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之西晉滅亡（林洛）
五胡之西晉滅亡（林洛)二6.1.縱論優劣
民族之間的差異，以為《史記．匈奴列傳》記載描述將民族之差異寫得尤為深刻，特載于下。
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
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赍送飲食行戍乎？”
漢使曰：“然�！�
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
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
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々，冠固何當？”
這一段還是有點晦澀，先來翻譯一下。
這是西漢初年漢朝的使臣與代表匈奴的漢朝降人中行說之間的一場辯論。
漢使：匈奴的風俗不尊重老人。
中行說：那么就說漢朝的風俗吧！如果家里有人輪到戌邊或當兵出發時，老人和長輩難道不是都將自己暖和的衣服脫下來給他們穿，把自己的好食品給他們帶著吃嗎？
漢使：是呀！
中行說：匈奴人明確以戰斗進攻為主要任務，年老體弱的人沒有戰斗力，就將自己質優味美的食品給強壯的人吃，也是為了自己能得到他們的保護，這樣父子雙方都能獲得長久的安全，怎么能說匈奴人輕視老人呢？
漢使：匈奴人父子睡在一個帳篷中。父親死了，兒子娶自己的后母。兄弟中有人死了，就娶他的妻子。沒有衣冠服飾，也沒有宮廷禮節。
中行說：匈奴的風俗，大家吃牲畜的肉，喝它們的奶，穿它們的皮。牲口根據水草條件，隨時轉移。所以情況緊急時人人都能騎馬射箭，平時大家就喜歡隨隨便便。因為沒有什么約束，所以容易管理。國君與臣子的關系很簡單，全國的政務就像一個人指揮自己的身體一樣方便。父子兄弟之間相互娶對方死后留下的妻子，是為了防止種族滅絕。所以匈奴再混亂，也要盡量保存自己的后代。你們漢朝的禮法制度雖然詳細，父兄死了子弟不娶他們的妻子，但親屬疏遠一點就互相殘殺，甚至滅絕宗族，干的都是這類事。況且禮法太繁瑣了，上下都不滿意；宮室蓋得太好了，勞動力消耗就大。你們百姓一有緊急情況也不會作戰，平時卻整天忙于勞動�？蓱z你們這些住在土屋子里的人，雖然衣服穿得整齊，帽子戴得漂亮，嘴里夸夸其談，又有什么用處？
這場辯論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文化差異所在和原因。
站在漢人立場上，是無法理解匈奴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因為這些匈奴的文化是適應匈奴的自然條件和生產方式。
我們用用漢人的標準來衡量其他的民族，本身就是可笑的。事實上漢人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也不是完美無缺的。所謂的漢文化優越性不過是自我感覺良好罷了。
這里特別提出的一點是，匈奴有父親死了，兒子娶自己的后母的習俗。
王昭君也有過這樣的遭遇，只是史學家不愿提及罷了。
“南郡秭歸人，名嬙，字昭君。元帝時以良家女選入宮中。竟寧元年(前33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求和親。嬙自請妻單于，稱寧胡閼氏。呼韓邪單于死，上書求歸漢，成帝不許，命其遵匈奴習俗為新單于之閼氏�！�
想必那時候的王昭君一定很尷尬吧，然而后世的史學家也許感到更加尷尬，所以他們故意忽略這件事情，而我們也就很少人知道王昭君有過這么回事情。
其實我們所看到的中國歷史，基本上都是經過過濾的。
前漢第二任皇帝劉聰，是建國者劉淵的第四子，他娶了后母單氏，并且立單氏的兒子、他的同父異母弟弟劉義為皇太弟。?前漢第三任皇帝劉粲，娶了后母靳月光、靳月華（劉聰的老婆）。?
