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利夫希茨著 楊富學 趙天英譯
原刊《敦煌學輯刊》2010年第3期，第186-192頁
亞洲博物館（Asiatic Museum）藏摩尼教文獻研究的發軔者是1890年至1916年間曾任該館館長的塞爾曼（Carl Germanovich Salemann，1849—1916年）院士。[①] 20世紀初，即在塞爾曼臨終之前，他對出自新疆和敦煌的一些摩尼教寫本進行了研究。在俄羅斯科學院亞洲博物館中，典藏了數量可觀的分別用中古伊朗語、中古波斯語、帕提亞語和粟特語寫就的摩尼教文獻殘片，此外，還有漢文和回鶻文摩尼教文獻。[②] 塞爾曼提出了用希伯來方塊字轉寫摩尼教文獻的方案。[③] 這一方案不同于繆勒（F. W. K. Müller）的拉丁字母轉寫，現已為所有吐魯番學者，如安德烈（F. K. Andreas）、亨寧（W. B. Henning）、楞茨（W. Lentz）、瓦爾德施密德特（E. Waldschmidt）等所采用。塞爾曼對繆勒刊布的一些中古波斯語摩尼教文獻進行了重新整理，而且還提供了可供比較的資料，編制了詞匯表，并就繆勒的訛誤進行了糾正。塞爾曼還編寫了語法形式索引。[④] 在后期的工作中，塞爾曼發現，在吐魯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獻中除了粟特語以外，還有兩種中古伊朗語言，即中古波斯語和與之非常接近的帕提亞語。[⑤] 他還指出，詩歌體在摩尼教文獻中的出現，應是受到祆教經典《阿維斯陀（Avestan）》常見模式及新波斯語早期韻文影響的結果。[⑥]
自1907年始，塞爾曼以《摩尼教文獻研究（Manichaica）》系列論文的形式陸續刊布了亞洲博物館收藏的中古波斯語和粟特語摩尼教文獻。[⑦] 《摩尼教文獻研究》第五部分備受青睞，其中刊布有粟特語景教文獻殘片，并率先簡述了粟特語的語法結構，同時指出粟特語與流行于帕米爾高原的雅格諾比語（Yaghnobian）十分接近。[⑧] 19世紀末，塞爾曼利用了阿克別捷夫（Ш. Акимбетевы）、Г. 阿冉達仁科（А. Арандаренко）、維塞羅維斯基（Н. Г. Веселовски）和卡勒（Е. Д. Кале）整理雅格諾比語文獻的標記法，準備以《雅格諾比語概要（Yaghnobi Sketches）》為題出版，但未能如愿，不過經他同意，許多學者都曾使用過該書稿。吉格爾（W. Geiger）以《雅格諾比語概要》為基礎，撰寫《關于雅格諾比語（ber das Yagnobi）》，作為《伊朗語文學基礎（Grundriss der iranischen Philologie）》一書的一章，對雅格諾比語語法進行了論述。[⑨] 接著，邦威尼斯特（E. Benveniste）將《雅格諾比語概要》中的詞匯表翻譯成了法語，于1955年刊發。[⑩]
塞爾曼刊布的摩尼教文獻殘片之照片，后來均由宗德曼（W. Sundermann）整理出版，內容如下：[11]
M 97（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M 98（波斯語和帕提亞語摩尼教文獻）；
M 99（波斯語和帕提亞語摩尼教文獻）；
M 102（帕提亞語文獻）；
M 132a（帕提亞語文獻）；
M 173（帕提亞語文獻）；
M 176（波斯語和帕提亞語摩尼教文獻）；
M 309a（粟特語文獻）；
M 311（波斯語和帕提亞語摩尼教文）；
M 324（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M 331（帕提亞語文獻）；
M 388（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M 437B（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M 477（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M 482（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M 543（波斯語文獻）；
M 544（帕提亞語文獻）；
M 551（帕提亞語文獻）；
M 554（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M 566+M 48（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M 731（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M 789（帕提亞語文獻）；
S 1（Kr. IX/6）（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2（Nig 19）4196（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3（K/31）4264/2（帕提亞語文獻）；
S 4（K/31）4264（粟特語文獻）；
S 5（Kr. IV/875）（帕提亞語、粟特語文獻）；
