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40年代國共再次合作，徐恩曾在重慶碰到李克農時，神色尷尬地說：“你看，你們都把我的頭發給整白了。”
把敵特組織“拿過來”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的辦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橋國民黨中央黨部內。徐恩曾感到那里太亂，便選定中山東路五號，建立起一個以他和機要秘書為中心的秘密機關，把這里搞成自己的大本營。
三杰“幫”國民黨建情報機構
徐恩曾是個紈绔子弟，整天在舞場和妓院里鬼混，幾乎把什么事都推給“心腹”錢壯飛。調查科遷入新址后，凡是送給徐恩曾的文件、電報，都由中央黨部轉送到這里來，而首先看到這些文件的當然是錢壯飛。因此，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絕密”文件，在中共中央的辦公桌上同時有了一個副本。
后來，陳立夫、徐恩曾進一步提出不僅要搜集共產黨的情報，而且要收集其他黨派和政治勢力，特別是反蔣派和反陳派的情報。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根據特科的指示，“幫助”陳、徐在南京、天津建立起一套以通訊社形式出現的情報機構。這套情報機構的指導機關是“長江通訊社”，設在南京，由錢壯飛直接負責;同時在南京設立“民智通訊社”，由胡底任社長。后來，胡底被派往天津，在那里成立“長城通訊社”，“民智通訊社”的社長則由錢壯飛兼任。胡底在天津搜集到的各種情報，均由這個通訊社作掩護，用密碼發到南京錢壯飛處，再由錢壯飛轉給李克農，然后經陳賡轉給周恩來。從此，錢壯飛便主持了國民黨全國的最高特務機關，李克農主持了國民黨在上海的特務機關，胡底則掌握了北方各省的情報。
錢壯飛奉命調查張學良
徐恩曾對情報的需求同樣很迫切。錢壯飛、李克農等人也給這位頂頭上司提供了許多“情報”，不過，這些“情報”大多是一些經過整理了的“材料”而已。
1930 年中原大戰之后，蔣介石非常想了解張學良的動向，幾次派情報人員出關，均被張學良起用的日本特工搞掉。不得已，只得動用錢壯飛，命他組織一個小組去沈陽。中央特科除派胡底一同前往外，還特派情報科科長陳賡前往協助。他們拿著國民黨的錢，到東北旅行一星期。陳賡利用這次機會，視察了中央特科在東北和華北的工作，并為中央帶回許多重要的秘密情報。從東北回來后，李克農和他們一起寫了份4萬字的報告。錢壯飛將報告交給徐恩曾后，徐僅看了一部分便連連驚嘆“了不起”。
特務頭子徐恩曾的稱贊和驚嘆絕非故弄玄虛，而是因為錢壯飛這次東北之行，的確獲得不少“情況”。首先，由于東北地區黨組織的幫助，特別是李克農、陳賡等人的具體籌劃和組織，該報告提供了東北軍的詳細情況，其中固然有閉門造車的內容，可也有許多實情。更重要的是，他們這次東北之行，還在東北建立了一套能夠源源不斷地取得東北地區情報的系統。
李克農只身護送劉伯承
錢壯飛為取信徐恩曾，也的確費了一番工夫。為打消徐恩曾的疑慮，他除采取其他各項活動以投徐恩曾所好外，還特地將夫人和兩個兒子接到上海一起生活。徐恩曾不僅對錢壯飛提供的情報確信不疑，而且對錢壯飛的為人也頗有好感。
徐恩曾雖然將錢壯飛視為心腹，但有一件東西，卻緊緊抓住，不曾放手，即他同國民黨高級官員通報用的密碼本。這東西就像是徐恩曾的護身符，每次外出時，他總是把這東西帶在身上，珍藏在貼身衣服的口袋里。沒有這個密碼本，國民黨最高統治集團的核心機密便無法搞到。后來經過精心謀劃，錢壯飛利用徐恩曾一次赴宴的機會，終于復制了這個密碼本。顧順章叛變時，正是憑著這個密碼本，錢壯飛才得以及時了解全部情況，從而使中共中央免遭滅頂之災。
