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隋煬帝在南北文化交融過程中的作用
杜曉勤
內容提要 隋高祖雖然在軍事上、政治上完成了統一南北的大業,但是并沒有使關隴軍事豪族、山東舊族和江左士族這三股具有深厚而獨特社會文化傳統的勢力在文化上統一起來,隋高祖在統治中對山東舊族、江左士族推行的壓制和打擊政策,更阻礙了三方歸一的文化融合過程。然而,這種狀況在隋煬帝嗣位后就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改觀。他不但一改其父一貫排斥山東、江左文化的做法,致力于吸收、融合江左文化、山東文化,還躬自實踐,以其虛懷若谷的態度、勤奮創作的精神,融南北詩風之長,取得了較大的詩歌創作成就,為初盛唐詩歌的健康發展做了必要的鋪墊。但是,由于長期以來對煬帝生活作風、施政特點的成見,人們忽視了煬帝在文化建設、詩風融合方面的貢獻,所以本文從現存史料中鉤沉索隱,旨在闡述隋煬帝在南北文化融合過程中的作用,盡可能恢復此段文化史、詩歌史之真面目。
關鍵詞 隋煬帝;文化史;隋詩
一、煬帝對江左的文化羈縻
楊廣雖然出身于關隴軍事貴族,但是他有一個出自江左士族的妻子。煬帝蕭皇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善屬文,楊廣特別寵敬她[①]。很可能就是她給楊廣介紹了南方的生活方式,并促使他熱愛南方,以致于到了幾乎著迷的程度。[②]也許由于楊廣對江左士族文化比較了解,隋高祖在開皇六年任命他為淮南道行臺尚書令,駐壽春,經略淮南[③],為平陳做軍事上和文化上的準備。
在平陳之際,楊廣就注意保存江左文化。攻入建康城后,楊廣命令高?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陳朝所藏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時人皆稱楊廣賢明[④]!端鍟肪砣督浖拘颉芬嘣,“平陳已后,經籍漸備!倍诖酥埃敝苋脎珪r,竟將七萬余冊圖書“咸自焚之”。相比之下,煬帝于江左文化保存之功大焉。
陳朝滅亡以后,江南士族并沒有馬上馴服于隋的統治。由于語言文化和社會政治上的隔閡,江左士族對新統治者關隴軍事貴族是深懷不滿和仇恨的,并因此爆發一起起武裝反隋叛亂。《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七云:“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凌駕寒門,平陳之后,牧民者[⑤]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于是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皆舉兵反,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饒州吳世華、溫州沈孝徹、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寶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執縣令,或抽其腸,或臠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在這種情況下,單靠軍事鎮壓并不能解決實質性問題。因此,在平叛之后不久,隋高祖又起用諳熟江南士族文化的楊廣為揚州總管,鎮江都,負責整個東南的軍務和行政管理。
楊廣在走馬上任后,立即對江左士族實施了一系列文化羈縻策略。
首先,他利用江左士族多信仰佛教的特點,團結、籠絡佛教高僧,再通過高僧大德在江左人士中的威望來安撫民眾,消除他們對隋的文化抵制情緒。他先是在江都建造佛寺和藏經的館堂。接著又召集南方著名的高僧到江都的寺院從事宗教和學術活動。其中最著名的高僧就是天臺宗創始人智?。開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十一月,楊廣在江都給一干名南方僧人廣設齋席。齋席之后,身為“使持節上柱國太尉公揚州總管諸軍事揚州刺史”的楊廣跪受智?為居士作的“菩薩戒”,并接受佛號:總持菩薩[⑥]。從此以后,楊廣與智?的關系就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兩人定期通信,每次信末楊廣署名總是虔誠和虛心地稱自己為“菩薩戒弟子總持”[⑦],對智?也幾乎是有求必應。楊廣此舉除了有他個人篤信佛教、真心希望向智?學習佛教知識的因素,還有很強的政治目的。