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如果不了解自己的過去，就如同一艘航船失去了羅盤”，美國作家威廉·亨德里克·房龍這樣說。
對一個人來說，也是如此。
“我們從何處來，又將向何處去？”行色匆匆中，很少有人能顧及這樣的問題。或許是太過執著于當下，我們更需要一個機會，沉下心來，在人類文明的燦爛長河中，重執羅盤，認識自己。
6月25日，一場陣雨，洗去了連日的暑氣。這天，是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特藏珍品暨保護成果展”的最后一日，觀眾比以往來得更多。其中，既有耄耋老者，也不乏翩翩少年。面對千年難得一見的中華古籍珍寶，他們屏息凝神，用目光記錄下每一個美妙的細節，思緒跟隨著講解員的輕聲講述而跌宕起伏。對記者而言，這已是第六次和這些絕世國寶作“親密接觸”，然而，徜徉于中華古籍間，依然能感覺到自己的怦然心動，如同初見大海的孩童，一瞬間，已是心醉神迷。
●刻有文字的龜甲。其內容是商武時期的卜辭，文字反映了當時的書寫特點。目前國家圖書館藏甲骨35651片，金石拓片約26萬件，精品眾多。
一百多年前，就在世紀更迭之際，兩個重要的文化發現也接踵而至。先是甲骨文在河南出土，此后一年，“敦煌遺書”在甘肅莫高窟現世
一片弧形的牛胛骨，雖然穿越了三千年的歲月，暗棕色的表面上華夏先民刻劃的曲曲折折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見。上世紀四十年代，著名古文字專家胡厚宣對這片甲骨上的文字進行了考釋，認定其內容是有關四方神及風神的記載，學界為之震動。因為刻辭中的東、南、西、北四方之風在《山海經》、《尚書·堯典》、《詩經·邶風》、《爾雅·釋天》等古籍中都有類似的記述，由此可見華夏文明淵源極深。
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可謂十九世紀最后一個、也是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傳說中三千年前的上古殷商時代由此被印證為真實的存在，令人震驚的15萬片甲骨使我們依稀可以廓清當時的風貌。
甲骨文是較為系統的成熟文字，其行文句形、語序與現代漢語已無太大差異。與另外兩種人類古老的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倫楔形文字——湮沒無傳不同，它一路走來，逐漸定型為方塊字沿用至今。文字的發明使先人的智慧和經驗得以保留，文明因此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局限而廣為流傳，借此，人類真正走出了蒙昧時代。
有人說，500年前的英文著作如今只有英文專家才能讀懂，而中國人讀500年前寫成的《三國演義》并不會有太多的隔膜，具有一定古文基礎的人便可以粗略讀懂2000年前創作的《史記》�！翱此破匠Ｗ钇驷取�，中華文化歷經數千年綿延不絕，漢字的智慧功不可沒。
一百多年前，就在世紀更迭之際，兩個重要的文化發現也接踵而至。先是甲骨文在河南出土，此后一年，“敦煌遺書”在甘肅莫高窟現世。
●敦煌出唐寫本《大乘稻竿經聽手鏡記》。此卷用敦煌地區土造紙，首脫尾全，卷尾有題記。這件寫本是著名僧人法成講解佛經時，其弟子所作的筆記。
在展廳左首，便是散發著別樣光彩的“敦煌遺書”。其中，既有朱墨相間的《老子道德經義疏》，也有《法華玄贊》、漢文摩尼教經、血書《觀音經》等，或楷書、或章草，風格各異。而《律藏初分》尤為引人矚目。這幅10米長的經卷末尾，寫經者記下了抄寫完成的時刻——“西涼建初十二年十二月”，當是公元417年。這件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最早的紙質文獻，距今竟然已近1600年。
