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紹林
（洛陽師范學院）
東都洛陽的佛教內道場
隋煬帝楊廣原先的身份是晉王，曾以揚州總管的職務駐守揚州（今江蘇揚州市）。楊廣多次致函，奉天臺宗創始人智?為師，請他來揚州為自己授菩薩戒。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智?在揚州總管寺城設千僧會，舉行授菩薩戒儀式，隨即在楊廣府邸“躬傳戒香，授律儀法”，為楊廣起法名為“總持”，楊廣尊稱他為“智者”。[①] 開皇十九年，楊廣在揚州設立慧日、法云兩個佛教道場，邀請學問僧、律僧在其中研究、弘揚佛教，自己藩府出資供養。隋煬帝稱帝后，立即將洛陽營建為東都，并設立東都內慧日道場，成為皇家?廷佛教研究院。
東都內道場中的僧人，可考知的有如下一些人：
《續高僧傳》卷九《隋東都道場釋智脫傳》記載：智脫，“江都郡（揚州）人”，七歲出家，游學南北，遍學經論，名氣遠揚。楊廣在揚州“初建慧日，盛搜異藝，海岳搜揚。脫以慧業超悟，爰始沾預�！缊鲇①t，學門崇仰，而脫雅為論士，眾所推焉”。后隨楊廣入京，住楊廣所立的日嚴寺，講經著述不輟。大業元年，隨隋煬帝來東都，安排在內道場。大業三年正月九日去世，春秋67歲，埋葬在洛陽縣金谷里邙山上。他一生“凡講《大品》、《涅?》、《凈名》、《思益》各三十許遍，《成論》、《文玄》各五十遍”。傳業學士多人，“各踵敷弘，知名當世”。同卷《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澄傳》記載：法澄，“吳郡（治今江蘇南京市）人”，精通四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他在揚州開善寺聚徒講學，“化洽吳楚，傳譽淮�！�，于是被吸收到揚州內道場中。后隨楊廣入京師日嚴寺，“聲望彌重，京師碩學咸謁問之。煬帝徙駕東都，定鼎伊雒，從出崤右，因疾而終”。同卷《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道莊傳》記載：道莊，“揚州建業（今南京市）人”，精通四論，被楊廣征入揚州內道場，后攜入京師日嚴寺，講《法華經》，“著疏三卷，皆風骨雅趣，師者眾焉”。后來“隨駕東指，因疾而卒于洛陽”。同卷《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論傳》記載：法論，“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市）人”，“雖外涉玄（道家）儒，而內弘佛教”。楊廣在揚州，“遠聞令德，召入道場，晨夕賞對”。后來，隨楊廣入京，住日嚴寺。“及晉王之處春坊（楊廣立為太子），優禮彌厚，中使慰沃，啟疏相尋”。大業元年，“因隨駕至洛，不久而終，時年七十八矣”。
《續高僧傳》卷三十《隋東都慧日道場釋立身傳》記載：立身，“金陵（今南京市）人”，有文章，工辯對，被選入揚州慧日道場�！皬鸟{東都，遂終于彼，時年八十馀矣”。同卷《隋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傳》記載：智果，“會稽剡（今浙江嵊縣）人”，除了具備佛學修養，還通曉經史文學，其書法“勢逼右軍（書圣王羲之）”。楊廣在揚州，令他寫字，他斷然拒絕，被囚禁起來。后來，隋煬帝釋放他，“召入慧日，終于東都，六十馀矣”。智騫，“江表人”，精通語言文字學，因而被追入東都內道場。朝廷的秘書正字讎校著作時，遇到言義不通的情況，都向他請教，往往解決問題。他“造《眾經音》及《蒼雅》《字苑》，宏敘周贍，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為珍璧”。
東都內道場的這些義學高僧，都是南方人，而且多是隋煬帝帶過來的揚州內道場僧人，這體現出他的學術追求。在南北朝分裂時期，南北佛教，風格異趣，南方重理論，北方重實踐，即所謂南義北禪。伴隨著隋朝的政治統一，南北佛教風格也應該統一，于是天臺宗提出了定慧雙修的止觀法門。止即禪定，屬于佛教實踐；觀即智慧，屬于佛教理論。智?《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上指出：“止乃伏結之初門，觀是斷惑之正要；止則愛養心識之善資，觀則策發神解之妙術；止是禪定之勝因，觀是智慧之由藉�！酥�，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若偏修習，即墮邪倒�！羝薅U定福德，不學智慧，名之曰愚；偏學知（智）慧，不修禪定福德，名之曰狂�！盵②] 北方佛教重禪定，早已形成傳統。