他在《寶臺經藏原文》中云:“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南愚民,余?相煽。爰受廟略,重清海濱!且赃h命眾軍,隨方收聚,未及期月,輕舟總至。乃命學司,依名次錄,并延道場!Y甘雨,用沃焦芽!逼溆苑鸾虂砀谢、籠絡陳之故民之意圖極明顯。在《與釋智?書》其八中,楊廣則直接對智?說:“江東混一,海內??。塔安其堵,市不易業。斯亦智者,備所明見。而亡殷頑民,不慚懷土,有苗恃險,敢恣螳螂,橫使寺塔焚燒,如比屋流散。鐘梵輟響,雞犬不聞。廢寺同于火宅,持缽略成空返。僧眾無依,實可傷嘆!眲t將佛寺毀壞的責任推到叛亂者身上,而他的恢復佛寺、優待佛僧、資助寫經則是江東僧俗的福祉了。
從現存南方各位高僧寫給楊廣的信上可以看出來,楊廣的宗教籠絡策略是成功的。智?在《答晉王書論毀寺》中稱贊楊廣道:“仰惟匡持三寶,行菩薩慈。近年寇賊交橫,寺塔燒燼。仰乘大力,建立將危,遂使佛法安全,道俗蒙賴。收拾經像,處處流通,誦德盈衢,銜恩滿路。”其《答晉王請撰〈凈名義疏〉書》亦云:“仁王弘道,含生荷賴。蓋登地菩薩,應生大家。所以發心,興隆大道。曷可量哉?孰可比哉?”[⑧]而且,智覬還送給晉王楊廣一頂天冠,楊廣寫信感謝說,“爰逮今制,思出神衿,圖比目蓮!谧鹩谏恚藝婪Q首。跪承頂戴,覽鏡徘徊,有飾陋容,增華改觀!盵⑨]正如漢學家崔瑞德所說,楊廣在與智?的交往中,既有真誠的宗教感情,又有強烈的政治直覺(為了爭取南方的高憎而把奉承、引誘和贊助等手段巧妙地結合起來),[⑩]所以他取得了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江南士族的敵意和不滿。
其次,楊廣還尊崇道教,以籠絡江左下層民眾。初唐道士江?曾說:“隋開皇十二年,晉王分陜維揚,尊崇至教。”[11]《續高僧傳》卷十一《釋吉藏傳》亦云,開皇末年,煬帝晉蕃置四道場,國司供給,釋李兩部各盡搜揚。這時他對道士徐則,甚為欽重。[12]據《隋書?徐則傳》,當時還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給,皆為煬帝所重!庇绕涫峭踹h知,楊廣曾于開皇十二年先后派王子相、柳顧言具禮招迎,承候動止。[13]楊廣此舉,應該使崇信道教的江南中下層人士也增添了一份對朝廷的好感。
除此之外,煬帝還大量擢拔南人有威望者,或以安撫民眾、或備顧問。《隋書》卷六十六《陸知命傳》云:“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陸知命)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知命說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百余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踢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為湃陽令!绷硗,他在身邊聚集了一百多位江左士族中善詩能文者,召集儒士到江都講授和撰述[14]?梢哉f,楊廣在江都約十年中,把江左士族中的絕大部分中上層人士都團結到身邊來了。以后南方再也沒有發生叛亂,這和楊廣的文化羈縻策略顯然是分不開的。
二、煬帝融合南北文化藝術之努力
由于楊廣長時期駐守東南,與江左士族過從甚密,使得他對江左文化日趨精通,也日漸喜愛。因此,他在嗣位后就著手改變高祖排斥江左文化的政策,致力于南北文化的大融合,并逐步扭轉高祖重吏治、法治,不重文藝、教化的施政方針。
在高祖朝的核心領導層中,絕大部分是關隴豪族,無一人出自江左。但煬帝就不一樣了。他在即位后,首先任用南人為其政治顧問。《隋書》卷六十七《虞世基傳》:“煬帝即位,顧遇彌隆。……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為比!绷硗猓瑹鄢爻贾信崽N亦為梁陳舊臣。大業初,“煬帝聞其善政,征為太常少卿”,后又為煬帝奏括南北音樂,被煬帝提拔為民部侍郎,不久,“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盵15]相形之下,楊素、牛弘、蘇威、賀若弼等北人的地位和權勢則漸漸削弱。
正是在虞世基、裴蘊等南人的幫助下,煬帝開始將南方的文化藝術介紹到北方來,并設法使之融合的。
