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開學典禮邀請到托洛茨基演說，給包括蔣經國在內的許多中國留學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蔣經國在校“苦修俄文，也對與西方革命有關的科目與政治及經濟學，下了一番苦功”。
流蘇時期的蔣經國與蔣方良
“左派”學生。尼古拉同志。與馮玉祥之女的短暫婚姻
蔣經國在莫斯科聲討他的父親，高喊“打倒蔣介石”
更稱“蔣介石是我的父親和革命友人，現在卻是我的敵人”
到了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開學典禮邀請到托洛茨基演說，給包括蔣經國在內的許多中國留學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蔣經國在校“苦修俄文，也對與西方革命有關的科目與政治及經濟學，下了一番苦功”。這位革命青年在1925年12月，也就是抵達蘇聯后幾個星期，就加入了共青團。這是他自加入國民黨后的第二個黨派組織。
蔣經國在學校中相當積極，不但當上墻報刊物《紅墻》的編輯，發表過《中國的展望》《中國北伐一定成功》兩篇文章，還曾在報上寫道:“大家站在革命陣線，鞏固中國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組織，爭取中國的獨立，在中國建立起蘇維埃政權。”當時蔣介石打著聯蘇、打倒帝國主義的旗幟誓師北伐，不但思想頗為“左”傾，甚至在與蔣經國的書信往來中，還表明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就涵蓋共產主義，中國革命只有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時才有意義。
斯大林就曾引用北伐的成功作為他政策正確的證明。不過，校園中的蔣經國則與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托洛茨基派(簡稱托派)建立起良好關系。托派對蔣經國影響甚大，包括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教授李普曼、普里哥金在內，都跟蔣經國關系密切，并引導小蔣與其他中國留學生加入托派秘密學社;蔣經國日后也承認，不但自己的政治思想的確與托洛茨基主張“以革命火炬燒掉舊世界”的想法不謀而合，他甚至還居中擔任了領導的工作。蔣介石此時對聯共(布)保持合作態度;1926年，邵力子也抵達莫斯科中山大學，擔任國民黨常駐莫斯科中山大學代表。學業方面，蔣經國用兩年時間修完社會發展史、經濟地理等基礎課程，也修了列寧主義。美國人陶涵在其《蔣經國傳》中甚至指出，蔣經國剛好此時與鄧小平同班學習，雙方關系頗佳;鄧小平是共青團小組長，曾為班上同學寫下意識形態與思想改造報告，應包括蔣經國在內;他也曾在蔣經國的《紅墻》上發表過文章。蔣經國給自己取了一個俄文名字: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扎洛夫(Nikol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據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俄國檔案中的留學生蔣經國》一文稱，莫斯科中山大學1926年學生名冊上寫著“妮芝達諾娃是伊利扎洛夫之妻”，顯示當時蔣經國已經在蘇結婚。
