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空間與文化：隋唐長安研究的新視野
榮新江 等


　　編者按　進入21世紀以來，跨學科研究方法為歷史學的研究提供了若干新的視角。隋唐長安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宏大的都城，除了建筑的宏偉之外，作為隋唐帝國的心臟，這里既是從皇帝、百官到庶民、僧道的生活居住空間，又是帝國各項行政制度運作的舞臺。一個時期以來，史學界對長安的研究，更多的是著眼于考古學和歷史地理方面。但是，長安城是活動的都市，長安的歷史也是一部活的歷史，史學工作者也有可能在文獻、考古、歷史地理等方面研究的基礎之上，從城市空間、社會流動、物質文化、藝術史等多種角度來考察隋唐長安社會是如何發展、演變的，考察不同社會群體在隋唐長安的空間里的流轉變遷，追尋所謂“唐宋變革”前奏曲??長安社會的變遷。

　　本欄目的四篇文章，試圖從一個新的視角來考察長安，即將目光重新移向城市中所生活的人群，嘗試從這樣的視角來建構屬于不同人群所擁有的“城市”，書寫隋唐長安的“新歷史”，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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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王宅到寺觀
??唐代長安“公共空間”的擴大與社會變遷

榮新江

　　持“唐宋變革論”的學者，一般比較強調唐宋兩代之間所發生的社會變遷。就城市而言，“唐宋變革論”者比較關注的是坊市制的變化，即唐代城市中坊墻的破壞，侵街現象的出現，市場擴大到坊市制度規定的地域范圍之外，等等。事實上，一座城市的“近世化”（借用京都學派的說法）并不僅僅表現在坊市制崩潰這樣一個方面，同時還有其他方面的變化有待考察。學者們已經指出，近代城市的發展與城市公共空間的擴大密切相關。我們當然不能直接套用研究西方資本主義時代城市的“公共空間”概念，但也不妨把這一概念背后所代表的社會大眾與地理空間之間的互動關系，作為觀察中國中古時期城市變化的切入點。從城市“公共空間”的擴大來看唐代長安，是探討唐代“中古式”都城向宋代“近世化”都城轉變的極佳視角。

　　唐代長安城承繼自隋代的大興城，它是開皇二年（582）在漢代長安城東南的龍首原上建造的一座規模宏大的城市，除了宮城、皇城外，被安排在整齊的里坊中的百姓居住的宅第和佛寺、道觀，占據了長安城約63．8％的面積。按照制度，這些里坊是被高高的院墻包圍著的。

　　唐朝皇帝的兄弟姊妹和兒女在京城都有宅第，大多位于城市中心，規模相當可觀，像貞觀初晉王的宅第就占保寧坊一坊之地。唐代前期的長安，政治的漩渦一直在宮廷和王宅間盤旋，從玄武門之變，經武周革命、李唐復辟、韋后之亂、唐隆政變，到李隆基消滅太平公主勢力，長安城內的王宅和公主宅第（以下統稱王宅）的主人時有變化，有的主人登基為皇帝，有的貶死他鄉，不少公主舍身入道，而諸王宅第最終也被玄宗廢棄。這些王宅的一個主要去向，就是改建為佛寺或道觀，個中原因，既有原為龍潛之地不能再為常人所居，也有皈依佛法或入道而舍宅為寺觀。如保寧坊晉王宅，顯慶元年（656）立為昊天觀�？梢哉f，唐代長安規模比較大的佛寺和道觀，除了極少數的幾個外，大多數都是由王宅改建的。

