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武侯祠，已是城市的中心區域，里面的歷代楹聯中，要數趙蕃的最為知名：“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聯中用典，皆為武侯故事，也反映出四川地處邊陲，有別于中原的民情。

　　民間俗話中，對此也有反映，最著名的莫過于“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了，證諸歷史，非為無因。辛亥革命的先聲，即為四川保路運動，此先天下而亂;兩漢之間、五代十國、明末清初等歷代王朝統一過程中，四川也均是押后平定的地區，此后天下而治。那么，為什么四川如此特殊?

　　最直觀的解釋，這是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所致。四川和重慶所在的巴蜀盆地地勢獨特，分為邊緣山地和盆地底部兩大部分，從軍事上看，山地險峻，隔阻難通，自古就有“蜀道難，難于上青天”之說，從經濟上來看，盆地面積高達十六萬平方千米，其中宜于農耕的川西平原即有兩萬多平方公里，向來被稱為“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因此，蜀地具備了易守難攻和糧草充足的軍事和經濟優勢。

　　當統一王朝瓦解之時，蜀地足以獨立于天下逐鹿的中原之地，獨樹一幟，雖無力進取，亦足以自保;而天下將定之時，蜀地又因僻處西南，無關大局，往往最后才被納入版圖之地。

　　這一解釋，對于何以“天下已治蜀未治”更有說服力，得隴望蜀，平定天下的過程從來都是由中心及于邊緣，巴蜀之地因其地理偏遠而最后平定，符合這個規律。但是，何以會“天下未亂蜀先亂”?這一解釋卻未見得充分。

　　所謂亂，也就是造反，且不僅是一時一地的造反，而是成規模的造反。在大一統帝國治下，造反不絕于書，起因多為民眾難以忍受無盡的壓榨。蜀地先亂，并非是指此地壓榨獨狠，造反獨多，而是指此地更容易形成大規模之亂，尤其是當王朝統治步入晚景之時，尤其如此。

　　筆者曾于前一篇專欄“敢把皇帝拉下馬”中提及，縱觀歷代形成規模的造反，無不是起于一點，而迅速蔓延。但這僅僅是其成因的一個方面，造反要成規模，固然離不開各地民眾的感同身受，群起相應，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帝國的鎮壓力量相對渙散薄弱，才會此長彼消，迅速壯大。

　　中央集權的專制帝國將統治延伸到了每一個角落，實行相對無差別的政治和經濟攫取，埋下了群起響應的種子，而受制于資源的約束，帝國不可能擁有無限的鎮壓力量，加上中央帝國需要根據其特定的戰略目標，配置其鎮壓資源，于是，就在帝國境內形成了力量配置的不平衡，一旦出現造反，鎮壓力量薄弱的地方就相對更容易發展壯大。

　　帝國的戰略目標首先是政權安全，為此，常常將其軍事力量主要部署在帝都的周邊，此即是所謂的“內重外輕”，歷代統治，無不如是。一旦出現地方武裝力量坐大，形成“內輕外重”之勢，如唐末之藩鎮，又如清末之湘軍淮軍崛起，王朝的氣運也就差不多走到了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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