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米 @ 2008-05-20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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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漢學，深受中國的影響，并形成獨自的學風，近代又接受西方史學理論，兼收并蓄
，重視理論而運用得不露山水，強調實證而頗能以小見大，因此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
為世所矚目。
日本近代史學的創立，始于東京大學，其最初聘任的是蘭克的高足利斯教授（Ludwi
g Riss），第一屆畢業生中，有白鳥庫吉博士，后來成為東京學派的領袖。從其學術傳
承可知，東京學派深受蘭克史學的影響，強調對歷史的批判。京都大學教授內藤湖南喜
愛中國文化，與中國學者交往甚多，頗受乾嘉學風影響，其學術風格更加注重對歷史的
理解。白鳥庫吉和內藤湖南各自對學術的理解及其治學方法，遂成為東京學派與京都學
派的分水嶺。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的東洋史學界展開對軍國主義史觀的批判與清算，強調
亞洲歷史自身的特點，積極批判"亞洲社會停滯論"。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通過確
定歷史分期來闡述中國社會的性質及其發展模式。
從整體史的角度試圖尋找中國歷史發展的模式，則歷史分期無疑是首要的問題。因
此，內藤湖南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提出東漢以前為"古代"，五胡十六國至唐中葉為"中世
"，以后為"近世"的階段論。二戰后，前田直典首先對此展開理論批判，揭開戰后史學研
究新的一頁。這段論爭，高明士先生有專著《戰后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介紹，請參閱。
值得注意的是，戰后關于歷史分期的討論，和清算軍國主義歷史觀、批判"中國歷史
停滯論"以及運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緊密聯系，基本上是從整體的歷史進步史觀開展研
究的。歷史分期的論爭在八十年代趨于沉寂，但取得的成就卻相當顯著，極大地促進了
史學研究的進步，并內在地規范著今日的研究。
首先必須提到的是宮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的研究》這部開創性的里程碑著作。宮
崎是史學通家，學問廣博，才華橫溢，強調整體把握歷史，突出具有深遠影響的歷史主
線，以達到綱舉目張的效果。在他看來，魏晉隋唐時代的基本特點是貴族政治。貴族門
閥壟斷了國家的銓選，決定了教育的性質和對象，其于地方鄉里社會所擁有的實力，成
為他們獲得政治權力的保證，國家政權也不得不與之妥協，形成該時期國家政權的基本
特色。在《中國古代史論》中，他還進一步從社會基層組織演變的歷史，揭示貴族制的
社會起源及其權力基礎，指出中國古代發生過從都邑國家到領土國家的演變，在魏晉時
代，更出現由人為的行政村向自然村的過渡，以此證明該時代的確出現社會性質的轉變
。
在宮崎說的影響下，川勝義雄和谷川道雄提出六朝豪族說。他們從族群變遷的角度
，認為中國古代是一部共同體演變史，由最初以血緣關系為中心的"氏族共同體"發展到
以"父老"為中心的"里共同體"，東漢帝國的崩潰，又促使"里共同體"轉變為"豪族共同體
"。應該澄清的是，他們所說的"豪族"，并非中國史學界所說的"豪強"，而接近于文化"
士族"。顯然，他們極其重視文化與共同體的因素，試圖從本源上深入理解中國社會的特
殊性，克服以西方理論模式套用于中國史的缺陷。從內藤到谷川，可以看到研究的逐步
深入與拓展，從一般性的歷史發展階段論，到社會史、制度史、文化史乃至文化人類學
的考察，使人在清晰了解社會各個階段的基本特點及其推演的同時，也對學術研究的歷
程了然于胸。
最初對內藤說提出批判的前田直典，學術上深受其師加藤繁的影響，提出古代到中
世的演變發生于唐宋之間，因為從世界史的角度看，各國的發展有其一致的"時代格"；
而從經濟史的角度看，則從戰國到唐末維持著奴隸勞動方式。東京學派的研究，在相當
程度上受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十分注重對社會經濟基礎的把握。這一點，擊中京都學
派的薄弱之處，故而激發了京都學者加強對經濟史的研究。東京學派注重理論性研究，
是其重要特點之一。
西島定生發展了唐末古代說，提出著名的"家父長的家內奴隸制"，認為到唐末仍是
奴隸社會，豪族只是國家權力的附庸或壓抑對象，而沒有太多的自立姓。其學說頗受批
判。
堀敏一出版了《均田制的研究》、《中國古代的身分制》和《中國古代的家與集落
》三部專著，從書名即可一目了然，作者雄心勃勃，試圖從經濟制度、身分法制、家族
形態和社會制度系統完整地對古代社會變遷進行綜合性考釋，集學界成果之大成，畢其
功于一役。作者也的確建構了一個相當嚴密系統的學說，他把均田制、租庸調和地方鄉
村社會的管理視為一個系統，并說明魏晉時代主要的生產者是國家"個別人身支配"下的
