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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風度-魏晉風骨

編輯: 路逍遙 關鍵詞: 晉朝歷史 來源: 記憶方法網
“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王夫之說這話時,一眼就看出曹操為兒子曹丕、司馬昭為兒子司馬炎在知識分子中各殺了一只駭“猴”的“雞”。魏晉文壇,便沒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晉風度,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風采。爭勢篡位,司馬氏父子殺“雞”要來得更為爽利,司馬懿宰了何晏,司馬師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斷了兩根弦。至于前前后后而遭殞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澤厚、余秋雨都曾列過清單加以追悼。原來篡位者竟是這么振振有詞,原來殺人者真是這般有恃無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壓抑的恐怖,致使魏晉文人一邊精心避禍,一邊強行理解,倉猝之間行為乖張,出現了種種獨特的風度。魏晉風度究竟是什么?是春秋戰國后第一個分裂期知識分子被迫依附某個政治集團的散漫心境;是獨尊儒術后儒術又不值錢因而“援老入儒”的尷尬處境;是哲學討論日;拇蟊娗榫场G逭、吃藥和喝酒,組成了風度中的風度。清談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王謝世家、桃源陶令。“同志”一詞最初使用于東漢末年,可見當時的文人對著名的東漢宦禍是何等的同仇敵愾,這種傳統也使魏晉成為中國歷史上最不文人相輕的時代?墒,政治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頭把交椅孔融就是死于多嘴,于是正始名士轉而清談不涉及時事的老莊哲學,何晏、王弼還以“無”字對宇宙的追問開辟了本體論的哲學天地。但何晏是不該帶頭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隨后竹林七賢接班清談,且一齊喝酒,嵇康還獨個兒堅決吃藥,結果被魯迅先生一語道破了天機:加夏侯玄在內吃藥的三個都被殺,只喝酒的阮籍混過去了。竊想,藥使人死,酒使人活,無非因為藥越吃越筆挺,酒越喝越搖晃,正的都得殺,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紙黑字是《與山巨源絕交書》,阮籍不與司馬氏談婚論嫁是因為連續醉了兩個月:正的殺以示嚴厲,歪的留以示寬宏,司馬昭的兩手,不亞于曹阿瞞的兩手。精通文史哲、會耕地施肥、開處方、打鐵的嵇康,就這樣彈完了人世間最后一曲《廣陵散》。第四代清談核心是謝安。倘若說,起初阮籍們是為了避政治而清談,那么清談愛好者發展到晉簡文帝后,清談反而相當于現代的文憑吃香了,成了晉人攀升的依據,著名的王導謝安就是因為清談而成名而當官的。當然,滿肚子淝水戰略的謝安是一貫抵制“清談誤國”的說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談名士本質上是更為務實的。魏晉風度
的極至,是陶淵明提出桃花源的設想。知識分子是社會上信仰最為虔誠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們放浪形骸,他們骨子里也不敢忘掉憂國,陶淵明“歸去來兮”最后還是充滿政治熱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結。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人格范式,清談鞏固其志氣,藥與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應之下,清談、藥與酒漸漸在魏晉社會流行起來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純品格的終結,千秋而下,高談闊論不絕,觥籌交錯不止,風度卻只能是魏晉的風度了。風骨最早用于品評人物,有人認為風骨即風格,也有人認為風骨即形式、文辭與內容、思想的關系!督庹f》中的“風清骨駿”即“文情并茂的、結構嚴密的、剛健朗暢的美”,這才是后世人所樂道的魏晉風骨。自古來,詩便有“言志”之說。所謂的“志”從《尚書》的實際講應“是指作者的志向抱負”(朱自清《詩言志辯》),也就是一種個性的主張。而在后世的社會實踐中,“志”的內涵逐漸開始包含有儒家的道德內涵,而個性化的含義越來越少。魏晉之前的詩歌特點。從詩的起源上講我比較傾向于“詩起于樂”。這一點從詩的節律特點就可以看出來。而歌、樂府詩則從實物的角度提供了明證。正因為如此詩歌的音樂性就成了詩的先天特點。而中國詩的發展也一直在遵循著這條暗線?匆豢丛姟⒃~、曲的發展過程,哪一個不與音樂有關呢?西漢初,五言不盛,止于民間,士大夫多視作民間俚曲,不甚重視。后進于樂府,這才漸為吸納。也正因為如此,樂府詩中包含了許多民歌的氣息。其詩,天真率潔,不尚雕琢。辭風上自然古樸,保留了大量的民間語言。這對后世的詩歌影響頗大。魏晉詩歌承接樂府余脈,但又獨有新意。首先是樂府風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詩轉變。另一方面,文人詩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華,也開始擺脫漢賦的浮華氣,形成了一種自然天成,個性飛張的風格。這方面成就較高,具有代表性,眾耳能詳的莫過于“三曹”父子。關于“三曹”其它文章說的很多,這里不再多說。我只有一點想說明一下。曹氏父子不同于其它建安文!叭堋笔窃娙,但更是社會政治生活的主角。這種顯而易見的主角意識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這種主角意識使他們可以說旁人所不能說,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從里到外都透著大氣。他的“悲涼”、“古直”(鍾嶸語)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嘆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再有,曹植的《白馬篇》中的游俠與一般文士的游俠也大不相同,沒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邁不凡”(見《漢魏六朝詩鑒賞大辭典》)。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主角意識的深刻表現。在他們看來他們不只是在評說歷史,創造歷史的主體就是他們自己。
至于正始文學,則明顯具有文人氣的特征,但在表現個性上卻與建安一脈相承。至若入晉之后,則漸少爽朗剛健的風骨。魏晉風骨對后世影響,特別是唐代諸公大聲疾呼提倡“漢魏風骨”。李白的詩個性之強,近于魏晉,思想上也近于玄老。后人說李白有清談跡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稱為“詩史”,在內容上更近于魏晉。而白居易文辭淺白、直率更是與魏晉有不解之緣。再者,魏晉在形式上的發展也不容忽視。五言詩的形式擴大了詩的容量,使得詩的發展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五言詩也為詩的音樂化找到了一種新的方法。盡管這在當時還并不成熟,但卻給后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詩的形式,使平仄音韻的變化更為豐富,也更具規律性。從更深層意義講可以說是直接導致了后世七言、律詩的產生,進而影響到詞、曲。(轉自瀚文視點,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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