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每每想到這兩句話，曾國藩都頭大如斗，渾身顫抖不已。
想想當時的局面吧，自己被十幾萬太平軍堵在了祁門，如果派少量部隊北上勤王，則于事無補，還會削弱自己的防守力量；如果全部北上勤王，不僅會失去已經占領的土地，還會暴露自己的目標，進而陷入到生死未卜的境界。
去，已經這么頭疼了，如果不去呢！會有什么樣的下場呢？
不去？咸豐皇帝的圣旨在那里擺著呢，要是不北上勤王，這就是公然違抗圣旨，置皇帝生死于不顧。這就是大逆不道，是一個亂臣賊子。以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還得遺臭萬年。
面對這道難題，曾國藩是左右為難，不知所措。為了想出解決的辦法，曾國藩坐臥不安、輾轉不寧，他甚至到了“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哭泣彷徨，不知所以為計”的地步。
到了最后，無計可施的曾國藩，只能盡人事，聽天命了。他在湘軍上下廣泛征求意見，讓大家一起出謀劃策。如果出了一個好主意，咱們一起受用；如果出的是一個餿主意，咱們一起背黑鍋。
可是面對這道難題，平時那些嘰嘰喳喳的幕僚們，居然全都啞巴了，誰也不敢開口說話。到了最后，曾國藩使出了自己的撒手锏——傳紙條。
事實證明，傳紙條這種辦法，是最公平民主的辦法，反正也不用寫名字，出了什么事情也不用負責。但是等這些紙條全部上交后，曾國藩那顆無比期望的心，又開始失望了，甚至變成了絕望。
這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兒！這些紙條上的辦法，真是五花八門，亂七八糟，胡說八道！
在這些紙條上，有說裝病的，有說裝瘋的，有說當沒收到這封圣旨的，還有說干脆造反的，總之是餿主意無數，一個正經的也沒有。
面對這種局面，曾國藩連死的心都有了。就在他準備破罐子破摔，下令全軍北上勤王的時候，突然之間，一個人推門而進，并且大喊道：“不必北上勤王！”
此言一出，滿堂驚呼，大家立刻定眼望去。原來說這句話的不是別人，正是李鴻章。
面對自己得意門生的回歸，曾國藩是又驚又喜呀。喜的是，李鴻章的重新回歸，讓他終于有一個拿主意的人了；驚的是，當著全軍將士，李鴻章居然說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話，你這是想被亂箭射死呀。
在震驚之余，曾國藩心有余悸地問道：“你這句話，何意？”
李鴻章面不改色地回答道：“我大清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區區幾個洋人就想滅我大清，無疑是癡人說夢。這些洋人不遠萬里，來到我中華大地，無非是想多要一些好處罷了。如今他們攻打我們的京師，也不過是借戰爭給皇帝施加壓力，多占一些便宜罷了。如果他們真想亡我大清，從京城到承德，幾天之內便可。等我們從千里之外的安徽趕過去勤王，大清早就亡國了。”
李鴻章這番分析獨特、合情合理的言論，立刻讓曾國藩放下了一半的心。但是第二個問題接踵而來。曾國藩繼續問道：“如今皇帝圣旨已下，他明確讓我們湘軍北上勤王，我們總不能置之不理吧。”
面對這個問題，李鴻章回答道：“如今京城有恭親王坐鎮，他一定能與洋人講和，所以大清出不來亂子，咱們只需要干一件事情即可——拖。”
“至于如何拖，怎么拖，老師您附耳過來。咱們只需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當聽完了李鴻章的這番見解后，曾國藩大喜。他為能夠解決這件事情而喜，更為自己這位學生而大喜。
在曾國藩的眼中，李鴻章不僅料事如神，而且還善于揣測人心。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李鴻章對于時局的把握能力，更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如此的人才，以后必成大器。
當然了，讓曾國藩始料不及的是，日后李鴻章的“大器”，是踩著自己肩膀完成的，并且將他踩在了腳下。不過，這些都是后話，咱們還是言歸正傳。
咸豐十年（1860年）九月五日，按照李鴻章出的主意，曾國藩給咸豐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它的大意是：我已經命令湘軍北上，但是勤王事關重大，我怕手下人干不好，為此我想請示一下當今圣上，是否在我和胡林翼之中，選一個人帶兵入京？
從安徽祁縣到河北承德，郵差即使跑斷了腿，也需要半個月的時間。等看到曾國藩的奏折后，咸豐皇帝剛想下旨——“誰來都行，趕緊的”，就在這個時候，北京恭親王的折子也到了——“已經和洋人達成和議，不日敵就會退出紫禁城。”
當看見這封奏折后，咸豐皇帝的心徹底放下來了，他立刻重新給曾國藩下旨：“已和洋人議和，湘軍不必勤王。”由于回去也需要半個月，等曾國藩看到這封奏折的時候，已經是咸豐十年（1860年）十月了。至此，曾國藩那顆懸著的心，也算是落地了。
但是，還沒等這顆心在地上多待一會，它又被曾國藩懸了起來。原來，從咸豐十年（1860年）十月開始，李秀成看出了祁門大營的門道，他開始率軍猛攻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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