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過程看，戴笠并未起到實質性作用，然危難中的西安一行，畢竟烙上了歷史印痕。對于這段撲朔迷離的插曲，不少人乃至許多為文作史者亦有意無意地不加辨識，落入戴笠精心設計的一個貌似悲情的陷阱中。殊不知，戴笠這一化險為夷的妙著，是在無可奈何之中做出的自我保護之舉。
事變前后情報失靈
戴笠嗅覺敏銳，心思縝密，智謀莫測，為天生的特工人才。1932年3月，他被蔣介石指定為復興社特務處處長。同年9月軍事委員調查統計局成立時任二處處長。這位黃埔六期生后來居上，實職和權力一躍超過不少早他幾期的黃埔學長。戴笠的二處為軍警處，負責掌握各軍隊的動向，特別是對非中央軍進行內部滲透、安插、收買、竊聽等，一有風吹草動，各地情報會迅速匯集，由他綜合分析判斷，隨之做出相應措施。
本來，張學良和楊虎城所部是戴笠監視的重點，為掌握兩部動態，戴笠與張、楊的親信主動交往，以錢、色、情、職為手段，布下不少棋子。然張、楊見怪不怪，對戴使用的這套特務手段應對有方，陣腳不亂。
東北軍剛入陜時，由于兵力強盛，與西北楊虎城部有些摩擦，張、楊之間一度也有誤會。后來在高崇民和中共的協調下，張、楊明白過來，認識到他們之間如加深分歧，正是蔣介石所希望的。為不被蔣各個擊破，雙方應團結一致，不搞分裂，不打內戰，共促蔣介石加快抗日，這樣才能使他們的實力不致削弱。
張、楊都是有心機的政治人物，為麻痹監視他們的特務，雙方往來采取“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方法，有時還故意暴露一些矛盾對立事件。這些舉措，把戴笠和張、楊身邊的晏道剛都蒙騙了，他們滿以為強龍和地頭蛇斗爭好戲會隨著劇情的深入連續上演，卻不知張、楊賣個破綻，虛晃一槍，把特務們的注意力轉移了。事實也得到印證，由于戴笠情報系統的麻痹大意，張、楊西安扣蔣事件得以順利進行。
實際上，扣蔣的部署還有不少動作。自12月8日張、楊決定兵諫后，東北軍和西北軍都進行了緊張的準備。對于這些調配部署，戴笠的特務和耳目竟毫無察覺和報告。戴笠此前得到過一些不著邊際的信息，但都是些沒有實據的傳聞，戴笠斟酌后，否定了其可靠性。而對于這些傳聞，陳誠早先亦向蔣介石匯報過，且比戴匯報的還要詳細。事前不知情或許還可推說是張、楊保密工作嚴密所致，然事后不知情，且應對速度如此之慢，素以情報靈敏著稱的戴笠就無法解釋了。
南京得到西安事變的消息，最早是樊崧甫于12日下午3時許發出的電報：“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獲知西安異動，戴笠如坐針氈，頻頻向西安秘密電臺呼叫，均如泥牛入海。直至次日，特務處西北區區長江雄風才報告：張楊異動，校長被押，情況不明。而此時公開媒體都報出確切消息，張、楊《對時局宣言》也已在12月13日《解放日報》刊出;宋美齡已收到張學良發出的電報，連遠在香港的宋子文也獲知確情。這一切無疑是打了戴笠一記悶棍，他的情報機構全線失靈，他要獲知西安的情況還得通過其他渠道來了解。
事前被蒙騙，事發不知情，事后不明朗，戴笠感到無比的羞愧和恥辱，這是他的直接失職，也是他從事特務工作以來最大的失敗。
所以戴笠惶惶終日，特別是南京當局準備對張、楊大肆討伐之時，他更感到事態的嚴重。萬一仗打起來，不但“校長”性命不保，他的人生之路也將發生重大逆轉。“復興社”頭目文強對此時的戴笠有形象的回憶：“我記得事變發生的三四天之內，戴笠哭喪著臉，繞屋嚎叫，一籌莫展，認為蔣介石兇多吉少，很難有活命的可能。他想出的辦法是趕快找到能飛檐走壁的夜行者，準備爬越城墻，星夜去西安救其主子。”(文強《復興社在西安事變中分成和戰兩派》)
自由之中立下“遺囑”
正當戴笠萬念俱灰之時，轉折點突然到來。宋子文12月21日從西安返京，即邀戴去他住處，告訴他將再返西安，并請他一道同去營救委員長。戴笠驚喜萬分———宋子文在關鍵時刻還是要起用他。
宋子文雖然想攜戴笠同去，但覺得須征得張學良和何應欽認可。張學良回電同意，何應欽初未首肯，后礙于宋子文堅持，亦不便多加阻攔。
12月22日中午，戴笠隨宋氏兄妹、蔣鼎文、端納、郭增愷同乘一架飛機經洛陽轉至西安，抵達時，已是傍晚。戴笠此行西安約為兩天時間，從陸續披露的史料看，他沒甚作為。張、楊也沒有為難戴笠，反而給他很高的禮遇、自由的行動�；蛟S為了彌補此前的嚴重失職，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城府深厚的戴笠觸景生情，急中生計，在張學良公館寫下了一份“遺囑”：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愿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領袖蒙難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張(學良)寓地下室。”
這份“遺囑”可謂戴笠心機的典型體現，它不是一般的矯情造作，而是在粉飾乃至捧出對蔣介石的一番忠誠，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亂、成功成仁的政治資本。這份“遺囑”雖未署日期，然從文中“自昨日下午到此”及“領袖蒙難后十二日”句不難推算，當寫于12月23日，戴笠到達西安僅僅還只一天。戴22日傍晚到達，24日離開，他在西安停留的時間再怎么算也不到兩天整。那么，這兩天到底發生了什么?