煬帝即位后,不但恢復儒學,復開庠序,而且還特別重視南方儒生。如吳郡褚輝,以三禮學稱于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盵16]再如,余杭顧彪,“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于世”[17]。東海包愷,從其兄受《五經》,“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18] 。吳郡張沖,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于杜氏廿余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19],亦為煬帝所重。[20]
隨著江南儒生在煬帝朝數量的增加,南學在朝廷禮儀活動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高祖朝參訂禮儀者多北儒,南儒如許善心、虞世基、姚察等雖亦曾于開皇十四年多次參加制禮,然仍需牛弘、辛彥之定奪。但是到煬帝時,南儒的地位就驟然上升。如大業元年,煬帝欲遵周法,營立七廟,詔有司詳定其禮。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與博士褚亮等追本溯源,謂魏晉宋齊梁皆合古,“守而弗革”,“禮無違舊”,而“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采!苯ㄗh太祖、高祖各一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煬帝詔可。大業三年,有司奏,請準前議,于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秘書監柳■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今后子孫,處朕何所?”[21]可見煬帝朝制定禮儀的任務多由江左禮學專家許善心、褚亮、柳■等南人擔任了。當然,由于南儒的參加,隋朝禮儀便可參北齊禮儀、江左禮儀,合二為之,新創出一個兼南北之長的新的禮儀體系了。[22]
作樂方面,隋煬帝亦重江左音樂,改善高祖不喜音樂,更不喜南樂的狀況。
早在高祖開皇中,晉王楊廣就表現出與乃父不同的態度,熱心于吸收南方音樂。如開皇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牛弘奏云,梁陳雅曲正樂,史傳相承,以為合古,而隋采用的魏周音樂,或史無明證,或系新造,且雜有邊裔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悉停之。然高祖制曰不可。晉王廣又表請之,帝乃許之[23]。又如開皇十四年,樂定。先是高祖遣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史省盧思道等,列清廟歌辭十二曲。令齊樂人曹妙達, 于太樂教習,以代周歌。至是,弘等但改其聲,合于鐘律,而辭經敕定,不敢易之。至仁壽元年,煬帝初為皇太子,從?于太廟,聞而非之。于是制詔吏部尚書牛弘,開府儀同三司、領太子洗馬柳顧言,秘書丞、攝太常少卿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禮部侍郎蔡征等,更詳故實,創制雅樂歌辭[24]。此等作樂之人,多為南朝舊臣。
煬帝即位以后,更是兼采南北雅俗音樂!顿Y治通鑒》卷一八○“大業二年”記載:“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煬)帝以啟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夸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于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于芳華苑積翠池側。”同書卷一八一“大業六年”云:“二月庚甲,以所征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余人!薄端鍟肪硎濉兑魳分鞠隆酚衷疲骸凹按髽I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 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為《九部》。樂器工衣創造既成,大備于茲矣!币虼,可以說,隋煬帝不僅集南北音樂之大成, 而且集華戎音樂之大成了,標志著中國中古音樂文化的真正融合,直接開啟了唐代音樂的先河。
