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西漢末年、東漢初年傳入中國后，經歷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醞釀和發展，到隋唐達到了鼎盛的時期。由于唐代獨特的社會人文背景為佛教的發展提供了“前無古人”的契機，使其很快風靡于社會的各個階層，不再局囿于貴族和士大夫階層，并且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發揮著深遠的影響，在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期亦達到了它的輝煌程度。

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大量佛教典籍被翻譯，佛教思想與中國本土文化的交流和佛教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中形成了許多宗派。隋唐時期也是佛教宗派形成的重要時期。隋朝僧智創立了天臺宗，僧吉藏創立了三論宗，僧信行創立了普法宗。唐朝建立后，先后出現了法相宗、律宗、凈土宗、華嚴宗、禪宗、密宗等宗派，到安史之亂爆發之前佛教的重要宗派已大體形，只有禪宗的一些小的支派如溈仰宗、臨濟宗、曹洞宗、云門宗、法眼宗等出現于晚唐和五代時期。

大批佛教宗派的形成建立和發展往往需要一些宗教以外的因素。東晉高僧道安曾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弊诮袒顒拥某晒π枰�得到政治勢力、朝廷的強有力的支持。唐代的僧侶深諳其中的奧秘，與前代許多高蹈出世、糞土王侯的名僧表現出了頗為不同的風范。隋唐時期各教派的領袖中除禪宗的創立者六祖慧能而外，都與朝廷有著密切往來，有的甚至積極地參與政治。著名高僧法相宗的創基人玄奘就不僅是一位精通佛理的佛教學者，而且主動與唐廷建立千絲萬縷的聯系。玄奘從天竺游學歸國后，唐太宗將他“別敕引入深宮之內殿，面奉天顏，談敘真俗，無爽帝旨，從卯至酉，不覺時延，迄于閉鼓”他還30多次上表唐太宗、唐高宗父子，或感謝御制《大般若經序》和大慈恩寺碑文，并呈遞譯著，甚至還頗為媚俗地在《賀皇子為佛光王表》中寫道：“當愿皇帝，皇后百福凝華，齊輝北極，萬春表壽，等固有山。罄娛樂于延齡，踐薩云于遐劫。儲君允茂，綏紹帝猷。寵番惟宜，翊亮王室。襁褓英胤，休祉日繁，標志節于本枝，嗣芳塵于草座�！�

華嚴宗的創始人法藏，經常深入禁中為武則天講解《華嚴經》。公元697年，契丹內侵，武則天命法藏依經教阻遏契丹軍隊。法藏建立十一面道場，置觀音像。據說，行道數日后，契丹軍隊即看見觀音之像浮空而至，武周軍隊仿佛無數神王之眾。武周軍隊大獲全勝之后，武則天下詔表彰。在武則天病重期間，張柬之發動政變，殺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二人，推戴唐中宗復位。在此過程中，法藏“內弘法力，外贊皇猷”。事后。唐中宗賜他三品，法藏堅決推辭，中宗堅持授與，法藏因而請求轉賜給自己的弟弟。

禪宗的神會法師在安史之亂洛陽失守時，隱跡于民間。由于朝廷財政局促，右仆射裴冕請神會主持置壇度僧，收香水錢，以資軍需，從而對唐廷收復西京作出了巨大貢獻。唐肅宗詔令入內供養并且“敕將作大匠并功齊力，為造禪宇于荷澤寺中是也”。

其他的一些高僧如有“西京法主、三帝國師”之稱的禪宗北宗奠基人神秀，被稱為“開元三大士”的密宗領袖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等，都是出入宮廷、結交王室的著名人物。當然還有許多僧人作了朝廷的御用僧人。他們有的在宮廷的內道場講誦佛經，有的作內供奉僧，有的則被委任為京城大德。朝廷對這些高級僧人也給予了各種特殊的禮遇。主要有三種恩遇。首先是賜紫。唐代的僧人一般著黑色袈裟，稱為緇徒、緇流。朝廷為表示對他們的殊榮就賜以他們只有三品以上的朝廷官員才能著的顏色——紫色的袈裟。唐文宗時，僧宗密受賜紫。唐宣宗時，內供奉僧棲白也曾賜紫。其次是賜師號、謚號、國師號。唐代宗時，梵僧不空賜號大廣智三藏，已故的梵僧金剛智被追賜大弘教三藏。唐德宗時，僧澄觀賜號鎮國大師。唐懿宗時，僧徹賜號凈光大師，可浮賜號法智大師。唐憲宗追謚慧能為大鑒禪師，賜號澄觀清涼國師。武則天時，賜號法藏賢首國師。唐穆宗、唐敬宗時加封澄觀為大照國師；唐文宗時，又加封他為大統國師。最后就是賜官爵。唐代宗時，追贈金剛智為開府儀同三司，踢不空為特進，試鴻臚卿，后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邑3000戶。