像錢壯飛在南京的做法那樣，李克農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為掩護，把所得的情報全部送交陳賡。與此同時，李克農給徐恩曾的情報，凡屬于有關我黨活動的，大都夸大其詞，不著邊際。徐恩曾對李克農送去的那些情報，也從不懷疑，一律照轉上去。李克農還護送了黨的許多干部，并幫助黨組織輸送許多地下工作者打入敵人內部。當時，中共許多重要干部前往南京，皆由他護送。1930年初，劉伯承前往武漢指揮暴動，由李立三當面交待李克農護送他經由南京去武漢。事后，蔣介石及其他特務機構雖然也掌握了劉伯承離滬的情報，但他們萬萬沒想到是李克農只身一人將劉伯承送往南京的。
特務頭子徐恩曾只得認輸
從1929年底到1931年4月的一年多時間里，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活動在敵人的心臟，出色完成了把國民黨特務組織“拿過來”的艱巨任務。過了將近30年后，徐恩曾寫回憶錄談到錢壯飛時，還驚駭不已地說：
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機構非常嚴密。我上任后的開頭幾個月里，就像在黑暗的洞穴里摸索著的瞎子，然而到這一年(1930年)年底情況有點突破，開始摸到了共產黨秘密組織的門道……我得悉捕獲顧順章的消息時，極為興奮，命令立即將其遞解南京總部……顧說，我的手下有一個最能干的工作人員保管著我們的絕密文件，此人實際是一個共產黨的間諜。他是我的秘書，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個商業的無線電臺時，便雇用了他，并在我手下工作近三年時間。我過去一直認為他是一個工作勤奮、忠誠、有能力的年輕人。他從不多說話，也從不打聽他工作范圍以外的事情，熟練地執行我的命令。我確實懷疑，這樣一個模范職員會是共產黨的特務。報告捕獲顧順章的密電是由他譯出的，又是他把譯出的報文交給了我。我希望顧是在撒謊，但是我派去尋找他的人回來報告說，我的職員已經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顧順章所說的話是真實的。
徐恩曾這一過失，使得他的頂頭上司陳立夫十分惱火。直到1980年7月2日，在寫給他人的信中，陳立夫還以責備的語氣說：“其時雙方做滲透工作，無孔不入，可均兄(即徐恩曾)錄用錢壯飛為一大疏忽。”
上世紀40年代國共再次合作，徐恩曾在重慶碰到李克農時，神色尷尬地說：“你看，你們都把我的頭發給整白了。”
蔣介石和戴笠之間的的微妙關系
戴笠的“五好”中，尤以好色為先。受戴笠蹂躪最多的當數軍統特訓班的女學生或女特務。葉霞翟、趙靄蘭、余淑恒等女學生都是長時間被戴笠霸占當作玩物的著名女特務。
1942 年“四一”大會后，蔣戴關系也發展到頂峰。
蔣介石一生中控制最嚴的是特務、軍隊和財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務為先。財政方面，他還能輪流交給宋子文、孔祥熙幫他掌管;軍隊方面，他也還能賦予何應軟、陳誠、胡宗南、湯恩伯“四大金剛”很大的權力。但在特務方面，唯有他一人掌握，從不假手他人過問。足見他對特工的重視程度。
蔣介石控制特工的辦法很多，其中一個最主要的辦法就是對特工人員可以給以大權，但決不給以高位，以防范他們在政治上坐大，形成失控的勢力。
所以戴笠出任軍統頭目10 年以來，干來干去，始終只是一個軍統局副局長，相當于政府簡任官的三至四級罷了。給了一個少將的軍階，直到1945 年3 月8 日才由國民政府給予公布，可見蔣在這一點上對特務控制之嚴。