此外,煬帝還作大運河以溝通南北,完善了全國性的交通體系,為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地理條件。而且,他還把江東的園林建筑藝術移植到北方!顿Y治通鑒》卷一八○ “大業元年”云:“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余里;為蓬萊、方丈、瀛洲諸山,高出水百余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向背如神!觾仁爵?為荷薺菱芡。乘輿游幸,則去冰而布之!睙鄞伺e,必是因其久駐東南,喜觀江南水鄉之景,故移置于此。再如,煬帝在營造東都時,亦多模仿江左建筑!端鍟肪矶摹妒池浿尽吩疲骸俺踉鞏|都,窮諸巨麗。帝昔居藩翰,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曾雉逾芒,浮橋跨洛,金門象闕,咸?飛觀,頹巖塞川,構成云綺,移嶺樹以為林藪,包芒山以為苑囿。”
總之,由于隋煬帝不遺余力地、全面地將江左文化藝術移植到北方,才使得南北文化真正走向融合的。
三、煬帝對南北文人之態度
隋煬帝是隋代詩壇一個舉足輕重的詩人。他雖然出自關隴軍事豪族集團,但因迷戀江左文化藝術,善詩能文,所以他的詩歌創作成就很高,頗兼南北詩風之長。而且,他以帝王之尊提倡藝文,無地域之限制、文風之偏見。三地文人齊聚京師,互相唱和,切磋詩藝,多賴其力。然而,很久以來,人們由于受到種種非藝術因素的影響,對煬帝的詩歌創作成就以及其在南北詩風融合過程中的作用認識不夠,評價亦甚低。本文認為,煬帝晚年政治上、藝術上、生活上誠然有不少可指責、批判的地方,但是他在詩歌方面的創作成就以及對南北詩風交融所起的作用則不容忽視。
和其父楊堅不重文藝適相反,煬帝楊廣不但喜屬文,而且極喜延攬文士。他在任揚州總管期間及嗣位以后,召集了眾多江南詩人,并虛心向他們學習詩文創作藝術。《隋書》卷五十八《柳■傳》云:“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等百余人以充學士,而■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后示人。”《隋書》卷七十六《虞自直傳》亦云,“自直解屬文,于五言詩尤善!愅,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塾衅,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痹偃缰T葛穎,梁亡入齊,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十余年,然“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為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為太子,除藥藏監。煬帝即位后,遷著作郎,甚見親?。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煬帝嘗賜諸葛穎詩,其卒章云:“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后昆!逼湟姶鋈绱薣25]。又如會稽余姚人虞綽,博學有俊才,善詞賦,仕陳為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陳亡,晉王廣引為學士。大業初,轉為秘書學士,奉詔與秘書郎虞世南、著作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王鏡》等書十余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后又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侍詔,恩盼隆洽[26]。再如王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為學士。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其弟王?,少有盛名于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為晉王廣學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27]。吳郡潘徽,善屬文,能持論。陳滅,為州博士,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晉王廣復引為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煬帝嗣位,詔徽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楊素撰《魏書》[28]。楊廣招徠了如此眾多的江左詩人以備文學顧問,使其詩歌的藝術性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時也使他對南朝詩歌的藝術精髓體悟得更深。
