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中華文明處于大分裂、大動蕩、大融合背景下，賦旅游以更多精神依托的隱逸旅行和宗教旅行。青城山、龍虎山、五臺山、峨眉山等佛道名山和敦煌、云岡、龍門三大石窟也在這個時期形成。
魏晉南北朝300多年，政治腐敗，社會動蕩，民不聊生。于是一方面是世人對生死存亡的哀傷和人生短促的感嘆以及以人生為主題的哲理探索和玄學的興起；另一方面是佛教、道教的畸形發展，作為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兼有的旅游，遂成為逃避現實、對抗黑暗和遙寄情感的最好場所。這就豐富了旅游內涵，形成了以老莊道家逍遙游為主、儒家“比德”為輔、道儒互補的旅游指導思想；以及以濃郁的思辨、宗教和抒情色彩和曠達風流等為特點的旅游風格。
建安軍旅與魏晉玄游從建安年間到正始年間的羈旅征戍與建安文學密切相關，從建安文學“慷慨悲涼”的風格來看，作者的羈旅生活多為軍旅征戍活動，且行壯志深，蘊含豐富的旅游文化內涵。建安文學的代表，即“三曹”、“七子”的文學作品，也是軍旅活動的代表。曹操的《步出夏門行·觀滄�！穼懢笆銘眩�“東臨碣石，以觀滄海……”堪稱中國山水詩的開山之作。曹植等的文學作品也不例外。
歷史
而悠隱林下的魏晉玄游起自魏末的“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劉伶、阮成始終服膺老莊，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也就是所謂的“魏晉風流”。不過其游風不一，其中以阮籍、嵇康的玄游最具特色，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玄游風格。
追隨“竹林七賢”玄游山水，幾乎成為時人處世避禍、對抗黑暗現實的一種“手段”，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孫綽、許詢、謝安、王羲之、陶淵明等。其中陶潛的《桃花源記》成為中國旅游文學史上的經典佳作。
風流倜儻的南朝山水玄游東晉玄游總的來說是重思辨，追求玄理。南朝玄游則注重賞心悅目的官能享受，即以追求賞景的審美快感為主，以客觀感染主觀，激發游賞者的情感。這一時期玄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謝靈運、鮑照、謝彤、吳均。
謝靈運18歲襲封康樂公，21歲任軍隊文職官員，隨軍走江蘇、安徽、江西、湖北等地，游遍了那里的名勝古跡。
出身經歷與謝靈運有些類似、詩又受其影響的謝眺，也是旅游史上必須記敘的代表人物。他的游風雖不像謝靈運那樣肆意邀游，但也曾“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宴語”。
沈約則在《悲哉行》中說：“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這是目前公認“旅游”一詞的最早出處。
踏山勘水的北朝覽勝之游酈道元是我國古代杰出的地理學家、游記作家，同時又是北朝最著名的旅行家。酈道元自幼熱愛山水，他在行游中尤其重視對山西境內的汾水、汶水、晉水等的透徹了解。于是，發現前人地理著作中或有錯誤不實，或過于簡略，決心以親歷目睹之山川水系、風物、勝跡。為《水經》作注，厘正前人的訛誤。
酈道元的《水經注》不僅是一部地理著作，也是一篇文字優美、寫景生動、引人入勝的山水游記文。
北朝另一部旅游文化著作是《洛陽伽藍記》，它是楊街之踏跡攬勝洛陽，尤其是佛跡寺廟盛衰面貌后的追敘之作。
開宗求法之釋游佛教經歷三國、魏晉傳播，到東晉南北朝時空前流行起來。天竺佛教各派大都傳入中國，佛教典籍也被大量翻譯過來。南北各地廣修佛寺，釋游活動頻繁，僧尼人數大增。
中國旅游史上的釋游，最早可追溯至“永平求法”和譯經師東來。
歷史
東晉時，中國出現了眾多的佛學巨子。如支遁、釋道安、慧遠、竺道生、竺法汰等。他們不僅在譯經傳教研究佛教理論方面取得輝煌成果，而且，通過自身的釋游活動，形成了中國傳統的釋游內容與活動形式，樹立了釋游楷模，在中國旅游史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釋游的另一大方向是西行求法。據《出三藏記集》，率先釋游西域、天竺等地，尋訪佛典取經的中國僧人是朱士行。
東晉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三月，62歲的法顯前往印度尋求戒律和三藏（經、律、論）。后來，法顯根據14年釋游見聞著《佛國記》，是對他經歷的30余國佛教發展情況，人情、風俗等作了詳細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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