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云 資料圖
來源：作者賜稿，原題為：《再論龍云與汪精衛出逃事件——兼述龍云的謊言與兩面行為，并答謝本書教授》，作者：楊天石。
提要：龍云于1937年8月初到南京時，即對汪精衛推崇備至�？箲鸨l，龍云初期表現良好。廣州、武漢失守后，龍云對抗戰前途悲觀失望，在和汪的秘密通信中接受其妥協、求和思想，汪即將龍作為叛降、賣國計劃的領頭羊。1938年11月，汪精衛經昆明出逃，向龍坦述全部計劃，得到龍的充分支持和幫助。事后，龍一面掩蓋自己和汪的密切聯系以及助汪出逃的關鍵事實，一面敷衍蔣介石和重慶國民政府，同時則潛通汪精衛。1939年，軍統在越南河內謀刺汪精衛，龍派人攜款慰問。事后，龍一面向蔣介石交出汪的密函，一面派人聯絡河內的日特機關，繼續勾連西南實力派，謀劃反蔣，改變抗日國策。1940年，汪精衛成立偽政府，龍云曾圖謀從抗日前線撤出滇軍，通電主和。在抗戰大潮中，他雖為抗戰做過若干有益的工作，但又與日、汪長期秘密聯系，是抗日陣營內部的一顆未爆炸彈。
重慶國民政府既須外抗強敵，又須對付內部的反側力量，妥善處理動搖不定分子和隨時可能的反戈投敵者，其處境十分艱難、危險。對龍云，蔣介石和重慶國民政府既拉攏、安撫，爭取其留在抗戰營壘之中，為抗戰出力，又須始終保持警戒、防范。蔣與龍，抗戰期間，始終存在著控制和反控制的斗爭。
正文
1938年12月，汪精衛等一行乘蔣介石赴陜西召開軍事會議之機，自重慶出逃，經昆明飛往越南河內，叛國投日。在此過程中，汪精衛等人得到云南省主席龍云的充分支持和幫助。然而在事后，龍云卻多方掩飾，企圖遮蓋相關史實。當時，蔣介石為團結龍云抗日，未予深究；1949年以后，史學界由于種種原因，也未深入探討，謝本書教授甚至著文認為，龍云在事件中是清白的。[1]幾年前，我曾著《汪精衛出逃與蔣介石的反應》一文，闡述相關過程。[2]2014年11月，我參加“中華文化四海行——走進云南”活動，在云南大學發表了相關學術演講。此后，我在進一步的研究中，又發現若干新資料，有助于揭示龍云與汪精衛的密切關系、龍為掩蓋真相而散布的謊言及其在蔣汪、中日之間的兩面行為，從而有助于深入了解抗戰陣營的內部危機和當年堅持抗戰的艱難。不久前，發現謝本書教授所著文，批評我在云南大學的演講“沒有道理”[3]，因將此文發表，以與謝教授討論。
一、龍云是汪精衛反蔣降日計劃的領頭羊
抗日戰爭爆發，汪精衛早有與日本議和、反蔣、自立的打算。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中國抗戰面臨第一次重大危機。12月15日，蔣介石召集高級干部會議，會上，“主和、主戰，意見雜出，而主和者尤多。”[4]12月16日，汪精衛向蔣介石提出，“以第三者出而組織掩護”。[5]所謂“第三者”，即是在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和日本當局之外，由汪出面“組織”另一政權，與日本議和。此議遭到蔣介石的否定。汪精衛表面未堅持，但暗中卻繼續為此努力。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10月25日，武漢淪陷。日本加緊對汪精衛集團的誘降活動，汪精衛集團也加緊了與日本的勾連，逐步制訂叛降計劃。當時，其所依恃的基本力量即是龍云等原西南地方實力派和廣東的張發奎等原反蔣派將領。
1938年8月29日至9月初，梅思平與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兼華南分社社長松本重治在香港五次會談，梅思平稱：“和平運動非請汪先生領導不可。”“與汪先生共同行動的有云南的龍云、四川的將領、廣東的張發奎以及其他人，已經秘密取得聯絡。反對停戰、撤兵的人，在中國是不會有的。”[6]
同年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提出建設以日本為盟主的“東亞新秩序”，其成員包括中國、“滿洲國”，其目的為“實現共同防共，創造新文化”和“經濟的結合”。11月12日、13日，梅思平、高宗武與日本參謀本部的今井武夫在上海會談。20日，在重光堂再談，簽訂《日華協議記錄》，決定成立汪精衛政權，將龍云作為新一波“反蔣獨立”運動的領頭羊。其步驟是：1、汪精衛等逃出重慶，日本公布“和平條件”，汪精衛發表反蔣聲明，在國內及南洋開展“和平運動”。云南省首先反蔣獨立，四川隨即響應。2、在云南及四川成立“獨立”政府，聯合廣東、廣西，共四省，建立汪精衛“新政府”。3、由“新政府”宣布“日華提攜”，闡明“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政策，聘請日人為軍事及其他教官�！秴f議記錄》規定和平條件為：雙方簽訂防共協定；承認日軍在中國駐扎；承認“滿洲國”；允許日人在中國內地居住、營業；經濟提攜，日本優先權等。雙方預定，汪精衛于12月5日前自重慶到達昆明。
11月26日，梅思平將《重光堂協議》及準備發表的《近衛第三次對華聲明》草稿抄錄在絲綢上，縫在夾衣內，帶到重慶。11月29日，汪精衛與陳公博、周佛海等決定，分別往昆明集中。當時，蔣介石正在桂林組織行營，估計15日前不會回到重慶。汪精衛決定利用這一空隙，于12月8日，由重慶飛成都，12月11日，飛昆明。
12月5日，周佛海先赴昆明，聯絡龍云，布置一切，等候汪到。12月6日，周佛海得訊，蔣介石將于7日回重慶。實際上當日回重慶的是陳布雷，并非蔣介石。12月8日，蔣介石回到重慶。汪精衛取消當日飛赴成都的計劃，改派陳璧君之侄陳春圃先到昆明，和周佛海聯系，等候汪精衛飛赴昆明的電報，以便通知龍云；同時，預訂由昆明到河內的鐵路包廂，將全部叛逃人員送往河內。
近衛原擬12月11日在大阪演說，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但由于汪精衛改變逃離重慶時間，近衛遂決定將《對華聲明》延期發表。
12月9日，蔣介石在重慶黃山官邸召集孔祥熙、汪精衛、王寵惠等人會議，研究今后對日方針。蔣稱：“只要我政府不與倭言和，則倭無法亡我”，“只要我政府不與言和，則我政府即使失敗，國家必可因此復興。況政府至今無失敗之理，且革命政府只（志）在主義成功，而不怕一時失敗。”[7]“汪精衛提出：“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事。兩者皆有困難”，“故調停之舉，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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