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伽墓看粟特人的漢化

摘要：西安北周安伽墓的發掘，為我們展現了一座風格迥異于北周時期其它墓葬的來華粟特人墓葬。墓葬形制與其它大墓基本相同，甬道及墓室用磚砌成。不見陶俑等日常隨葬品，墓主人骨架零散地擺放于甬道之中，而墓室內擺放一具貼金淺浮雕彩繪圍屏石榻，12幅栩栩如生的畫面生動地再現了墓主人生前奢侈、安逸的生活。它是首次在西安北郊發現北周時期的墓葬，也是目前已發掘的唯一一座墓主人生前擔任薩保這一特殊官職的粟特人墓葬。它的發掘為我們研究來華粟特人的社會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從這座墓葬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有關粟特人漢化的信息。
關鍵詞：安伽墓 粟特人 漢化

引言粟特人被認為是古代中亞歷史上最活躍、最神秘的民族。他們源于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地區，歷史淵源非常悠久。這一地區位于古代印度、伊朗、中國和希臘、羅馬等中西方文明交匯的十字路口，又處于絲綢之路的中樞，因而對于古代中西方文明的交流與傳播，粟特人不但是見證者，而且是承擔者。但是，歷史上粟特人在本土幾乎沒有建立過一個獨立的強大國家，始終處于外族的統治下。由于這個原因，歷史上粟特人不斷地向外遷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來到了中國。據史書記載，粟特人來華始于漢魏，從那時起粟特人就開始與中原地區進行民間或官方的交往。這些來華的粟特人不僅從事商貿活動，有些甚至還在中國定居了下來。在這一過程中，來華的粟特人雖然也將自己民族創造的獨特文化帶到了中國，使中國文化在某些方面受到粟特文化的影響，但更多的是粟特人被中國文化所同化，并最終徹底融入中華民族之中。因此，這一過程對粟特人來說是他們逐漸漢化的過程。近些年來的田野考古工作也有力地支持了這一觀點。最具代表性的考古遺址就是西安北周安伽墓。


安伽墓位于西安市北郊未央區大明宮鄉炕底寨村西北約300米處。2000年5月至7月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對該墓進行了發掘。根據出土遺物及人骨分析鑒定，可以確定墓主人為安伽，是粟特人，生前曾任北周政權的“同州（今陜西大荔）薩保、大都督”。墓葬發現時沒有被盜，且基本上保存完好，這就為我們研究北周時期在華粟特人的社會生活、喪葬習俗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本文則著重探討安伽墓所反映的粟特人的漢化因素。

對于安伽墓所反映的北周時期來華粟特人漢化因素的探討，我們可以從墓葬形制和出土遺物以及石刻圖案三方面來研究。

一、墓葬形制關于粟特人的葬俗，《通典》卷一九三引韋節《西蕃記》說：“國城外別有二百余戶，專知喪事。別筑一院，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內，令狗食人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引文中所說的是康國的葬俗，自南北朝以后，粟特地區以“昭武九姓”諸國的名稱頻繁出現在各種史籍中，康國即是昭武九姓諸國之一。因此，粟特人的葬俗從對康國記載中可見一斑。另外，據《新唐書?波斯傳》記載，“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祀祆”。那么，粟特人棄尸飼狗收骨埋殯之俗，應當是受波斯祆教的影響。祆教，即古代波斯的瑣羅亞斯?教。公元前6世紀，由波斯人瑣羅亞斯?創建。因為該教拜火，以火光代表至善之神，故又稱為拜火教。同時，該教還拜日月星辰，故又名祆教。祆教認為，火是神的兒子，火的清凈、活力、光輝象征著神的絕對和至善。因此，火是人們所見的正義之眼，對火的禮贊也是教徒的首要任務。祆教視水、火、土為神圣，故葬禮只能實行天葬或鳥葬[①]。這一葬俗，以中原傳統文化眼光來看，則是不可思議的，祆教認為尸體之不潔與中原傳統文化對尸體的尊重在觀念上恰恰相反。值得注意的是，粟特人雖然“無棺槨”，但仍有“收骸骨埋葬”的葬具。這是一種特殊的容器，即所謂“盛骨甕”[②]。王室用金甕：“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余之骨，金甕盛之，置于床上，巡繞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③]。民間則用陶制骨甕，中亞地區常有發現。由此我們可知，在粟特本土由于祆教的影響，盛行天葬，然后用火燒余骨，最后再收余骸置于甕中。

