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明代生員層的考察是這一研究課題的切入點:作者首先從學校與科舉制度入手,考察生員的產生,生員在地方學校的肄業及考核,以及生員如何步入仕途。進而從社會視角,考察失意科場或仕進無門的生員層的社會流動以及一些“社會性動作”,亦即他們在社會諸領域的活動及其所扮演的角色,而這類生員又恰恰占生員總數的絕大部分。在下編中,作者運用社會學理論對生員群的整體進行考察,以便能對其整體活動和社會影響力給以較為清晰的勾勒。這種對明代知識精英下層所作的綜合性研究,無疑將這一課題的研究引向更深層次的探索。
全書貫穿著作者對方法與史料的重新審視。就方法及其相關的觀點而言,作者對明代生員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既不過分側重于經濟,也不過分偏重于社會,而是將社會與經濟置于一處考察,對生員層作一社會經濟史的整體研究。就史料而言,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見解,認為對史料的重新運用應該包括下面兩個層面:一是改變審視的角度,將過去熟悉的舊史料再作一次新的探索,這需要新的理論、方法的指導;二是發掘新史料,尤以此更顯重要。作者認為,如果落實到明代生員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方面,則應充分發掘過去不被重視的史料,尤其是地方志、文集中的學政史料,然后再由此引發出新的研究領域。所有這些,無不反映了作者研究的新思路。
從書的內容我們不難發現諸多創新之見,乃至建設性的探討。如:在導論中,作者通過對生員及其相關概念的辨析,將生員與紳士、士大夫、文人等相關概念,既進行了文字學的考辨,又給以社會學層面上的分析。作者指出,生員是紳士(gentry)的一部分,更確切地說,是紳士的下層。若從明代的實際狀況來說,紳士的上、下層確乎是在逐漸分化。生員層慢慢從紳士層游離出來,成為相對獨立的一個社會階層。在下編中,對生員層的社會職業流動,諸如訓蒙處館、游幕天下、由儒而醫、棄儒就賈、包攬詞訟、棄巾成為“山人”等方面的探討,使今天的讀者對生員的社會性動向有了一個完整的了解。至于對晚明生員相對貧困化的探討,對生員社會生活基本面貌的闡述,以及生員層與明代學術之間關系的論述,更使我們對生員形象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從中了解到“秀才學問”、“秀才性兒”的基本特征。尤其是通過對明代士風演變的考察,藉此說明晚明生員層的無賴化傾向,以及對生員鬧事之類“學變”的闡述,無不使人們對生員加深了認識,亦即生員除了斯文人或者說“酸秀才”之一面相外,尚有如同無賴一般的另一面相。
所有這些有益性的探索及創新之論,決不是憑空的臆見,而是通過廣泛占有史料并進行適當辨析之后的實證性的結論,不能不讓人感到平實可信。從書中所引原始資料來看,大體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為官書、正史;二為詔令、奏疏;三為專門記載;四為地方志;五為野史、筆記;六為明人文集;七為家譜。其引用的原始文獻已超過千余種。而在這眾多的史料中,下面三個方面的史料又是作者引用的重點所在,即《明實錄》、關于學校的專門記載以及明人文集。毫無疑問,作者為了使這一課題研究建立在實證基礎之上,顯然已將《明實錄》通讀一過,并從中鉤稽出了諸多關于明代學政的史料。作者除了引用已為明史學界熟知的關于國子監生的《皇明太學志》《南雍志》《續南雍志》《辟雍考》諸書之外,更是首次披露并引用了《蘇州府學志》《常熟縣儒學志》《兩浙學政》等關于明代生員研究的第一手資料。此類文獻,或為國內善本,或為海外孤本。此外,作者廣泛閱讀了明人文集,尤其是文集中提學道及地方學校教官的規條、學約或告示,從中發掘關于生員的史料,更可見其用功之勤。
(《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陳寶良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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