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有三個大亂時代：春秋戰國時期、兩晉南北朝時期、五代十國時期。那時候，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中華大地，五十六個民族的精英們個個粉墨登場，亂世中不知出了多少位智者，多少位英雄。馮道，便是見證五代史的唯一奇

人。有人稱他是“十朝元老”，官場上的不倒翁;有人說他軟脊梁，中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漢奸”;有人說他頗懂“無為”之道，上善若水，悟出了官場上的老子之道;有人說他政績空空，無所建樹，占著茅坑不拉屎;還有人說他個人修為了得，是

大至大圣的完人;更有人說他體察民情，也算個仁人君子……

后唐長興三年(公元932年)，馮道為印行經籍標準文本，經皇帝批準由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等人任詳勘官,李鶚、朱延熙等書寫，依唐刻《開成石經》，并和經注合刊，開雕“九經”：《易》、《書》、《詩》、《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

傳》、《春秋谷梁傳》、《周禮》、《儀禮》和《禮記》，以端楷書寫，能匠刊刻。

到了后周廣順三年(公元953年)五月雕印完成，歷時22年。同時刻成的有唐代張參撰《五經文字》、玄度撰《九經字樣》等書。因刻書事業由國子監主持，故史稱“五代監本九經”，創官刻書籍之始。當時流傳甚廣，影響深遠。對此，元王禎評

為“因是天下書籍遂廣”。印本后來失傳。

馮道，唐末投劉守光作參軍，劉敗后投河東監軍張承業當巡官。張承業重視他的“文章履行”，推薦給晉王李克用，任河東節度掌書記。后唐莊宗時任戶部尚書、翰林學士，明宗時出任宰相。后晉高祖、出帝時均連任宰相，契丹滅晉后，被任

為太傅，后漢代晉后任太師，后周代漢后依然任太師。周世宗征北漢前，馮道極力勸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讓他隨軍，令他監修周太祖陵墓。當時馮道已患病，葬禮完成后就去世了，被周世宗追封為瀛王。就是這位馮道，竟引起了千古毀譽。

盡管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和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中的《馮道傳》對他有不同的評價，但相當大一部分內容是一致的。馮道的不少好事，就是連稱他為“無廉恥者”的歐陽修也沒有否定，例如：他“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在隨軍當書記

時，住在草棚中，連床和臥具都不用，睡在草上;發到的俸祿與隨從、仆人一起花，與他們吃一樣的伙食，毫不在意;將士搶來美女送給他，實在推卻不了，就另外找間屋子養著，找到她家長后再送回去。在喪父后辭去翰林學士回到景城故鄉時，正

逢大饑荒，他傾家財救濟鄉民，自己卻住在茅屋里，還親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廢又沒有能力耕種，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種，主人得知后登門致謝，他卻感到沒有什么值得別人感謝的地方;地方官的饋贈也一概不受。

后唐天成、長興年間，連年豐收，中原比較安定，馮道卻告誡明宗：“我以前出使中山，在經過井陘天險時，怕馬有個閃失，小心翼翼地緊握著韁繩，但到了平地就認為沒有什么值得顧慮了，結果突然給從馬上顛下受傷。在危險的地方因考慮

周到而獲得安全，處于太平的環境卻因放松警惕而產生禍患，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你不要因為現在豐收了，又沒有戰事，便縱情享樂。”明宗問他：“豐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馮道說：“谷貴餓農，谷賤傷農，歷來如此。我記得近來

聶夷中寫過一首《傷田家詩》道：‘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谷，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讓左右抄下這首詩，經常自己誦讀。

另一次臨河縣獻上一只玉杯，上面刻著“傳國寶萬歲杯”，明宗很喜愛，拿出來給馮道看，馮道說：“這不過是前世留下來的有形的寶，而皇帝應該有的卻是無形的寶。”明宗問是什么，馮道說仁義才是帝王之寶，并說了一通仁義的道理。明

宗是沒有文化的武夫，不懂他說些什么，就找來文臣解釋，聽后表示要采納。

馮道擔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即貧窮的、無背景的讀書人和有真才實學、有事業心的人，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顯貴、品行不正、辦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無論如何，這是值得稱道的措施。

明宗年間，馮道還與李愚等委派官員，將原來刻在石上的儒家經典用雕版印刷。這是見于記載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經》，是中國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竟然發生在戰亂不絕的五代時期，與馮道個人的作用是分不開的。

馮道最受詬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歐陽修自不必說，司馬光也稱他為“奸臣之尤”，就是對他持肯定態度的《舊五代史》，在盛贊“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之后，也不得不對他的“忠”提出了疑問：“然而事四

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于再三者哉!”直到范文瀾作《中國通史》，還花了不小的篇幅對馮道大加撻伐，主要也是針對他的政治道德。這些批判看來都是大義凜然，但聯系馮道所處社會和環境的實際來分析，結論卻不