　　對于一個中古時期的城市來講，王宅向寺觀的轉變，其意義并不僅僅在于主人的更換，而是一種具有相當重要的社會功能意義的轉換。王宅本是一個被重重院墻包圍的私秘空間，這里活動的主要是親王的親屬和服侍人員，以及偶爾臨幸的皇帝及隨行的大臣。但是，當一座王宅變成寺院或道觀以后，這個私秘空間搖身一變，就成為對大眾開放的公共空間。韋述《兩京新記》描繪中宗與韋后的長寧公主宅，“盛加雕飾，朱樓綺閣，一時勝絕”。到韋后被殺，公主隨夫為外官，宅第改成景龍觀，“詞人名士，競入游賞”。王宅是封閉的空間，“閑人免進”，特別是公主宅第，平日恐怕只有皇帝、皇后以及部分侍臣可以入內；而寺院則是公共空間，對公眾開放，王宅一旦變成寺院，人們就可以“競入游賞”了。蘇?便應當是當時“競入游賞”的詞人名士之一，他還寫有一首《景龍觀送裴士曹》詩。

　　一旦王宅變為寺觀，就給城市提供了一塊面積可觀的公共空間，并有了各種政治和社會功能。大體說來，這些功能有：1）公共的政治空間，如國忌行香活動，或在寺觀中舉行皇家祭祀。2）公共的學術空間，成為士人、學子讀書、聚會、切磋詩句、討論學術的地方。文人學士在寺院中聚會，可以在那里過夜，不受禁夜制度的限制。3）大眾文化場所，重要的表現形式是俗講，包括佛講和道講。女性也不甘落后，一些女尼也有俗講。此外，長安寺觀還是京城大眾觀看戲劇的場所�！赌喜啃聲贩Q：“長安戲場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永壽�！�4）大眾的娛樂空間，因為王宅和公主宅第中的不少亭臺樓閣得以保留，雕梁畫棟，非常人可以模擬；不少山池樹木，屈曲幽雅；還有一些建筑擁有迷人的掌故；加之許多丹青高手的畫作和書法名家的碑石，都吸引著文人乃至普通民眾前來游賞。有些寺觀還以種植的某種名貴花卉吸引大批民眾，如玄都觀的桃花、唐昌觀的玉蕊花、洞靈觀的冬青、金仙觀的竹，都名震一時。長安寺觀提供給社會的公共空間遠不止這四個方面，其他如政治會盟、貿易交換、旅舍、病坊等等。

　　中國中古城市的坊里式建筑以及嚴格的管理體制，限制了城市的發展。但人類歷史的進程總是會沖破坊墻的羈絆，城市文明的進步也會從某些地方生發開來。長安城中由王宅演變而成的寺觀，便為這種公眾文明進步提供了廣闊的運作空間，為城市新文明的生發提供了重要場所。

　　新的公共空間必將產生新的文化活動。寺觀本來就有其政治禮儀和祭祀的功能，更是民間文化的舞臺。中晚唐佛教、道教都經過了世俗化的歷程，而民間文化使寺觀本身也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于是，城市文化生產促進了消費空間的增長，寺觀也就逐漸直接介入城市居民的經濟和文化生活。受經濟因素影響，寺觀空間也與生產和消費密切相連，從而推動城市結構和社會結構隨之發生變化。

　　北宋都城開封的相國寺，位于汴河大街的交通樞紐上，成為四方沖會，既是都城內外的信息中心，又是商旅交易、貨物轉售的瓦市所在，同時也是士庶百姓參拜、休息、娛樂、游賞等生活場所，常常被看作是宋代步入中國“近世”社會的象征。對比中晚唐長安佛寺的情形，許多庶民文化生活的場景已經與相國寺相當一致，只是各式各樣的文化娛樂活動所締造的龐大消費市場還沒有明顯地出現，但這些文化娛樂活動一定會推動各行各業的分工和貨幣經濟的流通，推動消費市場的出現。因此，如果把庶民生活的活躍看作是中國近世社會的特征的話，那么中晚唐的長安，應當已經開始邁出走向近世的第一步。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系）

