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陳三平著，楊富學、劉錦譯
2010-05-09 10:40:09 閱讀 73 次
原刊《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3輯，達力扎布主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年4月，第284～2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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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祆教在中世紀藉由中亞移民而傳入中國。至于漢人有無信徒，史無明載，最近有人依據不同資料論證唐代有漢人皈依這一宗教。只是其立論依據大都似是而非，不具說服力。其實，在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人名中，不少即顯然與拜火教有關，如?頭子、鄭阿頭、阿頭六子、趙阿頭六、阿朵、孔阿朵等。其中，“?頭子”的“頭”實為“阿頭”、“阿頭六”之簡寫，異寫形式為“阿朵”，所有這類名字享有同一個詞源tar，為伊朗之火神。上古時期阿塞拜疆曾建阿特洛帕提尼王國（Atropatene），即得名于阿特洛帕特斯（Atropates），意為“tar所護佑的”。這一傳統也傳到了敦煌、吐魯番地區，遂有當地漢人依伊朗火神tar來命名，以求得到tar神的護佑。此類與火祆神有關的漢文人名的存在，堪當祆教在中國西北有本土信徒的鐵證。
[關鍵字] 敦煌；吐魯番；祆教；人名
From Azerbaijian to Dunhuang - A Zoroastrianism Note
by
Sanping CHEN, trans. by Fuxue YANG & Jin LIU
[Abstract] Zoroastrianism i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ancient time by Central Asian immigrants. As for Chinese believers, there is no apparent historical recor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materials, recent authors proved that Chinese had Zoroastrian belief in Tang Dynasty. However, the evidence cited by them can all be regarded as third-party observations. In fact, theophoric names found in Dunhang and Turpan documents are obviously related to Zoroastrianism, for instance, Fan Touzi, Zheng Atou, Atouliuzi, Zhao Atouliu, Aduo, Kong Aduo ,etc. The fact that tou as in the name Fan Touzi is Atou , an abbreviated form of Atouliu. Aduo is another form of tou. All of these names share the same etymology tar, the Zoroastrian fire god. Azerbaijan, which is considered a corruption of Atropatene, named after Atropates, refers to “protected by tar”. And this naming tradition is spread to Dunhuang and Turpan area. Therefore, local Chinese named after tar in order to get the protection from tar. The existence of Chinese theophoric names pertaining to tar is the first solid evidence that the Zoroastrian faith had a native following in medieval northwestern China.
[Key words] Dunhang; Turpan; Zoroastrianism; Name
關于祆教，已故中國學者陳垣曾做過富有開拓性的研究，認為祆教在中世紀中國是一種主要由中亞移民所尊崇的外來宗教[①]。這一觀點長期為人們所接受，但在最近卻受到幾位學者的挑戰[②]。盡管如此，陳氏立論的一個核心依據仍未動搖，即截止目前，還沒有發現任何一篇用漢語文書寫的祆教經典。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摩尼教卻有漢文經典保存下來，甚至景教也有漢語經典留存，在西安還發現了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經仔細觀察發現，最近對陳垣觀點提出質疑的學者，其所引用的論據大都似是而非，且其論據經常單純建立在對“祆”字的字面上。通常來說，“祆”代表的是祆教之“天神”，即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a）。例如，林梅村根據一方唐代墓志中的出現有“祆”字，從而得出結論，認為唐朝時期中國東南部盛行的起義是由祆教徒所領導的[③]。筆者認為，這里出現的“祆”字庶幾可以確定是官府文告中普遍使用的“妖”字的變體。通過研究還可以進一步看出，該碑文中的“祆”字正是唐朝法律在處理林梅村所述的那場人民起義中所用的“妖”字[④]，關于這個與祆教無任何關聯的變體字的其他證明是非常多的[⑤]。至此，林梅村的所有論證都被推翻了。此外，眾所周知的是，漢文史籍所記載的祆教信仰，不久就與摩尼教相混淆了。更有趣的是，祆教中的“外來天神”后來卻被中國妓女奉為他們職業上的“保護神”[⑥]。
