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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與“貞觀之治”

編輯: 路逍遙 關鍵詞: 唐朝歷史 來源: 記憶方法網
歷史

唐朝初期的“貞觀之治”是中國人引以為豪的古代清明治世。曾出現了“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長空，牛馬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斗米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表山東至于滄海，皆不赍糧，取給于路。如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貞觀政要》卷一）的政治局面。然而這一空前的封建盛世同樣與《管子》有著不解之緣，是《管子》經世致用的又一典范。

自西漢劉向編定《管子》后的近700年中，沒有發現為《管子》做注者，這一社會現象說明了儒家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正統地位的確立。然而到了唐代，《管子》書的第一個譯注者卻是“貞觀之治”時重大政策措施、施政方針的重要謀劃者和執行者房玄齡（579-648）。宋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中說：“《管子》二十四卷，齊相管夷吾撰，唐房玄齡注�！睋缎绿茣し啃g列傳》載，房玄齡是齊州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人，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親信。統一戰爭中助李世民謀劃軍事，搜羅文武臣僚，并參與“玄武門之就”，助李世民奪取帝位。唐太宗即位后，房玄齡居宰相之職長達20年，制定律令，選拔人才，“權寵隆極，總朝政……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房玄齡晚年多病，李世民親自駕臨其床前“聽臥治事”。從李世民給房玄齡的權力和對房玄齡言聽計從的態度不難看出，已被歷史證明、堪稱清明務實的貞觀政略多源于運籌巨擘房玄齡。而房的謀劃又多源于他研讀最多的經世致用的《管子》。

房玄齡以“首席宰相”的身份注《管子》，起碼能夠說明“貞治之治”的施政方針有源于《管子》的成份。首先可以說，房玄齡對《管子》的研究是精到深透的，因為不下一番韋編三絕的功夫是很難為其作注的。再者，他為《管子》作注的動機中，必定有把自己在實踐中認為行之有效的治國理論介紹給后人的意思。除房玄齡外，貞觀時期以錚諫聞名于世的魏征也有一卷頗具史料價值的《管子治要》傳于后世。特別是金口玉言的決策者李世民，有些話直接是從《管子》中學來的。如:”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成熟），則兆庶（百姓）非國家所有”（《貞觀政要》卷8）；“家給人足，本藉于農�？v使瓦礫盡作隋珠，沙石皆為和璧，珍寶滿目，何解饑寒”（《冊府元龜》卷157）。而且他即位后多次頒布減免全國或部分地區租賦的法令，并采取了用免賦役的辦法招募農民歸業等一系列富民重農措施�？梢�，《管子》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貞觀政略的理論來源。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考證為《管子》作注者是尹知章而不是房玄齡。這一考證觀點的真假在此暫且不論，假設這一觀點成立，更能說明貞觀政略多源于《管子》。因為尹知章生活在“貞觀之治”以后的唐高宗至唐玄宗開元初年，這一時期正是貞觀政略的繼承發展時期，開元盛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正是貞觀政略的繼承延續！尹知章此時注釋《管子》，恰好說明正在延續的貞觀政略與《管子》密不可分。再者，尹知章是國子博士，身為國家最高學府的國學博士，本該以探究、教授儒學為本，這種舍其正統思想而尊就“在野”異論的做法，若非“政治思想”有問題，起碼是有點不務正業�？梢�，“尹注”一說若能成立的話，可從一個側面明顯反映出貞觀決策層及其繼承者們在至高廟堂中為《管子》留出了一席之地�？傊�，房玄齡也好，尹知章也罷，正是他二人為《管子》作注，才使這部先秦寶典重顯于世，并得到了空前重視。

“貞觀之治”有多處模仿1300多年前“桓管霸業”的痕跡，有幾處甚至出現了歷史的“雷同”現象：

一、眾望所歸弟代兄。齊桓公姜小白取代了他的哥哥公子糾，唐太宗李世民取代了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二者都是由于弟弟的德操、能力和智慧超過了哥哥，雖然有“違章操作”和骨肉相殘之嫌，卻體現了“能者上”的原則，收到了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社會效果。

