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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夏禮銅像位于南京路外灘，面西站立，1890年4月8日建立。1841年，13歲的巴夏禮隨英軍遠征中國，成為進入中國年齡最小的外交官。后在英國公使館做參贊，1864年任駐上海領事。1883年調任駐華公使，1885年死于北京，終年57歲。租界會審制度也是他創制的。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銅像被日本占領當局拆除。1984年在南蘇州河路河濱公園發現的銅像基座，現藏于上海市歷史博物館。

所謂巴夏禮事件，是指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通州談判中，英法談判代表巴夏禮等39人被清政府扣押一事[1]。這一突發事件的解決，歷時雖短，但牽涉甚廣，幾成當時中外交涉之焦點。巴夏禮等人押赴京城之時，正是英法聯軍鐵蹄進逼京城之際，而此時，咸豐皇帝倉皇逃往熱河避難，只留下恭親王奕?等與英法會商和局。和談中巴夏禮事件的解決并不順利，清政府步步后發，不僅失去談判上的依托，更最終導致了圓明園慘遭焚毀之劫難。

對于巴夏禮事件，筆者所見國內學者之論著，多分散于各通史著作中，或著力于其人質被扣原因的探討[2]。本文認為巴夏禮事件的解決與英法聯軍焚毀圓明園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就二者關系作專題研究，以期更深入探討巴夏禮事件及其解決過程中清政府的對策。

一

要弄清通州談判中清政府扣押英法談判代表的原因，首先必須了解巴夏禮其人。巴夏禮（Harry Smith Parkes，1825-1885），英格蘭斯特拉福德郡人。早年喪父，由其叔父撫養成人。1841年來華謀生，并在澳門學習中文。1842年5月，充任英國駐華公使濮鼎查的隨員，參與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1856年代理廣州領事，因入城問題與廣東居民起正面沖突�！皝喠_號事件”發生后，極力擴大事態，力主對中國出兵。1858年后，巴夏禮跟隨英軍北上，任專使額爾金的中文秘書，多次交涉都由他和中方人員進行。[3]

對于巴夏禮，早在英法聯軍進犯京津之前，清政府方面對他就已經是印象不佳。在英法聯軍攻陷廣州、俘虜葉名琛后被清政府任命為兩廣總督的黃宗漢，鑒于巴夏禮一手制造了“亞羅號事件”、在廣州淪陷后實際操縱那里的政務，于1858年在對咸豐皇帝的上奏中，就已憤恨地表示：“天生巴夏禮，所以禍粵也，不去巴夷，粵難未已”[4]；他甚至還張榜懸賞：“生擒巴夏禮者，（賞）數萬，殺斃者，數萬”[5]。不僅如此，在英法聯軍進犯京津過程中充當英方翻譯和談判代表的巴夏禮，在清朝官員面前表現出來的傲慢無理，較之此前在天津談判中的李泰國又有過之而無不及。其言辭狂悖、咄咄逼人，令與之談判的桂良等人心里多懷有怨恨之意，且認定其乃“主事之人”，額爾金惟其言語是聽[6]。在通州談判前的9月14日，咸豐皇帝在給欽差大臣載垣的諭旨中，也有明確的表示：

“巴夏禮、威妥瑪等系（該夷）謀主，聞明常亦暗隨在內，即著將各該夷及隨從等，羈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計，他日戰后議撫，再行放還。若不能羈禁巴夏禮等，令其全數回河西務，亦無不可，斷不準去留任意，有礙戰局�！盵7]

由此可見，咸豐皇帝做出這樣的決定是以傳統“擒賊先擒王”的邏輯考慮問題，既然認定巴夏禮為“謀主”，那么扣押巴夏禮就是為了杜其奸計，為了打亂英法聯軍的陣腳，緩和局勢。然而對戰局的沒有把握，又使咸豐皇帝在這則奏折中留下了“令其全數回河西務”的轉圜余地。因此，盡管有了咸豐皇帝的諭旨，然而是否扣押巴夏禮，其關鍵還在于具體辦理交涉時載垣等人的決斷。