煬帝并不只重南人,他對別具文學傳統的山東詩人、關隴詩人也十分欣賞。山東詩人在高祖朝多仕途多蹇、抑郁不得志。但他們在煬帝朝的命運則發生了變化。煬帝即位后不久就開始改變高祖貶抑山東人士的策略。他在大業三年夏四月詔曰:“自蕃夷內附,未遑親撫,山東經亂,須加存恤。今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蓖瑫r又下詔征召“學業優敏,文才美秀”之士,故山東文士不再受到故意貶抑,也能“隨才升擢”了[29]。如鄴人杜正玄,世以文學相授。正玄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并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以其賦辭理華贍,授晉王行參軍。其弟正藏,尤好學,善屬文。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30]。對于高祖朝遭貶的山東文士,煬帝則善待之。如薛道衡,在高祖朝數被貶謫,抑郁憤悶,而煬帝則對其優禮有加!端鍟肪砦迨摺堆Φ篮鈧鳌吩,薛道衡因坐蘇威黨,被高祖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然道衡不樂居王府,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征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煬帝即位,轉番州刺史。歲余,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庇纱丝梢,煬帝對薛道衡是極為禮遇、敬重的。[31]從薛道衡現存詩作看,其中亦有和煬帝之作《奉和臨渭源應詔詩》,詩中對其能侍游陪宴感到十分榮幸,可見他們在詩文創作方面并不存在矛盾。
同樣,煬帝對關隴詩人亦恩遇有加。于仲文,少聰敏,髫?就學,耽閱不倦。周文帝時,就常侍宴作詩。入隋以后,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之才,每常屬意,后令督晉王軍府事。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其《侍宴東宮應令詩》作于楊廣為太子時,詩中盛述君臣宴樂之歡、詩文唱和之快。[32]煬帝即位后,仲文遷右衛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幸[33]。再如牛弘,“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后,嘗賜弘詩,……其同被賜詩者,至于文詞贊揚,無如弘美”[34]。牛弘亦存和煬帝之詩《奉和冬至乾陽殿受朝應詔詩》。至于楊素,因其助煬帝奪太子位,又佐之即位,故于大業初年,頗受煬帝恩遇。
由于煬帝無太多的地域文化之偏狹,使三地詩人齊聚京城、宮廷,他們相互唱和、切磋詩藝的機會就大大增加了,這無疑促進了南北詩風的融和。如煬帝《冬至乾陽殿受朝詩》,曾命群臣賦詩,現存奉和應詔之作有牛弘《奉和冬至乾陽殿受朝應詔詩》、許善心《奉和冬至乾陽殿受朝應詔詩》。而當時南北詩人之間的酬和也較頻繁。如楊素《出塞二首》,薛道衡、虞世基皆有和作。薛道衡現存一首《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詩》,南陽人劉斌現存一首《和許給事傷牛尚書弘詩》,雖然許善心的《戲場轉韻詩》、《傷牛尚書詩》皆已不存,但我們仍可想見薛道衡、楊素、許善心、牛弘等人之間的友情,可以看出三地詩人之間相互切磋、詩風交融的痕跡。而這些,又無不和煬帝重文愛士、融合南北的文化舉措分不開。
四、兼南北詩風之長的創作成就
與其文化政策相應,煬帝本人的詩歌創作也充分體現出南北詩風融合的趨勢。隋煬帝詩現存43首,為隋代存詩最多的詩人。其中有樂府詩,有文人古詩,還有新體詩;而在樂府詩中,吳地樂府與北地樂府又兼而有之,各得其妙。