蔣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極嚴，但10 年來蔣、戴合作卻相當默契。這一方面是戴笠出于報蔣知遇之恩，擁蔣、忠蔣幾乎已到死心塌地的地步;另一方面，戴也是絕頂聰明之人，他知道以他的資歷、能力、水平，是跳不出蔣的手心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如何能得到蔣的絕對信任，被蔣重用。他把掌握蔣的思想、行動，研究蔣的心理、性格，以便察顏觀色、揣摩迎合、順其好惡、見機行事作為軍統特工情報工作的重要內容。
戴笠對蔣的情報工作做得十分周密，其主要渠道是通過蔣身邊的警衛人員獲得。他注意和這些人保持聯絡，并從生活上、感情上給以關心。1936 年1 月，蔣的侍從室改組，改組后的侍衛組，由蔣孝先兼任組長，并由戴笠向蔣推薦軍統特務陳善周、黎鐵漢分任警衛、特務股長。侍從室侍從副官居亦僑與戴笠同是黃埔六期同學，年紀卻比戴笠小六七歲。但戴笠每到侍從室，總要畢恭畢敬地稱居亦僑為老哥或老兄，以示尊敬。平時每到年節，更是私下給蔣、宋身邊的內侍人員贈送紅包或贈禮品。贈送對象，上至秘書、副官，下至女傭、男仆，無一例外，人人皆大歡喜。這樣，每到關鍵時刻，戴笠需了解一點什么情況，送呈一份什么報告，這些人都能一路綠燈，甘心情愿為戴笠幫忙。
戴笠對蔣介石的心理、性格的研究，也可謂精細入微，揣摩至透。比如，蔣介石發號施令，一概用“手令”傳達公布，其數量平均每年在10 只公文箱左右，可見其數量之多之濫。其內容從軍事、政治，到黨務、經濟，無所不包。但是，對特務工作，蔣又歷來諱莫如深，很少下手令的，特別是涉及到暗殺進步人士、分化搞垮反蔣派、勾結日偽人員等，蔣更是小心謹慎、不留蛛絲馬跡，以免授人口實。戴笠對蔣的這種心理早已揣摩掌握，大凡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話題，戴也從來不用公文形式，對蔣只作口頭報告，對蔣的指示也只作腦記心記，不作筆錄。回到軍統局傳達時，一般也只講“奉諭”2 字，究竟奉誰之“諭”，他是不作解釋的。通過這種方法，達到不留痕跡，蔣對此也感到滿意。
戴笠素知蔣用人行事，十分注意外表精神。其方法就是對使用對象進行目測，觀其儀表是否整潔，外表是否精神，言語是否精練等等。因此，戴笠每次去見蔣，必衣冠整潔，精神抖擻，回答問題簡明扼要，從不拖泥帶水。
不獨戴本人如此，凡由戴向蔣引見的人員，事先戴必對其關照一番，以免失蔣歡心。
蔣對部下有兩點是最忌諱的;一是援有私人，自成體系。二是貪污。戴笠在這兩個方面都掌握得很好。在這之前，他從不參加任何派別活動，即在黃埔系內部，他也是獨往獨來，不參加或組織小集團，以免招蔣猜忌。在貪污賄賂方面，他經常通過整肅軍統小特務中的貪污受賄行動，以沽名釣譽，或則在見蔣時，乘一輛舊車，以區別于當時重慶軍政大員競相乘坐豪華車的奢侈之風。
蔣之用人，有兩條最重要的原則，一條看是不是浙江人，或者是不是黃埔出身;一條看什么人保薦。戴笠對這兩條也是掌握得很準的。在軍統的關鍵崗位上，大都是浙江人或黃埔生在把守，故蔣介石對軍統的人事安排向來是放心的。戴笠向蔣保薦人員，也是非浙江人、非黃埔生不保薦的。有時需保薦某個重要而又關鍵的高級職務，戴笠自知份量不夠，要借助他人援手，但戴笠必吃準此人與蔣的關系，決不徒然自討沒趣。
戴笠素知蔣考慮問題，決不肯被人牽著鼻子走，常有令屬下防不勝防之處。由此，戴擬定計劃，回復問題，必準備兩至三套方案，在第二套方案沒有準備好之前，第一套方案決不拿出來，因而戴笠每向蔣獻計呈策，鮮有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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