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類社會內部出現了階級分化和私有財產以后，文化也就染上了階級或等級的色彩，服飾自然也不例外。格羅塞在比較了原始社會和文明社會中服飾的變化后指出：“在較高的文明階段里，身體裝飾已經沒有它原始的意義，但另外盡了一個范圍較廣也較重要的職務：那就是擔任區分各種不同的地位和階級�！�(格羅塞，1987：81)階級社會里的既得利益者為了保證自己對財富的長久占有，將自己與貧窮階層加以區別，于是在服飾上便對質料、色彩、款式、紋樣等進行種種規定，以便使服飾形成一定的形制，因而，服飾成了標識人的社會地位、角色、等級的一種符號。
遠古時期，中國就已制定了完善的冠服制度�！兑住は缔o》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币砸鹿诜椫贫茸鳛槿藗惥V常之序確立的一種象征標記，作為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及各種社會組織結構的補充，已見其要。夏商周時期，服飾成為一種“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具有了特定的文化特質。從天子皇族、文武百官到庶人百姓，社會各階層各有嚴格的服制，從服色、樣式到紋樣均有相應規定，不得逾越，直接反映人們的不同社會地位和等級尊卑。用冠服作為政治與宗教等的補充和象征，以此強化階層角色的地位，在中國近現代社會和一些民族中依然存在。
壯族服飾亦反映了階級社會里等級差別和一些特殊的財產觀念。如明清時期，在土司統治的地區，土司對壯人的服式和服色做了種種規定，服飾成為社會地位等級尊卑的象征。明末清初，那坡縣土司規定“壯族土民的衣服只準穿藍黑兩色，土官及其親屬穿綢、緞料子。讀書可穿灰、白色，考中秀才者，可和土官一樣穿大襟長衫馬褂”。
大新土司也有類似規定，如該縣下雷在“土官統治時期……高人一等的土官、官族、峒長和不種田納糧的圩鎮百姓，與農奴穿著不同，男的可穿長衫，婦女可穿大襟，梳發髻，佩戴各種華麗的銀耳環、手鐲、項圈、銀簪、銀針等”。同時，禁止土民穿綢布衣和戴氈帽全茗、茗盈州土官不許土民穿鞋襪進城。安平州土官規定本州土民只準穿自己織的土布服飾，不準穿外來的“客布”(機織布)，男女的包頭巾嚴禁用“客布”和綢緞，土民不得穿長衫，不得戴雨帽進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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