有關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由來，至今仍是一個謎。如今，人們只知道它開鑿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原是當時河西都僧統洪辯的影窟。大約在公元十一世紀初，這個洞窟連帶內藏數萬件經卷、文書、佛像、幡畫被一同封閉起來，在其后近千年的時間里被人們徹底遺忘了。對于這樣一個在今天看來異乎尋常的舉動，學者們曾作出許多猜測，有人說藏經洞是為了躲避戰亂而封，有人說這是寺廟廢棄經卷之所，有人說這里原本就是寺廟的圖書館。至今未有定論。
遙想當年，敦煌為絲綢之路要沖，華夏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西方文明四大文明在此交融貫通，儒教、道教、佛教、摩尼教、?教、景教六種宗教匯集并傳，其繁榮盛況遠非今日之大漠孤城所能想像。而保留了公元5世紀到11世紀大量文獻的“敦煌遺書”，正是當時文化交融的一個縮影。想來，中華文明的博大之處，正在于具有海納百川的氣度和博采眾長的勇氣。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亂，八千里外吊民殘。秋風寶劍孤城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晚清重臣李鴻章的臨終詩道出的是無限悲涼。李鴻章寫就此詩的時候，在敦煌，藏經洞的秘密剛剛被王道士勘破。
千年與世隔絕，不僅最大限度地延緩了“敦煌遺書”的紙張老化，更令它安然躲過水火兵燹的侵襲，這是世界文明之大幸；而它在1900年——正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晚清——再次現身世界，卻又注定了它的大不幸。外國探險家的瘋狂劫掠、長途運輸中的散亡流失、管理者的監守自盜，讓“敦煌遺書”飽嘗離散之苦。1909年，劫余“敦煌遺書”輾轉運抵京師，數量已不足三分之一。時至今日，“敦煌學在國外”的說法雖然不無偏頗，卻真實地道出了國人面對這一慘痛經歷的扼腕心態。然而，風雨飄搖中，“敦煌遺書”的遭遇折射出的又豈止是一段“學術傷心史”？
“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是小說家的放達之語。中華民族一次次在危難中浴火重生，靠的是不斷反思與反省。越過《敦煌遺書》向前望去，目光恰與司馬光《資治通鑒》手稿不期而遇。
“這就是砸缸救小朋友的司馬光爺爺寫的么？”回想起幾天前聽到的一位6歲孩子的發問，禁不住會心一笑。在聽似“錯亂不堪”的言語背后，是傳統文化的種子正在播入一片幼小的心田。然而，在這幅手稿上，已然見不到當年砸缸少年的機智果決；雖然只是提綱，但運筆行文一絲不茍，即便勾畫涂抹也是中規中矩，有的只是史家的嚴謹法度。
“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蹦暿指澹瑢λ抉R光當年撰寫《資治通鑒》的一番苦心會有更深的體味。從公元前841年起，中國歷史便有了逐年的編年記錄。這當中承載的，不僅是歷史,更是中國人亙古不變的強國夢想。
印刷術的發明和推廣，所增益的，便不僅僅是個人的視力，而是全人類的視野
眼前是一幅東漢刻石“君車畫像”的拓片。為首一駕君車疾駛而來，其后數騎護從魚貫隨行。朱色拓印，正與漢家風尚暗合。雖然早已不見高祖“大風起兮云飛揚”的豪氣干云，倒也別有一番王侯氣派。拓本中不僅駿馬昂首奮蹄惟妙惟肖，車馬上的人物神態也清晰可辨，令人嘆為觀止。
●《三希堂法帖》書頁。此帖刻于清乾隆十二年，摹刻精佳，工藝水平極高，反映了古代書法名家作品原貌。此拓為初拓本，烏金拓。
“要反映一片石刻的全貌，中國古老的傳拓之術往往比現代照相技術更能傳神�！眹覉D書館善本特藏部專家冀亞平介紹道，“不像照片，拓本不受角度、光線的影響，也不會失真，一些細部痕跡都可以分毫畢現”�！度Ｌ梅ㄌ肥褂玫氖恰盀踅鹜亍�，墨跡黑亮如鑒；“大克鼎”使用的是“全形拓”，讓這件青銅器拓本呈現立體的模樣；薄薄的“蟬翼拓”墨色甚至不曾淹沒淡淡的紙紋，多重顏色合為一體的“套色拓”令人眼前一亮……不過是紙與墨的配合，在古人的智慧下，竟幻化出如此神奇的景致。
