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樓唐代舉子士人滿足欲望絕妙場所

　　　　　　　　　　　文/夢光情雨

唐代青樓妓女與舉子士人結緣，大約始于唐代開科取士。魏晉六朝固然也有詠妓，觀妓之作，但都停留在妓家前身女樂的范疇。據考定，唐代每年到長安應試的舉子有二三千人之多。這二三千人中，容有少數麻衣敝冠的寒士，但也只是少數。因為所謂的庶族寒門，實則仍屬于地主階級，田產物業一般并不匱乏，所缺的只是權勢。對于地主階級的任何一個家庭來說，參與科場的征逐都是關乎家道興衰的頭等大事，故即使是衰門下戶也要馨其所有來助其子弟的囊橐，以備到京后的各種投托請謁，中產以上之家就更不必說了。

唐末的翰林學士孫?在他所著的《北里志序》中說這些應試舉人“率多膏粱子弟……仆馬豪華，宴游崇侈……鼓扇輕浮，仍歲滋甚”。 孫?所記錄的固然是晚唐宣宗以后的景象，但唐代士子們奢縱放恣，流連聲色的風氣至遲在盛唐的開元、天寶年間就已經形成了。

《開元天寶遺事》載：“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游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寶衡、王沖、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顛隱。”

此段文字大意所講：妓女所居的平康里，有兩種人物活動其間。一是“京都俠少”、一是“新科進士”。前者為黑、白道上水旱碼頭式的人物，有英雄，亦有狗熊，龍蛇雜處，不可盡述。后者則是少年學子，新科進士的新興知識分子。所謂“以紅箋名紙游謁其中”，是種“贄見之禮”。但贄見不是求見紅牌妓女，而是希望藉名妓的引汲提攜，達到晉見高門巨族的權要。此則純是一種政治世家的社會活動。

　　《唐摭言》亦載：咸通中，進士及第過堂后，便以騾從，車服侈靡之極，稍不中式，則重加罰金。

這種風氣的形成首先應歸因于全社會對于舉子的尊崇，而金榜題名的進士自然就更成了萬人仰慕的社會菁英，這樣的社會氛圍適足以使一大批涉世未深的青年士人飄飄然忘乎所以，于是，縱酒狎妓，一擲千金就成了他們競相夸尚的生活方式。

　　　　　　　

其次，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這些莘莘學子在浸淫科目，奔走投托的日日夜夜中，勢必要將各種本能的以及精神上的需求壓抑到最低限度，壓抑的時間愈長，心理的負擔愈重，宣泄的欲望也就愈膨脹，一旦捷報飛來，狂喜之下，精神上那根繃緊的弦便會戛然中斷，各種渴望——視覺的、聽覺的、口腹的、性的……必然紛至沓來，而滿足這些欲望的最適宜的場所，當然無過于青樓。

再次，新進士中有名士，妓家亦有名妓，名士美人，相得益彰的情形下。于是，戀愛故事層出不窮，可歌可泣，有血有淚的詩文傳之千古而不朽了。這些詩文，即是寫妓的艷體詩，和傳奇戲劇。晚唐的李商隱和杜牧都是寫艷體詩的開山大師，世稱“小李杜”，而杜牧“十年揚州一夢”更留得嫖客大家的美名。另一溫庭筠，宦途不遇，盡在花街柳巷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亦與義山齊名，故又合稱“溫李”。

唐代士人婚姻沿襲六朝余風，看重門第，這種婚姻主要是家族間財產和權勢的結合，考慮當事人情感的成分則微乎其微，結果是制造了無數貌合神離，同床異夢的夫妻。

唐代筆記多有述及士人婚姻琴瑟不諸者，如房玄齡、白居易等，夫妻關系都不和睦。明人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說：“士大夫自中古以后，多懼內者。蓋名宦已成，慮中有違言，損其譽望也，乃若君相亦有之。”這是看得很準備的，因為無論是社會、家族，還是道德、倫理，都要求家庭的穩固，都在有形無形地維系著這種婚姻的形成。

于是，青樓就成了唐代舉子士人階層擺稅家庭、倫理負擔，獲得心理松弛與平衡的“絕妙”場所。

　　西方妓院自古希臘、羅馬迄今，主要解決性欲問題，中國的青數則不然，性交易不是其主要內容。正如荷蘭漢學家高羅佩在他的《中國古代房內考》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原因其實在于他們渴望與女人建立一種無拘無束、朋友般的關系，而不一定非得發生性關系。一個男人可以與藝妓日益親昵，但不一定非導致性交不可。青樓的這種格局，正是在唐代開始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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