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衣衛做為明朝時代人見人怕的特務機構，相信多數國人都知道，但在錦衣衛之外，明王朝曾有一段時間、四大特務機構并存，緹騎四處，天下騷動。

錦衣衛原先是軍事建制。明初的軍制比較簡單，其基層單位是“衛”和“所”，京城的禁衛軍所轄衛所為48處。朱元璋改革禁衛軍，建立了12個親軍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錦衣衛”。錦衣衛的首領稱為指揮使，由皇帝的親信武將擔任，很少由太監擔任。其職能是：“掌直駕侍衛、巡查緝捕”，即一部分是負責執掌侍衛、展列儀仗和隨同皇帝出巡的錦衣衛，基本上與傳統的禁衛軍沒什么兩樣。這些人雖名為“將軍”，其實只負責在殿中侍立，傳遞皇帝的命令，兼做保衛工作。這些人都不是等閑之輩，一個個長得牛高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氣十足，聲音洪亮，從外表上看頗有威嚴，對人有一定震懾作用。錦衣衛中負責“巡查緝捕”，則是錦衣衛區別于其他各朝禁衛軍的特殊之處。朱元璋建立錦衣衛的初衷是用來做儀仗禮儀，后來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認為司法機構如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都不好用，于是將錦衣衛的保衛功能提升起來，使其成為皇帝的私人警察。負責偵緝刑事的錦衣衛機構是南北鎮撫司，其中北鎮撫司專理皇帝欽定的案件，擁有自己的監獄，可以自行逮捕、刑訊、處決，不必經過一般司法機構。南北鎮撫司下設五個衛所，其統領官稱為千戶、百戶、總旗、小旗，普通軍士稱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執行緝盜拿奸任務時，被稱為“緹騎”。緹騎的數量，最少時為1000，最多時多達60000之眾。錦衣衛官校一般從民間選拔孔武有力、無不良記錄的良民入充，之后憑能力和資歷逐級升遷。同時，錦衣衛的官職也允許世襲。

明朝的前兩代皇帝朱元璋是貧寒子弟出身，朱元璋起兵奪取天下，朱棣是靠武力奪取了侄兒的江山，由于這種出身的特殊性，明朝對皇權的維護有其他朝代所沒有的強烈欲望。這就使得錦衣衛“巡查緝捕”的職能無限度地擴大了。錦衣衛的指揮使利用職務之便，不遺余力地制造事端，既打擊異己，又作為自己升遷的資本。如明成祖時的紀綱、明武宗時的錢寧等，在他們掌權時，緹騎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處于他們的監視之下，對他們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會家破人亡，全國上下籠罩在一片恐怖氣氛中。臭名昭著的北鎮撫司大牢中更是關滿了各種各樣無辜的人們，死于錦衣衛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計其數。更為可怕的是，這種恐怖的氛圍，與唐武則天時期的短期出現不同，明朝幾乎是綿綿不絕，這種無節制的濫捕極大地影響了皇帝與官僚機構之間的關系，使百官、民眾、軍隊與皇帝離心離德，有人甚至評價道，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廠衛。

傳說有一次明朝的開國重臣宋濂，秉性老實忠厚，年紀雖老，辦法卻還算得力，讓皇帝滿意。有一天下朝回家，大概因為總是早起上朝，加上年紀大了，體力有些不支，過于勞累，就順口賦詩一首：“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遂得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一見宋濂便說：昨天做得好詩!可是我并沒有嫌你遲呀，還是改成“憂”吧。嚇得宋濂趕忙拜倒謝罪。當朝宰相只不過在自己家中偶爾感嘆一下，沒想到第二天就傳到了皇帝的耳朵里，可見錦衣衛勢力之大。

錦衣衛另一項著名的職能就是“執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來教訓違紀的士大夫的一項酷刑。一旦哪位官員觸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綁雙手，押至午門行刑。在那里，司禮監掌印太監和錦衣衛指揮使一左一右，受刑者裹在一個大布里，隨著一聲“打”字，棍棒就如雨點般落在他的屁股上。行刑者為錦衣衛校尉，他們都受過嚴格訓練，技藝純熟，能夠根據司禮太監和錦衣衛指揮使的暗示準確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這兩人兩腳像八字形張開，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條活命;反之，如果腳尖向內靠攏，則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條了。杖完之后，還要提起裹著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時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條命。廷杖之刑對士大夫的肉體和心靈都是極大的損害，但皇帝對此樂此不疲，錦衣衛也就對它情有獨鐘了。

