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期的信貸工作，是相當有創造性的。從史籍上來看，總體還是南朝為老百姓賑貸和免債的記錄比北朝多，尤其免債的次數相當多。北朝的情況，也許是史官沒有盡職，反正看起來很一般。南朝劉宋的第三個皇帝，是宋文帝劉義隆。這也是一位少見的好皇帝，他在位期間?提倡文化，整頓吏治，清理戶籍，尤其重視農業生產。元嘉十七年（440年）?二十一年（444年）兩次下令，減輕或免除農民積欠政府的“逋債”。逋（bu），就是拖欠之意。不是還不起錢嗎？免！史家稱他的統治時期為“元嘉之治”——難得呀！后來宋、魏爆發大戰，老百姓被殃及池魚，損失慘重。宋文帝又下令優厚貸給百姓錢糧，以恢復家園。梁武帝在這方面也很不錯，早年曾下詔，要求各級官府對缺少糧食、種子的農民，要賑貸撫恤，務必到戶。晚年他雖然有點胡鬧了，但對老百姓還是很同情的。在大同七年（541年）十一月九日這一天宣布，當天天亮以前的所有民欠官債，無論多少，一律免除。這方面的記載多了，沒法全部引用。至于衙役催租討債、猛如虎狼的情況，那大約也有。“封建社會”嘛，那是免不了的。但是自從孔夫子說了“苛政猛于虎”的話以后，君主敢厚著臉皮做猛虎的，也不是特別多。再看北朝這邊呢，雖然較少有賑貸，但遇到荒年也會開倉賑濟，發放糧食布匹給災民。北魏時有一次遇到旱災，宣武帝曾經責令天下的有糧之家，除了留出一年的口糧外，存糧都要拿出來借給饑民。這是一次史上比較少見的全民賑災，而一般情況下，賑災是國家天經地義的責任。南朝的劉宋也有過一次信貸上創舉，在宋、魏大戰時，軍費不夠，文帝劉義隆下令，江南四州凡是家產滿50萬的富戶和財產滿20萬的僧尼，都要把家產的四分之一借給政府打仗用。——你們富裕了，也為國家盡點責吧！朕就拿江山作擔保，總可以吧？當然，那時候的王朝畢竟是“地主階級代表”，不可能都是菩薩心腸。在高利貸方面，王侯、官僚對百姓盤剝得很厲害。宋文帝有個兒子在荊州，用短錢一百借給平民，收回時要償還最好的白米一石，值一千錢，而且只折成錢收回，不收米。那不是1000%的利率？嚇死人！還有北齊的末代幼主，向民間征用物品都是早上要、晚上就要收齊。經辦的官員就趁機敲詐，借錢給人民去火急置辦東西。但借給你的錢，注意燙手——都是借一還十，也是1000%的利！百姓之苦，有時連皇帝都看不下去了，北魏孝莊帝就曾下詔，免去所有的民欠官債，無論是一錢，還是上萬，都一筆勾銷�？墒撬�只能免去官債，對民間的債務就無權干預了。南北朝在信用事業上還有一大創舉，那就是人們終于有個機構可以貸款和存錢了。

在漢朝，民間的借貸都是個人之間的事，放款業務也是商人的行為，沒有哪個機構愿意攬下這個事。存款業務更是沒影兒，都用撲滿。大富豪的錢多，一百個撲滿也裝不下，就挖地窖，用窖藏。至于兩晉時期，國家連錢都懶得鑄，信用事業當然也就沒什么起色。而到了南北朝，一切不同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信用機構產生了，這就是寺廟。佛教在傳入中土后，運氣特別好，深得皇室和官僚階層的青睞，小老百姓對它也很癡迷——大家都要有個信仰嘛。所以寺廟享有許多特權，比如免稅、免役，經濟上的負擔比任何人都輕。寺廟不僅花的少，收入也多。上至皇帝下至地主、商人，為了表示虔誠，無不爭相向寺廟施舍土地和財物。這些土地，又可以轉讓或出租食利，正符合了“富者更富”的馬太效應。寺廟長年累月就這么只進不出，當然都富得流油。和尚們過得再奢侈，因為受到教規的約束，消費還是很有限的。這大量的錢白白窖藏起來，不是極大的浪費嗎？怎么辦，放債！于是寺廟作為一種中介性質的組織機構，就開始面向社會，進行規�；�的放貸。資金要盤活，和尚們要富起來，他們自己就兼做銀行職員。——佛當然是慈悲的，但那時候佛的信徒不一定事事都講慈悲。在我過去的印象里，古代應該是寺廟向社會施舍才對，但實際情況正好就是倒過來的。南北朝的寺廟放貸，一開始還帶有賑濟性質，扶貧濟困什么的，到后來抵擋不住利益的誘惑，基本上成了放高利貸，重在取利，而不是行善。他們在言與行之間的矛盾之處，當時的人并不以為有什么荒謬。寺廟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辦理貸款業務當然比私人方便，漸漸地就有了信譽，客戶網絡也遍及各處。有的地主、官僚、王侯也有錢多了沒處用的苦惱，于是也來委托寺廟放款，寺廟從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費。這么一來，寺廟就具有了儲蓄銀行的功能。錢多，就請往我這兒放，信譽可靠，還能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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