《隋書》卷三《煬帝紀》云,楊廣“好學,善屬文”。雖然我們沒能發現煬帝早年在周朝及高祖朝的詩歌作品,但從《隋書》卷五十八《柳■傳》所云“初,(晉)王屬文,為庾信體”可知,煬帝早年所寫詩文當深受庾信、王褒等由梁入魏、周詩人的影響[35] ,因而聲律細密謹嚴,辭藻綺艷?麗。但不久以后,楊廣的詩風就發生了變化。《隋書?柳■傳》云,楊廣“及見■已后,文體遂變”。按,楊廣“嘗自京師還,作《歸藩賦》,命■作序,詞甚典麗”,而楊廣引致柳■是在為晉王、揚州總管任上,則楊廣此時的詩文風格已由原先的?麗輕艷變為“典麗”了!端鍟肪砥呤段膶W傳序》亦云,“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币梢嘀钙湟娏鲋蟀l表的反對“時俗詞藻,猶多淫麗”的言論。而史書中也還確實保存了一則煬帝此時反對淫麗、提倡典則的材料。《隋書》卷十五《音樂志下》云,“先是高祖遣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史省盧思道等,列清廟歌辭十二曲。令齊樂人曹妙達,于太樂教習,以代周歌。......至仁壽元年,煬帝初為皇太子,從?于太廟,聞而非之。乃上言曰:‘清廟歌辭,文多浮麗,不足以述宣功德,請更議定。’”從《隋書?音樂志下》所載隋清廟歌辭看,確實已變得典麗、雅正了。另外,《隋書?文學傳序》還列舉了煬帝文風變化后的一些作品:“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及《擬飲馬長城窟》,并存雅體,歸于典則!睙圻@幾篇作品皆存。其《與越公書》[36]見《隋書?楊素傳》,作于仁壽四年。是年,漢王諒反,楊素率軍悉平之,煬帝譴楊素弟修武公楊約赍手詔勞楊素。在此書中,煬帝首先表述自己即位后以“神器之重、生民之大”,戰戰兢兢,憂國憂民之情懷,復言漢王諒謀反之禍國殃民,然后盛贊楊素深謀遠慮,忠勇貞堅,功勛卓著。該文文詞質樸而剛健,議論橫生,氣勢流轉,且以儒家“民本”思想為宗,自不負“雅正”、“典則”之譽。其《建東都詔》,見《隋書?煬帝紀上》[37],作于仁壽四年十一月癸丑。文中引經據典,極言于洛陽營建東都之必要,亦以“民本”思想為出發點,言辭懇切,感染力較強,為隋代政論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故亦為時人諷誦、仿效。其《冬至受朝》詩,作年不詳。由詩中“新邑建嵩岳,雙闕臨洛陽”等語推測,當作于東都洛陽竣工后的大業二年冬至日。[38]煬帝此詩先是述自己以文德治天下的政治理想,然后云新都建成、四海一統、君臣同心、國勢升平之喜悅,全詩典則、雅正,且充滿了積極向上的政治進取意識,感奮人心,故亦感染了許善心、牛弘[39]。其《擬飲馬長城窟行》,當作于大業七年秋親自征高麗時。煬帝此番征高麗,被史學家斥為窮兵黷武、勞民傷財之舉,但在煬帝看來,實“知造化有肅殺,義在無私,帝王之用干戈,蓋非獲已”,此次征高麗,確是事出有因,忍無可忍,是為社稷民生計的[40]。所以他在《飲馬長城窟行》詩中先是言萬里遠征之艱難,次言征高麗之必要,然后描寫將士奮勇殺敵、誓死靖邊之場面,結以邊隅大定、凱旋回朝之期望。全詩勁健、峭拔,莽蒼中復饒豪雄之氣,與魏徵《隋書?文學傳序》所評“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淫蕩”一語甚合。煬帝類似的以功名自期,尚武豪雄,詞藻縱橫,風格勁健的詩作,還有《白馬篇》、《紀遼東二首》、《賜史祥詩》等,皆充分表現了關隴軍事豪族特有的文化性格和藝術精神。
煬帝一生在江都揚州的時間很長,且在身邊集結了大批善詩的江左文士,故他也留下了不少深得南方文化精神、藝術真味的詩歌作品。
南朝樂府民歌起自晉、宋間,于宋、齊、梁、陳四朝一直為江左詩人所積極仿效、擬作,故于梁陳之際已完全脫去了民歌特有樸野、真淳之氣,變得綺艷、冶蕩了。煬帝鎮東南之后,并未局限于向南朝文人樂府學習,而是直接向陳隋之時新起的吳地民歌學習,故其擬作較南朝詩人的樂府詩歌更天然、淳真。如《江陵女歌》,檢《樂府詩集》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煬帝以前未見有人擬作,再由詩中風格看,與晉宋時興起的吳歌亦不同:“雨從天上落,水從橋下流,拾得娘裙帶,同心結兩頭。”此詩頭兩句起興,后兩句用雙關筆法表述愛情,天真、自然,尚有村野之氣。另外,楊廣自創新題的樂府詩也能很貼切地表現揚州一帶風情。如其《江都宮樂歌》字面清麗,寫江村野景十分傳神:“風亭芳樹迎早夏,長皋麥隴送余秋!逼洹斗糊堉邸吩,亦為隋煬帝在江都宮作,極類揚州地方小調:“舳艫千里泛歸舟,言旋舊鎮下揚州。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六轡聊停御百丈,暫罷開山歌悼謳。詎似江東掌間地,獨自稱言?里游!逼洹而P■歌》云:“三月三日向紅頭,正見鯉魚波上游。意欲垂鉤往撩取,恐是蛟龍還復休!币寥粷O夫聲口,未有半點雕飾、纖?之態。