于是我們就能夠了解，在五胡史中劉聰與他母后單皇后的曖昧關系，其實是有原因的。在匈奴習俗歷史這根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后世史評家習慣評價劉聰的荒淫、暴戾，首先就引用單皇后的例子，然而固然劉聰是荒淫、暴戾，但是在單皇后這件事情上，劉聰還是背了黑鍋的。
這也反映了當前的社會現實，我們習慣于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別人，漢人習慣于用自己的倫理道德要求少數民族，而不顧實際的情況和區別，妄加指責，這是毫無道理的。事實上，美國對中國也有類似的指責，盡管中國某些方面做法的確有問題，但是也并非美國的指責都是恰當的。
五胡時期，謀朝篡位的事情發生的特別多，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對于五胡來說，力強者勝之，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最講仁義道德，禮儀廉恥的漢人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們知道曹操要受魏公之位，加九錫的時候，重臣荀?曾經竭力勸阻，曹操要加封魏王的時候，中書令荀攸也竭力勸阻，認為“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位已極矣。今又進升王位，于理不可。”最后荀攸因此事“憂憤成疾，臥病十數日而卒”，曹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
曹操最終還是沒有篡位，倒是大罵曹操是“漢賊”的劉備和孫權自封了皇帝。
曹丕篡位的時候，還有符寶郎祖弼叱曰：“玉璽乃天子之寶，安得擅索！”，最后被推出斬之，“大罵不絕口而死”。
司馬炎篡位的時候，也有黃門侍郎張節大罵“欲行此事，是篡國之賊也！”，結果被“亂瓜打死于殿下”。
再到后來，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趙王倫篡位的時候，已經沒有任何大臣勸阻。
沒有實力的皇帝誰也不會放在眼里。
石勒曾經“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于苦縣寧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馀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把太尉衍、襄陽王范、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澹、西河王喜、梁懷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等等親王大臣全部都抓住。
這個時候，王衍昂首挺胸，站了出來，居然首先“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先把自己的責任推卸得干干凈凈，而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最后竟然無恥的“勸勒稱尊號”，僅僅是為了“冀以自免”。而其他的王公大臣們也都是“眾人畏死，多自陳述”。
王衍是歷史上那位把錢叫做“阿堵物”的奇人，曾為宰相。
王家在東晉時期可是赫赫有名。
王衍弟澄為荊州都督。王戎，竹林七賢之一�；莸蹠r官至尚書令、司徒。
王衍族弟王敦，東晉“王司馬，共天下”的重要人物，任東晉大將軍、荊州牧。是為權臣。
王導，任為東晉丞相，居中執政，與其堂兄敦外掌兵權�！巴跖c馬，共天下”的重要人物。歷仕元、明、成三帝。
王家更有我們熟悉的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等人。
瑯邪王家是西晉東晉時期最著名的世家。
唐代劉禹錫的烏衣巷詩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就是指門第高貴的王、謝兩家世族。
謝家就更是人才輩出了，東山再起的謝安、東晉名將謝玄、都督謝石、輔國將軍謝琰、詠絮才女謝道蘊、山水詩人謝靈運，李白詩中“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指的是謝?，他是謝靈運的堂侄，被稱做“小謝”。
由此可見，王家在當時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影響力，按道理身為名門望族代表人物的王衍應該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可是王衍竟然毫不在意的推卸責任，一被抓住就主動提出請求石勒稱帝的建議，這種厚顏無恥在歷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
王衍被譽為“清談誤國”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口才很好，他之所以有這種言行，固然反映當時的士族根本沒把皇帝當成一回事的現實，但是在我們今天看來，這樣的言論還是令人瞠目結舌的。
