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平
2009-08-03 14:20:46
原刊《敦煌學輯刊》2009年第2期
【內容提要】隋代三次在全國建立舍利塔，仁壽元年（601）第一次30州中就有瓜州（敦煌），安置地在莫高窟崇教寺，此后舍利塔一直是“鎮乎一州之內”的標志性建筑。786年吐蕃占領敦煌，敦煌官員取出舍利獻給吐蕃。宋初工匠董保德清理塔基，將發現的供養物品變賣，隋代舍利塔至此徹底毀失。
【關鍵詞】舍利塔；《獻舍利表》；崇教寺；董保德；
道宣《廣弘明集》卷17收有仁壽元年（601）《隋國立舍利塔詔》，提到設立舍利塔的30個州的州名，其中就有瓜州，但未言寺院名。同卷所附王劭《舍利感應記》提到：“瓜州于崇教寺起塔�！币参醇俺缃趟碌木唧w位置。敦煌文獻記載，崇教寺在莫高窟，原立在莫高窟第332窟前室的圣歷元年（698）李克讓《莫高窟佛龕碑并序》（《圣歷碑》）云：“爰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歷之辰，樂?、法良發其宗，建平、東陽弘其跡，推甲子四百他歲，計窟室一千余龕，今見置僧徒，即為崇教寺也�！睔埍F存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碑文又見敦煌文獻P.2551中。崇教寺寺名至高宗時尚存，P.2005、P.2695《沙州都督府圖經》“祥瑞”條載：“黃龍。右唐弘道元年（683）臘月，為高宗大帝行道。其夜，崇教寺僧徒都集，及直官等，同見空中有一黃龍見，可長三丈以上，髯須光麗，頭目精明，首向北升，尾垂南下。當即表奏，制為上瑞�！蔽闹蟹Q“弘道元年臘月，為高宗大帝行道�！闭f明該寺具有官寺性質。該寺后來不見其名，李正宇先生認為“約在開元、天寶間，寺額改稱，其名遂湮。”[1]
仁壽元年第一次頒發舍利的30州中，瓜州是河西地區唯一的一州，也是當時30州中最西面的一州。這與敦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有關，隋裴矩《西域圖記》“序”云：“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彼宕鼗头鸾贪l達，據S.2048《攝論章》尾題，瓜州崇教寺沙彌善藏曾于仁壽元年在京辯才寺抄寫《攝論章》。彥琮《古今譯經圖紀》卷4“達摩笈多”條記：“開皇十年，來屆瓜州，文帝延入京寺�！笨梢姸鼗头鸾淘陬C舍利之前就很發達。隋代建造舍利塔后，大大推動了敦煌佛教的發展。莫高窟現存492個洞窟，約有110個洞窟為隋窟或隋代補繪，顯示敦煌隋代佛教的興盛，這與在莫高窟建立舍利塔應該有關。
此舍利塔遭兩次劫難。第一次是在盛唐晚期。安史之亂后，吐蕃逐漸占領河西，至786年占領敦煌，敦煌某官員將舍利奉獻吐蕃，以表臣服，S.1438《獻舍利表》開頭是獻物清單：“沙州寺舍利骨一百卅七粒，并金棺銀槨盛全�！比缓笫钦模葦⑸崂纳衿妫骸俺悸勆崂钦�，釋迦牟尼佛之身分也，化而為之，都八斛四斗。在五印而成道，于雙樹而涅?。龍天分之立祠，凡圣收之起塔。形圓粟粒，色映金沙。堅勁不碎于砧錘，焚漂罔滅于水火。神通莫測，變化無窮�；虺跎俣蠖�，或前增而末減。有福則遇，無福則消。作蒼生之休征，為王者之嘉瑞�！痹谕罗碱I敦煌之后，將鎮州之寶獻出：“沙州置經千祀，舍利出后百年，寺因蓮花而建名，塔從舍利而為號。金棺銀槨，葬于九地之中；月殿星宮，鎮乎一州之內。昨者，官軍壓壘，朝見非煙之祥；人吏登陴，夜睹毫光之異。果得高僧遠降，象駕來儀。表以精誠，無遺顆粒。自然靈物應代，照贊普德化之年；圣跡呈祥，明像法重興之日。不然，希有之事，豈現于荒陬？無為之宗，流行于海內？自敦煌歸化，向歷八年，歃血尋盟，前后三度。頻招猜忌，屢發兵戈，豈敢違天，終當致地。彷徨依拒，陷在重圍，進退無由，甘從萬死。伏賴宰相守信，使無涂炭之憂；大國好生，庶免縲囚之苦。伏惟圣神贊普恩澤遠施，日月高懸，寬違命之誅，舍不庭之罪。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北砦淖詈筇岬剑骸捌渖崂�，先附（付）僧師子吼等三人進。伏乞大赦所獲之邑，冀以永年之優；廣度僧尼，用益無疆之福。庶得上契佛意，下協人心。特望天恩，允臣所請。臣某限以守官沙塞，不獲稱慶闕庭，無任喜慶，為國祈福之至，謹附表陳賀以聞。臣某誠歡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說明敦煌有一批舍利在此時被某“守官沙塞”的唐朝官吏送給吐蕃。表文中有“寺因蓮花而建名”，這座安置舍利的寺院似乎有蓮花寺之名，但敦煌文獻不見此寺名，因此也有學者推測可能指蓮臺寺，但已不可考。[2] 由于這些“鎮乎一州之內”的舍利是“作蒼生之休征，為王者之嘉瑞”來奉獻吐蕃的，所以極有可能就是崇教寺舍利（可能這時已經改名）。