S 7（Kr. IV/875）+Kr. 3（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8（Kr. IV/873）4261+Kr. 2（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9（Kr. IV/878）+Kr. 1911 no. l（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10（Kr. IV/832）+Kr. 1911 no. 4（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11（Kr. IV/834）24+Kr. 1911 no. 2（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12a（Kr. IV/835f）+Kr. 1911 no. 3（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12b-c（Kr. IV/835b）+Kr. 1911 no. 3（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12d-e（Kr. IV/847）no. 3594/7+Kr. 1911 no. 3（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12f-g（Kr. IV/847）no. 3594/7（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13（Kr. IV/836）23（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14a-b（O/71）（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14c-d（O/72）6（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15（Kr. IV/858）（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16（Kr. IV/858）14（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17（Kr. IV/833）31（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18（Kr. IV/858）24（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19[a]（Kr. IV/839）32（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19[b]（Kr. IV/839）32（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20（Kr. IV/833）31（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21（Kr. IV/858）11f（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22（Kr. IV/833）31（帕提亞語文獻）；
S 23（Kr. IV/833）31（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24（Kr. IV/858）13（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25（Kr. IV/858）9（波斯語、帕提亞語摩尼教文獻）；
S 26（Kr. IV/833）31（帕提亞語文獻）；
S 27（Kr. IV/858）15（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28（Kr. IV/858）11（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29（Kr. IV/839）32（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30（Kr. IV/839）29（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31（Kr. IV/843）27（帕提亞語文獻）；
S 32（Kr. IV/841）30（帕提亞語文獻）；
S 33（Kr. IV/858）10（帕提亞語文獻）；
S 34（Kr. IV/858）21（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35（Kr. IV/839）32（帕提亞語文獻）；
S 36（Kr. IV/858）12（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S 37（Kr. IV/833）31（帕提亞語文獻）；
S 38[a]（Kr. IV/840）22（粟特語文獻）；
S 38[b]（Kr. IV/840）22（粟特語文獻）；
S 39（Kr. IV/840）inv. 3587（粟特語文獻）；
S 40（Kr. IV/838）28（粟特語文獻）；
S 41（Kr. IV/842）26（帕提亞語文獻）；
S 42（Kr. 6）3647/36（波斯語摩尼教文獻）。
俄羅斯科學院亞洲博物館所藏出自新疆和敦煌的粟特語、中古波斯語、帕提亞語、大夏語（Bactrian）和現代波斯語文獻[12] 的考釋工作，是在20世紀80至90年代進行的。[13]
