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4年，漢武帝下詔征求治國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董仲舒認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應該是統一的。他把儒家的倫理思想概括為“三綱五�！�。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儒學開始成為官方哲學，并延續至今，從此，經學研究在漢代盛行。
董仲舒一生經歷了文景之治，漢武盛世，這是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空前強盛，人民安居樂業。在思想文化方面，漢初社會也是寬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挾書之律”，置寫書之官；武帝時又廣開獻書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秘藏起來的儒家典籍，紛紛再現于世間；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學之士，也漸漸走出了山林。民安于太平，士樂于學業，于是講學通經之士，再聚徒眾，復興儒業，儒學陣營，陡然大具。經師們為了經世致用，取悅當道，解經說義，繪聲繪色。家有家風，師有師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備。董仲舒，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安定，學術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仕學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廣川，東南兩面，鄰近齊魯，北靠燕代，西界三晉。自古齊魯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晉產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種文化熏陶中成長，與其將來形成多內涵的思想體系不無關系。據《史記》記載，西漢初年，傳習五經的碩儒共有八人：傳《詩》，于魯（今山東西部）有申培公，于齊（山東東部）為轅固生，于燕（今北京）則韓太傅（嬰）；傳《書》，為濟南伏生；傳《禮》，則魯之高堂生；傳《易》，則淄川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數人才能合治一部《詩經》。與那些專家之才相比，董仲舒可謂鶴立雞群，形若天淵，無慚“通才”“鴻儒”之喻。
董仲舒與胡毋生
五經之中，董仲舒最擅長的是《春秋》公羊學�！洞呵铩繁臼强鬃右罁斒沸拮囊徊空问�。據說孔子晚年見道之不行，于是以著作史書褒貶歷史的方法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倫理觀念。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屬辭比事上常常使用隱晦的語言，其微言大義，只口授給弟子，并不筆之于書。孔子死后，弟子各以所聞’輾轉傳授，于是逐漸形成不同的《春秋》師說。漢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鄒氏、夾氏等。其中鄒氏無師傳，夾氏未有書，左氏藏于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傳，文美義富，最先流行開來，而公羊傳的大宏于世，則端賴董仲舒和胡毋生的首倡。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年齡比董仲舒稍長。是漢代最早傳公羊學的大師之一，也是首先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傳授順序說：“子夏傳予公羊高，高傳予其子平，平傳予其子地，地傳予其子敢，敢傳子其子壽。至景帝時，壽及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徐彥《公羊注疏?何體序疏》引）可見，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傳，也是協助公羊壽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結束其沒有文本，口耳相傳歷史的人。公羊學于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學說更加定型。同時，由于公羊有經本流傳，也有利于學說的傳揚。此外，胡毋生還歸納公羊義例，著有《公羊條例》一書，使公羊學說條理化，以便學者提綱挈領，掌握要點。
東漢末何休作《公羊解訪》，就曾“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何體《自序》）。胡毋生還親自傳學，擴大了公羊學的傳授面。他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列。年老，復歸教于齊，“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時的大丞相公孫弘就曾得其師傳。董仲舒對他也十分敬重，《漢書》說：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有曰：“胡毋子都，賤為布衣，貧為鄙夫。然而樂義好禮，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甚可榮也！”（《文館詞林》李固引，見唐晏《兩漢三國學案》） 唐徐彥《公羊疏》說：“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以董仲舒為胡毋生的弟子。吳檢齋曰：“其說但不見于淳史，疑莫能質也。” （《經典釋文序錄疏證》）檢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于《漢書?儒林列傳》。傳曰：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于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頗受焉。而董仲舒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 單以這段文字論，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公孫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呂步舒等�！端鍟�?經籍志》即以嬴公為胡毋生弟子。其實這是班固為了行文簡潔，未加區別。后人又不深考，誤讀其書。這里應于“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毋氏之傳，以下述董仲舒之傳。今中華書局標點本也不分段，是猶承其誤。