這次獻給吐蕃的舍利多達137粒，是否全部是仁壽元年舍利呢？已知隋代舍利塔出土的舍利似乎沒有這么多，如1998年陜西周至縣仙游寺仁壽元年舍利石函中有舍利10粒，1969年?西耀縣神德寺仁壽四年舍利石函內盛舍利3粒。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看，舍利塔內舍利數量非常懸殊，如1994年山東省汶上縣寶相寺出土佛牙1枚、舍利936粒、其他文物141件等�！端胃呱畟鳌肪�26“法成傳”記載：“儀鳳二年（677）望氣者云：此坊有異氣，敕掘之，得石函。函內貯佛舍利萬余粒，光色粲爛而堅剛。敕于此處造光宅寺，仍散舍利于京寺及諸州府，各四十九粒。武后于此始置七寶臺，遂改寺額。”儀鳳二年長安發現的舍利有“萬余�！�，49粒一份，則應有200余份，可能也有一份送到敦煌，若此，敦煌這137粒舍利不排除有來自唐代光宅寺的舍利，但已無法考證。
第二次劫難是在宋初�！肮澏妊貉弥嬓卸剂稀倍５轮匦薮怂�，在修繕過程中發現塔基供養物品，遂將這些物品變賣一空。S.3929與S.3937原為一件文書，可拼合，正面為《法華經》，背面是《董保德重修普凈塔功德記》，由于謄抄的緣故，有三份，內容略有不同，本文暫稱之為A、B、C本。[3] A本和B本均有“曹王累代”句，一般認為此曹王即曹元忠（？-974），因為在歸義軍歷史上只有他才累代稱“西平王”。俄藏敦煌文獻Дх1448《戊辰年四月十六日都料董保德麥歷》有董保德之名：“戊辰年（968）四月十六日，都料董保德?濕麥兩車，胡淘麥兩車�！贝宋斐侥戤敿�968年。P.3721《己卯年十一月廿六日冬至目斷》中有“……押衙：楊通信、王富員、董保德、宋保定……”，據考證，此己卯年為979年。[4] 于是我們知道董保德生活在宋初。
《功德記》云“又于窟宇講堂后，建此普凈之塔�！笨哂罴词撸热黄諆羲奈恢迷诳哂詈竺�，也就是崖頂上了，第143、161窟等一些洞窟的正上方至今還保存有塔�！豆Φ掠洝酚衷破諆羲枪潘瑥乃鐾亮艘恍┪锲�。隋代三次在全國范圍內建舍利塔，有110處，目前已發現10多處，結合這些資料，我們認為普凈塔塔基出土物品與其他地區發現的隋代舍利塔隨埋物品一致，《功德記》中的普凈塔就是隋代崇教寺舍利塔。A本沒有提到普凈塔塔基出土物品。B本記載：“即日施工，下手建造，即于古塔下得珍珠、瓔珞、一瓶子，可有貳升次米，內有某物，當破上出物色，造一珠像，可以酬先人心愿矣。”C本記載：“遂見普凈古塔，置立年深，基宇摧殘，金容色隳，遂共行侶，發語下上商宜等，共修造精藍，豈非好事？故得同音齊應，異口稱欣，一諾相隨，不違善事。乃即日下手，運土開基，則于塔下得珍珠、瓔珞、一瓶子，可有二升沙麩金，遂用此物，以修功德，造珍珠像一幀，供養本處。不逾多載，廊以（與）忉利立成。俄匝三周，殿剎以（與）靈山化出。”文中還有夾注2行：“麩金一瓶，亦于內有金指環六個，銀指環五個，純金珠子一索，又獲一大石�！�
所謂“于古塔下得珍珠、瓔珞、一瓶子”，“金指環六個，銀指環五個，純金珠子一索”等物品，當是隨埋的供養物品。1969年，?西耀縣發現仁壽四年文帝在宜州宜君縣神德寺供養舍利所建之塔，奉送舍利到神德寺的為大德法師沙門僧暉。石函高119厘米、長寬各103厘米、函蓋高52厘米，上有篆書“大隋皇帝舍利寶塔銘”。函蓋四側線刻飛天、花草圖像。函體四側淺線雕舍利佛、大迦葉、阿難和大目犍連及四天王、力士等圖像。石函內盛舍利3粒，盛放在涂金?頂銅盒內，同時還有波斯銀幣3枚、隋五銖銅錢27枚，金銀環、瑪瑙、珍珠、水晶、玉簪、銅錐、鋼小刀等25件。[5]