天津談判以破裂告終，英法聯軍向通州進發、直逼北京，清政府改派怡親王載垣等到通州與英法談判。經過四天的反復辯論，9月14日，載垣等接受了英法所提的條件，與巴夏禮達成了停戰簽約的協議，并就此認為矛盾已經解決[8]。不料在17日，巴夏禮又提出了英國使臣向清帝親遞國書的要求。載垣等認為“此事關系國體，萬難允許”[9]，9月12日的會晤中并無此說法，且先前英俄兩國也未開此先例，嚴厲拒絕了英法此舉。但巴夏禮則認為，親遞國書乃國際慣例，沒有必要列入談判內容。雙方堅持己見，相持不決。于是，載垣等一面向咸豐皇帝報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張家灣將巴夏禮一行人擒拿羈留。而此前，僧格林沁因和局不成之勢已顯，早在張家灣以南重兵扼守，9月18日面飭恒祺時，又已有“事已決裂，應將巴夏禮等羈留在通”[10]之意，故在接到通知后，率部出動，截拿巴夏禮等英法人員39人。至此，通州談判全面破裂。

由此可以看出，扣押巴夏禮這一決定的最終做出，是由于巴夏禮節外生枝，提出了載垣乃至于咸豐皇帝都認為“萬難允準”的親遞國書問題。當然，基于對現實的判斷，載垣最終做出這樣的決定，其中也有咸豐皇帝所說的鏟除英法“謀主”之故。事后載垣就有奏折說：“該夷巴夏禮能善用兵,各夷均聽其指使，現已就擒，該夷兵心必亂，乘此剿辦，諒可必操勝算”[11]。

二

現實的無情證明了清政府扣押巴夏禮、“該夷兵心必亂”的一廂情愿的空想，戰場上的形勢遠非如其所料那般“諒必可操勝算”。9月17日，英法對于清政府扣押巴夏禮等人做出了強硬的反應，當日中午，清軍慘敗于通州張家灣。數日后雙方在通州八里橋再次交戰，清軍再次節節敗退。所以，即使清政府中主張殺巴夏禮的情緒高漲，如光祿寺少卿焦佑瀛、署戶部右侍郎袁希祖等人聯名奏請極刑處死巴夏禮[12]，咸豐皇帝也難斷下決心，只在其奏折后朱批道：“是極，惟尚可稍緩數日耳”[13]，并于9月21日任命奕?為“欽差便宜行事大臣”，接辦和局。

英法雖索巴夏禮甚急，但聯軍的進犯并沒有因此停頓下來。9月25日，英法兩國拒絕了奕?暫息干戈，所有天津議定和約一一皆準并派員定期會辦的照會，并復照限期三日釋還被押英法員弁，全部條件蓋印畫押，否則“登時領兵前進，攻破京師而占據之”[14]。隨后兩天，英法兩國又反復照會要求放人，雙方交涉一時以巴夏禮為中心。然而，奕?發給英國公使額爾金的多次照會，意見仍與英法“先放人后議和”的要求相悖[15]。雙方為此相持不下，額爾金遂于9月30日宣布停止交涉，將此事移交聯軍司令部處理[16]。10月5日，英法聯軍進逼北京德勝門、安定門兩門，并于次日凌晨直撲清軍守備空虛的海淀一帶，在“無一兵一騎出而御之”的情況下，占據圓明園，與當地土匪一起，大肆搶劫[17]。

在英法聯軍步步進逼之時，咸豐皇帝做出的反應是在三易欽差之后北走熱河，留下恭親王奕?留守京城，督辦和局。這個時候，熱河成了遙制京城談判的中心，隨著戰局的變化，清政府內部爭論愈盛，政策搖擺不定，一步步制約著前臺的談判。八里橋戰敗后，原先積極主戰的僧格林沁、瑞麟等因連戰失利紛紛轉變思想，深盼和議速成[18]。身在熱河的咸豐皇帝，在了解到京城官兵戰守失據的情形后，亦于10月2日下旨給奕?等人：

“…… 當諭令相機辦理，朕亦不為遙制，總期撫局早成，朕即可及早回鑾，鎮定人心�！�…如肯遵照恭親王等所給照會，退至張家灣一帶，酌定適中之地，定期各派委員，將在津續定條約蓋因畫押，將巴夏禮等送回，固屬至善；如必不肯遵行，或并無照復前來，不必待其進攻城池，莫若既將所獲巴酋等全行送還，以示大方，尚可冀其從此罷兵換約，不值得為此數十夷丑，致令億萬生靈俱遭涂炭�！盵19]

咸豐皇帝雖然給了奕?相機行事、斟酌辦理的大權，但并未放松親遞國書一節。兵臨城下之時，戰心又起，復又主張放還巴夏禮應以和局已成為條件。這其間，咸豐皇帝態度的種種變化，對談判前臺的奕?牽制極大。

