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擊金門幕后解秘：毛澤東玩弄中蘇同盟種下分裂惡果

1958年8月23日,中午12時。廈門前線,萬炮齊發。

從廈門對岸的角尾到泉州灣的圍頭,長達30多公里的半圓形;大金門、小金門及其所有港口、海面,全部都在解放軍遠程大炮的射程內。一時間,硝煙彌漫,炮聲隆隆。

小小的金門島,不到一小時,就落下三萬顆炮彈,火力的猛烈和炮彈的密集程度,令人咋舌。一位軍事觀察家說:“這和蘇聯紅軍攻擊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從空中拍攝的紀錄片看,整個金門島都籠罩在炮火硝煙中。國民黨守軍嚇得暈頭轉向,到處逃竄。巧的是,金門的蔣軍指揮官胡璉和美國總顧問,正要從地下指揮所走出,炮聲就響了,如果炮轟推遲5分鐘開始,他們就死定了。

這震驚世界的金門炮戰是中午12時開始的,奇怪的是在炮戰開始前幾小時,一家早晨出版的報紙就發表了金門即將炮戰的消息。這張報紙就是1929年問世的新加坡《南洋商報》。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自然是最高機密,怎會在一張海外報紙上率先曝光呢?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炮戰延續了幾個星期,10月6日,北京突然發表了國防部文告(即《告臺、澎、金、馬軍民書》),作出�；�7天的決定。文告在10月6日發表,而《南洋商報》有關此事的專訊早在10月3日就從香港傳到新加坡,于10月5日在報上發表。是誰從當時中國的最高層一而再地獲取了機密?又是誰將這樣的機密泄露出來的呢?

北京來的絕密電話

1958年7月的某一天,正在基層考察工作的福建省委書記、原福州軍區司令員葉飛,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趕回福州,去接北京來的保密電話。

“是葉飛同志嗎?”電話那邊是總參謀部作戰部長王尚榮。

“中央決定炮擊金門,指定由你負責指揮。”王尚榮對葉飛說。

當時福州軍區的新任司令員是韓先楚,這樣一個重大的軍事行動,按理應由軍區司令員指揮,葉飛疑惑不解地問:“到底是不是中央決定要我指揮的?”

“是中央決定。”王尚榮回答。

“是不是毛主席的決定?”葉飛刨根問底地問。

再次得到肯定回答后,葉飛說:“我接受命令。”

“炮擊金門”這一重大決策是在1958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上決定的。在此之前,美國的“放蔣介石出籠”的說法甚囂塵上。有美國這一后臺的慫恿與指使,臺灣不斷增兵金門,襲擊騷擾我沿海地區。當時中東的突發事件,使中東形勢驟然緊張。蔣介石集團企圖乘機擴大事態,于7月17日宣布所屬部隊處于“特別戒備狀態”。金門、馬祖、臺灣的國民黨軍先后進行軍事演習,并且加強空軍對大陸的偵察活動與襲擊準備。針對于此,中共中央決定對臺灣的猖狂活動小示懲罰,這就是炮轟金門決策的由來。

葉飛受命后,進行了一個月的準備工作。他迅速集結炮兵,對炮擊的所有目標進行了現場交叉測量、觀察,并標存在作戰地圖上,還部署了空軍、海軍、炮兵的共同作戰方案。就在準備就緒時,8月20日北京急電召葉飛去北戴河。

翌日下午葉飛到北京,見到毛主席。在座的還有彭德懷、林彪、王尚榮。葉飛的匯報剛完,毛澤東突然問葉飛:“你用這么多的炮打,會不會把美國人打死呢?”當時,美國顧問配備到蔣軍的營一級,主席這一問,使葉飛為難了,他說:“那是打得到的呀。”沉默了十幾分鐘,毛澤東又問:“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國人?”“主席,那無法避免!”葉飛的回答很干脆。在毛澤東停止問話,作進一步思考時,林彪察言觀色琢磨出毛澤東的意圖,于是建議:讓正在華沙同美國進行大使級談判的王炳南給美國透露一點消息。

事后,葉飛回憶說,主席沒有采納林彪的建議,而是命令葉飛按原計劃打,并要葉飛留在北戴河指揮,這樣毛澤東可以第一時間獲取最新的進展情況。為了便于指揮,一部專線電話被直接架到葉飛的房間里。當時,參與并了解炮擊這一機密的范圍限制在中央的最高層,知悉的人極少。既然如此,《南洋商報》又從何處早得這一“天機”呢?