然而石勒痛斥王衍說，“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
石勒狠狠教訓了王衍一番，說您年輕的時候就擔任國家要職，名揚四海，身居重任，一直到現在一把年紀，還奢談什么不想當官？西晉到現在這樣面臨亡國的局面，不是你的錯還是誰的錯？
史書上沒有記載王衍聽到這句話后是什么反映。但是想來，王衍縱然是清談之士，辯才無礙，然而對石勒這一針見血的指責，只怕也是啞口無言了吧。
王衍求榮反辱，真是令人稱快。
這里的一個疑問是，為什么漢人的官員，甚至是王衍這樣位高權重的高官，甚為愛惜名聲，西晉時期漢人士族最有名的代表人物，竟然會這么無恥呢？
大概和晉朝時期清談之風盛行有關罷。
司馬氏掌權的那個時候，殺人殺得太多了，敢說話的人都給殺了，于是只留下了只談風月、只談鬼神的社會風氣，人都變得無恥起來，只求茍活，什么骨氣、尊嚴都拋之腦后。
相比之下，為漢人所瞧不起的五胡，他們直爽、豪放的表達反而顯得更加可愛得多。
史書有載。
石勒重用漢人張賓。張賓卒，后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其后程遐代為右長史。遐，世子弘之舅也，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嘆曰：“右侯舍我去，乃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真情流露，很是感人。
秦王符堅，當王猛死后，“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
這些少數民族的優秀領袖們，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寬以待人，重視人才，遠遠勝過了與他們同時代的漢人皇帝。
那個時候的漢族，從皇帝到大臣，從文人到平民百姓，難道算是優秀的嗎？
我時常想，難道這個世界上真正所有民族都沒有優劣之分嗎？難道我們真的應該相信所有民族只存在文化、習俗上的差異，但是他們都是優秀的嗎？
民族平等的說法，我無法反駁。但是我認為，絕對不是每個民族在每個的歷史時期都是優秀的。
我們是優秀的民族嗎？
有人告訴我，一個優秀的民族至少應該是團結的。
西晉那個時候的漢族算得上是團結嗎？我們今天算得上是團結嗎？今天的阿拉伯人算得上是團結嗎？
我只知道，日本人是團結的，以色列人是團結的。
我不知道我們今天的中華民族是不是團結的。
一個優秀的民族應該是自強的，善于學習的。而不該是自欺欺人，躺在過去的成就上睡大覺的。當然，也不是崇洋媚外，外國的一切都好。
6.2.縱論民族
中華民族是一個有意思的提法。
梁啟超就曾經指出“故凡滿洲人，今皆中華民族之一員。”
然而孫中山那個時候，中國同盟會提出的綱領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顯然沒有把滿人當成中華民族的一員。
可見中華民族被提出來也不過短短幾十年而已。
可是我們現在看歷史，竟然都變成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曾經的民族矛盾完全被完全給忽略不計，岳飛他們居然也不能算中華民族的英雄，只能算是漢族英雄了，搞不好還背上個妨礙民族團結的罪名。
中華民族的概念也很含糊，我們填寫民族，無非是漢族、苗族、朝鮮族這些，也沒看見誰寫自己的中華民族，可見從來沒有一個中華民族的民族。
史學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于是推出了另外一個民族概念，炎黃子孫。于是各個民族就都變成了“五百年前是一家”。
這一點在五胡時候也有反映。
《漢書》提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
《晉書》記載如下：
“石勒，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
“慕容?，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
哦，這下可好。匈奴、羯、鮮卑、氐、羌都是炎黃子孫，所謂的“五胡亂華”只原來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識一家人。
漢人愿意這么想，五胡當然滿意。
于是五胡也都強調自己原來是炎黃子孫，只是后來由于生存條件不同，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習俗。所以入主中原后，都是以正統地位自居，匈奴的劉淵建國干脆就自詡為漢朝的后人，打出“漢”的旗號。
然而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嗎？
《史記》中說，黃帝是“少典氏之子，姓公孫，名軒轅”，黃帝的主要成就是在阪泉打敗了炎帝，在涿鹿打敗了蚩尤，被諸侯一致推為“天子”代神農氏；又搞“封禪”什么的，好像是人間帝王一樣。