唐代長安的空間與社會流動

王靜

　　唐代長安城因不同的內涵而具有不同層面的空間，這種網絡交織在一起，在各種文獻中留下影像。通過連綴這些影像，我們或許能夠發現不同時空下的社會百態。

　　長安城的空間布局，可分大小兩種。大者包括長安城、城郊及聯系各地的水陸交通網絡；小者則指長安城內的空間分布。這些空間并非一成不變，社會變遷對長安城市空間的分布和變化有著至深且巨的影響。政治、經濟以及權力布局的改變都會帶來長安城空間構造和職能的變化。長安城的三大內（太極宮、大明宮、興慶宮），分別為不同時期帝王政治活動的中心。高宗時，位于長安城東北部龍首原的大明宮取代城北正中的太極宮，成為帝王聽政、居住場所。帝王活動中心的轉移，引起長安城構造和職能的改變，城中居住格局也隨之變化，中軸線朱雀大街東北部由于靠近大明宮，逐漸成了官員聚居的地區，東南部曲江、樂游原逐漸成為游覽勝地。這樣的變化，在單個坊里也能得到具體而微的體現。比如出土于吐魯番的唐長安質庫中的典質賬，保留了新昌坊唐前期居民的名字與身份，顯然，這是一群依靠典當過活的貧民；而從典籍文獻來看，唐后期新昌坊的主人變成一群過著詩意生活的文人官僚。新昌坊位于長安城東北部與東南部交接處，其前后居民身份、地位和生活狀況的變化，恰好反映了長安城這一總體格局的改變。

　　唐代，科舉制度作為選官的途徑之一，是那些在出身上沒有優勢的人士邁向社會上層的重要階梯�！奥橐氯缪娙粷M于九衢”（牛希濟：《薦士論》）。每年從地方蜂擁而至的舉子，試圖通過科舉考試躋身官場。他們的成功與失敗、歡欣與沮喪，給我們展示了一幅幅挑戰命運的浮世繪�？婆e及第者，在長安“春風得意馬蹄疾”，風光無限。新進士通過一系列活動，如期集、曲江聞喜宴與關宴、杏園探花宴、雁塔題名，充分展現成功的歡欣喜悅，長安的曲江、杏園、雁塔都見證了得意者的榮耀。而那些科舉失意者只能在內心揣滿沮喪和苦楚，在等待中憧憬下一次機會。

　　“闕下科名出，鄉中賦籍除”（姚合：《送喻鳧校書歸毗陵》）。在官僚選任制度下，不少地方士人脫離鄉土，幾經遷轉，最終移居長安、洛陽。他們在京城的交際圈子中，有文化、價值觀念上的知己，也有進入仕途的利益伙伴。通過幾年乃至幾代的官場經營，一些家族成為純官僚家庭，在長安置產定居，最終成為長安的新居民�！短茣酚涊d：“咸通二年（861），楊汝士與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靜（靖）恭里，兄弟并列門戟，時人榮之�！睆臈顚帲ǎ�?817）開始，楊家父子通過科舉，在宦途中幾經遷轉，入仕京城，居于靖恭坊。楊家兄弟幾人均為進士及第，步入唐代官僚體系的高層，在晚唐政治中曾一度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后，家中幾代子弟中也多人登第。天寶以后，進士及第日益成為進入仕途的主要路徑，并成為選拔高級官吏的主要來源，是官僚可以矜夸的仕途出身，愈發受到時人價值觀的認同與尊崇。靖恭楊家，在新的社會風習與觀念的標準下，沿著科舉這條路，追名逐利，致身通顯。

　　為了仕途的發展，官僚在官場之中結成利益集團，還通過婚姻形成新的親緣關系。這樣的利益集團，有時會影響家族幾代人的發展。靖恭楊家父子均以進士起家，富貴榮顯后，轉而又以科舉中座主門生等關系，結成朋黨，互相援助，鞏固自己的社會名門地位。《唐語林》云：“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三楊”即指楊虞卿兄弟。