亞洲博物館藏的粟特語文獻由羅森伯格（F. Rosenberg）（1867—1934年）、拉果扎（А. Н. Рогоза）和利夫希茨（В. A. Лившиц）刊布。塞爾曼的學生羅森伯格刊布了三件粟特語佛教文獻殘片，其中兩件是奧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探險隊于1914年至1915年在敦煌探險時在莫高窟發現的，另一件則是科洛特科夫（Н. Н. Кроткова）的收集品。[14] 弗萊曼（А. А. Фрейман）的學生利夫希茨（В. А. Лившиц）刊布了編號為Kr. IV/879 no 4263的粟特語佛教文獻殘片。[15] 波哥留波夫（M. Н. Боголюбов）和斯米爾諾娃（O. И. Смирновой）的弟子拉果扎發表了119件粟特語佛教和摩尼教文獻，其中包括一件與“焉耆（Ark=Karshar）王后”有關的寫本殘片。這些文獻均由科喀諾夫斯基（А. И. Кохановский）、科洛特科夫、奧登堡和羅博羅夫斯基（В. И. Роборовский）所收集，其中4件早先已由塞爾曼刊布，另一件佛教文獻也由羅森伯格公刊。[16]
日本學者吉田豐曾造訪圣彼得堡，對俄羅斯科學院亞洲博物館收藏的文獻進行研究，于2001年予以刊布，文中概述了他研究館藏中古伊朗語和佛教文獻的心得。[17] 吉田豐還提到了一些未曾刊布的敦煌粟特語、中古波斯語、帕提亞語文獻（這些中古伊朗語文獻的正面或反面寫著漢文或者回鶻文），編號如下：
1．Дх. 3198（粟特語文獻，3行，背面是漢文佛教文獻）；
2．Дх. 9514（粟特語文獻，4行，背面是漢文佛教文獻）；
3．Дх. 12934（粟特語文獻殘片，梵篋式，正背面各3行）；
4．Дх. 12955（粟特語文獻，正面2行）；
5．Дх. 12954（粟特語文獻，正面9行）；
6．Дх. 14038（粟特語文獻，1行，背面是漢文佛教文獻，另有1行粟特文字）；
7．Дх. 14066（粟特語文獻，2行，背面是回鶻語文獻）；
8．Дх. 14139（粟特語摩尼教文獻，2行）；
9．Дх. 14140（粟特語文獻，梵篋式，正面5行，背面4行）；
10．Дх. 14145（粟特語文獻，2行，背面是漢文佛教文獻）；
11）Дх. 14228（粟特語文獻，3行，背面是回鶻語文獻）。
科洛特科夫收集品中未刊布的殘片如下：
1．SIKr IV/705（粟特語文獻，梵篋式，正背面各書粟特文2行）；
2．SIKr IV/801（粟特語文獻，用粟特文書寫的帕提亞語文獻，4行，背面為漢文佛教文獻）；
3．SIKr IV/862（粟特語文獻，背面有5行粟特文字，另有漢文佛教文獻）；
4．SI 2Kr 83（粟特語文獻，正面8行，背面有粟特文雜寫數行，另有漢文佛教文獻）。
科喀諾夫斯基收藏品中尚未刊布的粟特文殘片有：
1．SIK/21（粟特語文獻，正面26行，背面有粟特文1行，另有漢語佛教文獻）；
2．SIK/25（正面有10行用粟特文拼寫的帕提亞語摩尼教文獻，背面為漢文佛教文獻，另有7行用粟特文拼寫的中古波斯語摩尼教贊美詩）。
科洛特科夫收集品中出自吐魯番的幾件中古伊朗語文獻也引起了塞爾曼的關注，他的雜考發表于《摩尼教文獻研究》第三部分中。一個例外情況是，有兩張照片，反映的是一紙文獻的正背面，文獻編號為N 8，內容為保存完好的粟特語文獻，兩面各23行。只是這件文獻從未刊布過，也不知來自何方。
譯者附記：本文原文用俄、英兩種文字發表，原題作“Manichaica в Азиатскм музее （Manichaica in the Asiatic Museum）”，刊于波波娃（I. F. Popova）編《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之中亞探察（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 Russian Expeditions to Central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20 the Century）》，圣彼得堡，2008年，第82-87頁。本譯文以英文本為依據，唯注釋部分所引用參考文獻，凡俄文著述，均依俄文原題，以便讀者檢索、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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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03-30
作者簡介：利夫希茨（V. A. Livshits），男，俄國人。教授，博士，主要從事粟特文文獻研究。
譯者簡介：楊富學(1965-)，男，河南鄧州人。研究員，博士，主要從事敦煌學、北方民族史研究。趙天英（1974-），女，藏族，甘肅天祝人。碩士，主要從事西夏歷史文化研究。
[①] 關于塞爾曼的研究著作及行政管理工作，可參見柏日汗年（А. Г. Периханян）《塞爾曼（Карл Германович Залеман）》，《俄羅斯東方學研究史文集（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第4輯，莫斯科，1959年，第79-115頁；奧蘭斯基（И. М. Оранский）《古代伊朗語文學與伊朗諸語（Дpевнeиран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и иран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亞洲博物館（Aзиатскй музей—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oве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莫斯科，1972年，第308-315頁。
