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國民黨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極大削弱，實際上乃是戰爭初期我們派駐重慶的觀察員所見到的那種腐敗現象……國民黨軍隊不是被打敗的，他們是自己瓦解的……

“白皮書”美國推責任

國民黨撤向臺灣，在風雨飄搖中企圖“苦撐”下去，但這一覆亡的政府從最高統治者到士兵走卒，人人都看清了臺灣島的前途是一片混沌，唯一可以用來騙人欺己的便是寄希望于來自美國的干涉，這是蔣介石屢次希望、屢次碰壁而又心有不甘的最后一線依靠。

美國以其資本主義世界老大的雄厚經濟實力與特殊的政治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開始充當其“自封”的“世界憲兵”的角色。對于遠東，當時美國的戰略設計便是扶植日本與中國國民政府，充當其抵抗以蘇聯為中心的世界“共產主義威脅的屏障”。戰后日本政府在美國一手控制下，自然不敢有任何異動，只能聽憑安排，而中國的情況則要復雜得多。

蔣介石是一個個性極強的政治家，幾十年的獨裁專權，養成了他唯我獨尊的脾氣，雖然在二戰期間，他為了聯合美英蘇抵抗日本，不得不做些妥協、退讓，甚或以對日謀和為權宜之計，但這一切都是為了維護他自己的政權。就如同他當年對日妥協以求和避戰的動機一樣，蔣介石對美屈膝也是有條件的。當年日本步步緊逼，直想滅亡中國，最后把蔣逼上絕路，不得不答應中共條件，聯共抗日以求生存。戰后，當蔣介石取得“四強”之一的名位，自我感覺忒好之時，他早已產生的與美國方面的裂痕就更無法愈合了。蔣之求美，在于希望把美國當成他的錢庫、軍火庫，無限制供給他反共內戰的需要，并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做他的總后臺，但同時，他又決不要美國干涉他的一點“內政”，他不要對東方政治一無所知且十分“天真”的美國人以“民主”、“自由”為借口來插手他的內部事務，哪怕只有一點點影響到他的統治權的改變也不允許。正如同他當年趕走美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的先例一樣，在蔣的心目中，美國人的來華只能是幫助他抗日反共，而絕不能對他自己的統治方式等提出任何異議。當內戰后期美國人見蔣介石政權太腐敗而不能“扶上臺盤”之時，遂起意以“李”代“蔣”，想扶持李宗仁擠掉蔣介石，這下可大大得罪了蔣介石及其親信集團。但是，蔣介石對此似乎也無可奈何，他要求助美方之處甚多，不得不強忍怒氣，繼續施展各種手段對美方進行籠絡，因為蔣介石還有一個最大的愿望就是將美國拖入中國內戰，由此引發世界兩大對立陣營之戰爭，最后重演他“抗戰勝利”的歷史，達成他利用外援“反攻復國”的最終目的。這便是他等待的目的，他把這兩種戰略意圖歸納為一句口號，叫做“苦撐待變”。

美國人后悔了。

他們后悔在蔣介石身上花了那么多的精力、財力，卻沒能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僅沒有鞏固“東方防共陣線”，反而迅速丟掉了中國大陸，使華盛頓的世界地圖上又增添了一大塊紅色區域——資本主義世界的“亞洲防線”只好退縮到自日本到韓國到臺灣、菲律賓一線，陷入了戰后空前的被動狀態。

美國政府為了對國內外有一個交代，于1949年8月5日，也就是最后一個任美國駐南京國民政府的大使司徒雷登凄凄然悄悄離開中國南京回華盛頓途中，發表了一份精心炮制的“白皮書”——《美國與中國關系——特別是1944年至1949年間的關系》文件。

這份《白皮書》通過一些記事、文件和文件摘錄，不但敘述了美國和中國之過去和現在的關系，還著重說明了1944至1949年間中國的形勢發展和美國的對策。

《白皮書》開頭附上了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給總統的一封信，詳細說明了編寫《白皮書》的經過及宗旨。這封“1949年7月30日于華盛頓國務院”的信中寫道：

總統：遵照您的要求，我編寫了一份我們與中國關系的紀要，重點在最后五年。此紀要正交付出版，國會和美國人民即將見到。我指示負責編寫這一文件的人員提出一個報告，說明決定我國這一時期的對華政策，以及反映這一政策執行情況的一些明顯的事實。這是一個坦率的報告……包含了批評我國政策的言論或今后有可能成為批評我國政策而具有論據性的資料。

信中繼續寫道：

在編寫此報告的過程中，出于對事實的尊重，有必要發表一些事實以揭示那個國家令人失望的局勢。然而，我認為不能因此而阻止其出版。

艾奇遜在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遠東政策時說：“當和平來到時，美國在中國可能面臨三種抉擇：(一)干凈、徹底、全部撤出;(二)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干涉，幫助國民黨人把共產黨人消滅掉;(三)在幫助國民黨控制盡可能廣闊地區的同時，設法讓雙方妥協，避免內戰。”他還說：“正如事實證明的那樣，由于雙方都沒有這種愿望，第一個目標是實現不了的……然而，自1945年至1949年，我們實行了援助國民政府的政策，努力尋求實現第二個目標，……至1947年初馬歇爾將軍離開中國時為止，國民黨人在軍事和領土擴張方面都顯然達到了成功的頂點�？墒瞧浜蟮囊荒臧氡砻�，他們貌似強大的力量是虛幻的，他們的勝利是建立在沙土上的。”

