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如果說阮籍做出“至窮途輒痛哭而返”，醉眠美婦側等驚世駭俗的舉動是張狂的話，那么，導致這些行為的應該是他對這個世界的陌生，對于精神境界的至高追求使他對現實世界有一種疏離，對世界、讀者、自己本身有一種過于沉浸熟悉之后的陌生，他不懂得這個世界的語言，世界也不懂他的沉默。對于這個世界，阮籍是個陌生人。
引言：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易代之際，在政治夾縫中，阮籍只能苦苦追求一種虛幻的根本無法實現的人生理想。在其詩作之中，詩人阮籍神思飛馳，無所終止，只恐到達不了自己心儀的境界。但是，精神上的滿足還是無法排遣他內心的痛苦。他既想超越現實，又想獲得心靈的寧靜與喜悅。阮籍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詩語中，渾然不理會世界的生存語言。
一、世界的語言
曹魏王朝末期，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激烈的爭奪權力的斗爭。魏明帝曹睿死時，曹芳年僅八歲，不得不把政權委托給大將軍曹爽和太尉司馬懿二人。正始十年（249），司馬懿發動政變，掌握曹魏政權，司馬氏趁機大肆屠殺異己。這個世界以其獨特的語言演示著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之道。
阮籍深明其中的道理，作為一個旁觀者，他清醒認識到弱者強食的語言。但是他更是歷史中的一員，“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在世人眼中，曹魏集團是王室正統，有資格管理統治天下。而司馬集團只不過是一個欺負“孤兒寡婦”的卑鄙小人。文人不甘心曹魏集團的逐漸沒落，亦不屑于向司馬集團這個強者低頭。殊不知，他們所頂禮膜拜的“王室正統”，也是在奪取上一個“王室正統”的基石上才建立的，他們勝利了，自然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王室正統”，流的是皇族的血液。阮籍屈從于天下大勢，卻不屈從于自己，當時的阮籍已獲得司馬氏的賞識，他出任過從事中郎等官職，完全可以高升，卻自請做過“東平相”、“步兵校尉”之類的小官，依附于司馬，為其歌功頌德。 但卻仿佛絲毫不懂得世界的語言，放蕩不羈，不求權力，沉浸在自己酒的世界中，逃避現實，樹敵無數，冷淡面對中傷。
阮籍的張狂言行諸如作《大人先生傳》等自然遭到禮俗之士的嫉恨，《晉書》本傳記載：“鐘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司馬昭權傾朝野，殺人如草芥，卻能容忍阮籍的狂放不羈。中個原因是阮籍從不表露他的政治傾向，絕口不談世事，“發言玄遠，口不減否人物”，異常謹慎。世界的語言即是要讓阮籍無法擺脫政治的影響，屈從于政治，但是，阮籍卻還有自己的語言。
二、阮籍的語言
魏晉時期，玄學盛行。阮籍是竹林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玄學思想家，他的《達莊論》、《通老論》、《大人先生傳》，便是當時有名的玄學論文。魏晉玄學主要是通過對《周易》、《老子》、《莊子》的重新闡釋來展開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思考，他們的思想旨趣在于道家思想。阮籍沒有把儒、道文化全部繼承，他所取的是二者的某些方面，結果導致了他在思想上儒、道意識相混雜：想求得心靈的寧靜，卻過著世俗的生活；不守禮法卻以至孝稱。他很難在儒、道之間擺正自己的位置。他憧憬莊子式的人生，又不能放棄本屬儒家的人生內容，以至對莊子的向往，既達不到莊子人生精神世俗的一面：“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達不到莊子人生精神非世俗的一面，而這正是阮籍之所以為阮籍。 歷史
阮籍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雙重人格特征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文人的一個悲劇縮影。阮籍的陌生感，很大程度上源于對世界和對自己的陌生。這種陌生感，使他如一個孤獨無依的靈魂，在曠野中徘徊，不知所終。他在詩歌里走著莊子的道路，立德、立功面對生命本體的存在需求，都顯得蒼白乏力。喪失自己的人格，士人丟掉了筆，將軍丟掉了劍，只為那對于權勢、對于金錢的渴望。與其如此，還不如丟棄，在自己的世界中做一個本真狀態的人，做一個只忠于自己，積極開拓精神花園的富有的人。就讓自己遠離現實世界，以一個陌生人的姿勢存活于世。
歷史
三、沉默的兩種極端
阮籍選擇了一條被別人鄙視，不屑的路——阮籍成了貪生怕死的代名詞，與山濤、王戎并無區別。面對種種非議，阮籍對讀者、對世界采取了沉默的態度。不屈從的文人都被殺害了，阮籍好友嵇康也不例外。阮籍在司馬氏帳下，寫了《為鄭沖勸晉王箋》。但是《為鄭沖勸晉王箋》是阮籍代替朝廷高級官僚所寫，它不是阮籍本人對司馬昭的勸進文，兩者之間的區別不能忽略。阮籍寫作《為鄭沖勸晉王箋》，不是積極主動的。據本傳曰：“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阮籍顯然想蒙混過關，但在使者的督促下，不得不寫出來；此文不是阿諛逢迎的文字，沒有讓人肉麻的吹捧，所談到的司馬昭的功績都可以落到實處；此文是司馬昭集團篡奪政權路上的一篇普通文章，它對于司馬昭的篡位沒有起到什么決定性的作用。由于皇帝多次封賞，司馬昭多次“固辭”，其親信中寫作的效忠信、勸進文當不在少處。大家都知道司馬昭的“固辭”是在演戲，作為司馬昭的黨羽，配合主子來表演是義不容辭的。阮籍代替鄭沖所作的這篇文章因為其文辭的“清壯”，被時人視為神筆，從而被保存了下來，而不是因為其在司馬氏壓權上的功績。生存是人之天性，與其不知所謂地死去，還不如活著。于是，阮籍來到了司馬氏的帳前。身體被束縛，精神相對自由。阮籍的沉默有著對生命沉甸甸的尊重，尊重生命，所以才尊重生存的權。
阮籍 “雖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不減否人物”，《晉書》本傳記載：“鐘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沉默應對各種試探。但是，阮籍的另一種沉默，卻不是沉默本身，而是沉默的另一種形式的爆發和釋放，這種爆發與釋放是一種沉默的極端，這一極端是放浪形駭的狂放與驚世駭俗的舉動�！稌x書·阮籍傳》載：“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亦所窮，輒慟哭而返。”這是一種遭壓抑了的沉默。用一種極端表現對生命的尊重，另一種極端表現對生命的放縱。放縱于酒中，放縱于慟哭之中，放縱于瘋癲的行動之中。這一點看來，阮籍又怎能不是一個瘋子！一個偏執的瘋子。他那種偏執于精神質量的瘋癲，他那種瘋癲式的偏執滲透了他的一舉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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