首先來看戴笠這兩天的活動：22日傍晚，赴西安眾人抵達張學良公寓，稍作停留，宋美齡去了蔣介石處，戴笠則隨宋子文、蔣鼎文與張學良洽商有關西安之事的處理，此事見之于宋子文日記和蔣鼎文紀念集相關記載。是晚戴在張學良公館用餐和住宿，同吃同住的還有蔣鼎文和“西北剿總”的政訓處處長曾擴情。曾擴情在《西安事變回憶》記述：“張(學良)把宋美齡、宋子文、端納三人送到蔣介石處，留戴笠、蔣鼎文和我三人在家晚餐，戴、蔣兩人住在他家，我仍回到省銀行”。又據《蔣鼎文紀念集》載，宋子文也與蔣、戴一起住在張公館地下室。
第二天，也即23日，張、楊提出西安事變談判建議方案，宋子文感到棘手，趕忙召蔣鼎文、戴笠共商對策。三人緊急會商后提出一個反建議書面方案，并報蔣介石批準，此事宋子文12月23日日記有較詳細記述。反建議這種重要書面方案，討論斟酌顯見不可能一時三刻，且這一方案還要等待蔣介石批準后，三人才可決定或聚或散。而到了24日，戴笠則不辭而別離開西安。宋子文12月24日日記作如是載：“戴(笠)的不辭而別令敵手甚為不悅。”(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
以上是三個親歷者記錄他們與戴笠在一起的活動。
再來看戴笠此行的身份：戴笠是由宋子文提名，由張學良出面邀請的，是同宋子文、宋美齡、蔣鼎文一樣的南京方面的使者，實際上是代表南京方赴西安談判的代表之一。宋子文12月21日日記載：“一、應讓蔣夫人來西安照顧委員長，并改變其聽天由命的態度。二、由戴雨農(笠)代表黃埔系前來西安，親身觀察此地之局勢……我把我的決定通知張、楊，獲其同意，且張(學良)給蔣夫人與戴(笠)寫了信。”
經過如此官方商定程序奔赴西安，且是解決事變問題的關鍵時機，張學良不可能也不會拘禁一個南京所派的官方使者。
其三，張學良是一位重義守信，有點江湖俠義之人�？紫槲酢⑺蚊例g、黃仁霖還是陳誠等都多次提及這一點�？紫槲跽f：“張學良平素為人，素重信義。”(孔祥熙《西安事變回憶錄》)黃仁霖說：“張學良雖然輕率魯莽，卻還是一位信守諾言的人。”(《黃仁霖細說西安事變》)宋美齡說：“余固知張學良之為人，不至如此(不守信義)，今更得證明矣。”(《宋美齡回憶錄》)至于在對待當時南京所派，特別是由他出面所邀使者的接待誠意，陳誠《西安事變紀事》記錄張學良的態度可予印證：“12月18日，今日張(學良)來，謂子文、墨三均擬來陜。一民(朱紹良)問張，他們來了，保能不失自由嗎?張答，那我不能失信。”(陳誠著《西安事變回憶錄》)以戴此時南京使者的身份，又事前征得張學良所同意，張不可能失信把戴笠監視扣押。
其四，從蔣鼎文和戴笠的自由行動來反證。這兩天蔣鼎文除與戴一起參加了上面所述的相關談判和商討，還共住在張學良公館地下室(包括宋子文)�，F在所能看到的資料，只是蔣鼎文比戴笠多了會訪陳誠，面見蔣百里，會見周恩來，其余時間宋、蔣、戴等都是集體商討對策和活動。難以設想，對同住一屋的幾個大員，一個讓他有合適的行動自由，一個會去做“離死不遠”的囚徒式看管?客觀事實也說明，張、楊沒有對戴笠這樣做。
其五，如前所述，戴笠與“二宋”同來，且戴是宋子文向張學良推薦并獲張同意所來西安之人。按照張、宋的關系，即或張有除戴之想，在這特定情況下，張也要看在“二宋”的面上，何況這時候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在即，閻王都要放了，何必再殺戴笠這種小鬼?
