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中蘇關系仍處在“僵持”之中。雖然由我國黑龍江省率先啟動，兩國邊境地區傳統的“以貨易貨”貿易稍有萌動，但上層除禮節性外，基本上還是“老死不相往來”。就在這個時候，突發一蘇聯人劫持一架蘇聯客機降落我國的事件，這迫使雙方高層不得不“往來”和“溝通”，也給了客機上四十多個蘇聯公民“零距離”觀察和了解正掀起改革開放熱潮的中國的機會。劫機事件最大的價值無疑是為中蘇兩國關系的緩和提供了一次“意外”的契機。只是當時這些都屬于“內部信息”或“保密信息”，張持堅作為唯一參與采訪的新華社記者，“遵命”只作了簡單的公開報道，詳情塵封在他的采訪本里鮮為人知。張持堅現為新華社高級記者，上海證券報高級研究員。近日，他講述了這起塵封近23年的劫機事件。

劫機事件一年多前，胡耀邦視察中蘇邊境地區，明確要求我方一側率先行動，主動恢復邊境貿易，要把中蘇邊境地區建成改革開放的前沿和窗口。中國的改革開放使蘇聯朋友很受震動，而就在此時，突發劫機事件。這顯然出人意料，然而對這起事件的妥善處置，無疑又強化了中國發出的信號，那就是中蘇關系應順應歷史潮流，結束過去，開辟未來。

“我要到中國避難!”

一架蘇聯客機突降齊齊哈爾的農田，副駕駛員對我方公安人員說，飛機是他用刀子逼著正駕駛員降落的

1985年12月19日晚上將近10點鐘，進入深冬的哈爾濱在白雪的覆蓋下，一片寂靜。我正把腳泡在熱水里舒緩一天的疲乏，門，突然被“咚、咚”敲響，采編主任老康要我趕快到黑龍江省公安廳了解情況，說基層通訊員反映，有一架蘇聯飛機被劫持到齊齊哈爾地區，不知情況到底如何。

我不由一驚，外國飛機被劫持到中國，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當我趕到省公安廳指揮中心，這里已是一片忙碌景象。桌上鋪開了好幾張地圖，一溜排開的六部電話的鈴聲此起彼伏，每一陣急促的鈴聲過后，都有新的情況報告。我立即參與進去，很快摸清了情況：事情發生在下午2點30分左右，一架蘇聯ah-24b47845民航客機突然降落在齊齊哈爾市甘南縣長吉崗鄉農場的一塊平坦、狹長的麥茬地里——巧了，這里正是我1969年從上海下鄉到黑龍江務農的地方。由于這是架小型飛機，加上地面被嚴冬凍得很硬實，飛機在滑行了380多米后停住了，飛機和38名乘客、5名機組人員均安然無恙。機體上“cccp”四個醒目的字母，使懂俄語的人認出，這是“蘇聯民航”的縮寫。好奇的村民圍攏過來，當地公安人員也及時趕到。一名自稱阿里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奧格雷的副駕駛員下了飛機，打著手勢，對我方公安人員說，飛機是他用刀子逼著正駕駛員在這里降落的，“我要到中國避難!”現在劫機者已被單獨控制，當地政府正安撫機上人員，為他們提供飲食和保暖衣物等。省里已派出省委常委、省外事辦公室主任王耀臣帶隊的工作組趕赴現場。

蘇聯乘客對中方很警惕

兩個國家從上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關系惡化，相互指責和批判已有20多年，“分歧”和“積怨”不可謂不深

此刻，黑龍江省和國務院都迅速成立了劫機事件處理領導小組，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陳俊生為總協調人。高層明確要求做好三項工作：一是審訊劫機者，把情況弄清楚;二是安置好機上人員，決不能因天寒地凍或其他原因發生意外;三是和蘇方聯絡，妥善處理后續事宜。

凌晨近3點趕到現場的王耀臣立即開展工作，并陸續傳來情況。他們提審了劫機者，據劫機者供述，他劫機的原因，是因為看不慣所在民航分局領導的做法和作風，對他們的腐敗現象不滿，給當局寫信反映，信被轉回當地處理，可當地紀委領導和民航分局領導有裙帶關系，非但不處理，還對他打擊報復，強行做精神病檢查，并調離空勤三年多才恢復，他感到壓抑，沒出頭之日，趁這次飛行機會，出逃中國，尋求避難。

做機上人員的工作，碰到了一些問題。當這些蘇聯公民知道被劫持到中國后，不免緊張起來。兩個國家從上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關系惡化，相互指責和批判已有20多年，“分歧”和“積怨”不可謂不深。尤其是1969年3月在兩國邊境的珍寶島地區發生過一場激烈的武裝沖突，造成雙方不少人員傷亡，在兩國人民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陰影等。在他們的意識中，他們到了和蘇聯“敵視”的地方，因此很警惕，不知道中方會怎樣對待他們。

一開始，我方人員送上去御寒的衣服、食品和飲用水，他們接受了。因為安-24是小型飛機，此次航線是從雅庫斯克飛伊爾庫安斯克，屬蘇聯國內的短途支線，機上儲存的食品很少，而天氣又很寒冷，蘇聯人衣著不多，婦女穿的還是呢裙子。后來勸他們下飛機到附近的農場招待所休息時，他們則堅決不同意，都表示不能離開飛機——這一蘇聯國土的象征。地處空曠的野外，隨著黑夜的來臨，氣溫持續下降，已達零下30℃左右，真正的滴水成冰，飛機不得不每隔20分鐘發動一次取暖，否則機艙就像冰窖一樣，可飛機油箱里的油已所剩不多。