妮芝達諾娃的中文名為馮弗能，是馮玉祥的女兒，也是赴蘇的中國留學生之一。換言之，蔣經國與馮弗能早即熟識，于異鄉由同學轉為戀人、夫妻，不令人意外。不過隨著中蘇政治形勢變化，蔣經國的留蘇生涯出現極大改變。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是蔣介石徹底改變聯共路線的分水嶺，也成為蔣經國命運的轉折點。雖然斯大林多次表示對蔣介石與北伐軍的支持，但爆發中山艦事件后，蔣介石開始質疑“左”傾人士是否威脅他的黨內權位，甚至取而代之。包括蔣介石好友戴季陶在內的國民黨右派，更早在北伐開始之前就批評中共勢力日益茁壯，“黨中有黨”，必須盡早鏟除。蔣介石逐走汪精衛后，身兼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會議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等要職，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因此雖然中國共產黨與“左”傾勢力已成為國民黨中央主流，但在蔣介石順利率軍北伐并控制長江流域，主導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后，雙方關系破裂的引爆點也迫在眉睫。
1927年3月10日，國民黨內“左派”人士借著國民黨第二屆三中全會的機會，否決蔣介石關于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到南昌辦公的要求，之后更陸續免除蔣介石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軍人部長職務，將國民黨中央與蔣介石的沖突正式臺面化。“左派”排蔣立刻引發蔣介石反彈，表明不接受決議;加上蔣介石率部隊進入上海后，發覺中共與工會勢力大幅擴張，與上海江浙財閥、青幫勢力同感戒慎恐懼，雙方迅速達成反對上海“赤化”的默契。國民黨右派大佬蔡元培、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人，更與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黃紹、李濟深在上海召開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上，訂立“清黨原則”及籌組“清黨委員會”，黨內分裂一觸即發。4月9日，蔣介石命令成立“淞滬戒嚴司令部”，由白崇禧、周鳳岐分任正、副司令，并頒發“戰時戒嚴條例”12條。
同日，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吳稚暉、黃紹、張靜江、陳果夫等聯名發表《護黨救國通電》，也就是著名的“青電”，指責武漢國民政府“容共”政策。4月11日，蔣介石密令各省“一致實行清黨”。在外國勢力與青幫頭目杜月笙支持下，由中共組織的上�？偣m察隊受到中華共進會和上海工團聯合會的攻擊，蔣介石則下令淞滬戒嚴司令部所屬國民黨第二十六軍，借口“工人內訌”，對工人糾察隊強行繳械，造成300余人傷亡。4月13日，上�？偣l動十萬余人請愿，遭周鳳岐部掃射，當場打死100多人。
沖突形勢蔓延，國民黨部隊緊接著開始大規模搜捕共產黨員及其支持者，并將首要人員當場殺害。三日內共計300余人死亡，500余人被捕，5000多人蹤。在北京的李大釗等人亦被張作霖派員沖入蘇聯大使館徑行逮捕，以密謀推翻北洋軍閥為由，執行絞刑。事變后，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在武漢聯合發動討蔣，包括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譚平山、吳玉章、林祖涵、毛澤東等39人，以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候補執監委員名義聯名通電討蔣，并將蔣介石開除黨籍。蔣介石則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和親共的武漢汪精衛政權對立，也就是“寧漢分裂”。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蘇聯《真理報》點名批判“蔣介石已經叛變，他帶領民族資產階級脫離了革命，并重組了右翼國民黨核心，與帝國主義勾結到一起反對中國革命”;莫斯科中山大學也立刻發起聲討。蔣經國在群情激憤時站出來聲討他的父親，高喊“打倒蔣介石”，并在莫斯科《時代周刊》一篇公開聲明中指稱，“現在我要說，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今后我不再認你為父”;甚至還說“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現在卻是我的敵人。
