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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十六國時期的漢胡互化

編輯: 路逍遙 關鍵詞: 晉朝歷史 來源: 記憶方法網
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進入漢族農業區,必然為先進的社會所同化,這就是所謂漢化。它當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匈奴及其他民族的漢化都是如此。

從東漢初年南匈奴進入山西,到西晉初年匈奴部眾的南遷,持續了二百多年,匈奴逐步漢化。以至于匈奴人建立的政權,稱之為“漢”,是“十六國”之一。大約在曹操晚年,匈奴貴族因上代是漢朝皇帝的外孫,而改姓劉。漢國的建立者劉淵,在學習漢族傳統文化方面很下功夫,他師事著名經學家崔游,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其愛好《春秋左氏傳》。他能背誦孫、吳兵法,熟讀諸子百家以及《史記》、《漢書》,頗為自負,自命漢初辯士隨何、陸賈與名將周勃、灌嬰四人才干集于一身。304年,他起兵反晉,為了爭取漢人的支持,宣稱自己是“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因此他立國號為“漢”,自稱漢王,追尊蜀漢后主劉禪為孝懷皇帝,以示自己的政權是漢朝宗室的延續。劉淵建立漢國后,任用他的經學老師崔游為御史大夫,東漢大儒盧植的曾孫盧志則被任命為其子劉聰的太師。由此不難看出,十六國的第一個政權的建立者——匈奴人劉淵——漢化程度之深。

建立后趙國的羯族人石勒,漢化程度也很深。他認識到羯族力量有限,要鞏固后趙政權,必須爭取漢人合作,盡量利用漢人的治理方略。他重用“博涉經史”的漢人張賓為謀主,言聽計從,下令胡人不得凌辱衣冠華族(漢人),派官員到各地勸課農桑。他不識字,卻喜歡聽人講經、誦讀史書,雖在戎馬倥傯之中,也不稍懈怠。他設立太學和郡國學,用儒家經學培養包括羯族將領子弟在內的人才,并且建立秀才、孝廉試經之制,用儒學選拔官員。

氐族建立的前秦國的君主苻堅,重用漢族寒門士人王猛,按照漢法改革政治,發展經濟、文化,對王猛主張“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十分欣賞與支持。他廣修學宮,親臨太學考試學生經義優劣,獎勵儒生,爭取漢族士大夫的支持。他對博士王?說,朕一月之內三次親臨太學,發現人才,躬親獎勵。其目的在于,不使周公、孔子的微言大義在我手里失傳,是不是可以追上漢武帝、漢光武帝了?王?回答道,陛下神武撥亂,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漢武帝、漢光武帝不值得相提并論。

這樣的事例可以舉出很多。他們的共同之處在于,胡人漢化,中原的儒學起到了關鍵作用。魏晉南北朝史專家何茲全說:西晉末年,隨著士族上層的渡江南下,裝在他們頭腦里的玄學也被帶過江去,原先影響甚微的經學士族留在北方,他們保持著漢朝經學重禮儀的傳統。而胡族政權武力占據北方,要立國中原,必須熟悉儒學傳統,崇尚中原文化,以漢法治漢人。胡族君主與漢人士族在這種背景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儒學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與同化作用。

民族的同化總是雙向進行的,胡人漢化的同時,就是漢人胡化。所謂漢人胡化,是在長期的交流中,漢人在生產、生活中潛移默化地吸收了胡人的習俗。這種變化,從東漢末年已經開始,《后漢書·五行志》寫道:“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蹦憧矗实蹖说囊磺猩罘绞蕉己芨信d趣,包括胡人的服裝、胡人的帳篷、胡人的高足家具、胡人的飲食、胡人的樂器、胡人的舞蹈等等。由于皇帝的倡導,京都的達官貴人都競相仿效,興起了漢人胡化的之風。這種風氣到五胡十六國時期達到高潮。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胡床”——胡人發明的高足座椅。中原漢人一向的習慣是席地而坐,或是跪坐,或是盤腿坐,并無坐椅子、凳子的習慣。所以竹林七賢雙腳前伸的坐法被稱為“箕踞”,是極不恭敬的失禮舉動。胡人發明的座椅,被漢人稱為“胡床”,它還有這樣一些別稱:繩床、交椅、交床、逍遙座、折背樣、倚床。胡床自北而南廣為流行,促使高足家具的興起,終于改變了漢人席地而坐的習慣!绑巯币辉~與席地而坐的習俗緊密相連,舉行宴會時,在地上鋪上大的“筵”,再鋪上小的“席”,作為座墊,中間有矮足的稱為幾、案的桌子。這種筵席方式,至今在日本、韓國依然可以見到。胡床及高足家具流行后,人們不再席地而坐,宴飲搬到了高高的桌子上,但“筵席”的說法一直沿用下來,不過已經失去了它的本意。十六國時期,隨著騎馬民族的南下,把畜牧及與其有關的生產技術帶到了中原地區。據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記載,牛、馬、騾、羊等牲畜的飼養、役使方法,獸醫術、相馬術,以及制作毛氈、奶酪、油酥的技術,逐步為漢人所接受。《齊民要術》還談到胡人的飲食習慣對漢人的影響,它提到的“胡物”有:胡餅、胡椒酒(篳撥酒)、胡飯、胡羹、羌煮等,看來中原地區的漢人已經把胡人的飲食習慣吸收到自己的生活中,逐步采用燒烤獸肉、奶酪為飲料的胡人習俗。

胡語、胡歌、胡樂、胡舞、胡戲的流行,給中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北方漢人子弟以學習胡語為時髦之舉,久而久之,北方漢語中充斥了“胡虜”之音。胡樂對中原音樂的影響是深遠的,胡笳、羌笛、琵琶等樂器,隨著民族大遷徙,從漠北、西域以及其他地區傳入中原,使傳統音樂顯得更加豐富多彩。西晉后期,天竺國送給涼州刺史張軌樂工二十二人,樂器一部,其中有笛子、琵琶、箜篌、五弦琴、銅鼓、皮鼓等,還帶來了天竺調等樂曲。前秦末年,呂光遠征西域,又獲得篳篥、腰鼓、答臘鼓,以及龜茲樂曲。

我們不難從中窺知,當年中原胡歌、胡樂盛行的斑斕景象,漢胡互化的累累碩果。我們先人的這種大智慧,令人敬佩,也令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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