王耀臣覺得這樣下去不行，決定將兩臺面包車開到飛機旁，開足暖氣。他對機長說，天氣太冷，請乘客到車里取暖休息。機長表示感謝，但說：我不能離開飛機，乘客也表示要與機組人員在一起。如果你愿意的話，可以直接和乘客談談。王耀臣走進機艙，用俄語向乘客表示慰問，他說：這是突發事件，讓你們的行程受到了影響。中國政府很重視你們的安全和生活，我們會努力照顧好你們。現在正是這里最寒冷的季節，我們已經將有暖氣的面包車停在飛機旁，請你們到車里暖和暖和。等天亮，我們送早餐來。他看到飛機上有十來個女乘客，還有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特別關照她們一定要注意保暖，當心感冒，有什么問題隨時可以提出來。

中央領導晝夜等候消息

豐盛的食品，周到的服務，使蘇聯乘客感受到了中方的友好和誠意，他們“警覺”的情緒漸漸緩和了下來

這些情況很快匯報到省和中央。中央和國務院的主要領導都沒有回家，在等消息。獲知最新情況后，中央決定一早就派專機把我外交部和蘇聯駐華大使館的官員送到哈爾濱，再從哈爾濱轉乘直升機，直接在現場降落，以便盡快做好乘客安置等后續事宜。

20日早晨6點半，天剛蒙蒙亮，面包、牛奶、當地的農場乳品廠專門加工的奶酪以及魚罐頭和肉罐頭等，送上了飛機。豐盛的食品，周到的服務，使蘇聯乘客感受到了中方的友好和誠意。他們“警覺”的情緒漸漸緩和了下來，一邊用餐，一邊對中方人員表示感謝。之后，又輪流下飛機到面包車里取暖。

大約9點多鐘，時任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的戴秉國等外交部人員乘坐的直升機降落。聽取王耀臣匯報和商議了下一步工作后，戴秉國即來到機艙，再次代表中國政府向蘇聯乘客和機組人員表示慰問。他說，這里太冷，條件也有限，齊齊哈爾是離這里最近的大城市，有四五個小時的車程，我們決定把你們送到那里最好的賓館休整，然后等你們的政府接回你們。乘客們紛紛表示感謝，但還是不愿離開飛機，一定要等大使館的人來了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11點多鐘，蘇聯大使館人員乘坐的第二架直升機降落，為首的是領事部主任格里山。一見到戴秉國這個“老朋友”，他就提出三條要求：一、和乘客見面;二、和劫機者見面;三、與大使館通電話。還問：劫機者是不是副駕駛員?戴秉國說：劫機者已經到了一個安全的地點，你不可能和他見面。這里通訊條件很差，和大使館通電話只能到齊齊哈爾。和乘客見面則毫無問題。格里山來到現場，一臉的嚴肅，問誰是機長，然后厲聲問道：“怎么個情況?!”當機長知道他是大使館來的，沒說話，眼淚涌了出來。格里山拉著機長往田野遠處走去，以避開中方懂俄語的人。他們大約談了半個小時。回到飛機旁，格里山又提出要和大使館通電話。可當地實在沒有這個通訊條件。他就讓中方派一輛車，讓隨他來的兩個人立即出發到齊齊哈爾向大使館匯報。格里山說：我一個人做不了主，我與乘客在一起。戴秉國和王耀臣沒想到蘇聯大使館來人后，乘客仍不下飛機，而到齊齊哈爾要花費不少時間，時間已經到了下午，這個季節白天很短，下午3點多鐘天就要黑下來，氣溫也要降下來，乘客再在飛機上熬一夜，很難保證不出問題。

“北京-莫斯科”成了熱線

有了蘇聯政府的指示，機上人員才肯下飛機到齊齊哈爾，洗上熱水澡，吃了頓熱氣騰騰的晚餐

1989年5月15日，戈爾巴喬夫飛抵北京，這是繼赫魯曉夫1959年9月30日到北京參加中國國慶10周年活動后，蘇聯最高領導人首次踏上中國領土。16日，鄧小平會見了戈爾巴喬夫。事后，戈爾巴喬夫曾說，他到北京，是去“朝見”鄧小平的，鄧小平傳奇的一生充滿著智慧，在他面前，無論從哪方面講，“我都是小字輩”。會見時，鄧小平開門見山，說此次會見的目的是八個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在談及20世紀60年代中蘇論戰時，鄧小平說自己是“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他說，經過20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戈爾巴喬夫邊聽、邊記、邊點頭，回應說：我們政治局全體都贊同您那句著名的話，即“結束過去，開辟未來”。他還表示，對兩國間不太久遠的過去所產生的某些問題，蘇方“也感到有一定過錯和責任”。中蘇兩國關系的改善，就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劫機者簡歷

阿里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奧格雷，1952年出生于巴庫市，列茲金族。1959年上小學，1969年中學畢業，1970年入薩索夫飛行學校學習，1972年畢業，分配在阿塞拜疆民航局下屬的飛行大隊工作，1976年任雅庫特民航局安-24飛機駕駛員。1980年函授畢業獲“工程師-飛行員”證。他1981年結婚，夫人是音樂教師，1982年女兒出生，1984年離婚。他因犯劫機罪在中國服刑。其間蘇聯解體，他的家鄉劃歸俄羅斯，1991年他被中方遣送回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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