然而事實上，那個“圣人御極”的“郅治之世”，也就是四千多年前，中國尚處于新石器時代，黃帝不過是一個野蠻人的部落頭人而已。
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說：“唐、虞（按指堯、舜）以前，無得而詳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別，喪祭未修，????（群獸奔跑，草木蕪雜），人之異于禽獸無幾也”。
黃帝是個“異于禽獸無幾”的東東？
中華第一王朝夏朝是先于各部落第一個成型的國家，但也不過是一個部落盟主而已。夏商周三代，本質上講，都不是一個統一的大王朝，不過為諸侯部族的首領而已。可想而知，夏之前的三皇五帝是怎樣一個概念。
一般的認為當時炎、黃只控制著黃河中游一小塊土地，方圓不到千里。神農氏、蚩尤這些其它部落的只是和炎、黃有過征戰，但是并不是說神農氏、蚩尤這些部落都滅絕了，他們的后代一樣也遺傳了下來。
至于戰國文獻《世本?帝系》提到，“黃帝造火食、旃冕。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數，著調歷（歷法）。黃帝使伶倫造磬，垂作鐘，沮誦、倉頡作書，史皇作圖，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胡曹作衣，於則作扉履，雍父作舂，雍父作杵臼，夷牟作矢，揮作弓，共鼓、貨狄作舟。”
那就更是無稽之談了。
我們炎黃子孫的說法是很成問題。
今天的中國擁有五十六個民族，非漢族的五十五個民族中，像俄羅斯、塔吉克、烏茲別克等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同炎黃二帝拉上血統關系，難道他們也得稱為“炎黃子孫”嗎？在臺灣和東南一些海島的先民中有馬來人的成分，豈能濫用炎黃子孫的概念？
《淮南子?修道訓》：“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衛道者必托之于神農、黃帝而后能人說。亂世暗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于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聽之，正領而誦之�！本蜕羁痰牡莱隽诉@種不正常現象的風氣。
中國人長期以來就受到這樣的偏見和迷信的影響，遺毒至今。
為什么我們今天要沿用中華民族、炎黃子孫這樣虛妄的概念，而始終不敢提及“漢民族”主義呢？
道理也許很簡單。故意混淆民族的概念，這樣做的是很能緩解現在的民族矛盾。
而且，基于避免民族矛盾的考慮是有極其現實意義的。
一般估計，主要考慮的是藏獨和疆獨的危害。
首先，西藏自治區位于中國的西南邊陲，以青藏高原主體，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極”之稱。西藏面積120多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的八分之一強。
問題在于，西藏的獨立必然會與中國有極大的矛盾。在戰略上，西藏要獨立必然會和印度結盟，而這是中國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沒有西藏的屏蔽和西藏高原的掩護，中國將面臨極大的內部隱患的威脅，更不用說，西藏和印度結盟后，印度在西藏高原上布置導彈就可以輕易打擊中國的任何一處領土。這是國家戰略中不可接受的。
另一方面，西藏獨立會造成其他少數民族的連鎖反應。漢族人口雖占中國人口的93%，但是少數民族地區卻占中國領土面積的60%。雖然其他的民族未必會分裂，但是疆獨分子能受到鼓勵是必然的。
新疆160萬平方千米，是我國面積最大的省區。
準葛爾、塔里木和吐魯番盆地蘊藏著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石油的預測儲量為200??400億噸，天然氣的預測儲量位為13.07億立方米。
假如新疆和西藏強行獨立，中國嚴峻的現實，人口爆炸、空間擁擠、資源匱乏將會更加突出。中國將會處于極為被動的局面，那樣雙方的矛盾將會無止境的加劇，最終將是你死我活的拼斗。
雖然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提法表面上是解決民族矛盾問題的好辦法，好像中國都是中華民族組成，大家都有共同利益，所以不存在民族之間的沖突。但是這畢竟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這種定義從根本上是無法解決民族矛盾的。
就像我們不是因為美國“九一一”事件，到現在還不會知道疆獨分子在中國鬧得這么兇。把矛盾掩蓋起來，就像那只把頭塞進沙堆里的鴕鳥，無非是自欺欺人而已。
我們需要證實現在存在的西藏和新疆獨立分子存在的現象，只有正視問題，才會積極地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只有正視問題，才會有建設性的了解和溝通。就像我們一廂情愿的說，臺灣大多數人民是同意回歸祖國懷抱的。如果不是武力的威脅，我們敢讓臺灣全民投票決定臺灣的前途嗎？