另外一個例子來自敦煌寫本P. 2569，也被視作反對陳垣觀點的重要證據。最近有位學者把敦煌寫本P. 2569看作是《火祆咒文》，顯然意在努力填補火祆教缺少漢譯經典的空白[⑦]。事實上，該文獻原題作《驅儺兒郎偉》，只不過是在敦煌驅儺活動中祆教儺隊唱的一首儺歌而已[⑧]。驅儺來自中國民間傳統，是一種古老的祛邪習俗。在這份儺歌中，所有人物，不論是現實社會的人（如敦煌太守、太夫人）還是空靈世界的神（如三危圣者、蓬萊七賢、南山四皓、城隍），都是純中國傳統而非佛教的，其中所提到的“今夜驅儺儀隊仗，部領安城火祆”，即祆教驅儺儀隊仗來自安城，這是確認其為“祆教徒”的唯一標志。中亞文明曾給唐朝文化生活帶來深刻影響，尤其在音樂和表演藝術上更是如此，無疑會對民間節日也產生影響[⑨]。文獻中的安城，即“安”之城，指的是今烏茲別克斯坦南部城市布哈拉（Bukhara）。考慮到大唐帝國的國際性及異國時尚在平民中的流行，安城這一地名的出現，清楚不過地表明這個祆教驅儺隊是由從布哈拉移民到中國的群體組成的[⑩]。因此，把上述驅儺文視作本土中國人有祆教信仰的證據似乎有些牽強。事實上，《新唐書》記載了一戶從中亞移民過來的安姓家族，從北周至隋朝期間一直擔任薩寶[11]。在中國記載中，薩寶一直被認為是祆教的一種宗教職位。此外，近來學者所引錄的其他證據也趨于表明，祆教是當時人們常見的有吸引力的異國信仰�？傊�，盡管近期不乏新的研究，但現有資料均不能提供明確而直接有力的證據，不足以駁倒陳垣的觀點。
含有“神”意的漢族人名
有一種觀點認為，“歷史是從蘇美爾人開始的”，與之同時，還有一種中華文明“外來起源”（或至少是某種形式的文化促進）的推測，認為中華文明起源于近東地區。盡管缺少證據，但這種思想一直存在。例如，研究中國古代科學的現代權威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情況下，徑直把中國所謂的“氣”連同古印度所謂的prana（氣息、呼吸、生氣），全部歸源于美索不達米亞地區[12]。
正如筆者最近所指出的那樣，迄今為止，一個可反駁中華文明起源“近東假說”的簡單事實卻始終未引起人們的注意。[13] 概言之，自古以來，中國人之命名一般與“神”無關（只有少數例外），而美索不達米亞及受其培育或影響的其他所有近東文化，包括蘇美爾文化、埃及文化、閃米特文化（阿卡迪、亞述、腓尼基、阿拉姆、希伯來、阿拉伯，等等）和印歐文化（赫提、希臘、印度-伊朗等）則恰恰與之相反。上述這些近東文化在個人命名方面都與“神”密切相關。事實上，古時的名字，如約翰、約書亞、西奧多等，在今天的西方命名法中仍有影響力。若就命名習慣而言，近東文化與中華文明可以說是方枘圓鑿，不相契合。中國與其他世界古文明的這種顯著差別無疑當與中國古代中央王朝沒有濃厚的宗教傳統有關。
與佛教經由中亞傳入中國相一致的是，美索不達米亞文化也應是中古時期傳入中國的。清代學者趙翼最早注意到這一點。[14] 筆者曾對此做過概述，并統計了含有“神”意的中國人名字。這里簡要地重復與本篇文章有關的以下幾點：
1、近東發現的含“神”意人名有如下幾種重要類型，即含動詞的名稱、含名詞的名稱、單字、屬格結構，這些都是很常見的，只是含動詞（天賜、天佑等）和屬格結構（神的禮物、神的兒子等）的人名，其后都跟某個詞。含有“神”意的漢人名字大都屬于這種情況。
2、以“奴或仆”為名是尤其普遍的，很明顯是受伊朗人（特別是粟特人）影響的直接產物，例如：天奴、神奴、佛奴、僧奴、三奴。最末依名中出現的“三”，為“三寶”（Triratna）之簡，表示“佛教三位一體”之義。
3、“神給予的”或“天賜予的”這種明確而詳細的形式，現已證實相當于巴利語或梵文中的-datla、波斯語的-data和希臘語的-doros，唐朝建立者李淵之祖爺爺名李天賜，堪為明證。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更普遍采取的形式是“神之子”，如：佛兒（佛的兒子）、佛女（佛的女兒）、法子（達磨的兒子）、神子（神的兒子）等。此外還有以三寶（Triratna）為名者。
4、受漢人名字長短的制約。通常，名字最多包含兩個漢字，一種常見的形式就是取神?之名而不另加他字，誠如趙翼所言列舉的那些。于是乎便出現了諸如浮圖、菩薩、金剛、羅漢之類的人名。[15]
“火崇拜”人名一例
在敦煌文獻P. 3559 + P. 2657 + P. 3018 + P. 2803《唐天寶十載（750年）敦煌郡敦煌縣差科簿》中，記錄了很多人名，于1936年整理出版后，[16] 并且成為許多學者廣泛研究的主題。在該文書之107行出現有“?頭子”一名。“頭子”作為人名是中國傳統命名中堪為有趣的現象。
其一，筆者認為姓?者雖不多，但的確是漢姓，西漢已屢見于史乘[17]。這個姓氏在敦煌地區常見，至少有七個姓?的人士作為供養人出現于敦煌石窟中[18]。該姓與所謂的“昭武九姓”，以及其它原中亞氏族名沒有什么關聯�！抖鼗�?氏家傳殘卷》在莫高窟藏經洞也有留存[19]。該家譜內容豐富，記載周詳，沒有造偽成分。其二，“頭子”作為“首領”意，出現很晚[20]，在西漢時代是沒有的。該名絕無否定或貶低成分，在那個時代以此為名，算不得糟糕的選擇。這種起名法并非特例，在吐魯番阿斯塔那116號墓出土的《高昌重光二年（621）張頭子隨葬衣物疏》中[21]，就有“佛弟張頭子”之載。在阿斯塔那320號墓出土的《高昌侍郎頭子等官吏疊通名籍》中，出現有“侍郎頭子”之謂。[22] 因此，筆者認為，“頭子”之稱很有可能是中國最新引進的含“神”意名字之一，采用的是“頭的兒子”這種形式。那么，下面就需討論“頭”到底代表的是什么神？
