武縣慈仁鄉無為里周村全村人在從唐朝到金朝近五百年間（664～1147）三次組織共同造像的歷史。
還有就是社邑組織造像（12例）。這種佛事合作組織規模一般在十幾人到數十人之間，有的達到一百多甚至是數百人，最多可以達到一千多人。貞觀廿二年（648年），洛州思順坊老幼造像碑是由合邑幾十人共同建造，其中女性成員非常多。
在所收集的全國的造像記中，河南占685條。其余為：山東151條、四川130條、陜西80條、河北42條、山西32條、浙江29條、甘肅12條、安徽6條、江蘇5條（包括上海2條）。河南造像記幾乎達到一半之多，遠遠超出其他地區。在時間上主要集中在唐高宗到唐玄宗時期（397條），其次是隋文帝時期（16條）、唐太宗時期（16條）。其中龍門石窟造像（466條）占近百分之七十，其次是鞏縣石窟，有92條，其余的127條分別散布于河南各地，如洛陽、孟縣、滎陽、博愛、登封、河內、清縣、林縣、洛川、洛州、沁陽、汝州、睿縣、陜縣、武涉、西華、相州、新鄉、修武、郾城、耀縣、禹縣。
收集的龍門造像記最早是隋煬帝大業十二年（616年），最晚是唐德宗貞元二年（786年），主要集中在650－704年，即高宗與武周時期。高宗朝造像數159例，武周時期造像數68例，二者合計227條，達半數之強。龍門石窟造像的興盛仰賴于武后的支持與贊助，她對龍門雕塑的貢獻意義重大。
三、造像題材與民眾崇奉對象
造像的題材是民眾信仰的重要內容。民眾信奉、崇拜的是釋迦，觀音，彌勒，還是其他神祗，這在造像記中有直接的記載。他們信奉不同的佛或菩薩，造像時就會有不同的選擇。造像記中所記載的應該是造像者崇奉對象的直接反映。本文即是以造像者在造像記中的自我陳述為準，探討民眾心目中的崇拜對象，許許多多沒有造像題記的題材沒有列入本文統計范圍，而且本文也不涉及實際的造像型制。
根據統計得知，隋唐時期河南造像較多的有以下幾種：阿彌陀佛、無量壽佛（165例）、觀音（90例）、像（88例）、菩薩（76例）、佛（48例）、經幢（34例）、釋迦如來（30例）、浮圖塔（27例）、地藏（22例）、彌勒佛（14例）、藥師佛（9例）、優填王造像（13例），其他還有大勢至、盧舍那、四面像、造像碑、多寶、思惟、天宮、業道、天王、力士、圣僧、天龍八部、須菩提等，出現次數很少，另有一些因為造像記殘缺或沒有記載而不能得知造像題材。
以下是河南隋唐時期較為流行的十種造像題材。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是這一時期最為流行的造像題材，數量遙遙領先。阿彌陀佛也稱作無量壽佛，北朝信徒的稱呼以無量壽為主，永安三年（530年）之后才有阿彌陀佛的名稱出現。隋唐時期絕大多數稱為阿彌陀佛，在165例中，只有1例稱呼為無量壽。初期信徒以為無量壽與阿彌陀佛為二佛，而非一佛之不同稱呼。故有武平三年（572年）造像碑同時刻有無量壽佛與阿彌陀佛，而大業三年（615年）河南博愛縣仍有為父母造阿彌陀佛與無量壽佛者。
阿彌陀像是平民中最為流行的題材，在地域上主要是龍門120例，鞏縣30例。
阿彌陀佛造像的流行與凈土信仰在這一時期的流行是分不開的。人們為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和彌勒兜率凈土，不惜財力地“敬造阿彌陀佛”，祈求“往生凈土”。阿彌陀佛的數量顯著增多了，釋迦造像卻明顯減少。
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在中國民間受到最普遍最廣泛的崇拜，從北朝到隋唐一直擁有比較穩定的信徒數量。所收集的河南隋唐時期觀音造像共90例，是一種非常流行的造像題材，而且持續整個隋唐時期都比較穩定。其更多受到個人和家庭的歡迎。
造像記中多稱為觀音，稱為“救苦觀音”的28例，主要在顯慶元年（656年）至貞元二年（786年）間出現。還有千手千眼觀音、大悲觀音等稱呼。有單獨稱造觀音像的，還有作為脅侍的觀音，多為彌陀佛＋觀音（救苦觀音），還有觀音與地藏合造的。