　　“牛李黨爭”是唐代后期朝廷士大夫之間的黨派斗爭。楊家兄弟，被公認是唐代后期“牛黨”的顯要人物。居住的空間和政治的爭斗也不無關系。那些公認的牛李兩黨人物，都聚居于長安城街東的中南部，兩黨人物在時間與空間上殊難隔絕。楊家居住的靖恭坊與牛僧孺所居的新昌坊緊鄰，也成為其政敵大做文章的依據之一。出自牛黨敵手的《牛羊日歷》描述到：在靖恭里，“〔�！成嫘虏锏谂c〔楊〕虞卿夾街對門，虞卿別起高榭于僧孺之墻東，謂之南亭，列燭往來，里人謂之‘半夜客’，號此亭為‘行中書’�！倍抛叱浞掷每陀^存在的空間位置，即利用楊、牛二人宅第比鄰進行攻擊。這顯示出在不同政治團體的眼里，空間同樣與政治活動息息相關。這種通過政治利益形成的人際關系和社會活動，也恰好反映出官僚階層內部的社會流動。

　　長安城中那些以當朝冠冕贏得威望的人，以及以長期矜守門風為特色的家族，取得社會地位的手段和途徑，能深刻地反映長安的社會、政治、文化。在長安城中，存在具有不同人文內涵的大家族：勝業坊薛繪兄弟子侄數十人，同居一曲，“姻黨清華，冠冕茂盛”，人稱所居曲為“薛曲”。顯赫的郭子儀一家，居親仁坊，有“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的夸飾�！熬腹罴摇睘楹朕r越公房的一支，晚唐時尤為顯赫，并累世居于長安的靖恭坊，因此得名�！靶扌袟罴摇钡臈钍找患遥瑪等硕伎婆e登第，“與靜恭諸楊比于華盛”。安邑坊的張大師、張儉、張延師兄弟三人“朱?齊列，時人榮之”，號“三戟張氏”。這些家族受到矚目的一個共同亮點，是他們累代擁有冠冕。他們或為前代士族，或為當代新貴，通過進入官僚系統，從各地移居都城，累世居住于一坊并成為坊里的焦點，時人也逐漸以坊里地理空間來區別指稱。

　　社會流動往往被看作是社會變遷的指示器。特定時期內，該社會大多數人的流動方向和頻率反映著社會變遷的趨勢。作為都城，長安是唐朝行政運作、權力輻射以及社會凝聚力的中心，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在這座都市中擁有一席之地，應是各方人士的追求。各地士人和家族千方百計謀求進入中央官僚體制是社會流動的一個重要表現，其中包含各個階層社會地位的升與降，以及他們在長安與各地之間的流動。在唐長安城中，社會流動與變遷就是這樣跟空間布局的變化相互影響。正如福柯所言：空間決定歷史的發展，而且歷史反過來在空間中重構并積淀下來。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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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長安的醫療與社會空間

陳昊

　　19世紀發生的城市革命，與之相伴隨的是疾疫流行。在此過程中，城市公共衛生運動逐漸興起。這一歷史過程日漸成為城市史與醫療史研究關心的議題，尤其是在中國近代史領域，由于城市公共衛生牽涉早期租界歷史、傳教士醫生和西醫東傳等諸多與“現代性”相關的課題，所以備受關注。但公共衛生的視角并非與中國古代城市研究無關，比如以往對于隋唐長安醫療空間的研究就特別重視太醫署和病坊的討論。無論是早期研究中試圖建立太醫署和病坊的歷史價值，強調中國醫史的歷程中已有與現代西方醫療相通或者近似的機構，還是近來對這種研究取向的批評，強調當時并未建立起現代意義上的“社會醫療”或者“全民醫療”的體制，兩種歷史書寫背后所隱含的價值判斷，都與近代以來公共衛生制度衍生出的價值觀念體系密切相關，成為出于自身地域的目的而對西方的“他者”進行的有意“誤解”。如果從醫療照料和診治入手，回到對隋唐長安城中與醫療相關的社會空間的展開、運作乃至沖突的歷史過程的具體歷史分析，大致可以看出中古時期的醫療活動如何“重構”了城市的空間。