猖狂的東廠西廠

除了錦衣衛之外，明朝還有另外兩個特務機構，那就是東廠和西廠。東廠的建立者是明成祖朱棣。在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一直擔心帝位不穩，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時出現，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對他并不十分支持。為了鞏固政權，朱棣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專制機構，但他覺得設在宮外的錦衣衛使用起來還不夠用，于是決定建立一個新的機構。在朱棣起兵的過程中，一些宦官出過很大的力，如著名的鄭和、道衍等人，所以在他心目中，還是覺得宦官比較可靠，而且他們身處皇宮，聯系起來也比較方便。

就這樣，在明成祖遷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個由宦官掌領的偵緝機構，由于其地址位于東安門北側，因此被命名為東廠。東廠的職能是“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起初，東廠只負責偵緝、抓人，并沒有審訊犯人的權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給錦衣衛北鎮撫司審理，但到了明末，東廠也有了自己的監獄。東廠的首領稱為東廠掌印太監，也稱廠主和廠督，是宦官中僅次于司禮監掌印太監的第二號人物。除此以外，東廠中設千戶一名，百戶一名，掌班、領班、司房若干，具體負責偵緝工作的是役長和番役，役長相當于小隊長，也稱檔頭，番役就是我們俗稱的番子。

東廠的偵緝范圍非常廣，朝廷會審大案、錦衣衛北鎮撫司拷問重犯，東廠都要派人聽審;朝廷的各個衙門都有東廠人員坐班，監視官員們的一舉一動;一些重要衙門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種邊報、塘報，東廠都要派人查看;甚至連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鹽的價格，也在東廠的偵察范圍之內。東廠獲得的情報，可以直接向皇帝報告，相比錦衣衛必須采用奏章的形式進行匯報，要方便得多。

東廠府衙，大廳左側供奉著岳飛的雕像，右側刻著胰式芏案的故事。歷屆東廠廠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廳西側的祠堂里，堂前還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東廠人員的所作所為與這些擺設實在相差太遠。東廠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動，并非完全為朝廷辦事，更多的是為自己牟私利。他們常常羅織罪名，誣賴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機敲詐勒索。到了明中后期，東廠的偵緝范圍甚至擴大到了全國，連遠州僻壤，也出現了“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搞得舉國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與錦衣衛的關系上，東廠則是后來居上。由于東廠廠主與皇帝的關系密切，又身處皇宮大內，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東廠和錦衣衛的關系，逐漸由平級變成了上下級關系，在宦官權傾朝野的年代，錦衣衛指揮使見了東廠廠主甚至要下跪叩頭。

與東廠相對的是西廠，西廠在歷史上只短期存在過，明憲宗成化年間，先是京城內出現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著又有一個妖道李子龍用旁門左道蠱惑人心，甚至網羅了很多太監，意圖不軌。雖然李子龍和他的黨徒最終被錦衣衛一網打盡，但明憲宗由此深感偵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邊的小太監汪直被選中，派往宮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這個機會，到處捕風捉影，搜羅了不少所謂的“秘密消息”報告給了憲宗。憲宗認為這些消息很有價值，對汪直的表現也十分滿意，要他繼續做下去。

幾個月后，憲宗成立了一個新的內廷機構——西廠，首領便是汪直。西廠的軍官主要從禁衛軍中選拔，這些人再自行選置部下，短短幾個月內，西廠人員極度擴充，其勢力甚至超過了老前輩東廠。西廠的成立，本來只是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為了升官發財，拼命地構置大案、要案，其辦案數量之多、速度之快、牽扯人員之眾都遠遠超過了東廠和錦衣衛。西廠在全國布下偵緝網，主要打擊對象是京內外官員，一旦懷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經由皇帝同意，之后當然就是嚴刑逼供，爭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對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會被西廠以妖言罪從重處置。