唐代，士大夫與僧人的交往也蔚然成風，成為一種時尚。僧人與士大夫交接，能夠為其宗教生活引入世俗生活的色彩，帶來一些實際的利益，而且以賦詩撫琴附庸風雅也可邀得名聲。士大夫與僧人交往可以獲得一些塵緣外的樂趣，也是對其世俗生活的點綴。他們在相互交往中相得益彰，頗為時髦，成為唐代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特色。

由于唐代是佛教的鼎盛時期，教派林立，僧侶眾多，佛典浩如煙海，佛剎精舍四處可見。佛教滲透于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在士大夫階層中也興起了崇佛的風氣。唐初的蕭?，“專心釋氏，嘗修梵行，每見沙門大德，嘗與之論難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諧微81旨”他在為《法華經》撰疏時，匯集了十多家注解，并有自己獨到的心得體會。他經常邀集京師的名僧共同研討佛教理論。在蕭?的家族中有將近20個人出家。蕭?的哥哥太府卿蕭?，一生誦讀《法華經》一萬多遍，并雇人抄寫了一千部，朝參之時就讓侍從在前面手持經卷，趁公事之隙誦讀。道宣曾評價道：“蕭氏一門，可為天下楷模矣�！�

著名的山水派詩人王維更是崇信佛教。王維字摩詰，他的名字就是由于崇佛而取典于佛教維摩詰居士的。他一生崇信佛教，晚年更是專心事佛。平日里他斷葷血、食蔬菜，不穿華麗的衣服。每日退朝之后便焚香獨坐，專事坐禪誦經，并在京師每日飯名僧十幾人，以談玄為樂事。齋中除了茶鐺、藥臼、經案、繩床，別無其它擺設。王維在《嘆白發》一詩中寫道：“人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痹谂R終之際他還寫信給平生親故，“多敦勵朋友奉佛修心之旨”。

與王維相唱和的裴休出身于一個世代虔信佛教的家庭。他常常在公事之余游踐山林，與僧人探求佛理。他以華嚴宗僧宗密為師，并為宗密所寫的佛教文章撰序。中年后裴休不食葷腥，屏棄嗜欲，一心齋戒事佛。“香爐貝典，不離齋中，詠嘆贊唄，以為法樂”并說自己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愿世世為國王，弘佛護法”。裴休還常常按印度原始佛教的作法，身披毳袖，到歌妓院持缽乞食，接受墮落女子的供養。

士大夫設齋念經，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現象。權臣李林甫每逢自己過生日，都請僧人到家中設齋贊佛。此外，還有寫刻佛經的。揚州司戶曹司馬喬卿的母親去世，司馬喬卿毀瘠骨立，“刺血寫《金剛般若經》二卷”。

隋唐士大夫們崇佛，還表現在研讀佛典，探討佛典方面，并有許多士大夫達到了極高的佛學造詣，成為僅次于佛門高僧的佛教典籍的研究者。蕭穎士“儒釋道三教，無不該通”李華、段成式等也是如此。有的士大夫，佛學造詣甚至超過了高僧大德。他們數十年如一日兢兢業業，孜孜以求，對佛學理論的學習精益求精，而且還比較內學外學的同異，溯本求源，找出其淵源和交叉滲透的成分。柳宗元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眲⒂礤a認為自己官宦生涯20年，百慮而無一得，在深感世間的所謂道無非畏途之后，“唯出世間法可可盡心耳”，因而案幾上多是一些佛教典籍，達到了“事佛而佞”的地步。白居易早年就“棲心釋梵”，并且“通學小中大乘法”，根據他的《與濟法師書》、《華嚴經社石記》，及《錢虢州以三堂絕句見寄因以本韻和之》、《病中看經贈諸道侶》和《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等詩自注，可以看出他讀過的佛教典籍有《維摩經》、《首楞嚴三昧經》、《法華經戒》、《法王經》、《金剛三昧經》、《金剛經》、《華嚴經》、《法華經》、《涅?經》等。

（選自徐庭云主編：《中國社會通史·隋唐五代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