從羅湖橋那邊來的神秘客人

1956年7月1日,位于香港與深圳間的羅湖橋上匆匆走過一個身材矮小的中年人。他剛跨進國門,就上了中聯部在那里等候的轎車。中年人在廣州略事休息后就直飛北京。這位神秘的來客就是集作家、教授、記者于一身的大名鼎鼎的人物——曹聚仁。

1950年7月曹聚仁去香港,6年后他重返大陸,首站北京。

定居香港6年,曹聚仁曾是幾家香港報紙的主筆,他也是海外新聞界第一個回到大陸的人。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曹聚仁就和國共兩黨的高層人物有所往來,所以曹聚仁回大陸的行蹤自然讓敏感的香港新聞媒體倍加關注。曹聚仁還未成行前,種種猜測與議論就充斥著港澳地區的各大報紙。為此,曹聚仁行前特別對友人解釋說:“我這回回祖國去,絕無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報》到大陸上作點廣泛深入的采訪工作,同時,新加坡工商考察團訪問北京,社里派我兼任該團記者,這便是我訪問祖國的重要任務。”他還強調說,“寄語香港的朋友,不必作神經過敏的推測”。

但是,說者自說,聽者自聽。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曹聚仁返回大陸的前三天(即6月28日),周恩來總理在一屆人大三次會上作了“和平解放臺灣”的演說。曹聚仁選擇的時間和這一政治召喚是巧合呢,還是有其他意義?這難免令人猜疑。曹聚仁到大陸兩周后,周恩來總理在頤和園聽鸝館設宴,邀請他參加。宴會作陪的有邵力子、傅學文夫婦,還有張治中、陳毅等人。席間,賓主談笑風生,觥籌交錯,氣氛十分融洽。宴會結束后,一行人還泛舟昆明湖。此時,曹聚仁就“和平解放臺灣”的演說一事,向周恩來問道:“你許諾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實際價值?”周恩來回答:“‘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周恩來又繼續說:“臺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雙方完全可以合作……我們對臺灣決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能共同商量安排。”邵力子是曹聚仁的恩師。6年前,曹聚仁去香港,行前就得到邵力子的贊同。這時,邵力子雙目注視著曹聚仁說:“你有許多條件,又有海外地利之便,這工作要多做些。”曹聚仁點點頭,他們的心情彼此相通。旁邊的陳毅說:“曹先生不會推辭吧?”“哪里,哪里,聚仁身為炎黃子孫,義不容辭。”

這次宴會經過,曹聚仁以《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為題寫成文章,發表于1958年8月14日《南洋商報》第三版。接著印度尼西亞華僑主辦的《生活周刊》也在9月8日刊發了曹聚仁寫的更詳細的報道《周總理約曹聚仁在頤和園一夕談》,正式向海外傳達了周總理的國共和談思想。文中說:“由于國共間的政治矛盾,增加了華僑中的精神負累,這一矛盾能解消,當然是國人之福。”曹聚仁還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口號,文章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震動。

“叫他不妨再自由些”

自1956年首訪北京后,曹聚仁終于以能“為祖國和平統一事業效力而感到自慰。他為此奔走呼號,竭盡心力”。此后幾年間,曹聚仁經常往返于大陸與香港之間。在北京,他除了遍訪各界知名人士外,接觸最多的就是邵力子、陳毅等中央的高層人物,尤其是在這期間,他先后得到毛澤東的兩次接見。

毛澤東首次接見曹聚仁是1956年10月3日下午,地點在中南海懷仁堂。

那天許多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都出席歡迎印尼總統蘇加諾的大會,唯獨毛澤東沒有出席,因為此時他正在等候曹聚仁。那一次會面,毛澤東與曹聚仁作了長談。毛澤東對曹聚仁說:“你可以多看看,到處走走,看我們這里還存在什么問題,不要有顧慮,給我們指出。”曹聚仁直言不諱地陳述了自己的觀感。事后,曹聚仁告訴他的四弟曹藝說:“想不到,我的著作主席差不多都看過。我說我是自由主義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話便說,百無禁忌’的,主席認為我有些敘述比較真實,而且態度也公正,又叫我不妨再自由些。”毛澤東又問起蔣經國在贛南的一些舊事(曹聚仁曾在蔣經國主辦的《正氣日報》任總編)。談到那首著名的詞《沁園春·雪》,曹聚仁說毛澤東的功業“可與成吉思汗相比”。毛澤東謙虛地回答:“那只是做詩而已。”

當時，由于戰場情況不明，同時也為了穩定軍心，稱登島部隊“全部壯烈犧牲”，情有可原。但是在1987年把《軍委關于攻擊金門島失利的教訓的通報》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時，對登島部隊“全部壯烈犧牲”不加注釋說明事實真相，已屬不應該。至于到了2010年仍在鼓吹“全軍官兵全部犧牲”，則是在撒謊——因為作者也知道并沒有“全部犧牲”，而是為了與官方1949年10月29日的通報保持“口徑一致”。

至于國民黨軍隊的傷亡人數，大陸方面稱國民黨軍隊死傷9000多人，國民黨方面則稱陣亡1267人，傷1982人，共3249人。不過，金門在1953年建立的金門地區國民黨軍隊陣亡將士公墓，安葬了4500具遺體。這些戰死者還包括在大擔、二擔以及南日島戰死的國民黨軍隊將士，而大擔、二擔以及南日島的戰斗規模遠比金門之戰小，可見國民黨方面公布的在古寧頭戰役中“陣亡1267人”，這數字是明顯縮小了的，正確的數字應是“陣亡3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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