同樣,楊廣擬南朝民歌的一些作品也能自出機杼,跳出南朝詩人多用之寫艷情的創作老路。如《四時白?歌》系梁詩人沈約所制,沈約原制五首,皆寫歌兒舞女嬌艷之態,為典型的艷情詩。而楊廣之作則不然,其《東宮春》:“洛陽城邊朝日暉,天淵池前春燕歸。含露桃花開未飛,臨風楊柳自依依。小苑花紅洛水綠,清歌婉轉繁弦促。長袖逶迤動珠玉,干秋萬歲陽春曲!睂懢扒妍悺⒚髅,無冶艷之態、脂粉之氣。其《江都夏》:“黃梅雨細麥杪輕,楓葉蕭蕭江水平。飛樓绔觀軒若驚,花簟羅幃當夜清。菱潭落日雙鳧舫,綠水紅妝兩搖淥。還似扶桑碧海上,誰肯空歌采蓮唱!庇绕涫情_頭兩句寫江濱平原秋景,蕭散、疏野,為晉宋以來南朝樂府民歌中少有的質樸之作。
然而,楊廣詩歌中藝術性最強、成就最高的還數《春江花月夜》其一!洞航ㄔ乱埂肥顷惡笾鲃撝频钠G曲之一,原詩雖已不存,然《舊唐書?音樂志》云:“后主常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為詩,太常令何胥又善于文詠,采其尤艷麗者,以為此曲!笨芍惡笾髟鳟敇O冶艷。然楊廣之作則為意境優美之寫景詩了:“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其一)從表面看,此詩寫春江美麗的月夜景色,緊扣詩題,然境界開闊,極富動感,三、四兩句搖星帶月,氣魄宏大,這無疑是北地粗獷、豪雄的性格,闊大的襟懷在詩中的體現。相比之下,同題奉和的諸葛穎之作:“花帆渡柳浦,結纜隱梅洲。月色含江樹,花影覆船樓!眲t顯得寫景纖艷、詩境局促,不能不說是其孱弱、猥瑣性格的藝術折射。
另外,楊廣的寫景詩還能將北方詩人的慷慨意氣和南方詩人的細膩情懷結合在一起,創造出深沉、蘊藉的詩境來。如其《月夜觀星詩》:“團團素月凈,??夕景清。谷泉驚暗石,松風動夜聲。披夜出荊戶,躡履步山楹。欣睹明堂亮,喜見泰階平。觜參猶可識,牛女尚分明。更移斗柄轉,夜久天河橫。徘徊不能寐,參差幾種情!贝嗽妼懬镆乖旅鞯木吧,清切而泠然,寫景后的抒情含蓄、蘊藉,淡淡的喜悅夾雜著些許惆悵,令人回味。再如《悲秋詩》:“故年秋始去,今年秋復來。露濃山氣冷,風急蟬聲哀。鳥擊初移樹,魚寒欲隱苔。斷霧時通日,殘云尚作雷!贝嗽娎^承了庾信后期寫景詩細致、密麗的詩風,通篇未言“悲”,而“悲”意寓于秋景之中,令人感傷。其《詩》:“寒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斜陽欲落處,一望黯消魂!备邮簟喅,情景結合得也極妙。而這種看似淺近、實質蘊藉的詩境,既非一味追求清綺、艷麗的江左詩人所能寫出,又非素喜質樸、剛直文風的北地文人所能及,唯有楊廣這樣既具北地慷慨、豪雄的意氣,又習染南人細膩、婉約情懷的詩人才能創造出來。
所以說,楊廣的《春江花月夜》其一和《詩》(“寒鴉飛數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隋代南北詩風交融的實績,同時也指示著以后唐代詩歌發展的方向。
很久已來,學術界在論及初盛唐詩歌的革新過程時,總免不了大談特談魏徵《隋書?文學傳序》中所說的將南北詩風融合的觀點,其實,魏徽此論正是建立在以楊廣為首的隋代詩人所取得的創作實績的基礎之上的。因為楊廣的詩歌審美觀正體現了融合南北、兼善兩長的詩歌發展方向。據《隋書》卷七十六《王胄傳》,煬帝曾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于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睙鬯u三人雖然都是南人,但“氣高致遠”、“詞清體潤”、“意密理新” 等藝術特征則非南人或北人所能獨擅,而充分體現出南北詩風融合后的詩歌新貌。正因為煬帝的理論和實踐均較雅正、典則,符合魏徵等人的詩歌審美觀,所以魏徵才在《隋書?文學傳序》中對煬帝在隋代詩壇的地位大加肯定:“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毕啾戎,魏徵對隋高祖革文華之舉的效果則不以為然:“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斷雕為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睙叟c高祖對詩歌之革新,一為積極之引導.一為消極之制裁,孰優孰劣,自可立判。然千載之下,人們卻贊高祖、貶煬帝,識見弗如魏徵遠甚,殊可怪哉!
