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新江
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藏有羅振玉《敦煌零拾》（甲子歲上虞羅氏自印本）一冊，為陳寅恪先生舊藏（圖72），有“陳寅恪印”，大概后歸先生弟子陳慶華先生，由陳慶華先生贈北大歷史系。因為此書一直封存在一間不對外開放的屋子里，所以此書自入藏以來從未有人借閱，書后的借閱卡片記錄上空白無字，似可為證。
《敦煌零拾》計收巴黎、倫敦和羅氏自藏的敦煌文獻抄本七種，有韋莊《秦婦吟》、《云謠集雜曲》三十首、《季布歌》、《佛曲》三種、《俚曲》三種、《小曲》三種、《搜神記》一卷。陳寅恪先生在《秦婦吟》和《云謠集》上，曾施句讀。1936年陳先生曾發表《讀〈秦婦吟〉》（《清華學報》第11卷第4期）。1940年又有所增訂，發表《韋莊〈秦婦吟〉校箋》（昆明自印本，題《秦婦吟校箋》）。1950年又寫有《〈秦婦吟〉校箋舊稿補正》（《嶺南學報》第12卷第2期）。后以《韋莊秦婦吟校箋》名，收入其《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間有改訂。陳先生校箋《秦婦吟》的工作，大概就起始于這本《零拾》。
陳先生在《佛曲》三種部分，寫有大量眉批，尤以第二種《文殊問疾》為多，天頭地角之外，有的寫在行間，頗難辨識�，F參照有關引文，整理校錄，以供更多的讀者參考。
陳先生也曾就這三種佛曲分別寫過跋文，有的內容與眉批有關或重復，有的則各有詳略，在文字解釋方面，以眉批為詳。兩相對照，或可見陳先生治學途徑之一斑。
《佛曲》第一種，羅振玉氏稱不知演何經。陳先生撰《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指出“蓋演須達起精舍因緣中舍利弗降伏六師一節，并引《賢愚經》九等漢文、巴利文藏經為證。文載《國學論叢》第1卷第4期（1928年10月出版），又見大阪靜安學社編《東洋學叢編》第1冊（東京刀江書院1934年版），后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72－174頁。陳先生眉批中，據吉藏《金剛般若疏》卷一，指出須達起精舍故事所據經典。眉批主要集中在對六師的解釋上，梵漢兼備。按，此卷現已知有六個敦煌寫本，除羅氏舊藏本現不知所在外，還有S.5511＋胡適藏本、S.4398、P.4615、P.4524，據S.5511保存的首題，原名當是“降魔變文”。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合諸本校錄全文，以后學者多有訂補，最新的錄校本見黃征、張涌泉的《敦煌變文校注》（中華書局1997年版）和周紹良等《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罚ńK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對此卷變文詳加注釋者，有梅維恒（Victor H. Mair）《敦煌通俗敘事文學作品》（T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和項楚《敦煌變文選注》（巴蜀書社1989年版），但兩者關于“六師”的注釋（前者198頁，后者532、468頁）都沒有陳先生眉批為詳。
《佛曲》第二種原有題目曰“文殊問疾”，羅振玉指出系“演《維摩詰經》”。陳寅恪先生撰《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考察了《維摩詰經》這一獨特的佛典的成立及其流行的情況，并且從中國文學史的角度，指出佛典體裁長行與偈頌相間，經演義而影響章回小說和彈詞等體裁情形；還指出經典與演義的關系，正如小說英雄傳與其本書正傳的關系相同，“然此只可為通識者道，而不能喻于拘方之士也”。文載1930年5月出版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后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180－186頁。文章篇幅較其他兩個《佛曲》跋文要長，但主題明確，文字謹嚴。文末補記北京圖書館敦煌卷子中的相關材料，應當是寫完跋文以后才見到的。此外，陳先生還有《敦煌本維摩詰經問疾品演義書后》短文，引經據典，補考文中“骨?”一詞的含義。文載1932年5月出版的《清華周刊》第37卷第9、10期，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310頁。陳先生對此卷用力最多，其所寫眉批也較其他兩種要多得多。大略說來，眉批內容主要集中在關于《維摩詰經》漢藏文譯本存佚、關于維摩詰眷屬問題、“金粟上人”的含義和來歷以及“骨?”一詞的解釋上，同時就其中的疑難詞語或佛教名相給予解釋，如“三?”、“四生”、“三界”、“六通”、“十地”、“八智”、“四辯”、“天龍八部”、“七珍”等，所據文獻，有漢文內外典籍、敦煌文書以及梵藏文書籍。對比跋文所引典籍，眉批往往更為豐富，這顯然是陳先生在寫完跋文以后，仍繼續關注本卷，續有增補。如關于《維摩詰經》諸文本，跋文提到藏文《圣無垢稱所說大乘經》，眉批寫出藏文原文和對應的梵文拉丁轉寫，這或許是排版不易而未寫入跋文。但眉批中的《出三藏記集》、《歷代三寶記》材料，則非跋文所有，而敦煌《維摩詰經十四品詩》，跋文末雖然提到，但不俱引，眉批中則有全文。又如維摩詰眷屬，跋文與眉批大多相同，但眉批多敦煌本《大通方廣經》一條，不見跋文，或許是因為眉批所說“不足據也”，表明陳先生的謹慎。又關于“骨?”