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沈約是我國南朝時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文學、史學、政治等方面都有建樹。綜觀沈約的一生，可謂是叱咤風云，享譽一生，卻落了個憂懼而死的下場。這么重要的人物為何會有這樣的結局？我們可以從梁武帝對沈約的羨慕與嫉妒、作為君主的梁武帝對作為人臣的沈約的忠義之心的懷疑、士庶之間的對壘、朝廷中他人對沈約的排擠這四個方面來了解沈約是如何戲劇性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卒于梁武帝天監十二年（公元513年），享年七十三歲。沈約歷仕宋齊梁三朝，先后擔任過安西將軍，外兵參軍兼記室，步兵校尉，管書記，國子祭酒，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仆射，尚書仆射等職。綜觀沈約的一生，沈約自二十歲奉朝請以來，在仕途上可以說是平步青云，但并沒有達到他所期望的高度。他在文學上也頗有建樹，《南史·武帝紀上》載：“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王融、蕭琛、范云、任、陸等并游焉，號曰八友”[1]168。沈約不僅是“竟陵八友”之一，還是永明文學創始人之一，并撰有《四聲譜》一卷，據《梁書》本傳：“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2]243。又《南齊書·陸厥傳》云：“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3]898沈約在史學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沈約在宋泰始初年二十多歲時開始撰《晉書》，至齊永明六年（488年）一百二十卷，《梁書·沈約傳》記為一百一十卷，今從自序�！端螘�·自序》云：“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采掇未周。”[4]2466齊建元四年（482年）奉詔撰國史，為《齊紀》二十卷。梁天監年間，撰《高祖紀》十四卷。齊永明五年（487年）春天，沈約奉詔撰《宋書》，次年二月即表上《宋書》紀、傳七十卷，后又寫成八志三十卷，他在《宋書·自序》中說道：“所撰諸志，須成續上。”沈約所撰史書，今僅存《宋書》。沈約于梁天監十二年（513年）因憂懼而死，他到底在憂懼什么，為何憂懼？下面，筆者將對此做一番淺顯的探討。

　　一、梁武帝對沈約的羨慕與嫉妒

蕭衍（464—549年），據《梁書·武帝紀上》載：“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漢相國何之后也……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生而有奇異。兩胯駢骨，頂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干，時流名輩咸推許焉……”[2]1《梁書·武帝紀下》：“天情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六藝備閑，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并悉稱善……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2]96由此可見，梁武帝是一位多才多藝文武兼備的皇帝，但同時也是位忌臣才的皇帝。對此，王立在《君主嫉臣文才的文化心態分析—南北朝文學史中的一種奇特現象》一文中，將梁武帝作為君臣爭才的最典型的南朝皇帝代表[5]。梁武帝嫉妒臣才有例可尋，《南史·劉懷珍傳附峻傳》載：梁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云、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令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余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編略》以高之。”[1]1218-1219由此我們了解到，梁武帝本是“試呼”峻，根本沒把劉俊的文才放在眼里，但“貧悴冗散”的劉峻卻“疏十余事”，從而“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帝的“不覺失色”說明劉峻的表現超出他的想象，而嫉妒臣才的梁武帝對他“自是惡之，不復引見”，甚至在劉峻《類苑》完成后，命諸學士撰《華林編略》以將《類苑》比下去。《南史·劉顯傳》又載：“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瑯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遍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后為云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嘆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1]1235可見，梁武帝因忌劉顯才能的所作所為受到了他人的指責。劉峻、劉顯尚且被梁武帝如此嫉妒，而名重一時，被譽為“一代辭宗”的沈約更是在所難免。徐寶余在《梁武帝“不知四聲”辨》中認為：“沈約在齊梁之際的文壇地位也直接召來了蕭衍的忌意。文學上，武帝即位后，儼然以文壇宗主自期、自許。而沈約獲名于前代，其聲勢達于新朝，故武帝以帝王之尊欲加超壓，觀其宴飲之時賜詩，令群臣賦詩賦文及與沈約賽栗事一事可知大略。”[6]梁武帝與沈約賽栗事見《梁書·沈約傳》：“約嘗侍宴，值豫州獻栗，徑半寸，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2]243沈約所憶少帝三事并說：“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說明沈約是很知曉梁武帝忌才的品性的。以沈約在文壇的地位招忌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沈約避讓，時時小心謹慎，生活在憂慮的陰影之下。 歷史