是如此簡單。

像歐陽修這樣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個優容士大夫的宋朝，實在是三生有幸的。所以他盡管也不時受到讒言的攻擊，在宦海中幾經沉浮，卻能位致宰輔，死后獲得“文忠”的美謚。他不必像生在亂世或改朝換代時的士人那樣，必須在不

止一個的君主或朝代間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還可以從容地用“春秋遺旨”(見《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來審判馮道一類不忠之臣。

相比之下，馮道可謂不幸之極，他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最頻繁的時期，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晉、漢、周)加上契丹、十帝(唐莊宗、明宗、閔帝、末帝，晉高祖、出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遼太宗耶律德光)合計不過三十

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僅六年余，每帝僅三年余，最長的唐明宗和晉高祖也只有八年。如果馮道生在康熙、乾隆時，他的一生仕途剛剛超過皇帝享國時間之半，不用說換代，還等不到易君。而且這四個朝代都是靠陰謀與武力奪取政權的，契丹又

是趁亂入侵的;除了個別皇帝還像個樣，其余都有各種劣跡暴政，晉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賣領土、引狼入室才當上兒皇帝的賣國賊。即使按照儒家的標準，這些帝王大多也夠得上是“亂臣賊子”或昏君暴君。但事實上他們又都是統治了中原地區的君

主，連歐陽修也承認他們的正統地位，一一為之作本紀。因此馮道除非住進桃花源，或者優游林下，“茍全性命于亂世”，否則總得為這些皇帝效勞，總得忠于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逃避現實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當時的士人都是如此，難

道真的要靠那些“亂臣賊子”和以殺戮為樂事的軍閥劊子手治天下嗎?

歐陽修在嚴厲批判馮道的“無恥”時，提供了一個懂“廉恥”的正面典型：

五代時山東人王凝任虢州(今河南靈寶縣)司戶參軍，病故在任上。王凝一向沒有積蓄，一個兒子年紀還小，妻子李氏帶著兒子送其遺骸回故鄉。東行過開封時，到旅館投宿，店主見她單身帶一個孩子，心里有疑問，就不許她留宿。李氏見天色

已晚，不肯離店，店主就拉住她的手拖了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說：“我作為一個女人，不能守節，這只手難道能隨便讓人拉嗎?不能讓這只手玷污了我全身!”拿起斧頭自己砍斷了手臂。過路人見了都圍觀嘆息，有的彈指警戒，有的流下了眼淚。

開封府尹得知后，向朝廷報告，官府賜給李氏藥品治傷，還給予優厚的撫恤，將店主打了一頓板子。

歐陽修明知此事不過是一篇“小說”，卻認為“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然后教訓馮道們：“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言下之意，從李氏的例子說明即使在五代這樣的亂世，

連一個女人都還是有廉恥之心的;不僅李氏，圍觀的人、開封府尹、朝廷也都是是非分明的;只是流傳下來的事例太少了。李氏能斷臂，馮道們為什么不能用自殺來避免“忍恥偷生”呢?讀完這令人毛骨悚然的“節婦”事例，我非但不為歐陽修的良苦

用心所感動，反而要為古人擔憂了。從公元九○七年朱溫代唐至九六○年趙匡胤黃袍加體，五十余年間換了六個朝代，皇帝有十個姓，

如果大臣、士人都要為本朝守節盡忠，那就會出現六次集體大自殺;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殺十次;歐陽修效忠的

這個宋朝在開國時就會面對一個沒有文人為之效勞的局面，或許就永遠不會有“宋太祖”和“歐陽文忠公”的稱號。

相反，與馮道同時代的人對他就贊譽備至。馮道死時七十三歲，正好與孔子同壽，“時人皆共稱嘆”。宋初的名臣范質對馮道的評價是：“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資治通鑒》卷二九一引)顯

然這是由于范質等人至少都有歷二朝、事二主的親身體會，理解馮氏的苦衷，不像歐陽修只要說現成話那么方便。其實，歐陽修遇事也未必都效法李氏。治平二年英宗要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為皇，當時任參知政事的歐陽修與宰相韓琦贊成，天章閣

的關聯。他可以說是一個很“專業”的官員，卻非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乃至于后來歐陽修編修《新五代史》時，把《舊五代史》中關于馮道的的粉飾內容全部刪除了，《馮道傳》也從原來的近五千字減至不到兩千字。馮道自稱“無才無德癡頑老

子”，他從道家老子的“無為”中悟出了“為官之道”，從“上善若水”中悟出隨波逐流，他有一首詩正好說明自己的心聲：“莫為危時便悵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終聞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

無諸惡，虎狼叢中也立身。”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873205.html

相關閱讀：大漢奸戴笠：敢于中情局合作 更敢和美國叫囂
王熙鳳操辦的兩場葬禮 竟是她人生的高點與末路
選人用人須經得住倒查
三十五個真實的中國歷史
重溫血漿經濟和艾滋病的混亂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