據《史記》：“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焙送瑫r并治，并無施受關系。司馬遷《儒林列傳》，先仲舒而次子都。儻仲舒曾師事子都，司馬遷何容疏忽至此！又褚大諸人，《史記》明言“仲舒弟子送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漢書》作段仲），溫呂步舒�！辈⒎呛闵茏�。故陸德明《釋文序錄》曰： “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并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州段仲，溫呂步舒，皆仲舒弟子�！毖灾忚彛蝗莼煜�。唐晏《兩漢三國學案》仍將“而董生”以下抄入胡毋傳中，蓋沿襲舊文，但又于董傳按曰：“胡毋生、派止傳公孫弘一人，故弘居朝專與董生立異，正以流別不同耳�！眲t已知胡董之非師徒矣�！端膸焯嵋�?公羊疏提要》考《公羊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認為“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于公羊子。”然則在公羊氏家學外，因多公羊經師也，董氏何須師事于胡毋氏呢？又《公羊疏》引《孝經說》曰：“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笨梢姸c胡毋生同為子夏六傳弟子。當然，既然公羊壽和胡毋生是首先將《公羊傳》著之竹帛的人，那么在經傳的文本上，董生或許得益于胡毋子都。至于其他，則不可知。 董仲舒與胡毋生同治一經，但各自的貢獻不同。胡毋生筆錄《公羊傳》，并總結公羊例義，使其更加系統。董仲舒則在發揮《公羊傳》微言大義，引經論事，甚至用《春秋》斷獄，將經書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發明獨多。統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學大家，而且都是漢初傳公羊的始師，但是細分起來，胡毋生限于說經，是學問家，是經師；董仲舒則長于論事，搞實用經學，是鴻儒。司馬遷說：“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闭蔷推淠茉浺灾掠谜f的。胡董二人對《春秋》公羊學的大明于漢世，都卓有貢獻，因此在景帝年間雙雙被任命為漢廷博士。
韜光養晦
博士當時是官職，初見于戰國，秦繼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學識淵博。但博士們學業各有專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術士，都濫竽其間。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學博士逃難隱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術之士和阿諛奉承之徒。陳涉起義，許多德生背著孔子的禮器投奔陳王，去尋找出路�？鬃拥陌耸缹O孔鮒即為陳涉博士，最后還與陳涉一道捐軀，成為歷史上為理想而獻身的名人志士。漢興，儒生又投奔了漢朝，漢亦設博士之官，以安撫之。漢高祖曾起用叔孫通制定朝儀，初嘗儒雅的美味，由于忙于剿滅“殘匪”，干戈未解，未暇大興儒教。孝惠高后之時，“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書生分羹。文景之時，名士碩儒頗有為博士者，如《詩》有博士轅固生、韓嬰，《書》有博士張生、歐陽，《春秋》則有胡毋生、董仲舒�！睹献印贰ⅰ稜栄拧�、《孝經》亦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他們只不過具員領俸，沒一個受到重用（《史記?儒林列傳》）。再加之“竇太后又好黃老”，諸博士不僅難以儒業得幸，而且還有觸忌犯諱之虞。竇太后曾問《詩》博士轅固生《老子》之書，轅固生說《老子》是淺俗的“家人之言”，竇太后憤而罵五經為“司空城旦書”（猶言刑徒之書。司空，掌建宮室及筑城。始皇焚書，令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黥為城旦。），并令固生徒斗野豬，幸而景帝給他一柄利劍，才免于橫死。眾博士看在眼里，懼在心上，哪里有暇宏揚儒業，經世先王！有的竟紛紛找借口辭掉博士之職，逃之夭夭。如轅固外調清河太守，韓嬰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干脆以年老為由，告老歸家，居教鄉里。’ 董仲舒在此期間亦韜光養晦，政治上一無建樹。但他并沒有消極適世，他一方面廣招生徒，私相傳授，為漢朝培養了一批推行儒學的合格人才�！妒酚洝氛f董仲舒弟子通經學者“以百數”，而且都很出色，褚大為梁相，嬴公為諫大夫，呂步舒為丞相長史，吾丘壽王（稍后）則官至光祿大夫侍中。大史學家司馬遷也曾師從董仲舒，《史記》中對董仲舒的《春秋》之學多所闡發；也正是受孔子困厄著《春秋》、左丘失明著《左傳》事跡的鼓舞，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發憤撰著《史記》這部千古名著。另一方面，董仲舒又謹慎地觀察現實，潛心地研討百家學說，特別是深研漢初以來一直占統治地位的黃老之學。他要構建一個前所未有、兼容諸子百家的新儒學體系，以適應西漢社會大一統局面，以求積極有為之效。他在待價而沽，應時而出！
天人三策稱圣意 董生一舉天下知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駕崩。景帝是繼文帝之后，又一個奉行黃老清靜無為、與民休息之治，從而實現“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稱景帝時期，倉稟豐實，府庫饒財，移風易俗，黎民淳厚，西漢社會從經濟到治安都達到了農業社會美好的極點。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無為放任，諸侯驕恣，豪強坐大，商業地主侵漁細民，割據勢力業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臨，匈奴寇邊……班固論當時形勢曰：“漢興六十余載，海內義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漢書?公孫弘傳贊》）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漢社會實已潛藏著嚴重的危機。