事實上這種最終的對抗是不利于雙方的，而且對于劣勢的有為不利。
更加重要的是，中華民族概念的提出，淡化了作為主體的漢族特性。
其實中華民族的概念是盜用于漢族的來源，漢族本身就不是一種純正的血統，就是民族的大融合的結果，也許中華民族的提出最終是暗示最后的民族融合，但是這樣的含糊和故意混淆是無助于真正理解民族之間矛盾、差異和融合的。
我們現在漢民族傳統尚武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早就已經不復存在。隨著漢族的共同理想不斷消亡，它也日益失去了使自己團結強盛的民族特點，漢族漸漸變成了一群烏合之眾。即使是在今天，很多的漢人也不在意認同自己的漢民族感情和身份。
漢族為什么不能說，我們要有自己的漢族主義，我們要為我們漢族感到驕傲，我們有我們漢族的利益。今天我們為什么要放棄？僅僅是為了迎合中華民族這個虛假的概念嗎？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說到：“我們必須遵循的第一條原則是民族特性。一切民族都有，或者應該有民族特性，如果他們缺少民族特性，就必須著手賦給他們以民族特性�！�
而今天，為了遷就所謂中華民族的共性，我們的漢族特性還剩下來什么呢？一個沒有民族特性的民族，最后的結果會是什么樣的呢？
而且，中國現在有中華民族的特性嗎？
作為中華民族主體的漢族都失去了自己的特性，還奢談什么中華民族的特性。
難道我們的民族政策不應該反思，究竟是不是得不償失呢？
6.3.縱論文化
歷史本來就是后人修的，因為其工作量的巨大，所以這個工作一般是國家來主修，這樣的歷史自然會受到執政者的影響，要求史書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為現實服務，所以大家看到的二十四史一樣是含有功利色彩，并且有偏見的。
其實我的歷史評論中，涉及到對大量歷史片斷的主觀判斷，對于資料的引用也一樣是有選擇性的，但是比起現在中國歷史課本里的從階級感情判斷歷史的愛憎分明和無辜的掩蓋事實，比起小說和電視劇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那自稱是正史卻又肆無忌憚篡改歷史的手法來，自覺我的歷史評論還是要更接近真實的歷史一些。
我們說，民族的優劣并體現在智力上，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說，一個躺在過去所謂輝煌的榮光上睡大覺而不思進取的民族，他的文化是有問題的。當今世界不同民族生活水平和制度特點差別很大，不能不說和民族本身的文化有關系。
換而言之，雖然我們強調民族、文化沒有優劣之分，但是因為不思進取，因為妄自尊大，因為不能面對現實，很多的民族和文化就這樣消亡，這一點在歷史上是存在的。
我們的歷史書講述的并不是真實的歷史，史學家對歷史的篡改從來都是不遺余力的，當然這得力于統治者的授意，怎樣破除長久以來我們自以為文化天下第一的偏見是很重要的。
《史記．匈奴列傳》記載：
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而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
此當頭一棒，可謂“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漢文化優越性源于強大實力的自信已經漸漸變成自大成狂的劣根性了。那么，狂妄自大的漢文化怎樣解釋自己諸多亡國的歷史呢？
看看我們今天說歷史，很自然是“三國兩晉南北朝”。
問題的關鍵就是，史書一直將東晉作為正統。
那個時候的東晉甚至連三國時期東吳那么大都沒有，只是上游以長江為界，中下游過江北不遠為界的南中國。我們突然發現，中國在東晉時代，整個版圖變得只有偏隅江南的一小塊土地了。而縱橫北方的五胡十六國，竟然完全不被史家列入中國歷代紀元表，而只以東晉為正統。
為什么不承認承認五胡十六國的中國正統地位呢？
因為后世不承認非漢文化的五胡代表中國。
而西晉被認為受禪于正統的魏，統一了秦漢形成的傳統疆域，又以漢人為主體民族，所以才是正統。西晉亡，晉室子弟在江東稱帝，建立東晉，約百分之八十的北方中國人跟隨逃到南方，史稱“衣冠南渡”。所以說，西晉王朝是這時期“中國”的代表。
這樣牽強附會的解釋并不是開玩笑，而是真實的歷史。
于是在東晉時期的北方十六國，就不算是“中國”的了。五胡十六國的少數民族的君主沒有被寫進“本紀”里去。
雖然我們今天承認五胡最終都融入了漢族，都變成了中國人，可是歷史還是不承認這些“中國人”曾經的合法地位。
可是當時的少數民族們可不管這一套，五胡中的劉淵是匈奴人，原為晉朝大都督，封漢光侯，后被匈奴部眾推為大單于，從此獨立，稱帝時竟毫不客氣以漢高祖劉邦的傳人自居。在他的心目中，他才是中國的代表。
而史學家對南北朝的判斷更加可笑。
我們看史家們是什么時候才承認中國有南北兩個合法政府的。
那時候的北方繼續被少數民族占據，而南方的統治地位被劉宋代替�？墒鞘穼W家就開始承認北朝代表北中國了。