所謂“又獲一大石”當指安置舍利塔時的記事碑（當時稱《舍利塔下銘》），如現存第一次舍利塔下銘有《岐州鳳泉寺舍利塔下銘》（《金石萃編》卷3）、《同州舍利塔下銘》（《金石萃編》卷40）、《大興縣龍池寺舍利塔下銘》（《八瓊室金石補正》卷26），《青州舍利塔下銘》（《金石萃編》卷40，今藏青州博物館）等。這些《舍利塔下銘》文字是統一的，《青州舍利塔下銘》是：
舍利塔下銘
維大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謹于青州逢山縣勝福寺奉安舍利，敬造靈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諸皇子孫等，并內外群官，爰及庶民，六道三途，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聞法，永離苦空，同升妙果。
孟弼書。
敕使大德僧智能（侍者曇辯、侍者善才）、敕使羽騎尉李德諶。
長史邢祖俊、司馬李信則、錄事參軍丘文安、司功參軍李佶。[6]
舍利安置時會有許多物品隨葬。1998年，陜西周至縣仙游寺法王塔地宮石函中發現一琉璃瓶，瓶內裝著10粒佛舍利。陰面刻“維大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謹于雍州周至縣仙游寺奉安舍利，敬造靈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諸王子孫等，并內外群官，爰及庶民，六道三途，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聞法，永離苦空，同升妙果�！笔柮婵獭吧崂裸憽�，這也是這次安置舍利塔的統一名稱。[7]
B本“破上出物色，造一珠像”是指賣了出土物品（這里的“破”就是賣,敦煌文獻中有許多《破歷》，就是買賣流水帳），修建了功德。C本寫得含蓄一點：“遂用此物，以修功德，造珍珠像一幀，供養本處�！本褪钦f，董保德變賣了古塔塔基發現的“金指環六個，銀指環五個，純金珠子一索”、“珍珠、瓔珞、一瓶子，可有二升沙麩金”等物品，造像一鋪。
總之，隋代仁壽元年（601）在莫高窟敕建了舍利塔，至唐貞元二年（786），敦煌地方官將保存在“金棺銀槨”中的全部137粒舍利獻給吐蕃統治者。宋初，工匠董保德發掘塔基，將出土物品變賣，至此，敦煌隋代舍利塔蕩然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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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正宇《敦煌地區古代祠廟寺觀簡志》，載《敦煌學輯刊》1988年1-2號合刊。
[2] 史葦湘《吐蕃王朝管轄沙州前后》將相關表文擬名為《上吐蕃贊普沙州寺舍利骨陳情表》，并注釋“寺因蓮花而建名”為“敦煌遺書中，晚期有蓮臺寺”，《敦煌研究》創刊號，1983年。
[3] 關于這2件文書的定名與拼合，參王惠民《<董保德功德記>與隋代敦煌崇教寺舍利塔》，《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4] 金瀅坤《敦煌社會經濟文書定年拾遺》一文擬名為《己卯年十一月廿六日冬至月料官員》，《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但筆者認為其中“月料”二字是清楚的，金瀅坤錄作“目析（月料）”，認為“目”是“月”字之誤，“析”是“料”的俗字，筆者深感疑惑。
[5] 朱捷元、秦波《陜西長安和耀縣發現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1974年第2期。
[6] 李森、董貴勝《青州隋<舍利塔下銘>考述》，《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李森《青州隋仁壽元年<舍利塔下銘>石刻考鑒》，《北方文物》2005年第2期。
[7] 劉瑞《法王塔地宮發現的重大意義》，《西北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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