幾天前，他已經不再是革命黨，成了反革命分子……打倒蔣介石!打倒叛賊”。蔣經國的積極作風獲得斯大林贊賞，但更緊張的政治斗爭形勢卻在蘇聯內部發生。斯大林開始對托派進行嚴厲鎮壓，并把托洛茨基趕出中央政治局，導致親托派的莫斯科中山大學被卷入學潮中。校方曾邀請斯大林到校演講“托派的錯誤”，這也是蔣經國首次看到斯大林。由于斯大林在演說中提及托洛茨基事實上是擁護蔣介石的，因此蔣經國在壓力與惶惑中，公開聲明與托派并無關系。由于蔣介石要求所有國民黨籍留蘇學生離開莫斯科中山大學，1927年8月5日有200多名中國學生獲得蘇聯批準回中國，但是蔣經國并未通過申請，而是被同意提早畢業，并進入莫斯科一所軍校接受訓練。他的第一任妻子馮弗能則和她的哥哥馮洪國在1928年5月回國，據說蔣經國曾向蘇方提出一份公開的自白聲明，證明蔣馮兩人已然結束短暫婚姻。此后蔣經國與蔣方良結婚，未對外公開提及與馮的這段婚姻。
與王明在蘇聯的數次爭斗
留蘇勞動期間的數十份改造工作
斯大林數次召見后的中蘇微妙關系
蔣經國隨后申請并被安排進入紅軍位于莫斯科的特別軍事學校受訓，在莫斯科紅軍當兵一年，曾開過飛機、當過騎兵，甚至在流冰上宿營。
當了一年學員后，1928年，蔣經國以軍中最優秀的五名學員之一的身份，獲選至列寧格勒培訓紅軍干部的托瑪卡紅軍軍政學校，展開三年的學習。除了軍事項目，他在這段時間里特地研習唯物辯證法，并曾在雜志上發表論文。由于學院學生均為共產黨員，蔣經國無法參加會議，因此入學第二年他即參加聯共(布)，成為候補黨員。
蔣經國了解他在此處一舉一動都必須通過莫斯科決定，并受到密切監控，因此他日后回憶時，連稱自己“完全與中國隔絕了”，同時“從前雖然每封信都被檢查，我仍然可以和親友通信，現在我就連寫一封信都不能了。
當時思親之情及思鄉之情，真是無時或釋”，他甚至“隔一兩天就給父親寫信”，只是“每封信我私下閱讀兩三遍就毀掉了”。蔣經國雖退出托派，但仍與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江浙籍同學有所聯系，這批同鄉還戲稱要推舉蔣經國擔任江浙同學會會長。沒想到這些私人信件，包括幾封打算寫給蔣介石而未能寄出的家書，被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擔任支部局書記的王明掌控后，指控蔣經國在蔣介石指揮下成立反革命組織，要求逮捕蔣經國，釀成頗大風波。蘇聯當局無意將風波擴大，因此經共產國際監察委員、聯共(布)中央監委會與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組成審查委員會調查后，確定是假案，蔣經國逃過一劫，但也因此與王明關系惡化。
1930年5月，蔣經國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論文題目是《游擊戰的戰術》。蔣經國當時第一志愿是申請回國，第二志愿則是加入紅軍，但由于蔣介石不斷發動“剿共”，讓蔣經國期望落空。當時莫斯科中山大學已改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因此蘇聯派他回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擔任中國學生訪問團副指導員和翻譯。周恩來也在訪問蘇聯期間見過蔣經國，雖然表示贊同蔣經國批判蔣介石，但還是希望他繼續與蔣介石保持聯系。
同年6月結束外高加索和烏克蘭參訪團行程并回到莫斯科后，蔣經國突然發高燒生病住院。出院后，共產國際要他“體驗無產階級的生活”，因此于1930年10月將他改派到莫斯科的狄拿馬電氣廠當機械工具操作工人。
