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旱災是“義和團運動”的主因

作者：金滿樓

1900年5月21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曾在給英國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說：“我相信，只要下幾天大雨，消滅了激起鄉村不安的長久的旱象，將比中國政府或外國政府的任何措施更迅速的恢復平靖”。

很奇怪的是，庚子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災害與往年以澇為主的態勢相反，這次是普遍而嚴重的干旱，譬如當時直隸的旱情記載：“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麥未種，……直隸三省未下透雨”。北方的這次旱災蔓延甚廣，除了山東與直隸外，山西、河南與陜西等地也飽受干旱之苦。在很多地方的縣志中，當年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盡萎，大饑”的記載。由此，歷史上描述旱災“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悲慘畫面再次出現，其記載令人不忍卒讀。

從心理學意義上說，旱災被水災更加的可怕。一般來說，水災有時間限定性，暴雨不可能一直持續，只要大水退去后，災民即可回到家園重新恢復生活，而且洪水帶來的淤泥還能增加土地的肥沃度，有利于提高作物的產量。再者，水災造成的焦慮情緒往往可以通過追究瀆職的水利官員得以宣泄，也可以通過疏浚河道、加高河堤等措施來恢復農業生產的信心。換句話說，水災是一目了然的，但旱災就不一樣了。

旱災給人們帶來的巨大的心理壓力，往往在于它在時間上的不確定性，它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帶有持續性的、漸進式的苦難和折磨。水災一旦發生，它便已經成為一個過去的事情，人們大體上可以確定它的結束日期并規劃災后的生活，但旱災的不確定性則讓人充滿焦慮而無法產生預期。正如柯文在《歷史三調》中說的：“旱災持續的時間越長，這樣的問題就越急迫：什么時候下雨？干旱什么時候結束？它會結束嗎？簡言之，水災形成后，人們最關注的是已發生之事，而旱災形成后，人們最為關心的是尚未發生之事。可以說，旱災給人們造成的心理壓力更大”。

從中國傳統的災荒觀來看，旱災往往被解釋為得罪了上天（玉皇大帝），因此皇帝和官員們往往會舉行莊嚴的祈雨儀式，祈求上蒼原諒，賜以甘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祈雨活動都會得到回報，譬如庚子年的干旱就并沒有因此而得到緩解。

干旱使得直隸、山東等地的農民無所事事，義和拳也由此得以蔓延。據《天津政俗沿革記》中記載：“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山東義和拳其術流入天津，初猶不敢滋事，惟習拳者日眾。二月，無雨，謠言益多，痛詆洋人，仇殺教民之語日有所聞。習拳者益眾。三月，仍無雨，瘟氣流行。拳匪趁勢造言，云：‘掃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無雨。各處拳匪漸有立壇者”。

最為巧妙的是，義和拳宣揚的“反教”觀念正好為緩解干旱帶來的焦慮煩躁情緒提供了一個宣泄口，這便是義和拳揭帖中反復強調的，當時北方久旱不雨，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爺”，所謂“天無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只有“掃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

法國社會學家勒龐在《烏合之眾》中說：“群眾不善推理，卻急于采取行動。……那些教條，具有不容討論的專橫武斷的力量”。中國有句老話叫“天怒人怨”，在人的能力范圍之內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尋找一個替罪羊便顯得十分必要了。洋人、洋教與中國傳統及文化的格格不入，正好為“天庭震怒”找到了原因。

洋人洋教（及其背后的教民乃至一切與洋務相關的事務如鐵道、電報、洋行等）得罪了老天爺，這個觀念是不容懷疑的，因為從邏輯上說，假如是洋人洋教得罪了天庭導致干旱，那普降甘霖又證明了他們的無辜。正如時人王照在《行腳山東記》中說的，當德國人在山東修建鐵路時，當地人“喧傳凡鐵路所經若干里內，禾稼皆死”，于是“齊向洋人拼命”，但“他日見禾稼不死，即為悅服洋人之日矣。”

事實上，當年六月，直隸、山東交界一帶下了一場透雨，附近一帶的義和拳便紛紛回籍，某佚名士大夫即記載說：“團即返奔，途中自相語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遺憾的是，并非所有地區都像直隸、山東交界一帶那么幸運，直隸北部等地區的旱情就一直沒有得到緩解，而這也是造成庚子年那場災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實上，那些在華傳教士也在不停的祈求上帝賜予人們一場大雨，某傳教士在信中說：“拳民們威脅要搶劫并殺害傳教士和教民，……人民無所事事，只談論如何殺洋人和教民……形勢越來越險惡，如果一直不下雨，什么樣的暴力事件都可能發生，我們知道，如果上帝愿意，他會普降甘霖來解救我們。”另一個傳教士也說：“雨水對我們來說意味著安全，正是由于久旱無雨，他們才在這里鬧事，并不是因為義和團……他們本來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們現在被饑餓折磨得絕望了。”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4551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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