　　長安作為隋唐帝國的京城，宮廷和中央官署都位于此，中央的醫療機構也是如此。唐前期的醫療機構包括太醫署、尚藥局和藥藏局。前期太醫署和尚藥局都位于皇城，藥藏局則位于東宮左春坊。這種結構在唐玄宗時期逐漸發生變化，首先是大明宮作為主要上朝之所，宮廷的官署逐漸向大明宮移動，其次是東宮官署形骸化，再次是翰林醫官院完全取代尚藥局成為宮中的醫療機構�？梢娞拼醒脶t療機構的分布結構，與政治權力機構的空間分布密切相關。但更重要的是，中央醫療機構所負責提供醫療的人群范圍以及這些人群所構成的社會空間有限，尚藥局、藥藏局和翰林醫官院所提供服務的人群相對單一，而太醫署提供醫療服務的范圍則更為廣泛和重要，其中包括京城官員、禁軍、在京宿衛的外府兵、宮人、官奴婢、囚犯和外國酋長渠帥。如果說太醫署提供醫療服務的空間范圍主要以皇城為主，其所溢出的空間代表了一種“公”的空間的延伸的話，那么這種“公”的空間所對應的則是“家”的空間，其劃分既在天子私家與國家官府之間，這體現在作為天子私兵的羽林軍由尚藥局而不是太醫署提供醫療服務；同時也劃分了私家醫療照顧與國家醫政之間的界限。這種劃分不能簡單以身份高低來區分，其中包含對官奴隸的醫療責任就是最好的例子。

　　對居住在長安的官吏與民眾而言，除了太醫署和地方醫療機構的醫官之外，私人延請的醫生大致有兩類，第一是所謂的“國醫”，他們應該是尚藥局和翰林醫官院的醫生，墓志和筆記小說都可證明除服務宮廷之外，他們也替普通人看病，但往往會收取高額的診金；另一種人則是所謂的“草澤醫”，即民間的醫生，從唐代《醫疾令》中的規定看，唐朝給民間醫人提供了進入國家醫療系統的機會，只要他們符合相關的考核就可以。

　　因此，一些草澤醫強調自身醫術強于“國醫”的話語，并不完全產生于國家和民間的知識斷層和分隔，更多是來源于一種“醫療市場”競爭的話語。長安市場除了有醫人之外，還提供飲子藥和醫藥書籍，于是市場成為醫學知識外流的空間，與唐代醫官許胤宗“醫意難言”的態度形成了典型的對比，也展現出城市中“宮廷”與“市場”分別象征制度等級與“自由流動”的空間意義對比。

　　自東漢以來佛教、道教和巫者都涉入醫療領域。在隋唐長安城中，除了這些已有宗教力量，“三夷教”也在不同程度和社會空間內參與城市醫療活動，但是因不同宗教涉入隋唐社會程度不同，它們對社會空間的改造能力也并不相同。

　　寺院在隋唐長安的社會生活中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佛教的悲田病坊成為對傳統中國社會醫療空間改造的重要實踐。睡虎地秦簡中的法律文書曾記載秦朝隔離病人的“癘所”，中古的法律中雖未見關于癘所的記載，但可能仍然有隔離癘人的風俗。僧傳中曾記載中古僧人受福田思想影響并進行苦行的實踐，進而入住隔離病人的癘坊，接受癘病患者的供養，佛教介入了這個被隔離和遺棄的空間當中，對其性質進行了重構。當這種傳統進入到隋唐長安城的寺院體系后，一些寺院開放其部分空間做為世俗人的醫療和照顧之所。不過很快國家力量也介入其中，武周時期，國家就已經介入諸寺院病坊的管理。玄宗時期，在宋?關于病坊的奏文中體現出這樣一種觀念，即“矜孤恤窮，敬老養病”處在一個“公”、“私”的二元空間內，“公”是由國家所管理，而私人的照料則應歸于“家”的范圍。但玄宗并未接受宋?等的建議，反而進一步加強了病坊的官方色彩。以往論者一直強調國家介入病坊管理的經濟原因，但從唐代玄、肅、武宗諸朝對待病坊的態度其實是與當時對待宗教的政策相關聯，也就是說國家希望將宗教空間界定在怎樣的范圍之內，也就決定了國家以怎樣的方式來處理病坊的空間，這也反映了國家與宗教在醫療空間運作中的沖突。