筆者認為“頭”有可能是“阿頭六”的簡寫形式，來源于伊朗的ātar，意為“火”，指的是伊朗或祆教的火神。
首先，名字為“頭子”的“頭”是“阿頭六”的簡寫形式，藉由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得下列人名可得到證明：阿頭六子、趙阿頭六、匡頭六子、員頭六子、郭阿頭六、李頭六子、張頭六兒、曹頭六、王頭六兒、王頭六子、隗頭六奴，等等[23]。這些名字均可解釋為“[阿]頭六的兒子”、“[阿]頭六的奴仆”或僅僅為“阿頭六”，這種起名法可追溯至6世紀末至7世紀初。
其次，應該注意的是，在古代伊朗，與ātar/tar有關的名字應用廣泛，很可能與拜火教信仰的流行有關，從中反映除古代印度-伊朗人甚至印度-歐洲人對火的崇拜。作為一個早期的例子，古希臘歷史學家克特西亞斯（Ctesias）記載的阿基米德帝國的創建者居魯士大帝，曾被一名叫阿特拉達特斯（Atradates）的牧羊人撫養長大。而這位牧羊人的名字意為“tar（阿塔爾）的禮物”，也可以譯為“阿塔爾之子”。除此之外，在古代伊朗按照“阿塔爾的奴仆”之形式命名者也可得到證實。賈斯蒂（Ferdinand Justi）率先將古代伊朗的一些與tar有關的名字收錄在他的《伊朗名字之書（Iranisches Namenbuch）》里。菲利浦?吉紐（Phillipe Gignoux）在他所編薩珊時期中古波斯人名匯編中則收錄了更多此類人名，尤其是復合形式的人名[24]。正如本文標題所示，最顯著的例子可能是“阿塞拜疆”這個名字。阿塞拜疆（Azerbaijan）在上古時期曾建阿特洛帕提尼王國（Atropatene）。阿特洛帕提尼得名于阿特洛帕特斯（Atropates），意為“tar所護佑的”[25]。亞措帕特斯是亞歷山大時期的一位總督，長期掌管阿塞拜疆地區。
第三，語音學的證據。根據高本漢（Bernhad Karlgren）的觀點，在中古，阿頭六的擬音為-d’eu-liuk[26]，與“羅”字很像，在古代中國，“六”字在標注外來語詞匯時一般音轉為l/r。蒲立本分析指出，這其實是一個當時漢語標音外國名字時常用之法[27]。對另一個關鍵的“頭”字，羅常培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也采用了與高本漢一致的擬音d’eu[28]。因為唐五代時期大致相當于伊朗薩珊王朝中后期，此期間伊朗流行的語言是波羅缽語或中古波斯語，ātar被寫作’twr。巴斯洛美（Christian Batholomae）[29] 和貝利（Harold Bailey）[30] 都寫作ātur，恰與頭（d’eu）的元音一致。更為重要的是，到薩珊王朝時期，中古波斯語中元音之間的清輔音大部分已濁化。因此，許多學者都選擇更精確的音標??ādur�？傊�，在語音學上，伊朗目前擁有的資料強有力地支持了這一推理，即“阿頭六”是中古波斯語ātar的音譯。
最后，以上所引用的漢語名稱學資料明確地表明，“阿頭六”反映了“神的奴仆”和“神的禮物或兒子”這一人名的神權意義。在印度教或佛教之神、圣徒、圣人、宗教人物或概念中沒有一個名字能在語音上與這種形式相接近。因此，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就只有伊朗的火神tar了。
在吐魯番早期文書之外，在敦煌也發現有“阿頭[六]”這種形式，如《天寶六載（747年）敦煌縣龍勒鄉都鄉里籍》（P. 2592 + P. 3354 + 羅振玉舊藏 + S. 3907）A件第29行出現有“鄭阿頭”一名[31]。其中的“鄭”是一個標準的漢姓，在同一文獻中又被寫作“鄭頭”，可以肯定的是，“頭”是“阿頭[六]”的簡寫形式。
在后期的敦煌文獻中，筆者注意到有不少人名喚“阿朵”，如P. 3391《丁酉年正月社司轉帖（稿）》及P. 4063《丙寅年四月十六日官健轉帖》即有“阿朵”一名。在P. 3707《戊午年四月廿四日親情社轉帖》有“孔阿朵”。據高本漢的擬音，阿朵應為atu。敦煌文獻中還出現有“阿朵子”，即為阿朵的兒子。筆者認為這可能是ātar的另一種寫法。如果此說不誤，則可為拜火傳統在敦煌消失下限之確定提供有益的參考。正如最近研究所證實的那樣，拜火傳統一直流傳至唐朝滅亡以后，最晚可追溯至北宋開寶年間（966~970年）。
最后，需對拜火教神職人員薩寶略作考證。自從伯希和于1903年發表文章，提出至少四種不同的理論建議后，這個原始的伊朗官職稱謂便一直引人關注，成為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32]。筆者注意到，“薩寶”被譯成“薩薄”或“薩簿”，可見于吐魯番出土文書[33]。另外，在吐魯番文書中，還發現了大量的與“火神”有關的漢族人名。在高昌王國官職中出現薩寶，證實在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這個中國邊陲城邦中，應存在著拜火教信仰[34]。除此之外，在斯文赫定收集的漢-于闐雙語文獻中，出現有異寫“薩波”，而于闐語的對應寫法為spata。在于闐語中，spata意為“軍官”。[35]
結 論
據姓氏判斷，可見于敦煌漢文寫本的人名，如果只出現“阿朵”（tar）”，此人可看作是伊朗人。其他大多數姓氏如張、趙、王、李、?、鄭等，幾乎與中亞人沒有一點關聯。這個事實，加上中國西北及其他地方的人大量使用與佛教諸神相關的名字，可得出結論，伊朗祆教正如佛教一樣，在中國百姓中也有信徒。據弗萊依（Richard N. Frye）所說[36]，祆教拜火傳統可能持續到宋代初期，而此時中亞的祆教很可能早已銷聲匿跡。拜火教與火崇拜關系密切，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的史籍都有基本一致的記載[37]。與火祆神tar有關漢文人名的存在，堪稱力證祆教在中古中國西北有本土信徒的第一手直接證據。
