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與隋煬帝都是次子，而且兩人都有并不光彩的過去：即都是通過殺死兄長才得以掌權。另一方面，從作為皇帝的資質來看，冷靜地比較兩者，就會發現無論在把握未來的構想能力和行動能力方面，還是在學問以及文學素養等方面，隋煬帝都要高出一籌;作為一位統治者來說，唐太宗并沒有任何方面超過隋煬帝。
太宗的歷史亮相：他是中國皇帝，也是天可汗
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登基，成為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此事距離玄武門之變的發生僅僅只有兩個月。在高度集權，所有權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中國王朝體制之下，不允許有任何中間環節的權力形態存在，只要一天不完成最高權力的交接，就不會出現穩定的政治局面。即便在父子兄弟等親人之間也不例外�；蛟S有人認為，李世民剛剛通過殺掉兄弟才掌握實權，同時其父高祖仍然健在，他其實完全可以擔任一段時間的皇太子再說，何必如此性急。李世民之所以沒有那么去做，主要是因為當時突然出現了來自北方的威脅，即突厥的進攻。局勢的變化要求李世民必須迅速解決這一問題。
在隋文帝時代的后半段，從啟民可汗時開始突厥(東突厥)歸順隋朝，之后與隋基本保持著良好的關系。然而到了其子始畢可汗時，正好碰上隋末動亂，突厥與隋的關系遂出現了逆轉。前章提到的大業十一年(615)隋煬帝在雁門(今屬山西省)被突厥包圍，九死一生才得以逃脫的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在隋末華北各地嶄露頭角的群雄之中，諸如竇建德及其部下劉黑闥以及高開道和劉武周、薛舉和李規等人，幾乎所有的叛亂首領都與突厥或通好或臣服，總之以某種形式與突厥保持著聯系。突厥君臨于隋末群雄之上，從遙遠的北方對他們進行遠距離操控、牽制，使之互相爭斗。這種狀況就宛如歷代中國王朝對北方民族所采取的分割離間政策的翻版。
實際上，唐也和其他的群雄同樣，處于突厥的支配影響圈之內。一般認為，唐朝的太原起兵就是在突厥點頭同意以后才付諸行動的。太原起兵時，突厥借給李淵1000匹戰馬和2000名騎兵(一說500名騎兵和2000匹戰馬)，此舉在起到加強唐軍力量的同時，另一方面也有監視唐軍行動的目的�？梢酝茰y，在唐與突厥之間很可能簽訂有密約，約定在唐軍占領長安以后，作為成功的報酬，唐向突厥割土進貢，同時容忍突厥的掠奪等，以此加強唐對突厥的臣服關系。然而，當唐軍控制長安以后，一方面對突厥繼續采取低姿態，另一方面卻接連制服群雄，開始邁向全國統一之路。當突厥意識到這一點時，局勢已經發生了變化：與突厥對峙的勢力只剩下了唐。
突厥認識到，倘若等唐朝完成統一大業，鞏固了陣腳以后，形勢會越發變得對突厥不利，此前突厥對唐指手畫腳的優勢將不復存在。于是，從始畢可汗經處羅可汗，到頡利可汗繼位以后，便從武德七年(624)開始率領十萬騎兵大舉南進，并終于在武德九年(626)自西北攻入，兵臨長安城下。此舉顯然是由于突厥看準了玄武門之變后唐朝內部混亂，而乘機對唐采取的行動。李世民為了順利度過這場危機，遂決定讓自己站在最前沿，其結果便出現了前面提到的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的倉促即位。
太宗即位二十天以后，突厥的大軍便出現在了渭水的便橋(西渭橋)之北。唐太宗聞訊立即率領六位重臣奔赴便橋，隔河痛斥對岸的頡利可汗。頡利沒有想到唐太宗會親自前來，大吃一驚，同時看到太宗身后唐軍大部隊接踵而至，唐軍的軍威和士氣讓頡利感到恐慌，遂于便橋上與唐太宗握手言和，并立即撤走了突厥大軍。
這個故事的確十分打動人心。便橋退兵是太宗即位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他的首次亮相。實際上，唐太宗早已經預料到了突厥的進攻，并提前做好了從背后夾擊突厥軍的準備;同時另一方面，頡利心里也很清楚，對唐施壓必須有重點，在長安附近長期對峙下去勢必伴隨危險。關于唐太宗究竟是否在渭水便橋有過這樣一個光彩的亮相一事，盡管我們稍稍抱有疑問，但不管怎么說，這位新皇帝總算順利度過了這次危機。唐太宗借此機會凝聚人心，強化了內部團結，同時也找到了轉而對突厥進行反攻的突破口。
所謂反攻的突破口，是因為唐太宗注意到，彌漫于突厥大軍中的軍紀松弛渙散現象，其原因主要在于頡利可汗和突利可汗兩個人之間的微妙關系。突利可汗是始畢可汗的嫡長子，乃突厥之嫡系，而現在只是其叔叔頡利可汗之下的一個小可汗;另一方面，唐太宗在秦王時代即已與突利可汗結拜了兄弟。于是，唐太宗便努力接近拉攏突利，想方設法孤立頡利。這一時期恰逢草原連年大雪，家畜多凍餓而死，陷入饑荒狀態。唐太宗抓住這一機會，任命李靖、李?(李世?)為主將，向頡利發動進攻。到貞觀四年(630)二月，頡利被唐軍俘獲，至此君臨北亞的突厥帝國，即突厥第一汗國遂宣告滅亡。被押解到長安的頡利可汗在郁悶中死去。
突厥帝國的滅亡，給予其治下的各個民族的酋長們以強烈的沖擊。對于即位僅僅三年半就擊敗了北方強國的唐太宗之偉業，他們感到震驚和敬佩，預感到唐將成為包括游牧世界在內的新的中心。于是他們在協商之后，共同推舉唐太宗為凌駕于各族之上的“天可汗”。由此，歷史上誕生了第一位集中國皇帝(天子)和游牧世界的天可汗于一身的君主。
同樣是次子奪權，一個“昏君”，一個“明主”，為何?