這根本上就是莫名其妙，為什么西晉時候，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不被承認是“中國”，而一旦西晉滅亡了，北方的少數民族就可以被承認是“中國”了呢？
歷史最微妙的學問就是在這里了。
因為南北朝的結果，是北朝消滅南朝而統一中國。如果北朝不是合法的中國王朝，那么最后豈不是中國滅亡了？
于是我們就能明白了史學家的深意，首先賦予北朝正統中國的地位，好像北朝統一南朝，就是理所當然是合法的中國統一。
在這樣的掩飾下，中國漢人的正統地位終于保留下來。
果然是好苦心。
對五胡史來說，史學家還算是遮遮掩掩，對民族之分看得比較重，對亡國之痛也還頗以為慘痛�？墒菍h人中國以后被滅亡的歷史，史學家就更進一步，完全拋棄了民族之間的偏見，堅決承認少數民族的統治地位，而醉心于漢人先進文化同化少數民族的豐功偉績了。
如果說五胡史是被史學家們強奸，至少還保留一些痕跡的話，那么只要你少數民族認同了漢人的文化，你的統治地位我就承認這類學問，根本就是一場你情我愿的通奸了。
這個時候，先秦“夷夏之辨”早已不記得了。
我們的學者們發揚光大了新的天下觀，明末大儒顧炎武提出：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枪手Ｌ煜拢缓笾Ｆ鋰�。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顧炎武提出的保天下，也就是保住漢人先進的文化，保國家，也就是保住漢人正統地位的國家。他認為兩者相比，還是保天下為第一。于是只要少數民族認同我們文化，我們就可以承認他的統治地位。
而后面一句“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更是大家耳熟能詳，后人讀來熱血沸騰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原型，不過誰也沒有料想到，這句話竟然是曲解原意了。
這樣一來我們從心理上很快認同滿清的統治地位，我們還以“征服者被征服”而歡欣鼓舞。
難道不是嗎？
為什么今天我們能看到這么多清朝大戲，這么多清朝圣君，這么多清朝清官？
今天甚至連完全與朝代無關的電影、電視都盡量往清朝靠，好像那就是我們向往已久的盛世，沾上一點邊愣是就能火起來一樣。
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那一部部電視劇好像真成了我們的歷史。
可笑的是，今天我們熱情歌頌的康乾盛世不過是自我感覺良好而已。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說道。
“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
“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
其時1748年，乾隆十三年。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提到。
“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
“在今日中國的情況下，他們除了模仿他們的鄰國日本以外，卻幾乎沒有機會模仿其他外國的先例，來改良自己�！�
其時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
然而那時候的中國人哪里能聽得進去這些。
縱然是今天的中國人不也是還在做康乾盛世的美夢嗎？中國人現在不是最愛聽“這個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類話嗎？
１９世紀后期，明明是敵不過洋人的堅船利炮，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卻還寫著：“大清國大皇帝恩準該夷．．．”
真是好厚的臉皮。
“大清國”，“大皇帝”，“恩準”，“夷”。
那可真是，“中國人，就是這樣自信”啊。
可惜中國沒有對日本也演一出“征服者被征服”的好戲！
中國人不是從來最聽不得“東亞病夫”的評價嗎？
是的，我們不是東亞病夫，我們也不承認中國人是東亞病夫。
但是，我們是不是“東亞病夫”，難道取決于外國的評價嗎？外國人說我們是東亞病夫，難道我們就是，外國人說我們不是東亞病夫，我們就不是？
一個人有沒有得病，難道是是醫生說有就有，說沒有就沒有。
難道清朝末年那個時候中國沒有病嗎？
難道那些為吸一口鴉片賣兒賣女的人沒有得�。�
難道那些用秋瑾的血沾著饅頭以為能治病的人沒有得��？
難道那些揚起脖子大聲說“嚇，殺頭，好看”的阿Q們沒有得�。�
中國的病根，是在愚昧，是在麻木，是在自以為是。
我們說，我們不是“東亞病夫”，那我們就站起來。然而我們好不容易站起來后，卻不肯承認曾經得過病。
卻嚷嚷著，“其實我一直就沒病”。
我想，不敢正視自己的過去，不敢面對曾經的錯誤，也許就是另外一種病的開始。
過去的傷疤都沒有勇氣揭的人，怎么敢于直視自己的今天的傷疤，更不要說還能做出壯士斷腕的豪舉。
國家進步就像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國人若是不能奮進，必然將被淘汰，那些不思進取的人最好的選擇就是做阿Q。