從來不曾做過體力勞動工作的蔣經國回憶:“每天工作八小時，早上八點鐘上班，下午五點下班，中間有一小時吃午飯。做了兩天，不但雙手腫了起來，而且還覺得腰酸背痛……我月薪只有四十五盧布……那時蘇聯食物短缺且價昂，面包要配給，魚肉的供應亦非常有限。我常�？罩亲庸ぷ�。”為提高技術水平，蔣經國進入夜校進修工程學，并在工廠內兼課軍事賺外快。不到一年，廠方推薦他當管理委員會副主任，但據《蔣經國全集》記錄，蔣經國指稱“因中共代表陳紹禹(王明)反對推薦我”，所以期望落空。
陷入失望不滿情緒的蔣經國，自稱“在一次會議上，我公開抨擊陳紹禹，共產國際的干部因此要把我放逐到西伯利亞”，惹上另一場政治風波。1931年爆發的九一八事變，導致中、蘇、日三國之間的形勢緊張、微妙。斯大林此時秘密約見蔣經國，談及中國與蔣介石對此的態度，并與其共進晚餐。隨后蘇聯方面應蔣經國要求，將他改派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農村勞動。
其時，蘇聯推行集體農莊政策，蔣經國稱:“石可夫在莫斯科區內，算是最落后的一個農村……我初到的時候，因為我是外國人，沒有一家肯借床鋪給我睡。第一夜我就睡在一個教堂的車房里。”后來還好有68歲的老農婦莎菲婭好心收容，蔣經國才得以住進位于牛棚旁由幾十塊木板搭成的房間里，一待就是一年。蔣經國在石可夫勞動期間，一開始被其他農民譏笑排斥，但他認真耕田，終于引起農民同情，第六天，農民邀蔣經國參加會議，“十天以后，當地農民派我當代表到城內去接洽許多關于土地借款、購置農具及稅捐問題等種種事情……以后農民就再不要我去耕田了……過一個月后，我被農民選舉為農村蘇維埃的副主席。因為正主席生了五個月的病，所以事實上，我擔任了主席的職務”。
三個月后，在蔣經國指導下，石可夫組織了第一個集體農莊。不過，1932年10月19日，蔣經國接獲莫斯科方面來電，要求他立即返回，展開另一段勞動生涯。當時由于日軍進占東北，引發斯大林高度關注，多次促成恢復中蘇正式外交關系，但蔣經國此番回到莫斯科后依舊不順利，他仍將事件悖順指向陳紹禹。據蔣經國回憶，莫斯科方面希望他繼續學業，但陳紹禹認為他留在政治中心的莫斯科很危險，主張調到荒遠的西伯利亞，在數千里外的金礦工作，尤其不能回到遠東;蘇聯人也擔心小蔣留在莫斯科會發起反陳紹禹運動，于是小蔣被派到烏拉山脈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
由于身體不適，小蔣先臥病在床近一個月，病愈后到西伯利亞的阿爾泰金礦勞動數月，獲得管理單位“工作記錄良好”的評價后，約于1933年3月改派到“工廠中的工廠”———大型企業烏拉爾重型機器廠擔任技術師，一年后升為副廠長，并兼《重工業日報》責任副主筆。1935年1月，雖然蔣介石當時借五次“圍剿”，把中共逼得展開長征，但作為軍事強人的蔣介石，對日態度究竟是和是戰仍是聯共(布)關切的焦點。斯大林也因此于1935年1月再度召見蔣經國餐敘，了解國民黨可能的變化。
與蔣方良的蘇聯姻緣
共產黨員蔣經國在康生的帶領下返國
其實早在1931年國民黨逮捕蘇聯籍的牛蘭夫婦后，宋慶齡就曾借赴蘇聯拜會斯大林的機會，建議以牛蘭夫婦的自由換取蔣經國回國，但未獲得斯大林認可，足見蔣經國的重要性。尤其蔣經國在俄期間，斯大林多次召見，更證明他對蔣經國戰略價值的掌握。作為蔣介石的子嗣，蔣經國雖高喊打倒自己的父親，蔣介石也自稱“寧可絕后”，甚至“寧使經國投荒，或任蘇俄殘殺，絕不愿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兒”，斷然拒絕交換的提議。但血濃于水，蔣介石還是頗能體諒自己兒子的苦衷，并深切期待得到蔣經國的信息。
馮玉祥之子歸國后，蔣介石曾親自召見并詢問小蔣的處境。得知蔣經國離開莫斯科中山大學后，蔣介石也稱自己“無以對先慈愛孫之心之切矣。豈天果欲使我有虧于天性之愛乎?”，他甚至也曾擔憂地記述:“余近來甚為我經兒憂慮。嗚呼!經兒為吾母所最疼愛者，余乃棄之于外邦。中正不孝之罪，于此為甚。”隨著中蘇關系改善，他一再通過外交努力讓蔣經國返國。老蔣曾在日記中提到，與顏惠慶、顧維鈞等“談外交方針漸定”，“經國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結果，則努力之效漸見”。