如上所述，唐太宗首先一舉解決了擺在眼前的最大的難題，給太宗時代開啟了一個好的開端。同時，貞觀二年(628)，隋末群雄中的最后一支殘存勢力梁師都也被消滅，全國統一宣告完成。于是自此以后，唐太宗致力于安撫民生，讓經過戰亂以后疲憊不堪的民眾休養生息，同時全力以赴整頓統治體制。開始了在后世廣為人知的“貞觀之治”。
“貞觀之治”之所以膾炙人口，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在一個世紀以后出現的吳兢《貞觀政要》一書的影響。該書乃唐太宗與臣下的問答集，通過具體的問答，對于君臣之間應有的關系、從事政治最為重要的東西等問題進行了梳理解說。倘若要追究一下這本書的主旨的話，似乎可以這樣歸納：作為君主來說，應該怎樣對待臣下們的意見(諫言)，如何把握好分寸，推行寬容的政治;另一方面，作為臣子則要公正清廉、不畏權勢、勇于納諫、克己奉公。后世的人們通過《貞觀政要》一書，將貞觀之治看作君主政治的理想形態。
實際上，有關這一時期唐太宗認真虛心地聽取魏徵等諫官的意見，在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的大力支持下執政的記載，在當時的史料中隨處可見。由此我們可以說，太宗之所以如此重視諫言政治，是因為之前有一個不聽臣下的勸諫、一意孤行而導致亡國的君主——隋煬帝。正是為了不重蹈隋煬帝的覆轍，唐太宗才身體力行，努力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為一個善政的實踐者。然而，我們如果僅僅這樣來看待唐太宗的話，那就流于簡單化了。
唐太宗與隋煬帝都是次子，而且兩人都有并不光彩的過去：即都是通過殺死兄長才得以掌權。另一方面，從作為皇帝的資質來看，冷靜地比較兩者，就會發現無論在把握未來的構想能力和行動能力方面，還是在學問以及文學素養等方面，隋煬帝都要高出一籌;作為一位統治者來說，唐太宗并沒有任何方面超過隋煬帝。唐太宗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另辟蹊徑的話，自己只能步隋煬帝之后塵。所以唐太宗遂把隋煬帝塑造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惡棍和反面典型，并通過重視臣子的諫言這一策略，竭力在各方面與煬帝進行對比，千方百計地打造自己的明君形象，借以洗刷因玄武門之變而帶來的陰影。
唐太宗非常在意人們如何評價自己的政績。侍從君主左右的起居舍人和起居郎負責記錄君主的公開言論以及行動，并且以《起居注》之名將記錄傳諸后世。按照當時的規定，《起居注》是不能讓君主本人看的，而唐太宗卻按捺不住想看《起居注》的欲望。有一次，太宗委婉地暗示了此意，結果被負責編輯《起居注》的杜正倫婉拒說：皇帝的言行都要在《起居注》里記下來，以流傳后世，請皇上專心于政務。還有一次，唐太宗又要求看《起居注》，亦被負責記錄的褚遂良拒絕。褚遂良說：“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嘗自取而觀之也!”
雖說如此，史官們是否能完全拒絕唐太宗的要求呢?《起居注》中所描寫的唐太宗完全是一代明君的形象，而對于玄武門之變的情況則輕描淡寫，模糊不清。由此推測，唐太宗很可能看過這些《起居注》。與此同時，唐太宗也非常重視史書的編纂。貞觀十年，命魏徵牽頭負責編寫記載隋朝歷史的《隋書》，詳細地記載了隋煬帝的暴政以及隋末的動亂�！端鍟烦蓵陲@慶元年(656)。
在這些記錄(史書)中，唐太宗的意圖都被鮮明地反映了出來，并因此而確立起了后世對于這一段歷史的評價基準。的確，唐太宗可以歸入有能力的皇帝這一類人物，正是他促使了政治上相對穩定的貞觀時期的出現。但是我以為，并不能因此就輕易地斷言，唐太宗一定就像后來被人們所追捧的那樣是一代明君，而隋煬帝則完全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暴君。對于這一方面的善惡判斷，似乎應該更慎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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