縱觀唐代全國的觀音造像，從天寶元年（742年）起絕大多數的觀音造像都出現在四川，在這之前則集中于河南，特別是從文宗朝大和三年（829年）后，所有觀音造像無一例外都來自四川。
不明確造像
有部分信徒只用“佛”、“像”、“菩薩”來命名所造題材，并不書具體名號，這些信徒既不重視、不關心所造像的具體名號與佛教含義，也無確定的崇拜對象，只是簡單膜拜“像”而已。造成的是佛就拜佛，是菩薩就拜菩薩，無論型制如何，只要是像就可。換言之，他們看重的主要是膜拜像的行為，至于像的具體型制并不在意。這些造像者是在社會造像風氣驅動下造像供養的，對佛教的了解尚很淺。
像：河南隋唐時期此類造像88例，集中在開皇元年（581年）到天寶九年（750年）間，750年之后再無此類造像出現。大多數信徒直接稱呼為“像”，或稱為“石像”、“銅像”，此外還有稱為尊像、玉石像者�！跋瘛笔瞧矫裥磐街凶顬榱餍械脑煜耦}材，是官吏造像中比例最低的。前期主要出現在鞏縣（23例），集中在586年－677年，后期集中在龍門（49例），出現在641年－704年間。比較受家庭、社邑的歡迎。
菩薩：河南造像記中，造菩薩的大多是作為佛的脅侍出現的，有64例是分別作為佛、阿彌陀佛、釋迦、彌勒等的脅侍。有指出了具體的名號的，更多則只稱為“菩薩”而沒有具體名號。作為脅侍的指出了主尊的名號，而脅侍只稱“菩薩”，也并不明白脅侍菩薩的名號，因此把這類造像也作為不明確造像中的一類進行分析。這類造像在平民中是比較流行。分布最多的地區是是龍門44例，鞏縣23例，其次滎陽、洛陽、洛川、滑縣。
佛：有的信徒對所造像只稱為“佛”，這類造像在北朝不甚流行，而到了隋唐時期則數量猛增。主要是分布在龍門（34例）。有只單獨造“佛”或“佛像”的，有稱作佛龕、石佛、七佛、千佛的。還有帶脅侍的“佛＋菩薩”，通常是一佛二菩薩，還有佛、菩薩＋弟子（迦葉、力士、天龍八部、天王）等形式。
經幢
經幢是四周刻有佛教經文或道教經文的八角形或六角形石柱。經幢造作始于唐代，絕大多數所刻的都是《佛定尊勝陀羅尼經》，通常稱為“尊勝陀羅尼幢”，或簡稱為“尊勝幢”。
經幢是整個隋唐時期僅次于阿彌陀佛的一種流行的造像題材，而在河南分布并不多，只有34例。且與其他題材不同，河南的經幢造像分布在孟縣（14例）、洛陽（4例）、滑縣（4例）、新鄉、郾城、滎陽、陜縣、鞏縣、禹縣等地，龍門沒有分布。
陸和九《中國金石學》一書中曾列舉了當時所見的歷代經幢，認為最早的經幢是唐久視元年（700年）十月王三娘造經幢。趙超《中國古代石刻概論》認為據文物調查，現存較早的紀年石幢為陜西富平縣唐永昌元年（689年）八月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在本文所統計的經幢中，最早的出現在永淳二年（683年）的河南孟縣。
這類題材比其他題材更受團體的歡迎。經幢樹立的地點有寺院、交通頻繁的通衢大道、墓傍或墓中、塔側、以及爽塏之地、個人家中等，以樹立在寺院領域內和墓側者為最多。
釋迦
釋迦在隋唐時期是衰落的造像題材。釋迦牟尼是佛教的創始人，是眾多佛教造像題材中唯一的一位真實的形象。釋迦造像在北朝時非常流行，崇拜釋迦的信徒比例大致穩定，大部分時間中約10％的信徒崇奉釋迦。隋唐時期河南釋迦造像共30例，其中兩例稱為如來�？傮w來說比較均勻地貫穿于整個隋唐時期。從比例上看，較受官吏和僧尼的歡迎，官吏造釋迦的比例最高。地域上主要分布于鞏縣和龍門。單獨造此題材的比例較高。
浮圖塔
塔是隨佛教傳入我國的一種建筑類型，是集建筑藝術與雕塑藝術于一體的佛教建筑物。根據塔的形制大小，一般有三級浮圖、七級浮圖、九級浮圖等幾種。造像記反映出信徒對塔的稱呼，大多為塔或浮屠、浮圖、三級、五級、七級浮圖者，還有稱為造像塔、舍利塔、多寶佛塔、佛像塔的。由于塔身有四面、六面、八面等區別，浮圖刻銘也隨塔身旋轉施刻。