安伽墓采用豎穴土坑的墓葬形制，坐北朝南，全長35米，方向180°，由斜坡墓道、天井、過洞、磚封門、石門、甬道及墓室等幾部分構成。天井兩側及過洞、甬道口上方繪有壁畫。另外，甬道、墓室頂、壁及磚封門等多處有明顯煙熏痕跡，說明甬道內曾遭火焚。墓主人的骨架凌亂地擺放于甬道，但基本完整，估計應為二次葬。部分骨頭表面局部為黑色，可能是火燒煙熏的痕跡。

安伽墓的形制與已經發掘的北周大墓，如北周武帝孝陵、尉遲運與賀拔氏夫婦合葬墓、宇文儉墓等形制基本相同，都為斜坡墓道、5個天井、穹隆頂單室墓，只是規模有所不同而已[④]。天井兩側及過洞、甬道口上方繪制的壁畫從內容上看，與北周時期的風格基本一致，題材比較單調，基本只有人物和花卉圖案，人物以武士為主，形象極為呆板，幾乎都是拄劍武士，以寫實手法為主。

由以上材料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安伽墓的形制與粟特本土的葬俗的差異與聯系。

差異：一、采用豎穴土坑式墓進行土葬；
二、無盛骨甕，尸骨隨意擺放于甬道；
聯系：一、二次葬；
二、甬道中曾遇火焚。

差異即是墓主人漢化的表現，聯系則又說明墓主人仍保留有粟特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在粟特本土，由于祆教的影響認為尸體不潔，故天葬后，收骸骨埋葬。然而，我們看到的安伽墓卻采用的是中國傳統的墓葬形制??豎穴土坑墓，長斜坡墓道、天井、過洞、墓室一應俱全，就連壁畫的繪制手法、風格都與當時北周的風格一致，墓主人的骨骸也不再裝入盛骨甕中，而是隨意地擺放于甬道之中，這說明至少在這一時期來華粟特人已經接受了中國的土葬風俗。雖然如此，從中仍可以看到其原有天葬習俗的遺存。墓主人的尸骨凌亂不堪，有的骨殖局部有明顯的火燒煙熏的痕跡，說明在埋葬時，墓主人的尸體已變成骨殖了，顯然說明是二次葬的結果。另外甬道內有火焚的痕跡和骨骸上火燒煙熏的痕跡也說明當時可能當時可能在甬道內焚燒尸骨活動或與舉行與火有關的祭祀活動。這顯然是粟特人之舊俗。

二、出土遺物安伽墓雖然規模較大，也未遭盜掘，但隨葬品數量較少，一般北周大型墓葬中常見的陶俑、陶明器及小銅器、玉器等均不見，除了有雕刻精美的石門及圍屏石榻外，僅有一盒墓志和一副銅帶具陪葬。北周時期崇尚薄葬，就整體隨葬品而言，安伽墓基本上是按照北周時期喪葬節儉的原則下葬的，這也可以看作是其受中原文化影響的結果。

石門：安伽墓石門石刻以寫實為主，形象地表現了祆教祭祀場面。石門由門額、門楣、豎框、門扉、門限及門砧等部分組成。其中門額、門楣及門框刻有圖案。門扉有凸起的乳釘，上下各兩排，每排5枚。門砧上各有一蹲獅，均張口露齒，頸刻卷毛。門額呈半圓形，高0.66米，寬1.28米，正面裝飾有減地淺浮雕貼金彩繪圖案。圖案內容為祆教祭祀場面。中部為承載于蓮花三駝座上的火壇，火壇左右上方分別刻對稱的伎樂飛天，飛天下方各有一人身鷹足的祭祀，雙手持神杖伸向供案，案為三足，上置瓶、叵羅、盤等器皿，左右側下角各有一人面熏爐而跪。畫面陰刻部分涂紅彩。整個畫面宗教色彩濃厚，火壇占據中心位置，整個祭祀活動以它為中心展開，足以反映出墓主人對火的頂禮膜拜。門楣長132厘米、高16厘米、厚12厘米，中部線刻獸頭，兩側線刻纏枝葡萄并以貼金連弧紋作獸須。左右門框高136厘米、寬14厘米、厚12厘米，線刻纏枝葡萄并飾貼金連弧紋。