也許，一個國家是否病了，看看這個國家里的阿Q數量的多少，就可以了然于心了。
又聽說日本的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想必中國又是表示強烈抗議罷。
靖國神社內供奉著大約明治維新以來246萬個亡靈，其中1000多個靈位是二戰中的甲級、乙級和丙級戰犯，其中包括戰后被處以死刑的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
我們需要注意，被認定了戰犯的是1000多名，而靖國神社供奉的是246萬。我們指責“靖國神社已逐漸變成軍國主義”，也就是說把那246萬都當成支持軍國主義的人，這是有意還是無意呢？
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這246萬個都是有名有姓的，每年日本歷屆政府的許多官員都以不同身份參拜過靖國神社，他們認為“戰犯被處死以后，就已經成為佛”，參拜靖國神社，是“代表國民的感情”，“是天經地義的事”。真誠地追悼“所有為國捐軀者”。
相比之下，我們記得幾個那些為中國捐軀烈士們的姓名？我們是否想過需要一一考證他們的姓名？
我們的“靖國神社”在哪里？
我們的政府官員為誰祈禱過？
我們的國民感情到哪里去了？
我們又什么時候看得起過中國歷史的“失敗者”？
我們又什么時候還記得“真誠地追悼我們的為國捐軀者”？
中國的不被侵略、不受欺凌，只能是取決于中國的自強，而不是別國的善意。希望中國強大、為中國強大而努力的，只有中國人，不會有日本人、美國人。
這一點日本人就認識得很清楚。
而中國，敢說我們比日本強嗎？
6.4.縱論社會
五胡時期西晉的基本制度是“九品中正制”，其時最突出的社會風氣是“清談”。后者的產生與前者是有密切聯系的。
在我們現在看來，九品中正制的社會制度和清談的社會風氣是不正常的，但是在當時，還是相對進步的制度和風氣，只是在后來不可避免的變態了。
在曹魏時候，總結分析東漢帝國崩潰的原因，認為主要問題是在于“兼并”。土地集中，地方官就無法統轄境內的行政，并且由于地方的爭執，影響到朝政。這樣之事能夠發生，則是“選舉制”之不良，以致漢末所推薦的孝廉都是豪門子弟。
所謂“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闭菍|漢人才任用現實的真實寫照。
曹魏想改革這種毛病，就實行“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說，直接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上去品評人物，以此作為吏部任命人才的任命機制。
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曹魏建立后由吏部尚書陳群提出。
它的主要內容是，在各州郡選擇“賢有識見”的官員任“中正”，查訪評定州郡人士，將他們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為吏部授官的依據，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都以此制選官。
但是結果我們很清楚，這種制度導致的結果最后又像《晉書》劉毅傳里所說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完全有悖了創立的本意。
曹丕為代漢作準備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逐漸成為世家官僚壟斷選舉的工具。
為了取得世家官僚的支持，司馬氏對他們采取籠絡和放縱的政策。司馬炎建國后，繼續實行這一政策。因而出現了“公門有公，卿門有卿”的局面，這就是典型的門閥政治。
門閥士族擁有特權并與庶族保持著嚴格界限。
政治上，他們累世做職閑望重的高官；經濟上，按官品占有大量土地和勞動人口，并且不向國家納租服役；社會地位高人一等，不與無特權的庶族（又稱寒門）聯婚和同乘共坐。
為了保護自己的特權，他們特別注意門第。他們壟斷政治，排斥庶族寒門。庶族即使做官以后，依然受到士族的歧視。他們幾乎完全操縱“九品中正”的選官制度。
為什么曹魏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到了晉朝，會發生這么大的變化呢？
主要是由于中正官職多為世族門閥出身的官僚所把持，這一制度變成為他們培植門閥私家勢力的重要工具。
《晉書?段灼傳》中，段灼曾對晉武帝說：“今臺閣選舉，涂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涂之昆弟也。二者茍然，則蓽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
這樣，九品中正制已不再是真正選拔人才的途徑，這一情況的出現，加速了士族制度的形成，也是西晉政治迅速走向黑暗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知道，唐朝之后推行的是“科舉制”。這種改革的選舉制度比起“九品中正制”已經算是很大的進步，但是始終沒有做到本質上的突破，最后科舉制也淪落成為寫八股文比賽，而不是真正的選撥人才。