二、對頭冤家成真君臣。齊桓公捐棄一箭之仇，任自己的仇人、輔佐公子糾的管仲為相，并尊為“仲父”。唐太宗重用處處想置己于死地的太子李建成的謀臣魏征，并授予諫議大夫和中書舍人之要職，二者可謂歷史上無獨有偶的“絕對”！“玄武門之變”后，魏征率直地說：“太子若早聽我的話，決無今日之禍！”李世民被魏征的坦率、剛烈、忠貞所動，任用他為諫議大夫，經常召他“入臥內”，請魏征評論自己執政的得失。魏征也“喜逢知已”，知無不言，竭盡全力。上述這兩對君臣都是相得益彰的明君賢臣。明君不計私怨，以寬廣的胸懷為賢臣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臺，賢臣輔佐明君開創了彪炳千古的業績！《史記》稱“桓公以霸，力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舊唐書·魏征傳》說貞觀政績的取得“皆魏征之力也”。再者說，善于用人、善于納諫正是“貞觀之治”的主要內容之一。

三、“均田分力”與“均田制”。二者不僅名字差不多，而且有一個基本的相同點：即都是以土地國有為前提的。管仲的“均田分力”是奴隸制土地國有制下的生產關系大變革，“貞觀之治”的均田制則是封建制土地國有制下的生產關系大變革。須知封建制度是以封建的土地私有制為經濟基礎的，在封建制度日臻完善的唐朝實行土地國有前提下的“均田制”，難脫復古嫌疑！而貞觀政府在經濟上推行“均田制”，把國家掌握的土地和荒地分給無地的農民和流民，滿足了農民對土地的渴望，成為封建土地私有制經濟有力的補充，是“貞觀之治”的重要組成部分。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均田分力”與“均田制”在內容上也幾近“雷同”：桓管的“均田分力”是一夫各授田百畝”，貞觀“均田制”也是“成年男子授田100畝”；“均田分力”是“民20授田，60歸田”，“均田制”是“80畝口分田死后歸還國家，20畝永業田可傳給子孫”；與“均田制”相匹配的有“相地而衰征”賦稅改革，規定“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稅”（大匡）輕稅制，以減輕農奴負擔；與“均田制”相匹配的有輕徭薄賦的“租庸調制”，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繳納谷物2擔，叫作“租”，繳納3尺絹或3尺7寸5布，叫作“調”，在服徭役期限內不去服徭役的可以納絹或布代役，叫作“庸”；《管子》說：無奪民時則百姓富”（小匡），“彼王者不奪農時，故五谷興豐”（巨承馬）；貞觀“租庸調制”中的“庸”就是特意保證農民生產時間的政策。

四、“海岱間一都會”與“長安百萬家”�！昂ａ烽g一都會”出自司馬遷的《史記》，“長安百萬家”出自韓愈的詩句，分別形容齊都臨淄和唐都長安都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榮、最富庶、最文明的城市。盡管長安的繁華程度比臨淄高得多，然而二者也有穿越時空隧道的驚人相似之處：桓管時期的臨淄城采取“士、農、工、商四民分業定居”的發展工商業措施；唐都長安也實行了宮殿、衙署、坊（住宅區）、市（商業區）四區分開的建筑模式�！笆小眱韧袠I的店鋪集中在同一個區域，叫“行”，最繁華時多達200余“行”�；腹軙r期采取“選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的招賢納才措施，實施“來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財”的開放政策，出現了“天下商賈歸之若流水”興旺景象；李世民送文成公主入藏，派使者到天竺學習熬糖法，派玄奘去天竺取佛經，與日本通使，與波斯、阿拉伯通商，使各族和各國僑民云集長安，貞觀時遷入長安的僅突厥族就有1萬家，在唐都長安生活的外國人近20萬。英國學者威爾斯說：“當西方人的心靈為神學所纏迷而處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國人的思想卻是兼收并蓄而好探索的�！边@種開放創新、大膽化夷、兼收并蓄的理念是與《管子》思想核心一脈相承的。

房、尹二人為《管子》作注后，直至700年后的明朝才出現了劉績的《管子》注本。明清時期，研究《管子》的論著或文章雖然不少，但大多停留在書本和學術研究的層面上，未能明顯地進入中央決策階層視野，因而不可能得以充分經世致用。到了近代，著名的資產階級維新派領袖、歷史學家梁啟超，在他的《管子評傳》中曾給予了管仲“國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國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學術思想界一鉅子也”的高度評價。只可惜戊戌變法胎死腹中，《管子》也就失去了一次極好的登臺亮相機會。

（作者單位：臨淄區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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