其六，還有史料證明張學良對戴笠這趟西安之行不但不作“囚徒”監管，還予以相當禮遇。五十多年后，張學良89歲在美國接待郭冠英訪問，郭對張舊事重提：“您在西安事變時，對戴笠不錯啊!”張學良默然無語。(《張學良口述西安事變》郭冠英著錄)
“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愿也。”假如事實真如戴笠所述“離死不遠”，那末戴笠就是死囚監管的待遇，他不可能參加談判，不可能參加會商，更不可能在24日自由離開西安。須知，其時張、楊若要為難你，或要除掉你，就像除掉籠中之鳥一樣容易。
戴笠在24日就離開了西安，這是已經證明的史實。而有些歷史著作似乎視而未見，依然向戴笠臉上貼金。如良雄先生所著《戴笠傳》第91頁：“12月25日，事變急轉直下，張學良斷然決計，親身護送蔣公飛往洛陽。戴氏亦獲釋放。張學良要求和他同乘一機，顯然離開西安以后，客主之勢已變，他需要戴氏來保護他。”這樣的描述，首先不符合史實，前已述，戴笠不是25日“亦獲釋放”，而是在前一天，即24日就離開了西安;其次沒有這個可能，張學良是25日自己駕機前往洛陽，根本沒有，也不存在邀請此時已離開了西安的戴笠，來“同乘一機”，來“保護他”的可能性。
實情僅是遭張嘲弄
張學良當年為什么同意宋子文把戴笠帶來西安，從當時的情況看，還是晚年張的口述中，似乎是對戴笠的特務行徑有所不滿，這位公子哥兒出身的政治家在縱情地戲謔這位不可一世的特工王。
還在西安事變發生前，即8月底，在西安的特務們不通過張學良，就抓捕了張身邊的人，包括東北大學的學生宋黎、馬紹周和關時潤等。張憤然道：“捉人居然捉到我的頭上來了!”于是乘機武力查抄了國民黨陜西省黨部，并收繳到特務們匯報的關于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情報，及有關于張學良本人的。這次行動羞辱了C C和戴笠們的卑劣行徑。戴笠這次到西安，張學良給他一個小小的下馬威。張學良當時的親信高崇民如此記述戴笠在機場繳槍以及戴如何向張訴求：“宋子文第二次是陪同宋美齡負著和平的使命來西安，蔣的特務頭子戴笠亦隨機來西安。戴下飛機后，腰中插的手槍，被我方戰士繳械，到金家巷戴見張學良時泣訴其事，張立即把自己帶的手槍摘下贈戴。戴大為感動，叩謝之余，口稱副司令偉大不止。平日殺氣騰騰、威風凜凜的特務大王，一旦卑躬屈膝至于此極，大為可笑。”(高崇民《西安事變雜談》)如果張學良要讓戴有“殉難”的安排，還會贈給他手槍?
其后，張學良語帶機鋒地問戴笠：“老戴，你們的特務工作是怎么做的，我與楊司令搞了這么大的事情，你們都不知道?”戴笠一臉茫然，囁嚅半晌回答道：“我們從來不對副司令做特務工作啊!”(栗又文《西安事變與張學良將軍》)
戴笠短短兩天的西安之行，借所謂“遺囑”來表忠心。為了自我保護，轉移失職之過，他竟違背實情，矯揉造出如此“大作”，其心機之深，可謂無以復加。而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戴笠在南京儼然以功臣自居，與鄭介民等彈冠相慶。
戴笠也許沒有想到西安事變的當事人張學良、宋子文、蔣鼎文、陳誠以及曾擴情等都會有各種文字通過不同渠道披露出來，稍稍梳理分析就可知當時的基本真相。這些角度不同且無意之中的記述，并非針對戴笠而寫，然通過對照佐證，可以還原當時情況，足證戴笠的“遺囑”是沽名掩世的“遺作”。聰明反被聰明誤，一代特務天王留下了一個著名的歷史笑柄，供后人茶余飯后把玩�？梢娨陲棜v史實情，有時也是很難的。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5119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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