[②] 亞洲博物館所藏摩尼教文獻在數量上僅次于柏林，參見博伊斯（M. Boyce）《德國吐魯番收藏品中的伊朗語摩尼教寫本目錄 附帕提亞語摩尼教贊美詩（A Catalogue of the Iranian Manucripts in Manichaean Cript in the German Turfan Collection, toghter with Addition and collections to “Manichaean Hymn-Cycle in Parthian）》第 4卷第2冊，柏林，1956年，第 314-322頁；宗德曼（W. Sundermannn）《1970年以來吐魯番伊朗語文獻的刊布（Arbeiten an den Iranischen Turfantexten seit 1970）》，《亞洲雜志（Journal Asiatique）》第269卷，1984年，第37-46頁。
[③] 他的第一部著作為《亞洲博物館藏摩尼教寫本殘片（Ein Bruchatück manichaeischen Schrifttums im Asiatischen Museum）》，《帝國科學院公報（Записк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第6卷第6號，1904年，第1-26頁。
[④] 塞爾曼《摩尼教研究（Manichaeische Studien）》，圣彼得堡，1908年。相關的評論分別見《亞洲雜志》第10輯第13卷，1909年，第84-91頁，由米里特（A. Meillet）撰寫；《俄羅斯考古學會東方部會議紀要（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ого o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第19卷，1909年，第84-91頁，由費爾曼（А. А. Фрейман）撰寫。
[⑤] 同上引《摩尼教研究》，第160頁。1908年，德國伊朗語學者安德烈（F. K. Andreas）在給丹麥伊朗語學者克里斯汀森（A. Cristensen）的信中提出同樣的結論。
[⑥] 同上引《摩尼教研究》，第149、153-154頁。
[⑦] 塞爾曼《摩尼教文獻研究（Manichaica）》（1），《帝國科學院會議錄（ИИАН）》第4輯第1卷，1907年，第175-184頁；《摩尼教文獻研究》（2），《帝國科學院會議錄》第4輯第14卷，1907年，第531-538頁；《摩尼教文獻研究》（3-4），《帝國科學院會議錄》第3卷，1912年，第1-50頁（附有詞匯表）。
[⑧] 塞爾曼《基督教粟特語語法雜考（Beitrge zur christlich-soghdischen Grammatik）》（1-6），《帝國科學院會議錄》第4輯第18號，1913年，第1125-1144頁。
[⑨] 吉格爾（W. Geiger）《伊朗語文學基礎（Grundriss der iranischen Philologie）》第1卷第2冊，斯特拉斯堡，1898-1901年，第334-344頁。
[⑩] 邦威尼斯特（E. Benveniste）《雅格諾比語詞匯（Un lexique du yagnobi）》，《亞洲雜志》第243卷第2期，1955年。
[11] 宗德曼《早期出版物（1904-1934）中的吐魯番伊朗語摩尼教文獻（Iranian Manichaean Turfan Texts in Early Publications 1904-1934）》（《伊朗語文獻叢刊（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增刊第3卷，倫敦，1996年。
[12] 用摩尼文書寫的大夏語文獻僅見一件，同樣，用摩尼文書寫的現代波斯語文獻也僅有一件，二者均藏于柏林。
[13] 利夫希茨、赫洛莫夫（А. Л. Хромов）《粟特語言（Согдийский язык）》，《伊朗語言學基礎·中古伊朗語（Основы иранского языкoзнания. Среднеиранские языки）》，莫斯科，1981年，第347-514頁；拉斯托古耶娃（В. С. Растогуева）、莫爾恰諾娃（Е. К. Молчанова）《中古波斯語（Среднеперсидский язык）》，同前，第6～146頁；同作者《帕提亞語（Парфянский язык）》，同前，第147-232頁；赫洛莫夫《粟特語、中古波斯語、帕提亞語、大夏語和現代波斯語文獻（Памятники согдийской，среднеперсидскoй，парфянской, бактрийской, новоперcид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李特文斯基（Б. А. Литвинский）編《上古及中古早期的西域：種族、語言與宗教（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раннем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Этнос, языки, религии）》，莫斯科，1992年，第271-306頁。