從這些石刻中我們可以看到，來華的粟特人運用石刻工藝將他們的祆教信仰表現得淋漓盡致，這說明，墓主人雖然采用了漢化的墓葬形制，但是在宗教信仰上仍保持其獨立性，或受中國文化影響較小。

圍屏石榻：圍屏石榻面南擺放于墓室中部偏北。青石質，東西長2.28米，南北寬1.03米，通高1.17米，由11塊石板構成，其中石屏風3塊、榻板1塊、榻腿7個。石屏內有貼金淺浮雕圖案12幅，圍屏圖案采用中國傳統的淺浮雕、線刻、彩繪、貼金等技法，以寫實為主，主要表現墓主人生前的社會經歷，包括出行、宴飲、狩獵、娛樂等場面。榻板正前方及左右兩側減地刻繪動物頭像圖案33幅，其中主要有獅、鷹、牛、豬、龍、雞、象、馬、犀牛等。榻腿7條，均刻有基本相似的圖案11幅，皆獸頭人身，毛發聳立，圓睜雙眼，張口露獠牙，一足著地，作承托石榻狀。

這種石榻可能是定居中土的粟特貴族墓中的一種特殊葬品。在我國漢代就已經出現榻，有的榻三面還配有屏風，但基本是供單人或雙人坐的，類似安伽墓出土的這種可供多人坐的圍屏石榻出現并流行的那個時代可能是南北朝時期[⑤]。對比我國境內發現的年代與安伽墓大致相當的粟特人的墓葬，我們可以看到，北周康業墓也隨葬有圍屏石榻，北周史君墓和與安伽墓相隔13年的隋代虞弘墓卻使用刻有祆教圖案的石槨作為葬具。而且這種石榻目前只見于粟特貴族墓中，而漢人墓中不見。對比為圍屏石榻作為隨葬品與石槨作為葬具，我們認為這可能與粟特人的中土化程度有關，前者的葬式保留了較多的祆教成分，后者圖案外幾乎接近于漢人的墓葬。這就說明，進入中國境內的粟特人，其隨葬品或葬具可能經歷盛骨翁??圍屏石榻??石槨的變化過程，最后就可能與漢人墓葬別無二致了。這種變化過程也反映了他們的漢化過程。

墓志：甬道中部擺放墓志一盒，由志蓋及志石組成，青石質。墓志的位置出土時基本保持了下葬時的原貌。志蓋覆蓋于志石上因甬道中部地面鼓起，出現位移，滑向東側，面北而讀。志蓋?頂正方形，邊長47厘米、厚7.5厘米，四剎平素無紋飾，蓋頂以陰線分為3行12格，每格?減地篆刻陰文字1個，自右向左豎讀為“大周同州薩保安君之墓志記”。志石與蓋大小相同，厚7.5厘米，四邊亦無紋飾，石面刻細線棋格18行，滿行19字，共計303字，志文楷書。

墓志是中國古代獨有的傳統葬俗，其主要目的在于表識，而兼有對亡者的頌揚功能。通常是用正方形兩石相合，一方刻志，題亡者之姓名爵里，另一方刻銘，對亡者生前“德行”進行稱頌表揚，志文類傳，銘文似詩。我們可以看到安伽墓的墓志與漢人無異。墓葬中墓志的廣泛采用這一現象，在中亞粟特本土并未發現，這自然是粟特人入華后受到漢地文化影響的結果，因而也是入華粟特人漢化現象的具體表現之一[⑥]。