就這樣，歷史往往陷入了一個怪圈，始終無法解決人才選拔制度，看來還需要在文化和思想上有所突破才行。
晉朝另外一個突出的社會風氣是“清談”，我們都知道“清談亡國”的說法，但是事實上的“清談”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
這得從東漢黨錮之禍說起。
漢代那個時候并不叫“清談”，而叫“清議”。
東漢末年，政治黑暗，社會動蕩，一部分官僚和知識分子對時政提出議論和尖銳的批評，貶抑篡權竊國的外戚宦官，褒揚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清官廉吏，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清議”。
《后漢書?黨錮列傳》稱桓帝、靈帝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敷公卿，裁量執政，鯁直之風，于斯行矣。”
一方面是有氣節的士大夫“處士橫議”，另一方面是太學生的慷慨抗憤。
桓帝時期，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懲除貪官污吏和權貴。他以宦官趙忠葬父僭越規制為由，挖墳剖棺查實并逮捕其家屬治罪。桓帝反將朱穆判作苦役。
因此，引發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請愿運動。
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請愿。他們指責“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顛倒是非，濫用職權。朱穆忠心憂國，是難得的賢臣。于是桓帝赦免朱穆。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規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向其敲榨貨賂不遂，誣陷其侵沒軍餉，判其服刑苦役。
太學生張鳳等300余人又發起第二次請愿運動，詣宮廷上書為皇甫規鳴冤，皇甫規又因而得以赦免。
宦官們自然不會示弱，他們利用張成事件發動第一次黨錮事件。
史載河內豪強張成善觀天文星相，占卜吉兇。他算準近期將要大赦，竟然指使兒子殺人。李膺收捕其子欲治極刑，卻正逢大赦當免。李膺愈懷憤疾，竟不顧大赦令而案殺之。
于是張成的弟子上書，誣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庭，疑亂風俗”。桓帝聞聽即下詔逮捕黨人。
其時為延熹九年（166年）。李膺、范游等200多人被捕，“有逃遁不獲者，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边@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桓帝死后，靈帝立，宦官的權勢更大。
建寧二年，宦官侯覽指使人誣告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結黨，圖危社稷。于是出現了第二次的黨錮之禍。
宦官首先將第一次黨錮之禍的領袖上百人全部逮捕并殺死。又將天下豪杰及儒學有行義者皆指為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
事情還沒有就此結束，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訟冤，認為“黨人者，或耆擁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錮，辱在涂泥，所以災異屢見，水旱并至。應該解除禁錮，以慰天命”。
結果引發皇帝的勃然大怒，“將曹鸞拘死于獄。又下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錮，波及五屬�！�
這次事件打擊面更寬，懲治也更殘酷。自此以后，士人忌口，萬馬齊喑，有氣節的知識分子幾無遺類，社會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亂之中。當時的“清議”影響很大，史載“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
《后漢書》評價“清議”說，“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余年間，數公之力也”。
“清議”之風維持了二十多年，讀書人前赴后繼。這些知識分子發動了數次規模宏大的抗議，他們的品格也受到當時人們的敬仰。
這段歷史時期的讀書人反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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