南天竺僧菩提達摩來華，先到建康（今江蘇南京市），和梁武帝交談，機緣不契，遂于北魏正光元年（520）來嵩山少林寺，從事禪觀實踐，從學者甚眾。他面壁結跏趺坐，終日默然，長達九年，因而有壁觀婆羅門之稱。這時，洛陽禪僧還編造神話，以推波助瀾。崇真寺僧慧嶷死后七日復活，說閻羅王覆審，自己以錯招而放回陽間；二僧生前分別以坐禪、誦經為業，俱升天堂；另外三僧生前分別講經、造經像、造寺，俱入地獄。靈太后因此在內殿供養百名禪僧，并下令禁止僧人持經像乞討�！白源艘院�，京邑（洛陽）比丘皆事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盵③] 隋煬帝拜智?為師，無疑會受到天臺宗的濡染。他長期居住揚州，對南方佛教有一定的了解。他所以在洛陽設立內道場，無疑是以南方佛教改造北方佛教，消泯二者的差異，融匯為統一風格。
東都上林園翻經館
大業二年，隋煬帝在東都上林園設立翻經館，品位甚高，“其中僧有學士之名”。[④] 隋朝的譯經中心從長安轉移到了洛陽。
翻經館中匯集著一批中外籍僧人。中國僧人最突出的是彥琮（557-610），被安排擔任主事；外國僧人則是來華的南天竺僧達摩笈多。達摩笈多在開皇時期來長安，被安排在大興善寺翻譯佛經。上林園翻經館建立之際，隋煬帝立即征聘達摩笈多并諸學士來這里從事翻譯，“致使譯人不墜其緒，成簡無替于時”。達摩笈多在這里工作了14年，直到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去世，連同他在長安的工作，共翻譯經論七部，合32卷，“即《起世》、《緣生》、《藥師本愿》、《攝大乘》、《菩提》、《資糧》等是也，并文義澄潔，華質顯暢”。彥琮和他共事，“偏承提誘”。彥琮詢問達摩笈多所游歷的國家和地區，多是前史不曾記載的，于是撰成《大隋西國傳》一書，共十篇：一方物，二時候，三居處，四國政，五學教，六禮儀，七飲食，八服章，九寶貨，十山河、國邑、人物，“斯即五天（東西南北中五天竺）之良史，亦乃三圣之宏圖”。[⑤]
彥琮精通中文和梵文，其譯經活動起步于長安。隋文帝開皇年間，他即在長安奉詔翻譯佛經。仁壽二年，他還奉詔撰成《眾經目錄》一書，對流行典籍，分作單譯、重翻、別生、疑惑、偽妄五類。該時期有天竺王舍城沙門前來拜見隋文帝，將還本國時，請《舍利瑞圖經》和國家《祥瑞錄》，隋文帝令彥琮把它們由中文譯成梵文，合成十卷，賜諸西域。洛陽上林園翻經館建立后，彥琮被委以重任。這時，隋朝平定了林邑（今越南中部），獲得佛經564夾，合1350余部，并昆侖書（南洋文字）、多梨樹葉（貝葉經），隋煬帝下詔送入翻經館，交付彥琮披覽，編敘目錄，次第翻譯。他撰成五卷目錄，分為經、律、贊、論、方字、雜書等類，估計譯成中文，應有2200多卷。他前后譯經共23部100來卷，卷首制序敘事。大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他在翻經館中病逝，俗壽54歲。彥琮哥哥的兒子僧行矩，從小便追隨彥琮，請益佛經，參與長安、洛陽兩館的翻譯活動。翻經館還是一所外國語學校。彥琮在這里，曾向達摩笈多學習梵文，行矩、智通等僧也在這里學習梵文。智通“往洛京翻經館學梵書并語，曉然明解”，入唐后參與翻譯佛經，“善其梵字，復究華言，敵對相翻，時皆推服”。[⑥]
彥琮通過長期的翻譯實踐，產生了深切的體會，于是寫成《辯正論》，提出系統的翻譯理論，“以垂翻譯之式”。
《辯正論》指出，十六國時期的釋道安說過譯胡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拔迨П尽敝阜g佛教典籍，有五種走樣現象。其一，“胡言盡倒，而使從秦”。這是說中文和外文，遣詞造句的順序顛倒，將佛經譯成中文，只能遵循漢語的規范，將其前后倒置過來。其二，“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眾心，非文不合”。這是說佛經原文樸實無華，而漢人講究文采，要符合漢人的閱讀習慣，佛經才傳得開，譯文必須文彩斑斕。其三，“胡經委悉，至于嘆詠，丁寧反復，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這是說原文內容重復繁瑣，反復叮嚀，用散文說說，又用韻文說說，譯文須加以精簡剪裁。其四，“胡有義說，正似亂詞，尋檢向語，文無以異，或一千或五百，今并刈而不存”。這是說佛經結束語，用很大的篇幅歸納該典籍的大意，與前文的字句沒有什么兩樣，翻譯時皆須刪除。其五，“事以合成，將更旁及，反騰前詞，已乃后說，而悉除”。這是說原文結束一個意思，過渡到另一層意思時，又把前面說過的話再倒騰出來說說，譯文必須全部刪掉�！叭灰住敝阜g佛教典籍，有三方面的艱難情況。