河南隋唐時期造塔者共27例，分別在龍門、鞏縣、滑縣、林縣、修武、孟縣、洛陽。造像形式上與其他題材相比，較受家庭和團體的歡迎。
地藏菩薩
地藏在佛經中出現較早，但在石窟中流行卻始于隋末初唐，以龍門、敦煌石窟為代表，繁榮盛行在晚唐五代至兩宋時期，以敦煌、四川石窟為代表。從造像記統計得知地藏是唐代新興的造像題材，河南共有地藏造像22例，最早出現在664年的龍門石窟“麟德元年張君寶造像記”中。
地藏菩薩擔負著救助眾生尤其是地獄眾生的重任，因此許多信徒為自己死去的親人造地藏菩薩像。如清信女賈氏為亡故的丈夫在龍門石窟造七佛，又造地藏菩薩一區。
彌勒
彌勒是中國民間普遍信奉、非常流行的一尊佛。北朝時彌勒造像較為興盛，末年開始衰落，所收集的隋唐時造所彌勒像不多，共14例，絕大部分是在開天之前特別是隋唐之際所造。隋唐以后，彌勒造像聲勢早已江河日下。從比例上看彌勒造像最受僧尼和女性信徒的青睞，而且是家庭造像的一種主要選擇對象。
四、發愿文與民眾的關懷和期望
民眾為誰而造像，為誰而祈愿，她們希望實現的愿望是什么，他們關心的是誰，關心的是什么？這是造像記中發愿文所傳達的信息。通過統計可以看出，民眾的關懷核心是家庭，絕大多數祈愿對象均為家庭成員。
佛教信仰與世俗家庭
對親人的關懷是一種人之常情，民眾只不過把佛教當作了一種寄托他們期望的工具，以此來尋求心理的解脫和平衡。民眾所關注的親人有很多：父母、丈夫、妻子、兒女、孫子孫女，兄弟姐妹等。有的是為健在的親人，有的是為已亡故的親人，有的同時為亡親和現在的親人祈福。對亡者的追念，也是對存者的安慰。為亡者造像祈福，一直是造像中的重要動機，占到了18.25％。永隆二年（681年）河南�？h王思遠“為亡弟思慎降年不□早從往化，敬造阿彌陀佛一區，愿過往生天，見存受福，勞息有歸，托心真諦”。而造像也成為表達兒女孝心的一種方式，出現最多的是子女為亡故的父母親造像祈愿。龍朔三年（663年）戴氏及弟姐妹等“共舍身資仰為亡考敬造阿彌陀像一區合家供養”。
人們在從事佛事活動的時候，也常常由整個家庭的全體成員都來參與，或者由家長或者是家庭中的主要成員出面，來為整個家庭或者是某個家庭成員祈福消災。
《全唐文補遺》所載開元七年（719年）“大唐衛州新鄉縣臨清驛長孫氏（璧）石像之碑”銘文后羅列了孫璧合家造阿彌陀佛像活動的名單。這是以孫璧的家庭為中心，加上親朋好友共同參加的一次造像活動。正是這樣一種大型的家庭佛事活動為家族姻親、親戚朋友之間增進來往、密切關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對于這樣全家老小共同進行佛事活動的家庭，舉行佛事活動時自不必說，平時其佛教氣氛也一定很濃。家庭倫理關系被帶入佛事活動中，佛事活動成為一種世俗化了的社會活動。本來外在于人們日常生活，與生活內容無關的佛教，一步步介入人們的生活，最終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實際上，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并不是一味地由中國的儒家倫理對佛教思想單方面地施加影響，這必定是一個雙方彼此融合吸收的過程。關于佛教思想對于儒家倫理的影響，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而有待進一步深入的探究。
國家取向與為皇帝造像
為皇帝國家造像祈愿，占12.55％，共86條。其表述是多種多樣的，大多數還是為“皇帝”或“皇帝陛下”，還有稱為國王、國王帝主、帝主人王、帝主諸官的。如永徽三年（652年）龍門石窟張善同為芮國公造阿彌陀像，“上為皇帝，下及蒼生”。除了為皇帝還有為皇太后、皇后、太子等造像的，還包括為數不少的為國家祈福的。
這一時期大多是泛指的皇帝、國家，但已經有相當一部分信徒為“天皇天后”、“開元皇帝”、金輪皇帝、越鳳金輪圣神皇帝、圣神皇帝、天皇帝圣神皇帝、圣母皇帝開元神武皇帝、開元天寶圣文神武皇帝、開元神武圣文皇帝、天寶圣文皇帝、圣文神武皇帝造像祈愿。天皇天后指唐高宗與武則天，金輪皇帝指武則天，開元皇帝指唐玄宗。這種特指某位皇帝的造像主要集中在武后和玄宗時期。