一詞，陳先生專門寫有《書后》，引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及《太平廣記》加以詮釋，均見眉批，而眉批上又多出玄奘《大唐西域記》、慧琳《一切經音義》、葉適《習學記言》、朱熹《朱子語類》、臨濟義玄《語錄》、楊盈之《醉翁談錄》及《西廂記》等，詳加考釋，其所引《寄歸傳》以Pulo Condore括注骨?，表明陳先生利用了高楠順次郎的英文譯本（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 by I-Tsing, trans. By J. Takakusu, Oxford 1896），因為這正是高楠氏的看法。陳先生在解釋佛教名相時常常引用梵文，以便追尋一些概念的原意。其注“七珍之寶”，引梵文《阿彌陀經》，陳先生所用此梵文本現仍保存在北京大學東方學系資料室，表明陳先生釋詞，并非據辭典，而是據原典。陳先生跋文和眉批都表明，他對當時新公布或還沒有公布的敦煌寫本，都盡可能地取而用之。他曾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載1930年6月出版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與本跋文幾乎同時發表）中，提示了許多北圖藏敦煌寫本的價值，其一為“《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中彌勒之對音，可與中亞發見之古文互證”（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37頁），而他已把這條材料抄在本卷“眾中彌勒又推辭”句的頁邊，惜未詳釋。以后考“彌勒”中亞原語者數家，然未及這條材料。按，羅振玉所刊布的這件“佛曲”，現一般稱之為《維摩詰經講經文》，《敦煌變文集》、《敦煌變文校注》、《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都有錄文，項楚《敦煌變文選注》有注釋，可以與陳寅恪先生眉批相發明。
《佛曲》第三種，羅氏亦稱不知演何經。陳寅恪先生撰《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指出故事所本，為魏吉迦夜與曇曜共譯之《雜寶藏經》卷十優陀羨王緣，惟國王名稱不同。文載1927年9月出版的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論叢》第1卷第2號，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171頁。眉批只有三條，其一為國王名稱的考釋，可能因為仍“俟考”而沒有寫入跋文。按，此卷實與P.3375背為同一寫本，現一般稱之為“歡喜國王緣”，《敦煌變文集》、《敦煌變文校注》、《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酚行ｄ洷�。
《敦煌零拾》札記，主要是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和清華大學中文、歷史系教書時的讀書札記。從1927年至1931年，可以說是陳先生治學的第一個階段，其所處理的問題，主要是中印關系和西北史地，所處理的材料主要是敦煌新發現的內典和俗文學作品，以及梵文巴利文藏文文獻和蒙元史料，他往往從小處著眼，寫的是一些具體的材料，但實際上關涉到二十世紀初葉國際東方學一些新問題，其視野之廣闊，當時罕有其匹。
從陳先生在清華開設的課程，如“西人東方學之目錄學”、“佛經翻譯文學”等，以及他這一時期的讀書札記上，我們可以看出陳先生打算做的東方學研究課題遠較他發表的文字要多得多。因此，他的讀書札記和講課筆記亟待整理。這里整理的《敦煌零拾》札記，只不過是其中篇幅不大的一種。
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對梵文佛典的研究，給漢文佛典及相關文獻的解釋提供了強有力的語源和史源基礎，特別是中亞、敦煌發現的新史料，對于中古漢語文獻的理解幫助尤多。陳先生在歐美留學時，在梵文、巴利文、藏文以及中亞語言文獻等方面做了充分的準備，回國時帶回了許多這方面的西文圖書（現存北大東方學系），以后又為清華大學購置了不少同類的東方學圖籍，這些書籍在他第一階段的學術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У氖�，后來時局不利于這項純靜的學術研究，顛沛流離的生活又使陳先生本人患上眼疾，使陳先生不得不在三十年代中期轉向以漢文材料為主體的中古史研究，開始了他的第二階段學術研究。從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發展史來看，這不能不說是個重大的損失，甚至今天仍未得到應有的彌補。而西方在相關領域的研究，則代不乏人。
陳先生治學，是以立足于世界之林為志向的，他批評中國學者治學“閉門造車”，“罕具通識”，于學術境地標舉甚高。我們今天從整體上理解陳寅恪先生，似不應僅僅局限在他后來撰作的“三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和“別傳”（《柳如是別傳》）上，而應當充分考慮清華研究院時代的陳先生。從這個意義上講，筆者認為不應當把陳先生放在“國學大師”的圈子里，而應當全面繼承他留給我們的豐厚文化遺產。
（附記：陳明博士代校若干史料并告知東方學系藏書情況，謹此致謝。）
1999年12月20日完稿，原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5卷，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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