傳拓這門古老的技術最早大約出現于漢魏之間，至唐代，拓碑已經相當普遍。今天，很多石刻早已不存，而拓片，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獻資料，而歷代名家的書法風采，也大多因此而與今人謀面。
不僅如此，傳拓術還是雕版印刷的源頭之一。
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一般認為，雕版印刷術發明于唐初，至北宋，畢?發明活字印刷術，使古代印刷術臻于完備。
美國歷史學家蘭德斯在其著作《國富國窮》中闡述過一個頗有意思的觀點，他將“眼鏡”作為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發現，因為，眼鏡使那些從事精細工作的人的“工作壽命”延長了一倍以上。如果沿著蘭德斯的觀點而推論，印刷術的發明和推廣，所增益的，便不僅僅是個人的視力，而是全人類的視野，使更多的人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繼續前行。
●《十竹齋箋譜》內頁�！妒颀S箋譜》為明胡正言輯，刊版套印精良，堪稱當時世界印刷史的新紀元。
幾叢細竹隨風搖曳，兩只彩蝶翩翩起舞�！爱嫷谜婧茫 睅醉摗妒颀S箋譜》前，不少觀眾異口同聲。當他們得知這不是畫的，而是套色印刷時，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專家介紹說，它采用的是17世紀發明的“?版”印刷技術。印制時每種顏色各制作一塊板子，一幅圖往往需要三四十塊板子，按照先輕后重的原則印刷六七十次。由此，蝴蝶如絲的觸須和翅間紋理以及竹葉遠近飄搖時造成的明暗變化都得以充分的展現。同時，這冊圖譜中還運用了“拱花”技術，當你俯身將視線與書頁水平時，便可發現畫面是凸出于紙面之上的，竟有浮雕之感。此時，印刷術已經不僅僅是一項技術，更是一種藝術。
技術，推動世界前進，使人類獲得主宰自身命運的力量。藝術，滋潤個人心田，使人類成為乾坤間心靈之花的主人
古人傳說，書頁中的小蟲，如果三次吃掉書中的“神仙”二字，自己便也會化作神仙。當然，這只是人們賦予這些“生死文字間”的生命一種美好的幻想，在現實中卻作不得數。
事實上，書中蠹蟲實在是書籍的天敵。
中國人最早發明了紙張，此后，中華古籍也多以紙本傳世。水浸、火燒、霉變、絮化、鼠嚙、蟲蛀都是書籍的大敵。其中蟲蛀最是防不勝防。古代人很早就在紙張上以黃檗、椒汁染紙，在紙中施以蟲藥。所謂“萬年紅”看似色彩艷麗，其實卻是向書蠹亮出的“紅牌”。
然而，與蛀蟲相比，人為造成的“書厄”，對古籍的打擊更是毀滅性的：始皇焚書、王莽之災、孝獻移都、劉石憑陵、太武滅佛、侯景之亂、大業焚毀、天寶毀亡、紹定酷毒、四庫之燼、侵略毀搶……中國歷史上書籍所經歷的大劫難可以被開列成長長的清單。人類最大的悲哀，莫過于親手毀滅自己創造的文明成果。
野火難燼，春風又生。文明生長的頑強，遠非某個事件所能阻擋。更何況，在中華古籍的流傳歷史上，又有無數先賢傾畢生之心血護佑著這些文化遺珍。幾百年來“陶陶”聚合的故事足以為此作一注腳。
●《楚辭集注》內頁。此書為宋端平刻本，是海內外孤本。1972年，毛澤東主席曾將其珂版影印本作為珍貴國禮贈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
南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和宋湯漢注南宋刻本《陶靖節先生詩》，是現存各自的版本系統中，都是最早、最好的版本，具有極高的版本價值和資料價值，歷來為藏書家所珍視。清代藏書家“書魔”黃丕烈酷愛陶詩，先后購得兩書，并特藏于“陶陶室”以貯之，“陶陶”也因此而得名。黃丕烈之后，輾轉間，兩書終于離散。直到1931年，已經藏有《陶淵明集》的近代藏書家周叔?又以高價將《陶靖節先生詩》購入，使“陶陶”復合，成全了一段佳話。僅從黃丕烈到周叔?，在140年間，有關“陶陶”的故事涉及十余位藏書家，堪稱經典藏書史話。