　　對中國近代公共衛生運動中的“現代性”因素進行反思和批評的研究者，在解構“現代衛生”敘事的同時，也強化了另一種敘事，即在近代以前傳統城市中的醫療空間是“凝固而和諧”的。但是，隋唐長安的醫療空間也是在不同的文化觀念和社會力量的運作下，在沖突和妥協之中不斷嘗試重新劃定“邊界”的過程。加強對中古城市的研究，特別是對其中空間與身體權力結構的分析，才能真正從中國醫療歷史的獨特敘事中發現“衛生的現代性”是如何將城市空間、身體和日常生活卷入其中的。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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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都市空間與唐人小說的場景還原

朱玉麒

　　小說是城市的文體，中國小說在唐代的獨立，無疑與城市在這一時期的發展有密切的關系。城市的形制影響著小說作品對社會的反映，也影響著讀者對作品理解的深度。

　　唐代的都城長安是對隋代大興城的繼承。這個偉大城市的建設與大運河的開鑿一樣，成為隋帝國國力興盛的標志。發生在大興城的最著名的故事要數“破鏡重圓”了：陳朝的太子舍人徐德言與陳后主的妹妹樂昌公主結為夫妻，因預感到天下將大亂，“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相約離散之后，在每年的正月十五舉破鏡到都城集市中高價兜售。隋滅陳后，樂昌公主被楊素擄入都城，徐德言歷經艱險，果然在都市中與妻子破鏡重圓。

　　今天的讀者若以當代都市空間來領略這一作品，則關于其真實性的疑慮可能更為突出：想象這件事發生在二環以內的北京城（二環周長約32.7公里，隋唐長安城周長約35.6公里，面積上正可類比），這里商業街區林立，在正月十五的一天時間里，即使讓徐德言騎快馬跑遍所有可能的商業中心與古玩市場，要想邂逅樂昌公主所派仆人兜售的半面銅鏡，談何容易？

　　然而將“破鏡重圓”置放到隋唐長安城的地理空間中考量的話，它的真實性卻又不容置疑。作為中古城市的典型，隋唐長安城反映了城市建設史上坊市分離的特點：居民的住宅??110個被稱為坊的社區由高大的坊墻包圍，而商業貿易的集市被圈定在城市中間對稱的兩個地方??“西市”和“東市”。任何一個初入長安城的旅人只要提及貿易的集市，都可以被輕而易舉地指向兩市。公共場所（市）與時間（正月望日）的確定性，正是在這里發生“破鏡重圓”可能性所在。

　　“破鏡重圓”的故事在中土留存的記載最早可以推到中唐李冗的《獨異志》，而一個多世紀以前從海東回流的唐開元十年（722）韋述《兩京新記》殘卷，保存了這則傳奇，它不僅將這一故事的原創提前到盛唐時期，而且也明確標明了樂昌公主在大興城所居住的楊素宅正在與西市犄角相望的延康坊內。??西市因為隋唐胡商的聚居而形成了非常繁榮的貿易市場，一些奇怪的貿易行為，如小說《寶骨》記載菩提寺出售一根李林甫家的銹釘獲值千萬、《杜子春》記載杜子春以一緡獲錢三百萬等等，都在這里交易成功。因此，一面破鏡高昂其值在此間兜售，一定是見怪不怪的長安西市貿易常情。??“破鏡重圓”揭示了唐代小說嚴格遵循地理空間真實性的重要特質，這也使得我們還原中古社會生活的場景成為可能。

　　唐代長安的社會生活中，可以與“破鏡重圓”媲美的故事很多，《本事詩》描寫的“人面桃花”中起死回生的愛情傳奇無疑是其翹楚：書生崔護清明日游歷長安郊區，灼灼桃花下為村姑的美貌動搖心旌；來年再去，未能見面，留詩抒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贝骞脷w見，不數日便因相思悒悒而亡，崔護隔數日再往尋覓，撫尸慟哭，竟然喚回亡魂，二人也終成眷屬。