艾奇遜接下來尖銳地指出：“中華民國政府失敗的原因，詳見附錄。那不是因為援助不夠。我們派往現場的觀察員報告說，在至關重要的1948年，國民黨軍隊從未由于缺乏武器彈藥吃過一次敗仗。國民黨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極大削弱，實際上乃是戰爭初期我們派駐重慶的觀察員所見到的那種腐敗現象……國民黨軍隊不是被打敗的，他們是自己瓦解的……”“從中國的力量對比來看，我國政府認為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建立和平。為了使雙方作出讓步，國民黨必須建立自己的議會，這樣，中國政府才能名副其實地成為全中國的政府，各黨派才能在政府的憲法范圍內發揮作用。”在這里，艾奇遜說明了美國的觀點，他們希望蔣介石引進美國式的“議會民主制”，為了保住國民黨的政權，美國人認為蔣介石應對其專制而腐敗的統治進行若干“美國式”的改革。然而，這樣的期望，到頭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這些條件一項也未實現。”

艾奇遜接著為美國的對華政策作辯護：“無論是在和平時期或是在戰爭時期，美國一貫對中國采取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友好和援助政策……(我們)以贈貸的形式向國民黨中國提供了援助;(我們)向中國政府出售了大量的軍用和民用的戰爭剩余物資……由于國民黨領導人軍事上無能，加之變節投降，其部隊又缺乏戰斗意志，(我們供應的軍用物資)很大一部分落入了中國共產黨之手。”

“現實地估計中國過去和現在的局勢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惟一的選擇，就是為一個失去其軍隊和人民信任的政府而大規模地介入。而一旦介入，美國就要比過去增加更多無謂的開支，國民黨軍隊交由美國軍官指揮，美國的海、陸、空軍武裝力量可能都要參加作戰。如此大規模的介入，不但會在中國民眾中引起憤慨，甚至還會遭到美國人民的譴責。”

“中國的人心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援助是無意義的。”

“不幸的，然而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是，中國不祥的內戰局面不是美國政府所能控制得了的。美國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過去所做的，或所能做的一切都不能改變這種局面;美國尚未做的一切也將無補于事。”

艾奇遜最后又假惺惺地表示：“與此同時，我國的政策將繼續建立在尊重聯合國憲章，保持與中國的友誼、一貫維護門戶開放政策和支持中國的獨立、主權與領土完整這一基礎之上。”

對普通百姓，父親總是飽含深情。他常說：“戰爭時期，老區的人民對革命是出了大力的。解放這么多年了，老區的人民生活得還是很苦啊。我們不管怎樣，比他們是好多了，雖然幫不上大忙，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但是應該讓他們知道，我們沒有忘記他們。”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父親不知聽哪位老友點撥，發揚南泥灣精神，掏錢叫人買頭小豬崽，養在后院。翌年，這豬已長到百十斤，父親請人來宰，我們哥兒幾個本以為可一飽口福，不料父親卻叫人把它割成數十塊，分送給機關士兵食堂改善伙食，后來想到還有幾位病重干部未顧及便又送去一些，到后來留下來的只有豬下水和一小堆骨頭，引得炊事員直嘟噥：“真是賠本賺吆喝。”

然而，父親對子女卻很嚴格，甚至近乎苛刻。我們兄弟姊妹6個人，我父親堅決不允許任何一個孩子進入他所工作過的十三集團軍和海軍工作，他堅持的信念是，任何子女都不能沾他的一點榮譽，必須自己從頭干起。

父親一生轉戰南北，在戰爭歲月里度過了許多個有驚無險的日子。艱苦的戰爭生活在他的身上，留下的是看不見的傷口與烙印，這在他生命的晚年顯現得尤為突出。晚年的父親心重而沉默，常常見他眼中深含憂郁和深思。印象中，離休后的父親總是坐在斑駁的藤椅上，目光悠遠而又蒼涼。雖有兒孫繞膝，更有老伴相隨，但父親的心幾乎少有人能知曉。黃忠雖忠，畢老矣!長夜青空、寂寞和孤獨像汪洋肆虐包圍著父親那顆欲罷不能的老臣心。

著名軍事家、戰略家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寫道：一個好將軍本身就是一個軍的戰斗力，一個軍的部隊可以掛帳歇馬、勞師安頓，可是像父親這樣昔日在戰場上叱咤風云的老將軍，一旦停下革命的腳步，其內心的跳動誰人能懂?

1988年9月，風燭殘年的老父親自感來日不多，拿出多年來所有的積蓄向殘疾人聯合會捐贈了一大批書籍。沒想到，這竟是父親最后一次為他深愛的人民耗盡他生命的余光。一個多月后，父親永遠離開了我們。

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和我們共同清理遺物時發現，除了少許國庫債券外，我父親幾乎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作為遺物留給我們�？吹竭@一切，周圍的人們不禁淚如泉涌。大家很清楚：眼前這位遺物的主人，戰爭中，曾是百經沙場、九死一生的一位老將，解放后，曾是掌控中國海軍建設裝備數十億經費的大員啊!

父親那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浴血奮戰、戎馬一生卻沒有任何私心，也正因此，父親那一輩將帥們至今仍受人敬仰。他們對黨的無上信仰，對革命的無限忠誠、對革命事業的不朽業績都將永遠鐫刻在中國歷史上，成為不朽的豐碑。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3937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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