“數十年精力所聚，實為天下公物，不愿吾子孫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內無事，應舉贈國立圖書館，公之世人�！敝苁�?以讀書人的博大胸襟，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將畢生所藏稀世圖書、文物捐獻國家，“陶陶”亦在其中，成就了這段最完美的結局。
房龍說：“如果沒有許多開拓者堅定而無私的奉獻，偉大的傳遞工作是永遠也無法完成的�！闭\哉斯言。
2002年，我國啟動“中華再造善本”工程，將珍稀古本化身千百，惠及世人
●“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的部分成果。該工程采取拍照影印的方法，復制歷代珍善典籍，多以宣紙精印，八開本線裝，體現了“中國氣派”。
“化腐朽為神奇”，將這句話套用在古籍修復的過程中，再貼切不過了。眼前，一邊是已經浸水板結霉變的“書棍”，一邊是修復后的平整舒展長卷，國家圖書館四大專藏之一的《趙城金藏》就是在一雙雙妙手修復下，獲得了“新生”。
《趙城金藏》是金熙宗皇統九年（1149年）前后至世宗大定年間（1161年~1189年）刊刻的一部佛教大藏經，其底本是公元10世紀開雕的我國第一部雕版大藏經——《開寶藏》。1933年，這部佛經在山西省趙城縣(今屬洪洞縣)廣勝寺被發現，學界為之震動，也挑起了外寇的覬覦之心。1938年，侵華日軍進犯趙城，為了保全這部佛經，廣勝寺僧人將其移至寺內飛虹塔封存起來。1942年春，日寇又借故要上塔游覽，廣勝寺及時將這一消息通知當地八路軍，連夜將《趙城金藏》轉移。此后幾年，八路軍將經卷裝在包袱中，由馬馱人背，與敵人周旋于崇山峻嶺之間。
為了不使這件國寶落入敵手，《趙城金藏》一度被安置在廢棄的煤窯中，由于受潮，部分經卷板結發霉。1949年，《趙城金藏》輾轉運抵北京，修復工作也隨即展開。歷經17年努力，《趙城金藏》終于恢復原貌。如今，學術界窮十余年心血整理出版的煌煌巨著《中華大藏經》即以這部《趙城金藏》為底本。
人生百年便有滄桑之感，古籍傳世往往跨越千年，加之紙質嬌貴，如《趙城金藏》般劫后新生者更是難得。為了使傳世古籍免受人為破壞、傳承無虞，同時又能為今日學界所利用，2002年，我國啟動“中華再造善本”工程，將珍稀古本化身千百，惠及世人。
珍視書籍，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傳統。清代乾嘉時代，樸學日興，人們對古籍的認識又更進了一層。當時著名學者顧廣圻就曾感嘆，“宋元本其距今遠者八百余年，近者且不足五百年，而天壤間乃已萬不一存！”為此呼吁“舉斷不可少之書，復而墨之，務失其真，是縮今日為宋元也，是緩千百年為今日也”。而近代張元濟先生也力主石印《四部叢刊》。這些，都可視為古籍善本“再造”的先聲。
在展覽中，主辦者特意將“再造善本”的底本和再造本同時展出。由于“再造善本”使用了現代影印技術，最大限度再現了底本的原貌，并非虛言。
時針已經指向下午五時三十分。一個半小時之前，本該是展覽閉幕的時刻，但觀眾仍然流連其間，久久不愿離去。
步出展覽大廳，觀眾們仍沉浸在難以抑制的興奮中，游歷中華文明的漫漫長河，讓他們為先賢創造的燦爛文化而自豪；中華古籍盛世重光，更讓他們無比驕傲。
中華民族正處在又一次走向輝煌的偉大起點。
●修復裝訂古籍時的工作情景。裝訂修復古書作為一項細致的手工操作技術，到清代乾嘉間發展完善，我們今天用的裝訂修復技術，即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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