在這種情況下，西廠僅僅成立5個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學士商輅為首的輔臣集體上書，向憲宗痛陳西廠之危害，并將汪直辦下的不法之事一一舉報。憲宗收到奏章后為之震驚，于是撤銷西廠，遣散了西廠的人員。但沒有西廠的日子總讓憲宗覺得沒有安全感，奸臣戴縉在得知皇帝的心思后，主動上書，大肆吹捧汪直。憲宗大喜，立刻恢復西廠，廢與舉之間，只相隔一個月。汪直復出后，更加嚴酷地辦案，戴縉也得以升職。

在此后的5年里，汪直領導西廠又辦下了無數“大案”，將反對自己的朝臣如商輅、項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權勢也達到了極點。后來，汪直極度膨脹的權力引起皇帝的警覺，汪直最終被調出京城，西廠也隨之解散。

明武宗繼位后，大太監劉瑾掌權，宦官勢力再度興起，西廠復開，由太監谷大用領導。這時西廠和東廠都受劉瑾的指揮，但兩者之間不是互相合作，而是爭權奪利，互相拆臺。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劉瑾又自建了一個內行廠，由本人直接統領，其職能與東西廠一樣，但偵緝范圍更大，甚至包括東西廠和錦衣衛。一時間，錦衣衛、東西廠、內行廠四大特務機構并存，緹騎四處，天下騷動。直到劉瑾倒臺，武宗才下令撤銷西廠和內行廠。

廠衛特務制度是皇帝個人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實行的個人政治措施，它最大的功效就是你無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特務監視，從而產生一種自己隨時處在監視之中的感覺。任何一點不夠“老實”的動作，都可能造成無法預估的可怕后果，從而不敢有任何輕舉妄動，只能乖乖地做個順民。但特務們權力傾軋，殘害忠良，最終倒霉的，還是整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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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問題，歷來是中國幾千年封建政權的毒瘤。歷朝歷代，能將這個問題處理得好的并不多見。柏楊說中國經歷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時代：第一次是在東漢后期的2世紀;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9世紀;第三次從公元1435年王振當權一直到明王朝覆滅為止。明代的宦官雖然不如東漢末年和晚唐時期的宦官氣焰兇、勢力大，也不像漢唐的宦官那樣，能把皇帝的立廢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在中國宦官史上力拔頭籌。自永樂朝起，宦官逐漸得勢，直到明思宗縊死煤山，二百多年間，宦官們熙熙攘攘，你去我來，活躍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誕劇，甚至出現“九千九百歲”的魏忠賢這樣頗為奇特的歷史現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讓我們從魏忠賢的前輩們談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兒外，沒有更多的權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馬一生，為朱家子孫們爭來了天下。臥榻旁豈容他人酣睡，這顯然不僅是趙匡胤一個人的隱憂，作為開國皇帝，朱元璋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功臣大將們都已兔死狗烹，權力禁臠又豈容宦官染指?他親眼目睹過元末宦官的危害，下決心從根本上鏟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監，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顯的錯訛。朱元璋明知太監說得對，仍然立刻下旨將他逐出皇宮，遣送回原籍，原因是這名太監“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特意鑄了一塊鐵牌，懸掛在宮門上。鐵牌上寫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這時候，宦官的權力跌入了歷史的低谷，不僅不允許干預朝政，更不能與官吏串通一氣，甚至連置產業的權力也沒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這道鐵的紀律起了一個微妙的變化，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開始把宦官視為心腹，當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內臣不得干預政事”被悄悄地改為內臣不得擅自做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權，是因為在奪取皇位的“靖難之役”中，他靠勾結受建文帝壓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動向;在圍攻南京時，又與宮內的宦官里應外合取得了勝利，登上了皇帝寶座。因此，朱棣上臺后，害怕會有失意的宦官像出賣建文帝一樣出賣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訓，拉攏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兒等，在“靖難之役”中表現得非常勇猛,率軍與南兵對沖，為朱棣在戰場上立了功。

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邁開了問鼎權力巔峰的第一步。朱棣先后派李興使暹羅(今泰國)，鄭和下西洋，侯顯使西域，王安等督軍營，馬靖巡視甘肅。永樂十八年(1420年)，又增設東廠，委任宦官主持，專門偵察刺探臣子民眾情形。這樣，宦官可以出使、專征、監軍、分鎮以及刺探臣民隱情，大權在握，為后來的專權提供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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