急需有為之君起而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制禍患于未發，防斯民于土崩；更進而結束無為之治，乘倉實財饒之運，大興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礎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禮樂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個繼體守文之君，他實現文景之治的最大奧秘只是“無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時讓其自創財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來與其說是文景君臣統治得好，不如說是放松統治的好。怎樣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實現大治，文景君臣就無能為力了。這個使命歷史地落到了漢武帝的身上，漢武帝的繼位，給西漢社會帶來了新氣象，也給儒學帶來了復興的希望。十年磨一劍，三載不窺園的董仲舒，正好趕上了這個機會，真是千載一時，三生之幸！
漢武帝劉徹，是景帝的中子，愛好文學，崇尚儒術，雄才大略，朝氣蓬勃。他講文治，修武功，北擊匈奴，南撫百越，西通西域，東郡朝鮮。西漢帝國聲威大振，號稱極盛。他在位時期也是西漢人才最盛的對期�！稘h書》稱贊說：“群士慕向，異人并出。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薦）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制誥）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莊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調制音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托孤）則霍光、金日?；其余不可勝記！”（《公孫弘傳贊》）真是人才濟濟，群星燦爛，“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同前）！西漢此時之所以如此群賢畢集，廣得異材，固然與漢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關，更是他求賢若渴，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直接效驗。而其選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經常性下令郡國及百官公卿舉賢才、薦奇士和下令郡國立學校、修儒學。據《漢書?董仲舒傳》所載，漢武帝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發（倡議）之�！笨梢姖h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選舉與儒學，而選舉和儒學的提倡則發自董仲舒。由一個儒者之議影響朝廷的決策，由正確決策導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來西漢帝國的極盛局面。于此，誰還會說德生無用呢？此乃“無用”之大用！“無用”之妙用！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時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的施政方針，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直言極諫之士”。這次應舉者百余人，莊助為舉首；公孫弘以明于《春秋》中選，為博士；轅固生亦以賢良應征。其余學申不害、商鞅、韓非法家之言，操蘇秦、張儀縱橫之說者，一概罷黜，不予錄取。董仲舒是否參加這次對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對策，《漢書?武帝紀》記于六年后的元光元年（前134），《資治通鑒》載于建元元年。《漢書》所記可信。對策說“今臨政愿治七十余年”，從高祖元年（前206）至建元四年（前137）才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對策，不得稱“七十余”，而至元光元年則為七十四年，可以說“七十余年”。
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對，很可能與當時政局有關，那就是竇太后仍然健在。竇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親，武帝祖母，她好尚黃老，憎恨儒學，菲薄五經。武帝即位，被尊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請她首肯。此時自然還不是推行儒學的時候。事實上，儒學剛一抬頭便遭到竇太后的嚴勵摧折。元年夏，漢武帝任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為太尉。竇、田傾向儒學，推薦儒生趙絡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趙、王二人是詩學大師申培的弟子，建議立明堂以朝諸侯，用“束帛加壁，安車蒲輪”的特殊禮遇將申培從山東接來，商議明堂禮制。似乎墜給將振，”儒運當興。趙綰一時得意，竟要漢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以便推行儒術。結果竇太后大怒，私下調查出趙綰、王臧貪污事實，責問漢武帝，武帝將二人下獄，迫令自殺謝罪。竇嬰田?亦免職反省。申公以老疾為由，旋歸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個建元時期，儒學都受壓抑，在艱難中掙扎。直到竇太后亡故之后，儒學才真正迎來了復蘇的春天。董仲舒也才應時而出，適時地喊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長期郁積的心聲。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竇太后死，黃老之學的最后一個頑固堡壘消失了。六月，武安侯田?復出為丞相，堅冰已經打破，阻礙已經消除�！抉R遷說： “及竇太后崩，武侯田?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史記?儒林列傳》）。儒學的真正復興和走俏是在竇太后崩后，而為儒學的走紅作好理論準備和輿論準備的，則是次年董仲舒的賢良對策。如果以竇太后薨作為漢代學術崇尚的轉折點，那么董仲舒的對策無疑就是儒運宏昌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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