早在奕?初上外交前臺之時，戰場上的形勢就已不樂觀。在拿不出任何退敵之策，萬般無奈之下，奕?最后還是將巴夏禮作為應付英法的砝碼。由于英法索人甚急，奕?因此認定巴夏禮地位非凡，奇貨可居。故而從9月23日開始，一面與英法多有照會往來，要求先退兵，再畫押（即訂約），最后釋放巴夏禮等[20]；一面在巴夏禮身上尋找突破口，欲借以弭兵事，于是設法促使巴夏禮致函英法退兵。然而，與英法的照會并沒有取得多大的進展，奕?“俟貴大臣到京日，選擇嚴肅處所，設立香案，由本爵代接貴國國書，置之案上，以昭禮敬”[21]的建議未被采納；英法始終認為親遞國書，“此凡在禮義之邦，無有不知，無不奉行。遇有自謂禮議（義）之國，不用此禮相待，斯雖言稱和好，而實滋他國之疑異”[22]。雙方在國書是否親遞，先放人還是先和談的問題上固執己見，不予妥協，巴夏禮被扣一事遂成騎虎難下之勢。然而，奕?并未按聯軍要求在三日之內釋放巴夏禮，只是在9月29日將其移至高廟，款之以禮，并派恒祺、桂良等人多次游說[23]。10月3日，奕?在給英使的照會中提出：“希照十九日（10月3日）本爵照復，我兩國彼此酌量退兵，以便擇適中之地，派員前往會晤，并照巴領事官與本爵所派委員面議妥辦，永敦和好。”[24]然而，奕?派員直接與巴夏禮談判的意圖仍然沒有被采納，額爾金在強大的軍事后盾下，態度更為強硬，堅決主張留京員弁務必立即放出，不可更移。

而巴夏禮被扣之后，態度桀驁不馴，對于奕?等要求致書英法聯軍頭目、促其停戰議和之事多次予以拒絕。后雖有所松動，但仍然堅持寫英文不寫漢文[25]。移至高廟后，受到較高的禮遇。不僅有恒祺伴其閑話，東麟堂為其承辦肴饌，后更有奕?的重禮相贈[26]。故而答應致書城外，言：“恭邸人甚明白，中國相待亦好，暫緩攻城”。后又有兩次致書城外，一曰：“退兵到張家灣，河西務，再候議局”；一曰：“令刪去親遞國書一節”[27]�？上У氖�，在巴夏禮身上取得的進展并未能阻止聯軍的步步進逼，兵臨城下之時，雙方仍為先定和約還是先放人的問題相持不下，局勢再度僵化。巴夏禮在得知英法將繼續進攻的消息后，在給威妥瑪復函中表示：“不要為我等在此，遂阻進兵”[28]。

交涉無果之下，聯軍很快進至德勝、安定兩門。此刻的奕?雖不敢違背圣諭，亦恐承擔破城之責，因而急于了結巴夏禮之事，以阻止聯軍的進一步進逼。然而，正式應允放還巴夏禮等人的照會未抵，圓明園已遭劫難[29]。當晚，法國軍隊先行侵入圓明園，園內殿座焚燒數處，居于園中的常嬪因驚嚇過度自縊身亡，總關內務府大臣文豐投福海殉難，守園的步兵統領中營官兵也逃散一空。隨即，在英法兩軍頭目開完分贓會議、達成協議之后，英國軍隊也成群結隊地闖入園內，對這座清政府經營百余年，綜合中外建筑藝術，珍藏著中國歷代圖書典籍、文物書畫和珍珠奇寶的皇家園林進行了持續兩天的公然劫掠和拍賣。此間，奕?得報之后倉皇轉移，避至長辛店，留恒祺在京與聯軍交涉[30]，并致函葛羅說：“和約一簽署，立即送回扣壓人員�！盵31]

10月7日，威妥瑪約見恒祺，稱未接到昨日照會，并揚言除非立即放還巴夏禮，否則即行攻城[32]。此時的京城，危如累卵，民心大恐，難民逃兵累累不絕于路。京城中留守大臣一方面心憂城破，求撫之心愈切；一方面對奕?久居城外，不肯親自露面交涉多有不滿。于是，在10月8日聽聞咸豐皇帝已派出欽差宣諭戮俘后[33]，遂與恒祺公議將巴夏禮等八人釋放，并由恒祺親自護送至聯軍軍營。

此舉一出，奕?已是鞭長莫及。圓明園既失，所籌援兵未齊，剿撫均難措手；巴夏禮被釋，更使和談失去了人質上的依托。接下來的談判舉步維艱，圓明園的命運就更堪憂慮了。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6237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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