　　正如市場的布局和功能創造了邂逅的機遇一樣，長安公共場所的獨特性也帶來了文學表現的獨特性。“人面桃花”的愛情故事發生在“都城南”的“居人莊”，正是十分符合當時情景的場所：長安清明的春游活動，總是發生在城市的南邊，因為從太極宮到后來的大明宮，長安宮城都偏居城北；城北的郊外，便是所謂的“禁苑”；而城外的東、西郊區，又多墓葬，鮮有景觀。只有城南，二十公里外便是關中的名勝終南山所在，其間樊川、杜曲，處處風景，長安士女的游樂必然忌北而從南，崔護的情詩也就只能是《題都城南莊》而非“北莊”了！

　　城內東南的曲江游覽區，更是士女游覽的首選之地：北邊的樂游原是李商隱感嘆“夕陽無限好”的古原；南側的曲江池，則因匯聚多條曲折的溪流而成為杜甫吟詠“桃花細逐楊花落”的水湄；西去雁塔和杏園，更是風光一時的新進士“題名”、“探花”之地。圍繞著進士游歷，長安的春游在曲江達到高潮。最精彩的表述，是小說《李娃傳》：進京趕考的鄭生淪落為西市兇肆的挽郎時，他的父親不能忍受浪子敗壞門風，專門將這個孽障兒子攜“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鄭父的隱衷，正是借這一舉行新科進士曲江之宴的地點，來發泄對其子放棄舉業、淪落無望的憤恨。

　　在溫廷筠這一唐代城市文學的多面手筆下，曲江被賦予了各種文體的表述和描繪。在《華州參軍》這一可稱為“人鬼情未了唐代版”的傳奇中，溫廷筠開篇即道：“華州柳參軍……罷官，于長安閑游。上巳日，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半立淺水之中。后簾徐褰，見摻手如玉，指畫令摘芙蕖。女之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鼻鳛殚L安坊里的公共風景區，在清明前后的“旅游黃金周”中，柳參軍與崔小姐于此邂逅，從此開始了生死與共的曲折故事，不能不說是溫庭筠精心設置的關目。

　　比溫庭筠稍后的裴?名篇《昆侖奴》，記載了奇俠昆侖奴磨勒成功幫助主人崔生從一品勛臣家盜出紅綃妓結成姻緣的傳奇，堪稱近世流行的“武俠小說”之鼻祖。這一傳奇的曲折性不僅在昆侖奴巧盜紅綃妓，更離奇的情節是失蹤的紅綃妓兩年之后忽然又被一品勛臣的家人發現。作為故事轉折、引出小說高潮的這個細節，也同樣來自難于克服的“曲江”誘惑：“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游曲江，為一品家人潛志認，遂白一品�！痹谶@里，長安地理空間的開合隱顯對比被充分地展示出來：一方面，長安坊里的封閉性，可謂“萬人如海一身藏”，兩年的隱伏，可以同在一城而無人知曉；另一方面，如曲江等公共空間，又如唐詩所謂：“相尋不見者，此地皆相遇。”（劉駕《上巳日》）紅綃妓在曲江的出現與被發現，是長安城郭的地理風俗之必然。因此無論是故事的開端，還是高潮的迭起，小說家無不青睞于以曲江作為遇合地的設置。

　　當坊市制度這一中古城市的形制圈定長安的形象時，其“圍城”的風貌并沒有阻隔人類的交流，反而營造出都市生活獨特的遇合場景。后世評價唐人小說“小小情事，凄婉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洪邁《唐人小說序》），無疑包含著對小說家布置人物地理環境匠心的褒揚在內。隨著宋代以降坊墻的消亡與集市的興盛，人物的遇合不再受到坊市隔絕的限制時，這一唐代文學中的都市情調反倒逐漸消散，被稱為“看官”的讀者再度領略的，只能是白話小說中一個近世中國的宋元城市風韻了。

（作者單位：新疆師范大學中文系）




原載：光明日報 2009-04-21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6197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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