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烏蘭夫）顧全大局，堅持黨性原則，從不計較個人得失，黨分配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他是我（習仲勛）深為敬佩的良師益友。
烏蘭夫 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作者：習仲勛，原題：烏蘭夫同志永遠活在各族人民心中
1988年12月，我去廣東考察工作。行前，到醫院看望烏蘭夫同志。他剛動了手術，但精神很好，準備不久出院。我勸他安心治療，等健康完全恢復再出院工作。他也要我多保重。不料在廣東期間，傳來烏蘭夫同志溘然謝世的消息，我頓時沉浸在十分震驚和哀思之中，即刻發出唁電悼念這位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卓越的民族工作領導人，同時也為失去一位最親密的老戰友而悲痛不已。
我與烏蘭夫同志的交往，在抗日戰爭以前就開始了。1941年8月，組織決定他到延安工作，先在民族學院，后到邊區民委，主要做民族工作。我和他接觸就更多了，友誼更深了。新中國建立后，我們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國務院共事。“文化大革命”后，我從廣東調回中央，和他共同主管統一戰線工作和民族工作。在人大常委會，我們又一起任職。幾十年來長期相處，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對國家和民族的重大問題，對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問題，都能坦誠交換意見，互相幫助，密切合作。他為人寬厚，謙虛謹慎，襟懷坦白，肝膽照人，十分珍重革命友情。他顧全大局，堅持黨性原則，從不計較個人得失，黨分配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他是我深為敬佩的良師益友。
（一）
烏蘭夫同志是黨和國家民族工作的卓越領導人之一。他一貫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開展民族工作，在實踐和理論上都有許多重要建樹。
抗戰勝利后，黨中央提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內蒙古開展自治運動，以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的形式，團結各階層，廣泛發動群眾，待條件成熟時建立民族區域自治政權的方針。烏蘭夫同志奉命由延安去內蒙古，主持其事。1945年11月25日，烏蘭夫同志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在張家口召開內蒙古各盟、旗代表大會，成立了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團結內蒙古各民族各階層的統一戰線性質的、有一定政權職能的革命群眾團體。這時，由原偽蒙疆法院院長補英達賴為首，在西蘇尼特旗建立了所謂“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烏蘭夫同志不顧個人安危，帶幾名干部赴西蘇尼特旗了解情況，宣傳黨的政策和解決內蒙古問題的方針，揭露了少數人分裂祖國的企圖，爭取了多數，把進步分子吸收到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中來，使這個“臨時政府”解體。周恩來總理稱贊烏蘭夫同志此行是“單刀赴會”。
以后不久，烏蘭夫同志又遵照中央指示，解決內蒙古東部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和“東蒙自治政府”的問題。早在大革命時期，在我黨支持下，就建立了“內蒙古國民革命黨”，1927年改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后被第三國際宣布解散。日本投降后，內蒙古東部少數參加過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人，又重新建立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參加這個黨的有不少是追求民族解放和社會進步的蒙古族青年，也有一些偽滿興安總省的高級官員。1946年初又建立了由該黨領導的“東蒙自治政府”，基本上控制了內蒙古東部地區，雖然對穩定當地局勢起了積極作用，也提出反對國民黨大漢族主義，但主張“高度自治”、“獨立自治”。為貫徹我黨解決內蒙古問題的方針，爭取這支力量，中共中央西滿分局李富春同志派人做了大量工作，還在王爺廟（烏蘭浩特）建立了八路軍辦事處，但未能改變少數人搞“獨立自治”的想法。為解決東部問題，烏蘭夫同志先派出了一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東部工作團，隨后又親自趕赴承德主持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代表和“東蒙自治政府”代表的談判，這就是著名的“四·三會議”。這次談判，主要解決內蒙古革命由誰領導和實行什么樣自治的問題。烏蘭夫同志分析了國內國際形勢和內蒙古所處環境，闡述各民族相互依存的關系和內蒙古革命斗爭的歷史，說明內蒙古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隨著全國革命的發展而發展，才能取得勝利。他并指出，在當時條件下，必須先以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的組織形式開展工作，待時機成熟，再建立區域性的自治政府。在烏蘭夫同志帶領下，經過我黨同志深入細致的耐心工作，他們接受了我黨解決內蒙古問題的方針。雙方代表協商一致，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領導機關增加東部地區的代表，同時建立東部總分會，由我黨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統一領導內蒙古的自治運動和革命斗爭，撤銷“東蒙自治政府”，宣布解散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烏蘭夫同志堅決貫徹中央指示，成功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廣泛地團結了蒙古族各階層人民，使長期分裂的內蒙古實現了統一，為建立內蒙古自治區奠定了基礎。烏蘭夫同志的這一卓越功績受到黨中央、毛主席和周恩來同志的高度評價。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和東蒙自治政府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和不少進步青年加入了共產黨，他們在創建內蒙古自治區，奪取內蒙古民主革命的勝利，及以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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