本文譯自《中亞雜志（Central Asiatic Journal）》第47卷2期，2003年，第183~197頁。注釋文字有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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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陳三平，浙江紹興人，供職于加拿大統計局，主要從事漢語音韻訓詁學和伊朗學、突厥學研究。
譯者簡介：楊富學（1965-），河南鄧州市人，敦煌研究院研究員，博士，主要從事敦煌學與回鶻歷史文化研究；劉錦（1984- ），江西于都人，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生。
*筆者感謝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tudes）宗教科學部菲利普?吉紐（Philipe Gignoux）教授對本文的慷慨幫助。
[①] 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9~132頁。
[②] 林悟殊：《唐人奉火祆教辨》，《文史》第 30輯，1988年，第101~107頁；林梅村：《從陳碩真起義看火祆教對唐代民間的影響》，《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40~142頁。
[③] 林梅村：《從陳碩真起義看火祆教對唐代民間的影響》，《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40~142頁。
[④] 長孫無忌：《唐律疏議》卷18， 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345頁。
[⑤] 《晉書》卷106，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2773頁；《梁書》卷11，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207頁；《陳書》卷4，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70頁，等等。
[⑥] 馬書田：《華夏諸神》，北京: 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405頁。
[⑦] 林悟殊：《唐人奉火祆教辨》，《文史》第30輯，1988年，第101~107頁。
[⑧] 關于這種古老傳統，可參見高國藩《敦煌民俗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第483~505頁和李正宇《敦煌儺散論》，《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第111~122頁。
[⑨]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
[⑩] 《新唐書》卷221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244頁。又見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內蒙古的粟特聚落（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通報（T’oung Pao）》第41期，1952年，第320頁。
[11] 《新唐書》卷75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445~3446頁。最早對薩寶的討論，見伯希和（Paul Pelliot）《薩寶（Le Sa-pao）》，《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Bulletin de l’écle Francaise d’tréme-orient）》第3期，1903年，第665~671頁。此后關于祆教薩寶的討論逐步增多。
[12] 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3卷，劍橋，1959年。
[13] 陳三平：《天子與神子: 古亞洲文化中神圣王權與含神意人名的互動（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 Interactions among an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皇家亞洲學會雜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3輯，第12卷，2002年，第289~325頁。
[14] [清]趙翼：《陔余叢考》卷42《命名奇詭》，臺北: 世界書局，1965年。
[15] 前揭陳三平：《天子與神子: 古亞洲文化在神圣王權與有神字義名字的互動》，第289~325頁。
[16] 陶希圣編 ：《唐戶籍簿叢輯》，《食貨》第4-5期合刊（特輯），1936年，第1~38頁。
[17] 如?勝之，漢成帝（前32~前7年）的一名官員，也是中國最早的農業科學家。他的著作見《中國叢書總錄》第2卷，第777頁。自東漢至晉，其他?姓見《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第242頁。
[18]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39頁（姓名索引）。所有皆是平常漢人名字。