其一，“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這是說佛經是遙遠年代的圣賢，針對當時的情況所作的教誨，時代推移，情況變化，譯文要刪除一部分往古的內容，才能讓今天的讀者接受，斟酌起來，頗費周折。其二，“愚智天隔，圣人叵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這是說圣賢和凡夫俗子，差別很大，要把遠古圣賢的微言大義，譯得使今天的蕓蕓眾生都能讀懂，實在太艱辛了。其三，“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雖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平平若是，豈將不以知法者猛乎？”這是說當年那些杰出的大弟子們，經佛陀耳提面命，尚且對佛經的含義反復推敲，才能求得正解。而今過了千余年，僧眾的水平又遠遠低于那些大弟子，要譯得符合原意，真是難乎其難。
彥琮針對道安指出的這些情況，提出兩方面意見。一方面，他主張學習梵文，直接讀佛教典籍原本，以避免譯文走樣帶來的理解偏差。他說：“則應五天正語，充布閻�。ㄖ袊诘拇箨懀钢袊�，三轉妙音，并流震旦（支那斯坦，即中國），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勞，代代咸明，除疑網之失�！辈丸箜�，何待譯言！”但佛經既有梵文本，又有其余文字的胡本，中國人有幾個能做到直接讀原本？因而這個建議不具備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他對翻譯提出“十條八備”說�！笆畻l”指“字聲一，句韻二，問答三，名義四，經論五，歌頌六，咒功七，品題八，專業九，異本十”，說的是翻譯技術問題和文體分類�！鞍藗洹敝傅氖亲g者的整體素質。其一，“誠心愛法，志愿益人，不憚久時”。這是說譯者對待佛教，信仰要虔誠，要發愿解救眾生，不要害怕耗費時日。其二，“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這是說譯者應以戒律規范自己的言行，道德品質高尚，有好名聲。其三，“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滯”。這是說譯者應精通所有佛教著作。其四，“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這是說譯者應通曉各種世俗學問，擅長寫作。其五，“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這是說譯者應氣度軒昂，沒有意必固我的壞毛病。其六，“沈于道術，澹于名利，不欲高?”。這是說譯者應淡泊名利，潛心鉆研佛教。其七，“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這是說譯者應具有梵文修養，懂得怎樣譯成中文。其八，“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時此文”。這是說譯者應經常閱讀《說文解字》、《爾雅》之類的語言文字書籍，懂得真草隸篆各種字體，能熟練駕馭語言文字。這八點，包括宗教態度、職業道德、知識結構、學品學風、翻譯能力等方面。他認為：“八者備矣，方是得人”。[⑦] 這些說法，應該是翻譯工作的不刊之論。但道安擺出的那些問題，彥琮的提案并不能加以解決，比如中外文的語序問題，兩者的繁簡、質文問題，這是不同國家的語言文字、學風文風和審美取向的問題，只要差異存在，就不能強求照搬。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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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續高僧傳》卷十七《隋國師智者天臺山國清寺釋智?傳》。
[②]《大正藏》卷四十六。
[③] 楊?之：《洛陽伽藍記》卷二。
[④] 贊?：《宋高僧傳》卷三《論曰》。
[⑤]《續高僧傳》卷一《隋東都雒濱上林園翻經館南賢豆沙門達摩笈多傳》。
[⑥]《宋高僧傳》卷一《唐京師總持寺智通傳》。
[⑦]《續高僧傳》卷一《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釋彥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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