從志文記載中了解到，墓主人姓安，“諱伽，字大伽，姑藏昌松（今甘肅武威）人”。他生前“遂除同州薩保”、“俄除大都督”。薩保一職，北齊稱“薩甫”，隋稱“薩保”，唐稱“薩寶”。雖然各個時期稱謂有所差異，但其職能大體應該相同，即由中央政府任命，管理來中國進行貿易的胡商及定居中國的各種外來人員，另外還可能管理祭祀等宗教活動。其父安突建曾任“冠軍將軍”、“眉州（今四川眉縣）刺史”。安伽墓采用這種漢人常用的墓葬形制，應該與安伽父子兩代在北朝任職，接受中國文化有關。加之其母為“杜氏，昌松縣君”，從姓氏上來看應該是漢人，粟特人與漢人通婚更加劇了其中土化的進程。
在中國古代一般人除名外，還有字，特別是在一些官宦人家或書香門第中更為流行。舊說上古嬰兒出生三月由父親命名，男子二十歲成人舉行冠禮（結發加冠）時取字。名和字通常有意義上的聯系，例如屈原，名平，字原；諸葛亮，名亮，字孔明；李白，名白，字太白等。由墓志可知，墓主人名伽，字大伽，顯然符合中國古人的取字原則。在中亞粟特人的故土，人們既有名又有字這一現象至今未發現，因而入華粟特人姓名中的名、字共有現象必然源于漢族人的習俗影響[⑦]。

銅帶具：安伽墓甬道中出土鎏金銅帶具一副，青銅質，銹蝕嚴重，由帶扣、扣眼片、帶?和?尾等組成。墓中除出土一副實用銅帶具外，石刻圖案中出現的男性腰部基本都系有與此相似的帶具，且不分身份，可見在北周時期，帶具是胡裝男性常見的用品。也有可能是祆教徒日常裝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石刻圖案分析安伽墓中出土的石刻包括石門及圍屏石榻兩部分，石刻圖案由人物、動物、神祗、植物、建筑、家具、樂器及日常用具等組成。這些圖案除了表現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經歷和祆教祭祀活動外，其中也反映出了一些墓主人漢化的信息。最明顯的就是石刻圖案中出現的中式建筑。共計：

亭，1例，位于正面屏風第3幅，為一高臺木構建筑；
涼亭，1例，位于正面屏風第6幅，為一較簡單的木構建筑；
回廊，1例，位于正面屏風第3幅。

亭為中國傳統的建筑，涼亭雖較簡易，但其結構仍為中國式樣，而粟特民族傳統的居所應為圓形或方形帳篷，這在石刻圖案中也有表現。這些傳統中式建筑的出現，表明墓主人已逐漸接受中原漢人的生活方式，融入漢民族的大家庭中。

結語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安伽墓所代表的北周入華粟特人的葬俗，既采用了漢人的墓葬形制，用漢族官員常用的石門、陪葬壁畫、墓志等，又尊崇了祆教徒固有的對遺體進行處理、將剩余之骨埋殯的二次葬習俗，應當代表了一中中土化了的信仰祆教的粟特貴族的獨特葬俗。這說明，進入中國境內的粟特人，其墓葬形制最先漢化，與漢人墓葬基本沒什么區別，而具體的葬式、葬具以及對尸體的處理方法則漢化的相對較慢一些。從更深層次來考慮，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入華的粟特人首先接受的是中國的物質文化，例如，建筑形式、豎穴土坑墓室等，進而逐漸接受了中國的民俗習慣，如，取字現象、隨葬墓志銘、與漢人通婚等，最后是宗教信仰上的變化。由于粟特人受祆教的影響根深蒂固，所以其在宗教信仰上的漢化就比較慢。

從以上諸多粟特人的漢化現象中，可以看出北周時期的粟特人漢化的具體過程，把握到其階段性特征。但隨著入華粟特人漢化程度的加深，粟特人所具有的異域特色也逐漸消失，作為異域民族的粟特人也就隨著民族融合的大潮湮沒于漢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



注釋：

①冉萬里：《漢唐考古學講稿》，三秦出版社，2008年。

②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

③《隋書?石國傳》，中華書局，1973年。

④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⑤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⑥陳海濤、劉惠琴：《來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商務印書館，2006年。

⑦陳海濤、劉惠琴：《來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商務印書館，2006年。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5650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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