[19] 敦煌寫本S. 1889。見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104~108頁。
[20] 見郭竹風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年。
[21]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3冊，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50頁。
[22]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3冊，第46頁。
[23]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2冊，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318、333、334、339頁；《吐魯番出土文書》第3冊，第26、31、48、107、119、158頁；《吐魯番出土文書》第4冊，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32、159、188頁。
[24] 吉紐（Phillipe Gignoux）：《薩珊時期中古波斯人名匯編（Noms propres sassanides en moyen-perse épigraphique）》，《伊朗人名全書（Iranisches Personennamenbuch）》第2卷，維也納，1986年。
[25] 弗萊依（Richard N. Frye）：《伊朗古代史（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慕尼黑，1983年，第143、163頁。
[26] 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漢文典（Grammata Serica Recensa）》（《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Bulletin）》第29號），1957年，第50頁。
[27] 前揭蒲立本：《內蒙古的粟特聚落》，第317~356頁。
[28] 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 中央研究院，1933年，第164頁（定母）、166頁（侯韻）。
[29] 巴斯洛美（Christian Bartholomae）：《古代伊朗語詞典（Altiranisches Wterbuch）》，柏林，1961年，第316頁。
[30] 貝利（Harold W. Bailey）：《于闐語文獻集（Khotanese Texts）》第4卷，劍橋，1961年，第11頁注2。
[31] 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第163頁。
[32] 伯希和認為“薩寶”來自伊朗語sb，意為“老人”。勞費爾則認為應是“總督”之意，見勞費爾（Berthold Laufer）：《中國伊朗篇（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in Ancient Iran）》，芝加哥，1919年，第529頁。日本學者藤田豐八則認為“薩寶”應來自伊朗語srthavha，意為“商隊領導”，見柳存仁《唐前火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國之遺痕（Traces of Zoroastrian and Manichaean activities in pre-T’ang China）》，（《和風堂文集（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萊頓，1976年，第15頁。而貝利（Harold W. Bailey）則將之與Krorayina cojhbo與聯系在一起。見貝利：《伊朗印度篇（Irano-Indica）》（二），《東方與非洲學院學報（BSOAS）》第13期，1949-51年，第121~139頁。
[33]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2冊，第45頁；《吐魯番出土文書》第3冊，第111頁。
[34] 高昌王國從政府組織、官員到普通民眾，其信仰與民俗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這或許是近幾十年來在吐魯番地區考古領域最重大的發現。見十卷本《吐魯番出土文書》及馬雍《略談有關高昌史的幾件新出土文書》，《考古》1972年第4期。
[35] 貝利：《于闐語文獻集》第4卷，第178頁；《于闐塞語詞典（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劍橋，1979年，第 436頁。
[36] 弗萊依（Richard N. Frye）：《東伊朗祆教的命運（The fate of Zoroastrians in Eastern Iran）》，載Rika Gyselen編：《宗教的十字路口：吉紐紀念集（Au Carrefour des religions. Mélanges offers à Philippe Gignoux）》，1995年，第67~72頁。
[37] 波伊斯（Mary Boyce）：《論祆教的圣火（On the Sacred Fires of the Zoroastrians）》，《東方與非洲學院學報（BSOAS）》第31卷，1968年，第52~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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