宋美齡也通過中國駐蘇大使轉達蔣介石“非常盼望兒子能回到中國”之愿。只是斯大林為了把蔣經國的戰略價值提到最高，對外宣稱小蔣不愿回國，令蔣介石非常不滿。不過中國駐蘇大使館人員看望蔣經國時，他也的確沒有透露回國的想法。反倒是《真理報》曾出現一篇以蔣經國名義發表的文章《給母親的信》，批評蔣介石對毛福梅太過絕情，同時批評他是“人民公敵”，他也以有“這樣的父親為恥”。老蔣雖不敢確認是否是蔣經國的手筆，但起碼證明小蔣還安然無恙，“心為之一慰”。
蔣經國日后也指稱，是陳紹禹假借他的名義發表的這封信以打擊蔣介石。蔣經國的生活也在此時起了變化。1935年3月15日，蔣經國與同在機械廠工作的芬娜·伊芭奇娃·瓦哈里瓦(即后來的蔣方良)結婚。芬娜自小與姐姐相依為命，當時剛從工人技術學校畢業。兩人相識于1933年，因為英雄救美等巧合，兩人經戀愛后結下了這段異國姻緣。同年12月，長男愛倫出生，即日后的蔣孝文。蔣經國終其一生都相當感念這段平凡的小康家庭生活，始終與蔣方良保持相當恩愛的夫妻關系。當時他與妻兒同住在一套兩室的公寓中，好客性格似乎也從此時開始，他不時會以高加索舞蹈、蘇聯歌曲來取悅賓客，還邀請朋友到家中同度新年。直到1936年，蔣經國在重型機器廠的工作與預備黨員權利突然被取消，不但整天無事可做，全家三口有一段時間只靠芬娜的一份薄薪過活，顯得相當艱難。
就在這個時刻，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為促蔣介石停止“剿共”、共同抗日，發動西安事變，將老蔣囚禁。先是莫斯科《真理報》《消息報》譴責囚禁蔣介石的作為，蘇聯后又公開表明，中國必須團結對外，蔣介石是唯一能夠領導統一戰線的人物。因此斯大林對外的態度非常明確，就是希望中國不要因除掉蔣介石而導致國民黨推派出親日的領袖，而是最好以蔣介石為領袖，國共合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牽制日本擴張，這也為整個西安事變和平落幕畫下句號。就在西安事變過后幾天，12月15日，烏拉爾重型機器廠黨委通過了蔣經國先前的申請，做出“接受蔣經國為第四類布爾什維克黨員的決議”，等于是讓蔣經國由聯共(布)候補黨員成為正式黨員。據說共產國際曾發出電報要求保留，但反對意見并未被蘇聯接受;顯然蘇聯已同意蔣經國回國，讓他影響、支持蔣介石堅持聯共抗日的方針。
蔣經國在西安事變發生后，雖立即提出返國要求，卻碰了軟釘子，一方面被告知即將返回中國，但另一方面又要他回到烏拉爾等待。因遲無返國消息，蔣經國再度上書斯大林。1937年2月，莫斯科傳喚蔣經國，要他帶上全家與細軟。這次抵達莫斯科后，蔣經國才確定獲準離開蘇俄，蘇聯官方也特地安排許多重要拜會，包括斯大林的密友、蘇聯駐華大使，甚至與他沖突激烈的王明等人也來探視。蔣經國則書面保證，回國后絕不反對中國共產黨或附和托派。他在臨行前，第三度單獨會見了斯大林。
3月25日，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康生領隊下，蔣經國帶著妻子與長子蔣孝文從莫斯科搭乘火車，離開停留了12年的蘇聯，重新踏上帶著他來到蘇聯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康生與蔣經國途經海參崴時拍發聯合電報給位于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黨部，蔣經國自稱“黨派我回國，這是一件重大任務”，并盼黨部“轉告共產國際執委會，我會恪遵黨紀”。經過幾番波折，蔣經國終于在4月19日回到暌違的中國，但內心不安的蔣經國知道，如何重拾蔣介石對他的信任，已經成為他邁入未來生涯中最重要的課題。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4533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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