[①] 《隋書》卷三十六《煬帝蕭皇后傳》。
[②] 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中國社會科學院,1990年版,第115頁。
[③]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資治通鑒》巷一百七十六《陳紀十》“幀明二年”。
[④]《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七《隋紀一》“文帝開皇九年”。
[⑤] 據岑仲勉《隋書求是》考察,陳故境中所有州官均被北人所代替,無一陳之舊臣。
[⑥] 楊廣《答菩薩戒疏》,《全隋文》卷七。
[⑦] 楊廣《與釋智?書》三十五首,《答釋智?遺旨文》,載《全隋文》卷六、卷七。
[⑧] 《全隋文》卷三十二。
[⑨] 《國清百錄》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四十六。
[⑩] 《劍橋中國隋唐史》,第116頁。
[11] 《唐國師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觀碑》,《全唐文》卷九二三。
[12] 《隋書》卷七十七《徐則傳》。
[13] 卿希泰:《中國道教史》,第二卷,第14、15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 《隋書》卷五十八《柳□傳》。
[15] 《隋書》卷六十七《裴蘊傳》。
[16] 《隋書》卷七十五《褚輝傳》。
[17] 《隋書》卷七十五《魯世達傳》。
[18] 《隋書》卷七十五《包愷傳》。
[19] 《隋書》卷七十五《張沖傳》。
[20] 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統一時代》,第196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21] 《隋書》卷七《禮儀志二》。
[22] 參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47頁至第6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3] 《隋書》卷中五《音樂志下》。
[24] 《隋書》卷十五《音樂志下》。
[25] 《隋書》卷七十六《諸葛穎傳》。
[26] 《隋書》卷七十六《虞綽傳》。
[27] 《隋書》卷七十六《王胄傳》。
[28] 《隋書》卷七十六《潘徽傳》。
[29] 《隋書》卷三《煬帝紀》。
[30] 《隋書》卷七十六《杜正玄傳》。
[31] 但學術界一直認為薛道衡被殺,是煬帝忌其才而為。我認為,這種說法缺乏史實依據。最早記載此事的是唐人劉?,他在《隋唐嘉話》中云:“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據此書《序》云,書中所記多道聽途說,“不足備之大典,故系之小說之未“。既為小說家言,便不能坐實。況且,這個記載不但與正史所述煬帝真心愛士賞文之性格不符,而且與道衡之死的史實相差甚遠。《隋書》卷五十七《薛道衡傳》云,薛道衡以番州刺史任回京時,煬帝已和虞世基商量,準備任命他為秘書監,而道衡至京以后,卻上《高祖文皇帝頌》,為文帝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煬帝覽后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意即道衡明作文帝頌,暗是刺煬帝。煬帝當然十分不高興,于是就任命道衡為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不死,令決當久行!庇腥俗嘀,煬帝怒曰:“汝憶高?邪?”付執法者勘之。后帝令其自盡。《隋書》卷六十七《裴蘊傳》云,“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侍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于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稚,共高?、賀若粥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谑钦D道衡!庇纱丝梢钥闯,道衡之死,實因對煬帝不滿所致,非煬帝妒忌其文才而加害之。
[32] 《隋詩》卷五,《先秦漢魏南北朝詩》第2696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33] 《隋書》卷六十《于仲文傳》。
[34] 《隋書》卷四十九《牛弘傳》。
[35] 當時太子楊勇亦頗愛庾信詩,曾命侍臣注《庾信集》,參《隋書》卷五十八《魏澹傳》。
[36] 此文《全隋文》卷四作《手詔勞楊素》。
[37] 此文《全隋文》卷四作《營東都詔》。
[38] 《隋書?煬帝紀上》云,大業二年正月辛酉,東京成。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闕,陳法駕,備干乘萬騎,入于東京。大業三年三月辛亥,車駕還京師。據此可知,大業二年冬至日煬帝在東京洛陽。又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知唐東都洛陽之含元殿,即隋之乾陽殷,為東都宮城之正牙。則煬帝此詩必作于大業二年冬至日洛陽乾陽殿受群臣朝賀之時。參見《唐兩京城坊考》卷五《東京?宮城》,第l33頁,中華書局,1985年。
[39] 許善心、牛弘均有奉和之作,見后文。
[40] 參見《隋書》卷四《煬帝紀下》大業八年春正月壬午所下詔書。
原載:《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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