農民，并不是奴隸，卻也不是自由民。接著，又從法的角度考察人的身分，闡明良賤制
的起源、變化及其性質，明確地賦予其法制史上的地位。最后，從國家法律中儒家倫理
加強的過程研究家族的存在形態，指出中國家長權力乃隨國家權力的介入而加強，鄉里
雖然出現從行政村向自然村的演變，但其法律地位的確立要到宋代才完成，從而維護并
發展了唐末古代說。
從以上介紹可知，構成日本中國史研究主流的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他們的所有的
成果都受到論爭的激勵，在學術批評與切磋中形成良性的學術互動。進入八十年代以后
，關于歷史分期的爭論沉寂下來。這與學術理論及關注問題的轉移有莫大的關系。
首先，歷史主義理論的地位發生動搖，建構整體史學的努力受到質疑。八十年代以
來，社會史、文化史的研究成為主流，空間史取代時間史，專題性立體式的史學建構成
為時尚。當然，在探討歷史進程中遇到許多具體問題缺乏深入研究的難題，也促使新一
代學者更愿意發現和搜集新資料，進行具體、個案的深入探索。這其實也在為今后綜合
性的研究做積極的鋪墊。如后述，一些頗有分量的綜合性成果正在出現。
其次，經濟高度發展并開始步入后現代社會，以往那種以西方為樣板的所謂"進步"
、"發展"和"現代化"之類的觀念正在失去昔日的光耀，那種以西方為指向的一元化模式
正在向多元化、特殊性的研究轉變。"亞洲停滯論"已經被清算，東方社會形態及其特殊
性正通過個案研究獲得長足進展。
在史學研究轉折時代，一批新成果曄曄生輝，倍受矚目。
堪稱唐代法制史研究劃時代的煌煌巨著，是池田溫主持的《唐令拾遺補》。唐朝律
令格式，唯律見保存，若要研究唐朝行政的真實形態，則令、格、式無疑具有根本性意
義。日本古代模仿唐朝實行律令制，故可依據日令還原唐令。1933年，仁井田?出版了
《唐令拾遺》，極大地推進了唐史研究。此后半個多世紀，許多學者都在深入發掘史料
，試圖補充還原唐令，但由于仁井已經做了細致的整體收集，故繼續此項工程就十分宏
大艱難。池田主持的研究班子，集數十年的研究成果和各種新發現史料，歷時十余年，
終告成功，在已知中日兩國文獻范圍內，必將成為不朽的唐令研究之經典。
不管采用什么方法開展研究，日本都極其重視學術的積累和傳承，池田為仁井學生
，而克紹其業。清木場東受業于著名唐史學家日野開三郎，而承經濟史研究之緒，撰就
鴻篇巨制唐代財政史，實為又一段佳話。
清木的唐代財政史由兩冊構成，第一冊《唐代財政史研究（運輸篇）》，集中探討
國家財政史的基本環境，其構思似乎受到經濟網絡理論的影響，而花費如此多的筆墨進
行財政環境的研究，已經預示了作者的宏大計劃。然而，出乎預料的是作者推出卷帙浩
繁的唐代財政本體研究篇時，卻改名為《帝賜》。當我接到作者的贈書時，不由得為之
拍案叫絕。古代財政的基本前提，是中央專制集權的政治體制，與資產階級革命后立憲
政治下通過議會進行宏觀監督控制的預算財政有著質的不同。也就是說，預算首先是一
個政治體制問題，而不能庸俗化為國家收支計劃的經濟問題。清木能夠提綱挈領地點出
唐代財政的本質，避免理論運用的時空錯置，是基于對理論的深入理解而達到運用理論
于無形的境界。
有些人誤以為日本學界缺乏理論，這種看法至少是不全面的。誠然，在歷史學領域
，迄今未見日本學者提出重大的理論體系，但是，這并不能抹煞他們對各種理論的深入
掌握，并達到相當的高度，而成為一種自覺的研究方法，去發現和提出重大的課題來。
這總比囫圇吞棗要強得多。
實際上，許多重大課題的研究，都有著學者的理論建構背景。對于判斷魏晉隋唐社
會形態而言，把握該時期國家政權的性質至為關鍵。而對于制度史的研究，以往多停留
于制度及其相關法令規定的層面，亦即多為制度外在形式的描述。若要真正了解制度的
實際存在形態，勢必要深入剖析其具體的運作過程。在此領域，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
究》、《唐代公文書研究》和《唐代官文書研究》三大冊，大量使用敦煌吐魯番文書和
碑銘等新史料，揭示各級政府行政實態等新問題，自成嚴整深入的唐代行政研究體系。
難能可貴的是日本學者的研究，經常采用比較史學的方法，在多領域、多層面進行
中日歷史的比較研究。亦即日本的史學研究是開放式的。這同日本古代既處于東亞世界
的邊陲，又是東亞世界的重要成員這種特殊地位有著密切關系。脫離東亞世界，日本歷
史無從談起。這反而促使日本學者經常以世界史的宏大視野進行東亞史的研究，中國史
、日本史研究概莫能外。這方面的成果甚豐，鈴木靖民《古代對外關系史研究》和石見
清�！短瞥狈絾栴}與國際秩序》堪稱杰作。兩書都對東亞國家的政治、外交體制進行
法的比較研究。鈴木將朝鮮納入研究視野，從外交關系的變動及其相關的國際形勢到各
國的外交實務，多層面探討東亞世界的內在關系。石見則頗費氣力整理唐代禮制和國書
文獻，復原唐朝皇帝朝見儀式的全貌，以及東亞各國間的國書格式，為東亞國際關系的
性質及其秩序的確定，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研究。
深厚的學術積累，扎實的實證研究，內在的理論素養、廣闊的國際視野和開放性的
研究風格，是日本魏晉隋唐史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所在，也仍是其繼續努力的方向。
原載《光明日報》2000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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