　　二、梁武帝對沈約的不信任

如果說沈約在文壇上的地位招來了梁武帝的嫉妒，他平日里只需盡藏鋒芒，也不至于憂懼而死。事實上，沈約的憂懼還來自梁武帝對他的另一層壓力——不信任。這里的不信任是梁武帝對沈約忠君思想的質疑。稱帝之后，梁武帝自然希望他的朝臣都能對他忠心耿耿，從一而終。這從他執政前期大力推行儒家思想就能夠看出。對此，楊恩玉在《梁武帝的統治思想試探》一文中指出：“梁武帝的統治思想前期以儒家為主導，突出表現是他將儒家核心思想忠孝仁義作為施政用人的基本指導原則，大力敦崇儒學，將儒學修養作為重要的選官標準，信賴重用起初拒不投降自己的忠義之士，而對于投誠擁戴自己的不忠不義官員，則表現出明顯的嫌惡態度。”[7]我們綜觀沈約入仕以來的道路，他在官場摸爬滾打，見風使舵，以個人利益為中心，趨利避害。齊明帝登基之后，對作為蕭子良西邸學士的沈約有所猜忌，將他外放為東陽太守。而他在東陽太守任上作了《賀齊明帝登祚啟》，這篇文章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也收到了預想中的效果，不久他就被進號為輔國將軍，五兵尚書。東昏侯繼位后，面對紛亂的形勢，沈約審時度勢，與有望成為執牛耳者的梁武帝站到了一起。《梁書·沈約傳》載：“時高祖勛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2]234我們來猜想一下梁武帝聽到這番話時的心理反應：他是不是會認為沈約同樣也是一個不保有淳樸之風、攀龍附鳳、想得到尺寸之功、以保福祿的人呢？《梁書·沈約傳》：“約出，高祖招范云告之，云對略同約旨。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日將休文更來。’云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云許諾，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云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2]234沈約本來和范云約定讓范云等他，自己卻先到而入，范云到達后不能入內，沈約此種行為是否是爭功的表現？那他的淳樸之風和忠君思想是否還在？《南史·梁本紀上》載：“初，皇考（蕭順之）之薨，不得志，事見《齊魚復侯傳》。至是，郁林失德，齊明帝作輔，將為廢立計，帝欲助齊明，傾齊武之嗣，以雪心恥，齊明亦知之，每與帝謀。時齊明將追隨王，恐不從，又以王敬則在會稽，恐為變，以問帝。帝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帷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此并帷利是與，若以顯職，無不載馳。隨王止須折簡耳。敬則志安江東，窮其寶貴，宜選美女以娛其心。’齊明曰：‘亦吾意也。’即征歷生為太子左衛率，白龍游擊將軍，并至。續召隨王至都，賜自盡。”[1]169由此可見，梁武帝很善于識人，如此善于揣摩人物品性的梁武帝對沈約的品性又怎么能不了解呢？梁武帝對沈約一直都持有懷疑態度，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沈約作為梁朝的開國功臣之一，在仕梁期間，在政治上并沒有如日沖天。梁天監二年范云去逝后，眾人都說沈約“宜當樞管”，梁武帝“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同參國政”。而據《梁書·沈約傳》載：“初，約久處端揆，有志臺司，論者咸謂為宜，而帝終不用。”[2]235后沈約寫信給徐勉，徐勉知曉沈約的用意，便“為言于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這其中原因與梁武帝深知沈約的為人，不信任沈約有關。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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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士庶之間的對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