世俗祈愿與對生活的期待
具有濃厚佛教色彩、體現造像者對于佛法理解程度的造像記并不多，世俗祈愿增多說明民眾對于世俗生活的期望占據了主導地位。
造像記中顯示的民眾的世俗祈愿主要有平安、平安相見、百病除、平善、無災、無災障、安樂自在、登福慶、合家無病、無諸災障、永無災障、惡滅禍消等。還有福壽延長、富貴、共弟相見、蠱魅得恙、家內鬼神不安、遼東行、臨終無痛、流放早還、天旱蒙澤、一切行人平安孝養、早得相見、謫官早歸等。而這其中最主要的愿望也是出現最頻繁的詞匯就是“平安”。
民眾最關注的是自身及家庭成員的幸福和平安，他們希望通過造像或其他崇佛的方式，能夠保佑生活安泰、生兒育女、母子平安、人丁興旺、子孫富庶、消災免禍等等。民眾的祈愿表現出了濃重的實用主義特征，使佛教活動充滿了世俗的氣氛。
祈盼親人團聚是隋唐時期民眾造像祈愿的一個重要內容。隋大業十二年（616年）募人李子?在龍門造觀音像，“為亡父見在母、兄弟、自身得早還相見�！睉馉幫窃斐捎H人離散的原因，有專門為征遼的親人所造的像，分別是貞觀、龍朔和干封年間。龍門石窟有僧人名知道者“為入遼兒造地藏菩薩”。為已經東行的親人造像，希望親人平安歸還的，大多是母親。龍朔二年（662年）游婆因為兒子曾廓仁入遼而造彌陀像一龕并二菩薩為兒子祈愿平安。（現存鞏縣第103龕下）。
最大的平安莫過于健康無病，“愿百病除”反映了民眾渴望安康的心態，有很多為了醫治疾病而發愿者。一旦家人或自己“身遇時患”，除了醫治，還要進行寫佛經，造佛像、做佛事，燒香祈禱等活動，甚至出家投身佛門，以求福佑。在民眾心里，求助于佛成為人們對付疾病的良方。他們是把佛教作為一種解決生活實際問題的一種手段，一種方法。
龍朔二年（662年）魏處?因為“亡考積善無征，早從物化，見存慈母身帶沉?。二弟文寬憂患多日，”攜家人（寬男元亮、元爽、?弟文寬、?父干芝、?祖魏道邕、?祖婆游、?母楊、?妻徐、寬妻竇、?女大娘、?女二娘、寬女四娘。）在鞏縣敬造彌陀像一龕，發愿“望使煩惱解脫，福慶緣身，同履妙因，咸登正覺�！�
面對現實生活的憂愁和困苦，民眾更加易于受到佛教的影響�？傉露辏�669年）龍門石窟的造像者中就有這樣一個不幸的人，名叫孤獨，妻子魏氏早已去世，自己又雙目失明，四十歲時，“遇患沉屙，”身患重病，無人關心。沒有兄弟也沒有兒子，“上無元季之兄，下武伏生之子，”茍存朝夕，“知遺光之不久，曉零之難停，”自知來日不多，于是“減割朝食，剝其寒暑之服，敬造尊像一龕�！�
五、結語
民眾對佛教崇信若狂的動力就來源于他們要求福求利的目的，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佛教活動都比較貼近于他們自身所面對的生活現實，他們的宗教意識中也大量反映了他們的現實關懷和愿望。面對現實生活的困苦和生命的短暫，他們求助于佛，相信佛能夠給予他們今生的幸福，來世的善報和親人死后的安樂。他們把造像，把佛教作為一種換取平安幸福的工具和方法，這體現了中國民眾在佛教信仰上的實用主義特征。實用主義是中國佛教信仰的突出特點。民眾對崇奉對象的選擇是多元化的，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每一種題材都經歷著不斷的悄然的盛衰變化。民眾的信仰以多神信仰為突出，沒有哪一個佛或菩薩能夠在整個時期占有絕對的優勢，這也體現了中國佛教的實用主義特征。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3915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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