[14] 羅森伯格《1914-1915年奧登堡探險隊于敦煌千佛洞所獲粟特文佛教寫本（一）：小故事殘片（Deux fragments sogdien-bouddhique du Ts'ien-fo-tong de Touen-houang Mission S. d'Oldenburg, 1914-15. I. Fragment d'un conte）》，《帝國科學院會議錄》第12卷，1918年，第817-842頁；同作者《佛教經典殘片（Fragment d'un stura）》，《帝國科學院會議錄》第14卷，1920年，第399-420、455-474頁；同作者《亞洲博物館藏粟特文佛教文獻殘片Kr. IV Sogd. 4（Un fragment sogdien bouddhique du Musée Asiatique Kr. IV Sogd. 4）》，《帝國科學院會議錄）》第4輯第21卷，1927年，第1375-1398頁。
[15] 利夫希茨《中亞及七河流域發現的粟特語文獻（Согдийскaя эпиграфика Сpеднeй Азии и Семиречья）》，圣彼得堡，2007年，第335-340頁；同作者《東方學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粟特文佛教文獻Kr. IV/879 No. 4263（Sogdian Buddhist fragment Kr. IV/879 No. 4263 from manuscript collection of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東方寫本（Manuscripta Orientalia）》第2卷2期，赫爾辛基-圣彼得堡，1996年，第3-8頁。
[16] 拉果札《東方學研究所藏粟特語文獻之刊布、釋讀、轉寫、綜述、注解及詞匯（Согдийские фрагменты цеитp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oкoведения. Факсимиле. Издание текстов, чтениe, пeревод,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примечания и глоссарий）》，莫斯科，1980年；同作者《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寫本處藏新疆、敦煌粟特語文獻收藏史研究（К истории сложения коллекции рукописей на среднеиранских языках из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хранящихся в pукописном отделе ЛО ИВ АН СССР）》，《東方書寫文獻（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1969年卷），莫斯科，1972年，第244-261頁。對拉果扎定名、釋讀、轉寫錯誤的糾正見辛姆斯-威廉姆斯《列寧格勒藏粟特語文獻一（The Sogdian fragments of Leningrad I）》，《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學報（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第44卷，1981年，第231-240頁；同作者《列寧格勒藏粟特語文獻二：摩尼在薩珊沙宮（The Sogdian fragments of Leningrad. II: Mani at the court of the Shashanshah）》，《亞洲研究所學報（Bulletin of the Asia Insititute）》新輯第4卷：弗萊伊（R. N. Frye）紀念�？兑晾饰幕T方面（Aspects of Iranian Culture）》，布盧姆菲爾德山，1990年，第281-288頁；同作者《列寧格勒藏粟特語文獻三：摩尼教徒懺悔詞（The Sogdian fragments of Leningrad. III: Fragments of Xwstwnft）》，提交賴斯（J. Ries）教授70華誕紀念會論文，收入佟烈羅（A. von Tongreloo）、吉沃森（S. Giversen）主編《摩尼教研究一：摩尼教文獻選編（Manichaean Studies I. Manichaica Setecta》，勒文，1990年，第323-328頁。
[17] 吉田豐《圣彼得堡藏粟特語文獻（On the Sogdian frangments of the St. Petersburg Collection）》，《歐亞語言研究叢刊（Contribution to the Studies of the Eurasian Language）》第3輯《歐亞諸語問題（Issues in Eurasian Languages）》第1冊，京都，2001年，第105-117頁。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5294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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